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日的博山烈日炎炎，古朴雅致的焦家小院草木含韵，风骨悠然。院内四棵老槐修剪利落、枝繁叶茂，月台旁的一棵石榴树最是动人，主干早已风化成天然根雕，像一根盘龙拐杖，根部簇生出一片鲜嫩新枝，蓬勃向上，生生不息。

就在这片红色底蕴与文学气息交融的小院里，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作家读者文学沙龙活动在此举办。活动取“县场”与“现场”谐音，意在让国家级文学资源下沉县城、走进基层、扎根乡土，将高端文学理念与本土红色文脉、基层创作生态深度融合，为淄博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整场活动氛围静谧又热烈，名家与本土文艺爱好者面对面围坐交流，骄阳之下，无人离场、无人撑伞，人人静心聆听、潜心悟道。

活动由刘培国先生主持。对话环节中，他立足淄博本土文脉传承现状和基层文学创作实际，围绕文学初心、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红色精神对当代写作的赋能、基层创作者成长路径等诸多核心议题，与知名作家毕飞宇展开深度对谈。毕飞宇结合自己数十年创作阅历，以及《推拿》《青衣》《玉米》等经典作品的创作心路，分享了质朴而深刻的文学观点。他强调，真正的文学永远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文字最动人的力量，永远来自真诚的观察与纯粹的共情。他还紧扣焦裕禄精神内核，阐释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寄语基层写作者心怀家国、深耕大地，以笔墨记录时代，以文字传递温度，让每一部作品既有文学质感，更有精神力量。

活动最后的互动交流环节格外珍贵，全场仅有两位创作者获得提问机会。第一位是深耕焦裕禄文化的研究者郑良前，第二位便是我。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乡土、挖掘整理淄西红色史料的本土创作者，能够近距离向文学大家求教长久困惑我的创作难题，是莫大的荣幸，更是一次难得的文学洗礼。

我郑重接过话筒，诚恳发问：“毕老师您好！红色文学创作，如何把握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

这是萦绕我心头多年、始终难以释怀的创作困惑。多年来，我深耕淄西红色乡土史料，系统整理挖掘邵大娘地下交通线等革命事迹，笔下时常涉及众多老革命、基层群众，也包含叛徒、汉奸等反面人物。长期创作中，我一直深陷两难：书写正面革命先辈，不用真名，故事缺少史实支撑，显得空洞无力、缺乏说服力；采用真实姓名，又怕简单堆砌史料，把血肉丰满、情感真实的革命先辈，固化成刻板的道德符号。刻画反面人物更是棘手，如实落笔极易引发当地群众对号入座、产生误解；刻意虚化处理，又担心情节悬浮、故事失真，失去红色纪实文学的厚重底色。长久以来，我落笔犹豫、畏手畏脚，写浅了立不住人物，写深了怕逾越尺度，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按住笔尖，让我迟迟不敢落笔。

听完我的问题，毕飞宇并没有直接给出简单的标准答案，而是温和拆解问题本质，一语破局。他说：“你这个问题，中心词是‘文学’，不是‘红色’。”他指出，任何题材的写作，首先要遵守文学本身的规律，夯实小说创作基本功。如果人物、情节、环境这些文学基本要素立不起来，写作功底不过硬，即便贴上红色题材的标签，作品依然没有真正的生命力，更谈不上感染力与传播力。

为了让大家通俗理解文学的普遍规则，他打了一个极为接地气的比方：“你和儿子上街，你儿子告诉你红灯不能过，你却说你是爸爸，能过——红灯停，绿灯行，是基本规则，谁都不能例外。不会因为身份不同、题材特殊，基本规则就可以变通。文学创作也是同理，文学的底层规律，不会因为是红色题材，就可以随意突破。”

朴实直白的比喻，引得全场会心一笑。笑意散去，压在我心底多年的创作郁结，瞬间豁然开朗。

活动结束后，我反复回放录音、静心沉淀，慢慢读懂这番话背后的深意。小说创作的基础，无非人物、情节、环境三者相辅相成。人物为核，情节为骨，环境为血肉，三者合一，作品方能立得住、读得动、传得开。但真正的文学基本功，远不止写作技法，更在于对人性的尊重、对真实的敬畏。

我记得毕飞宇曾说过，小说家最可贵的特质，是真诚、笃定地相信自己笔下的虚构世界，相信虚构背后真实的人性、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生境遇。因为文学创作的本质，终究是写人。本次沙龙中，他对焦裕禄的解读，更是让我彻底通透：焦裕禄首先是心存善良、体恤百姓的普通人，其次才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好干部。他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普通人的本心、善意与坚守，正因真实、质朴、接地气，这个人物形象才格外厚重、深入人心。

反观我自己多年的红色写作误区，恰恰是本末倒置。过去我总纠结于史实与虚构、实名与化名的表层尺度，却忽略了最核心的根本：英雄首先是人。他们有犹豫、有脆弱、有挣扎，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人间烟火。英雄的伟大，不是靠口号堆砌、靠文字拔高得来的，而是在艰苦岁月的一次次取舍、一次次坚守、一次次担当里，慢慢沉淀淬炼而成。

文学的真实，从来不是机械照搬史料、复刻事件。阿Q是虚构的，人性的虚妄与自欺是真实的；人变甲虫的情节是荒诞的，人情冷暖、孤独无助的处境是真实的。文学最高级的真实，是人性逻辑的真实、情感逻辑的真实，是读者读完之后发自内心认同“确实如此”的真实。

想通这一层，我终于明白，长久困扰我的化名、虚实、尺度问题，其实都是细枝末节。书写焦裕禄这样家喻户晓的红色英模，完全不必避讳真名。经典作品能够流传，靠的从来不是姓名，而是让史料中平面的人物站起来、活起来，有温度、有性格、有烟火，让读者看得见人性、读得出真诚。反之，哪怕字字有据、事事可查，一旦人物剥离人性、只剩光环，便是最虚假的文字。

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此刻也深深警醒了我：红色创作可以合理虚构细节，但所有虚构必须贴合生活真实、贴合人性真实，唯有真实，才有力量。就像毕飞宇举的例子，医院同事阅片交流，只会关心“谁看片子、结果如何”，绝不会无谓询问拍摄地点。这细微的生活逻辑，正是文学真实的底气。而我以往创作，常常为了突出崇高、刻意渲染感动，用力过猛反而失真，让红色人物失去烟火、塌了根基。

毕飞宇在活动最后谈到，文学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创作者面对的，是无数具体、鲜活、拥有独立审美的普通读者。能够穿越时光、长久留存的作品，一定是尊重文学规律、扎根生活、忠于人性、真诚书写的作品。依靠题材红利、情绪煽动、刻意拔高的文字，终会被岁月淘汰。他这番话，看似剥离了红色题材的特殊性，实则抬高了红色文学的创作格局：先写好文学，再谈好红色。只有先成为合格、真诚、动人的文学作品，红色精神的传承才有载体、有温度、有力量。

整场名家对话，思想深邃、文风质朴、干货充盈。刘培国先生沉稳凝练的主持，精准串联起高端文学理念与基层创作实际，让专业、前沿的文学思想真正下沉基层、浸润本土创作者心田。对于淄博文艺界而言，这次活动是国家级文学资源落地县域的生动实践，更是本土文脉传承、文艺人才培育、文学事业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有效拓宽了基层创作者的视野格局，更新了本土写作理念，对繁荣淄博文艺事业意义深远。

而于我个人而言，作为一名深耕乡土、记录红史的基层文学爱好者，这次故居问道，是我写作路上一次珍贵的顿悟与成长。

我最大的收获，是彻底走出了多年的创作桎梏。今后书写淄西红色故事、刻画邵大娘等革命先辈，我不再纠结真名化名、虚实尺度的表层问题。我懂得了红色写作的正道：守文学规律，尊人性本真，写鲜活之人。不神化英雄、不弱化细节、不刻意煽情、不生硬拔高。把革命先辈当普通人写，写出他们的坚韧与不易、平凡与担当，让伟大藏于日常，让崇高源于本心。

焦家小院老树无言、新枝向荣。一如文学之路，守真方能致远。往后，我将带着此次名家授课所得，扎根乡土文脉，坚守写作本心，以真实为笔、以人性为墨，用心记录家乡红色岁月，让乡土英雄带着温度与力量，长久流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