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七六年，我爷爷去世了。那年，我七岁。

现在，我已经活过了爷爷去世的年龄，回想起那个夏天的下午，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爷爷像一只困倦的猫，蜷缩在一张陈旧的凉席上，凉席铺在大门过道里。午饭后，爷爷说要在大门过道里歇会儿。大门过道，是夏天最佳的乘凉处。奶奶蹲坐在他的旁边，一直伺候着。躺下一会儿，爷爷先说不舒服，头有点晕，可能血压高，就让奶奶拿来降压药，就水吃了一片。过一会儿，爷爷又说心脏不舒服，跳着没劲，又让奶奶拿来一片养心的药片吃了。又过了一会儿，爷爷又说，还是不舒服，赶紧叫振国来。

振国是我们公社医院最有名的医生，从我记事起，在爷爷家来来往往喝酒的人群里，就常见到他瘦高的身影，爷爷去世那年，他已经是院长了。

“小儿，赶紧去大队部，给公社医院打电话，让振国来，说你爷爷病了。”

奶奶吩咐我时的表情，已经毫无印象，但这句话五十多年了，依然记在我的心里。

五十年后，我坐在天津五大道上的办公室里，心里很是纳闷。现在手机普及，网络发达，微信微博功能强大，尚且有找不到人的时候。而在当年，一个村一部电话，一个乡一个总机，一个公社医院一部电话，怎么会想找谁，就能找到谁？

记得我走回家时，公社医院的振国医生已经蹲在爷爷身边了。他手里拿着针筒，正在往爷爷的胳膊里推“强心针”，这是我从大人嘴里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门过道的水泥地上，散乱摆放着振国医生带红十字的医药箱，血压计等物品。振国医生瘦高的身影蹲在爷爷身边，爷爷显得更加瘦小。他打完针，就坐在小大门过道的小马扎上，抽着烟和大家聊天。这时的大门过道里，除了奶奶、叔叔、姑姑等自家人，又来了几位本家的人，显得十分狭窄。大家围着爷爷，轻声询问、讨论着爷爷的病情。爷爷仍然蜷缩在凉席上，没有什么声息。当时我在哪？我大概就在大门口和别的小孩一起玩耍，不时又进到大门过道里来看一眼。记得过了一会儿，振国医生说，不行再打一针强心针，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后来又打了一针，后来，真就没办法了，爷爷就走了。

我不记得自己有过悲伤，心底里，倒可能有一丝莫名的恐慌和不安。那时的一个小男孩，或许潜意识里知道，过早失去了爷爷，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九岁的爷爷，是一只油亮的豆腐梆子

我所知道的爷爷的身世，他最早的童年时光，不是来自家人，而是来自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们。那时是特殊年代，我的爷爷从村子最高领导者成为批斗对象。学校的墙上贴着批判爷爷的大字报，班里的同学们随便拿本书或者木板，一边模仿敲豆腐梆子，一边走在我面前，打着节奏念顺口溜：

“旧社会，爷爷苦，七岁八岁卖豆腐。”

听到这些，我虽明显知道是不怀好意，但也置之不理，像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样。过了两天，不知是老师干预了，还是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就没人再对着我念了。晚上回到家里，吃完晚饭，有串门的邻居来，我听到大人们轻声的交谈中有这样的话：

“还把人家小时候卖豆腐的事都写出来，旧社会，谁家不得过日子？”“从九岁就开始卖豆腐了，现在小孩们哪行。”从这些话里，我知道，那些同学的顺口溜虽不准确，但是爷爷确实在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大人做生意卖豆腐。

我们家有一只枣木的豆腐梆子，放在厢房杂物间，上面落满了灰尘，小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的用途。我想象不出爷爷九岁时，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样子。我小时候见过乡村卖豆腐的：敲着一只油亮的枣木豆腐棒子，走街串巷，很是洒脱的样子。滴着水滴的小推车，方方正正的木头匣子，白色发黄的纱布，黄铜的精致的豆腐刀子切割豆腐，就像在水中行走。豆腐一毛一块，相当于现在两块一块了。有人买回家吃，有人买了就在摊子旁边吃。那时，我并不知道“清早起来卖豆腐”的辛劳，初中时，甚至一度想辍学卖豆腐。

我一直想象不出爷爷卖豆腐的场景。社会变了，时代变了，那时据说是担子，不是车子。当时的我努力想象，脑海里浮现的，也不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一个积极阳光的少年、一个很多人乐意买他豆腐的少年的影子。而实际上爷爷的形象，从小就比我的想象，要更有光芒。这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不断地被证实。

二十多岁我刚到大城市工作时，在报社当记者。某次去驻地部队采访一位连长，刚一开始，连长就问我，听你口音是河北人？我说是的。连长问，河北哪里的？我说某某县的。我问连长，您是哪里人？连长说我也是这个县的。我问哪个村的？连长说城北庄的。我说您贵姓？连长说姓魏。我说这村只有一家姓魏的，是我魏爷爷家。连长说，那是我亲大伯啊！我说这太巧了，咱是亲戚啊！

这个魏爷爷，就是我爷爷卖豆腐做生意时期结下的发小。这门亲戚，其实非亲非故。但在我老家，由于走动得比亲戚还亲，已传为佳话。当时我爷爷在集市卖豆腐，旁边是摆摊卖针线的魏爷爷。豆腐担子宽，魏爷爷主动往旁边让了让。

“吃块豆腐吗？”快中午了，九岁的爷爷扭头问集市上摆摊买针线的魏爷爷。

“不吃，没钱，一桩像样的买卖没做成，就一个老太太买了两分钱的针。”魏爷爷说，十岁的脸上写满落寞。

“什么钱不钱的，先吃着，不要钱。”爷爷大方地递过一块热豆腐。

“真不要钱？为什么？”

“真不要钱，看你顺眼。”

“那我就吃了，我看你也顺眼。我口袋里有炒花生，你吃吗？”

“吃，吃。”

两个少年相视灿烂一笑，应该是集市上最温暖的光亮。

魏爷爷比我爷爷还大一岁，但是俩人一见如故，两个人的友谊，在我爷爷去世之后，在魏爷爷去世之后，还一直沿着血缘传递。不止友谊，早已按农村的规矩，连红白喜事都动着了。农村的这个“动”，不是朋友间的礼仪，一般是严格按血缘进行的。

十五岁的爷爷，是一把寒光闪闪的攮子

十五岁那年，爷爷放下了油亮的豆腐梆子，拿起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攮子。

攮子，一种短而尖的刀，学名匕首，在各地，它各式各样。我儿时所见到的最多的一种，手柄圆且中空，是可以插入木棍当成红缨枪或梭镖的，或者说，它就是从梭镖或红缨枪上拔下来的。

滹沱河水见过多少人世沧桑？它从山西出发，曲曲折折，从古至今，从山到海，一路奔腾，可它什么话也不说。滹沱河滩有多么肥沃？里面掩埋着多少人的血肉？革命志士的、普通百姓的、日伪汉奸的。春天，大片大片的茅草拔地而出，金黄的沙滩上冒出一丛丛翡翠的簪子。我和小伙伴们相约而来，拎着小篮子的、背着小筐的。我们拔出茅草锥形的花序，剥开嫩嫩的草叶，咀嚼吮吸清甜的汁液，我们把这叫“锥锥”。还没完，我们又用铲子挖开湿润的沙土，挖出茅草白嫩的根茎，依然放进嘴里去咀嚼，里面便有更饱满更甘甜的汁液涌出，我们叫作“甜蜜根儿”。到了夏天，河岸沙滩上，一丛一丛红色的柽柳望不到边际，每一丛都比大人们还高出许多，那是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最佳场所。我知道，到了秋天，大人们会把柽柳砍下来，有的拉到集市上卖钱，有的用来编织粮囤，还有的用来编织大大小小的簸箕、篮子和筐。我有一个割猪草用的小筐，像个精致的玩具，就是爷爷用细细的柽柳编织而成。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成片的柽柳，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爷爷带领村民种植的经济林木。记忆里那些茂盛的柽柳，后来随着分田到户，被后来的村委会，连同大队部一同卖给了私人。连剩下的虬曲盘旋的老树根，也被彻底挖出，被人们拉回家中烧火做饭了。到我参加工作，走过滹沱河滩，光秃秃的沙滩上，连成片的茅草都没有了。现在的滹沱河平时没水了，孩子们也不会抽锤锤，挖甜蜜根儿，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家园，往日曾经有过柽柳摇曳河水奔流的旖旎风光。

日伪盘踞时期，日本鬼子的炮楼就建在邻村的滹沱河畔，抬头就能看见。鬼子以此为据点，抢粮食抓人，杀共产党杀老百姓，天良丧尽，坏事做绝。在鬼子扶植的维持会里，有根儿里就坏的汉奸恶霸，有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也有被逼无奈的穷苦百姓。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里，爷爷放下油亮的豆腐梆子，拿起寒光闪闪的攮子，带领抗日民兵联队，在县武工大队指挥下，开始了抗日锄奸保家卫国的革命生涯。

爷爷去世很多年之后，他的一位战友来我家，给我讲起他和爷爷处决汉奸的故事，一般就是找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这个人从家里绑出，拉到滹沱河滩用攮子执行，绝不会手软。我还问，怎么不枪决呢？那位爷爷告诉我，不能枪决，枪子太金贵，还要留着打日本鬼子。

十七岁的爷爷，是一杆锃亮的汉阳造

十七岁那年，爷爷有了自己的枪，一杆锃亮的汉阳造。县武工大队长亲自把这杆枪交到爷爷手里。我相信，那时的爷爷，一定打了个漂亮的立正。

那以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实现疯狂的侵略目的，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用铁壁合围等战术在冀中发动了更加残酷的扫荡，肆意屠戮奸淫掳掠。史志上的一桩桩惨案，记录着日军的滔天罪行。维持会中的汉奸，开始明目张胆与共产党作对，意志薄弱的墙头草，开始为日军或公开带路，或秘密报信，让抗日民兵联队恨得牙根痒。爷爷带领民兵兄弟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浴血奋战，巧妙周旋，一次次扰乱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次次让敌人的抢粮计划落空，一次次惩治汉奸狗腿，一次次营救出被抓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成为县武工大队的得力助手，立下了血汗功劳。这期间，日本人为了报复，在汉奸的带领下，先后把爷爷的两位叔叔抓走杀害了。

救人需要胆量，但仅有胆量是不够的，还要智慧。即便到了今天，想起爷爷那时的革命生涯，我依然提心吊胆的。倒不是为冲锋陷阵，血洒疆场，而是处理复杂微妙的各种危险关系。比如，维持会的人有的就在本村，都熟悉，和村委会、民兵联队的人还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他们是忠是奸？还是时忠时奸？还是此忠彼奸？有时要震慑，要惩治，有时还要利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兵不厌诈、瞬息万变等词语，都难以描述那种走在刀锋上的感觉。

那时，和周边做事的人相比，爷爷一直是比较年轻的那个。面对村委会民兵联队的老同志，面对复杂构成的维持会，面对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如何实现自己的目的，如何做出必要的迂回，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毫厘之差，生死之别。

二十岁的爷爷，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党章

勇猛也罢，智慧也罢，果断也罢，迂回也罢，总之，爷爷始终把当时地下党和武工队的方针政策和各种要求都贯彻落实得不错，因此，二十岁的爷爷，拥有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党徽。那是一九四〇年，这个时间，是我父亲亲自去查的档案，并清晰地刻在了爷爷的墓碑上。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爷爷，和之前的爷爷，还是一个爷爷，只不过有机会受到更多党的教诲指引，开始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对战友更团结，对敌斗争更加顽强。一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把蒋介石的部队赶到台湾，爷爷的革命劲头始终如一，革命热情始终如火。

如今，村里和爷爷同辈的人都已经去世了，爷爷在外地的战友，我所知道的也都已去世。他们在战争年代革命生涯中的真实故事，无论在档案里，还是活人的记忆里，都所存无几。我自己虽然搞过地方志编纂，也没有搜罗到多少关于爷爷的故事，有的，只是零星听到的片段。

晚年和孩子定居天津的一位爷爷，比我爷爷还要大几岁，爷爷去世之后仍常到我家，和我父亲喝酒，偶尔讲述当年的故事。儿时的我，从旁边也能听到一言半语。

“那时候，咱们的人白天睡觉，晚上就去鬼子炮楼下面放冷枪，让他们一夜不能睡觉！”

“那时候，我长了一身疥疮，你爷爷也不嫌我，两人还挤一个被窝。”

晚年他回老家，我们在县城街头偶遇，这位爷爷满脸兴奋：“真欢喜，这孙子都参加工作了，咱们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啊！看，你爷爷我也不老！”说完，八十岁的他立即来个了童子拜观音，单腿屈膝蹲下又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理解得了战争年代的友谊呢？那时的爷爷，顶多算青少年，比刘胡兰大不了几岁。

让我佩服爷爷的，还有他的思想政治工作。案例之一就是，我们村有三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竟然都经爷爷劝说，留在了大陆。确切说是留在了村里，没有跟蒋介石跑去台湾。我不知道当年他们怎么联络的，怎么交谈的，我只看到结果摆在面前：一位留在村里，彻底解甲归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种地；一位操起算盘和毛笔，做了村委会的会计；一位在国民党那边颇有战功的，隐姓埋名，做起了小学老师。当然，这个隐姓埋名是针对外界，底细爷爷和组织一定掌握，并保守得很严密。特殊年代，这位黄埔生作为国民党反动派被揭发了出来。揭发人不是爷爷也不是村委会的干部，而是他自己家的亲戚。

他们三位，都比爷爷活得长久。

三十岁的爷爷，是一根闪亮的长鞭

长鞭那个一甩叭叭地响，

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

劈开那个重重雾闯过那道道梁，

要问大车哪里去吔，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看过电影《青松岭》的，应该都熟悉这首歌，并记得主人公赶着大车意气风发的样子。在我印象里，我一直觉得爷爷包着白羊肚毛巾、挥着一根闪亮的长鞭赶着大车的样子，比这个电影的主人公还要帅气，还要意气风发，还要斗志昂扬。

日本鬼子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跑了，人民解放了，各级人民政权光明正大建立起来了。上级领导跟爷爷谈话，推荐他进城，去城市当干部。刚建国，城市缺干部，尤其缺忠诚于共产党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不少人服从组织安排进了城。他的顶头上司，县武工大队长，早已成了中原某个城市的副市长。面对这条光明大道，爷爷却说：

“我不去了，我没文化，好不容易建了政权，还是让我守在村子里吧。”

没文化，的确是爷爷的短板，他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的字真不多。不过，那时的基层干部有多少有文化的呢。没文化，并不妨碍他做生意，不妨碍他抗日锄奸，保家卫国，以后也没有妨碍他领导村集体发展经济。况且，那时的爷爷还年轻，才三十来岁，什么都可以学啊。上级一再劝解，爷爷一再坚持：

“我不去了，家里老娘也没人照顾，还是让我留在村子里吧。”

爷爷说的老娘，就是从小把我看大的老奶奶，其实是他的婶子。他的叔叔被日本人杀害，老奶奶没有后代，爷爷就过继给了老奶奶当儿子。

回乡探亲的武工大队长也劝过爷爷：

“老陈啊，跟我来干吧，新中国成立，到处缺干部，咱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一起工作多踏实。”

“大队长，我就不去了。我没文化，到城市里给您丢人，再说，家里老娘还得我养着。”

“文化，咱可以进城学嘛，老娘，咱也可以带着进城。”

“那更不行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在村里待着吧，咱这滹沱河两岸，打走日本人，打走国民党，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不容易，有我守着，您在城里工作绝对放心。您想家了，就随时回来看看。”

爷爷就这样轻易放弃了进城当干部的机会，留在了村子里，又当了二十多年的支部书记。放弃这样的机会，今天很多人或许会扼腕叹息，我倒是特别理解爷爷当时的选择。好不容易解放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不用天天脑袋别腰里过日子，该安安稳稳享受太平生活了，多好！我甚至觉得，爷爷当时说不定都有个想法，重新捡起那把油亮的豆腐梆子，走街串巷继续卖豆腐。

爷爷没有捡起那支油亮的豆腐梆子，他把自己那把闪着寒光的攮子，那杆锃亮的汉阳造，细心地进行了最后的擦拭，珍藏进正房最西头的坐柜，吧嗒一声锁好，然后转身走出屋，拿起了一根闪亮的赶车鞭子。

那根鞭子我太熟悉了，鞭杆由三根细竹枝缠在一起编成，越往上越细，金光闪耀，两米来长，比他的那杆汉阳造还要长出一截。细细的鞭杆头上，拴着由粗到细三股麻绳编成的鞭穗，渐细的鞭穗尾部，接上一根细长坚韧的牛皮鞭梢，用力一甩，那鞭子便在空中闪出优美的弧线，和空气共同作用，发出威严而清脆的叭叭声，多烈的骡马，听了都服服帖帖。

挥着这根闪亮的鞭子，爷爷开启了新中国的农村建设。

爷爷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解放生产力。他就是朴素地感觉到，老百姓纯靠人力种地太累了，他首先做的，就是一步步地为各生产队配齐种地用的马匹。马能拉土拉肥料拉粮食，马能拉着耧车播种拉着犁铧耕地拉着耙盖地。谁家有事，马能拉着病人上医院，能拉着彩礼娶媳妇。虽然毛驴老牛也有这等功能，但和马匹比起来还是逊色许多。爷爷找县里找公社找邻村，舍出老脸面，调配筹集购买马匹的资金，带领村委会干部，去内蒙古，去东北，一次次买回质优价廉的马匹，次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极大提高了我们村的农业生产水平。我觉得这当中，爷爷做生意时结交的朋友，应该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他村庄听到看到，也来找爷爷，要求为他们村购买质优价廉的马匹。爷爷便和村干部再次出行，不仅为邻村买回满意的马匹，有时还能给本村干赚一匹马。

除了解放生产力，爷爷还开始优化主要农作物小麦和玉米的种子，托人搞到县里最好的种子，以降低灾害提高产量。爷爷同时注重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前面说到的柽柳就是之一。他说，不仅要让老百姓嘴里有吃的，手里还要有花的。除了在我们村的滹沱河滩种满柽柳，爷爷还带领群众，把通往外村的所有道路都种满了柳树。到我上初中走读去邻村，这些大柳树粗得我已经抱不过来。夏日到来，浓荫匝地，像一条绿色的隧道。为了让乡亲们吃得更好，爷爷还让各个生产队自己种蔬菜，自己做大酱、做豆豉、榨油，分给各家各户。我还曾提着黑陶罐子，去生产队排队分大酱。那种把馒头发酵放到大缸里封三个月做成的大酱，无论炒菜还是做馅，在肉类稀罕的年代，香味独领风骚。

爷爷带领村委会一班人马，还建起了大队部。这个大队部，可不只是村委会开会的地方，还是村里办的马毛厂、柳编厂的车间，也是开全体村民会、看电影的地方。逢年过节，村里请来的说书的，演马戏的，也都在这里表演。

没规矩不成方圆，村规村纪，爷爷定得很严。对于村中个别偷偷摸摸的人，爷爷是铁面无情。有一次，青黄不接时分，个别村干部没经爷爷同意，让粮仓保管员打开仓门，背出半袋粮食，正好让爷爷撞见。爷爷大喝一声：“你还有没有王法了！信不信我现在就让公安局把你抓走？”吓得那人不停求饶，赶紧把粮食放了回去。

而对战争年代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军属烈属、五保户，爷爷格外关照，家中没有劳动力的，嘱咐各生产队粮食要照样分配，年终村委会统一协调平账。外村有了饥荒，村干部找上门来，爷爷也基本有求必应，竭力相帮。因此不止在我们村，就在十里八村，爷爷也是颇受尊敬的人。

那时，参军是无上光荣的事情。爷爷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一年一年地送出不少人参军入伍。入伍前，照例在家中请县人民武装部、部队带兵的军官等人在家吃饭。人家大老远来村里领兵，不管饭是不近人情的，支持部队建设，是基层党支部的责任，更是爷爷乐意做的。

爷爷不止送出很多人参军，也送出过干部，送出过工人。参军的，大都复员就又回村了，回来素质就明显提高很多。出去当干部当工人的，基本没有回来的，除了退休后。尤其是到大城市当干部当工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缺干部，也缺工人。爷爷自己没去城里当干部，但知道自己认识的人里，谁适合去当干部，就向上级大力推荐。那时北京天津的国棉厂、铁路局缺工人，招工指标给到县里再给到村里，爷爷也是认真按照要求推荐。这些工人从我们农村走出去，到北京到天津，到全国各地，因为老实苦干肯学习，大都成为车间里的骨干。如今，他们大都已开枝散叶子孙满堂，有的甚至扎根到了国外。但是爷爷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被推荐到大城市当工人，更别提当干部了。我的父亲倒是被推荐到一家煤矿工作，吃不了苦，又回家种地了。我的两个姑姑推荐到了公社的集体企业，后来黄了，也回家种地了。

但我至今认为，我们后辈，一直在享受爷爷的福荫。尤其是我，尽管爷爷已去世五十年。

最先享受爷爷福荫的，是作为长子的父亲。父亲是老奶奶第一个孙子，从小备受宠爱。长大了，虽是个农民，但不爱干农活，爱走南闯北走京串卫。父亲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爷爷推荐出去的干部主要是工人接待他，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走时还要带点礼物。父亲因此也结交了一批城市二代的朋友，当然这些朋友回老家，父亲也是热情招待。父亲因此成为村里吃过见过的人。这让他颇为自负，经常看不起人，包括自己的叔伯兄弟，嫌人家没文化。父亲走南闯北带回的好吃的，我早已经忘到九霄云外。但父亲爱附庸风雅，他带回的很多书报和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成为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

作为长孙的我，享受爷爷福荫最多的，还是在村子里。记得小时候，大人抱着我上街，别人会抢着抱我。大人带我串门，无论去谁家，都会把家里最好的糖果，从大立柜里掏出来塞给我。稀罕的糖果，基本都是北京天津新疆成都哪个亲戚探亲带来的，托人捎来的。

我想，如果爷爷在天有灵，知道他的孙子成了作家，可能感到欣慰。然而，如果爷爷知道，因为他的早逝，家中大船没有他掌舵，以致航向出现偏差，应该也会伤心。

五十六岁的爷爷，是一只发光的骨灰盒

爷爷的骨灰盒下葬之前，就放在西头那间屋子迎门的桌上。七岁的我晚上进去，看见跳跃的油灯下，爷爷的骨灰盒发着光。桌子左首是宽大的土炕，桌子右首，就是那个上着锁的神秘坐柜。我知道，里面，有爷爷那把闪着寒光的攮子，有爷爷那把锃亮的汉阳造。

爷爷去世十几年后，中国从上到下，展开了一次大范围的社教运动。县里每个机关单位都抽调人，组成工作组下到农村，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十来岁的我被抽调到县里的社教办，每天跟领导下乡，巡回检查工作组的驻村情况，到没到岗，干没干活。中午赶在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吃午饭。有的村是一碗面条，有的村是两个烧饼，有的村在村干部家里做饭吃。有天的午饭，在滹沱河边一个村支书家吃，有酒有菜，还请来了退休的老支书作陪，一看村里老少班子就比较团结。老支书自然是上首主座，大家毕恭毕敬。酒过三巡，老支书随口问我：“小伙子哪个村的？”我说是某某村的。“你们村有个姓陈的老书记，知道吗？”“知道，那是我爷爷。”想不到老支书一听，一下站了起来：“孙子都这么大了？那是我们老大哥啊，来来来，我敬你三杯酒！”

我自诩清高，不喜欢像父亲那样走京串卫，到处联系，但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仍有两家人，就是当年从我们老家到北京扎根落户开枝散叶的人，执意请我去家里吃饭，或请我去看演出。看演出逛公园，必须讲解得面面俱到。吃饭也就是家常菜，但一定是用心的，那种一大家子坐一起谈笑风生，说当年旧事，说村里传闻，不把我当外人的气氛令人感动。同辈人有时更不把我当客人，直接说：“你吃几个馒头？你要吃一个咱就够了，你要吃两个我就在门口再买一个。”年纪大的则说：“到咱家别客气，你爸爸来都不客气，晚上就在咱家打地铺呢。”

我知道，这一切背后，只因为我有那样一个爷爷，虽然他去世了。

如果爷爷能再多陪我们走一程，对一个家庭的影响，一定是不一样的。我研究生毕业时，经老乡推荐，解放军某总部给我发了特招入伍的正式调令，之前，已将我的档案直接调到了北京。这过程中，我自己支付研究生学费成为原单位放行理由之一。天津的一位亲戚，则极力说服我到天津。为了自己的作家梦，我放弃了部队的调令，到了天津海边一家小报工作。我不知道，这家报社当时还只是内部发行。很多同学和同事都为我惋惜，说你在部队总部稍微努力，生活就会很便利，同时也可以当作家。其实，事先我也曾多方咨询年长的师友，莫衷一是，而二十岁出头的我，那时也不了解部队。现在我想，如果身经百战的爷爷在世，一定会为我指出正确方向。现在，夜静更深，偶尔想起这事，我仿佛能听见爷爷在遥远的地方一声长叹：

“小儿啊，舞文弄墨，保家卫国，你说哪个更有出息呢！”

人生没有回头路，认定了就要走下去。我可能辜负了爷爷的期待，但不能让爷爷失望。到天津工作几年后，我分到了三室两厅的房子，装修好了，就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小住。餐桌上随手放着一本在津老乡通讯录，父亲指着上面一个中专学校党委书记的名字说：“这个人是我发小，小时候，我的小人书都给他看，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说：“可能重名呢，就算是一个人，人家是党委书记，你是农民，几十年不联系，人家怎么会认你呢。”结果我中午下班回家，那位书记带着司机下属，已经在餐桌上和父亲喝得觥筹交错喜气洋洋。见到我，书记兴奋地说：“小儿啊，我们混一辈子也就一套房子，你这么年轻就住上了。”我客气地敬酒，书记依然兴奋地说：“我小时候去你家，你爸爸把所有小人书都拿出来给我看，你爷爷还留我在家吃饭，吃好吃的呢，现在我都忘不了！”

曾经有几年，每年春节前夕，县里四套班子会集体来津，慰问驻津干部老乡，汇报家乡发展成就。这次活动，也成为老乡们见面的一次机会。有一年，坐在我旁边的，是市政府退休的一位老处长。也是闲得没事，他问我哪里的，我说哪个村的。他说你们村有个姓陈的老书记，知道吗？我说，知道，那是我爷爷。他惊讶地说：“这么巧啊，我一定得单独请你吃顿饭！我爸爸虽然去世了，但和你爷爷当年是好朋友，当年我们家穷，我到天津上学，路费还是你爷爷出的。”

爷爷去世都五十年了，他的光芒，还照耀着我。

【作者简介：陈丽伟，中国作协会员，天津市作协副主席，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