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红

兴国在年轻人中并不算出名，我便从来没听说过，若不是此次前去采风，我也许终生都不会与这座赣南县城有什么交集。不过，略微上些年纪的人似乎都多多少少对此地有点了解。南昌到兴国的高铁上，我坐在最后一排，听前排几位老师聊天，说到两三年前来时吃过的四星望月，又谈及毛主席的《兴国调查》，再然后是《长征组歌》，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无人不知，收音机、电影里翻来覆去地放，以至于在兴国现场观演时，邻座的老师能将我闻所未闻的十支曲子全部唱下来，还指出演员学的是总政，而非北京军区版本，着实令我惊讶，顿又生出几分敬意。

想来兴国出名走的是上层路线。1955年大授勋时，兴国籍将军共有56位，其中上将两位，分别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萧华和最高院副院长陈奇涵。毛主席为兴国题词：“模范兴国”，兴国人将此四字印得满处都是，景点门票上有，餐厅茶杯上有，酒店毛巾上还有。采风路上，我们走过将军园、将军馆、将星路、将军大道、将军大桥、将军宾馆、将军中学、将军广场，一路上民间店铺冠以“将军”之名者更加难以计数，兴国人的确颇引以为豪。

如果说将军园是大人物彪炳史册的见证，那么烈士园则保存了这座赣南小城的无言付出。兴国并不是出将领最多的县，却是出烈士最多的县。全县23万人中，参军9.3万人（其中有一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少共国际师”），烈士5万余人，姓名可考者23179人，有尸骨入坟茔者10566座。中国封建时期常见的征兵制度是三丁抽一，至五丁抽一时便异常难行，然而兴国人却在自愿的情况下有近半数人口投身革命。这固然说明兴国人的觉悟与热情之高，不过民生之艰苦也并不比二者程度浅，但凡能够寻条活路，不会有如此多人走向战场，而少共国际师的出征也意味着一整代中青年的消耗殆尽。

我们的祭拜正值雨后，团团云雾将不远处的山脉拦腰斩断，偶尔有风吹拂，苍青色的山尖便穿破一点云雾显现。云雾似水在空中流淌，静寂无声，大地也是一样，四下只有踩过凹凸不平的石板时积水的响动。纪念碑前是黑色大理石筑成的火台，火焰终年不熄，它在黑夜传播光，在白昼散发热，不动声色地燃烧，跃动在拜奠者的眼中。默哀后，我们前往馆内参观，讲解员介绍了许多，如今却记不真切。唯一记得的便是她在讲解结束时说自己是烈属，祖母和母亲抚育她成长，我问她这份荣光背后应当也有许多周围人不解的痛苦吧，她脱口而出，说本地人的情况基本上和她差不多，全是烈属，让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走出展览馆是一条黑色长廊，一侧墙面密铺纯黑花岗岩，整面墙三人多高，从天到地漫漫铺展延伸开去，斗折前行，九曲回环，通向纪念碑广场，一眼望不到尽头。墙上是烫金字写就的烈士名录，兴国历史上宗族文化浓厚，许多人明显是按族谱取名的，整整齐齐全是三字名，但也有例外，诸如“郑二月生”“陈三女”“李六子”之类的姓名亦是不少。两万多人曾存在的痕迹与证明，我们五分钟就走过了。绕一圈回到广场，纪念碑依旧矗立，眼前是一团焰火正在燃烧。

我想到一句话：“心脏于第21天出现，到第30天左右心搏开始出现，从此再不停止，直至死亡。”设若红色兴国有魂灵，而这魂灵也靠一颗心脏驱动的话，我认为这心脏便是烈士园，再无他者能够担此重任。

二、黄

兴国自古以来便处在中华文明圈的内层，秦时属九江郡，直至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取年号名，设兴国县，此后不再更名，传承千余年至今。“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征之一，冯友兰曾言：“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负责则人严肃，能外物则人超脱。超脱而严肃……才真正是‘中国人’。”从这一点看，兴国正是中国文化根脉上生长出的悠远枝丫。

西晋建兴三年（315），葛洪为避永嘉八王之乱余波，自广州乘船而上，沿贡水，溯游从之，乃抵兴国治平观。葛洪于此著书立说，炼丹布道，今尚存“葛洪井”与“洗药池”，相传为葛洪所用。居兴国一年间，葛洪救人无数，并编巨著《抱朴子》，创新了道家理论框架。不过，神灵仿佛并未因人间的理论创见而赐福，次年，长安陷落，愍帝降；又一年，刘聪杀愍帝，西晋王朝的寿命同这位18岁的少年君主一道过早终结了。

仁宗庆历四年（1044）秋发生了一件大事，北宋与西夏正式议和，终结了持续数年的宋夏战争。正当议和文书化作天平与钥匙，将西夏的臣服与北宋的绢布、白银、茶饼等量代换，进而打开边境贸易榷场之时，很少有人在意，程珦正携二子入兴国为县令。前任县令用严刑峻法，征敛重税使得官民对立，程珦到任后轻徭薄赋，严格治官，鼓励农桑并大兴义学，兴国面貌不到两年便焕然一新，政教大治，兴国人民由是感激程珦，为其修建了“三程过化”牌坊与“三程祠”。相比于程珦，人们或许更了解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一位叫程颢，一位叫程颐，二人与朱熹共同构建起程朱理学，开启了宋明儒学新篇章。

南宋咸淳八年（1272），忽必烈定都元大都，文天祥初次造访兴国，题匾“永镇江南”，以示抗元决心。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再入兴国，设督府于此，兴国由是成为抗元中心。越国公钟绍京后代钟绍安响应文天祥，毁家纾难献出全部私产，招募兴国义士八百，率兵同元军激战，八百人终无一降元，却也无一生还，文天祥只得辗转南下。祥兴二年（1279），元军猛烈的火炮将南宋千艘楼船悉数击沉，陆秀夫负幼主跳海，赵宋王朝就此宣告破灭，文天祥于七年前写下的誓言终被铁蹄与马鞭撞碎。

中国人有着登高必赋、临古必哀的传统，我亦不能免俗。潋江书院本就是古建筑，此刻光线昏暗，四合高耸的屋脊又将现代事物全都隔绝在外，再加之江南地带十一月的细雨，更添几分悲戚，中国人对此很难不触景生情。当是时，雨水从檐上汇聚滴落，注进天井下的方形水窨，一束天光直直地飘洒下来，将池水照彻，空明若虚无。

葛洪、“三程”、文天祥不可不谓是人杰了，然而丹方同宗教抵御不了五胡乱华的号角，儒学与书院难以逆转日渐颓唐的国势，气节和热忱在压境大军面前仿佛也无济于事。他们的功绩终受世事倾轧，到头来也如这方池水般空无。是否有些事物是能够不被时间磨损，直抵永恒的呢？我想也是有的，他们的功绩会蒸腾消散，但他们的信念却能一直如同光束穿透暮夜与迷雾，给身处在历史与命运十字路口的人们以方向，或许这就是太上三不朽以“立德”为首的原因吧，而这种德行也正是中华民族代代赓续的心灯。

三、蓝

兴国山歌一绝，名篇迭出，那首著名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便出自兴国人之口。我在游览时也数次听人唱过，歌者嗓音皆通透清亮，竹笛声般穿云而上，远听更觉圆润光华。山歌多是唱给别人听的，故而若要使对面山上的人听得清，非唱这种调子不可。不过，我听的时候偶尔思忖，漫长得近乎永恒的时间里，兴国人有没有几支唱给自己听的山歌？我想应当也是有的，但也许要追溯到比遥远这个词本身更加遥远的年代，那时人们不善言辞，只懂得赋诗与歌唱，换言之，只懂得歌唱。

兴国人多是客家人，兴国山歌是客家人的歌。客家人有五次大迁徙，第一次是西晋南渡，而客家人迁徙到兴国的时间却在王与马共执权柄之先。秦王政在位时，修筑阿房宫与陵墓两大工程，骊山大树被征砍尽，而南方多名木、古木、巨木，故王遣人南下伐木，有一支便来到了兴国洛山。秦骤亡后，洛山工兵滞留在兴国，采木实为生，自名“木客”，时间一久便不再返回，扎根此地居住，由是，兴国山歌也被称作木客山歌。

或许是因为兴国地处偏远，秦至南北朝千余年间并无太多关于兴国山歌的记载。现今可考最早的兴国山歌诞生自隋唐时期，有两首，一曰《答人》：“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一曰《沽酒》：“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两首诗都写得有趣极了：枕着石头入睡颇有刘伶“以天地为栋宇”之随性洒脱，而松木总让人联想到寒冷、云雾、药香；选择前往历法不存在的山中生活，实质上是歌者斩断了农耕时代的社会联系，于是曾经被内化的客观时间意识被体感取代，冬日已然过去，春天更不知会在何时终结，所答的“人”仿佛并非“他人”。不喜俗世生活的歌者只会因一种东西重返人间，那就是酒，然而对酒的热爱与对丘山的向往相比，还是后者更胜一筹，因而作者满饮此壶后便急匆匆地重返月下林间。这种饮酒如饮水之嗜，爱自然如爱自我之风，无不让我们联想到同为江西人的陶渊明。兴国人无疑在山林之际察悟到真谛，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忘记如何言说，故而纵情高歌，这一点正如苏轼在《虔州八境图八首》中所书：“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

有首客家山歌这样唱：“新作蓝衫绲双襟，步步连来爱钩针。”每个客家人的衣柜里必有一件蓝衫，客家人爱称其为“客家蓝”，并将其作为民族标志性色彩，这着实浪漫，同天空与海洋共享一种色彩。不过，客家人多着蓝衫现象背后，有极为现实的原因。

客家蓝衣多用苎麻纺织而成，这种作物不用播种，每年春风乍起时便自觉地从赣南丘陵山地里冒头，长出来后也无须人悉心照料，它会餐风饮露，人只要等着采摘便好。野生苎麻一年还能收三次，农谚云：“头苎见秧，二苎见糠，三苎见霜。”此外，苎麻用途还广，苎麻长在地里能保持水土，叶片摘下来能当菜吃，茎皮剥下来能纺布，就连根须晒干了也能入药，苎麻家“满门忠烈”。客家人以苎麻纺成木黄色的布后，便用同样“满门忠烈”的蓝草放在锅里和苎麻布一起煮，捞出晾干后，客家蓝就染成了，蓝衫穿在身上，客家人读书、耕作、做活时简便轻快，也不容易脏了。

生活是人的积淀，是历史的当代变体，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地点、熟视无睹的瞬间，也曾熠熠生辉，敲之铿锵若琉璃。只是日子一久，声色团团块块凝冻起来，变得缓慢了，厚重了，方才褪去艳色，正如七彩光聚合为白光。

兴国亦复如是。

【作者简介：毕晟，200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