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爬上了村庄最高的山坳，这里是我当年三天两头光顾的地方，名字叫风口。与它相对应的，是河流穿过村庄最窄的那一段，叫水口。

站在高处的风中，狭长的村庄，尽收眼底。两边的山，呈奔跑状，扎向天边的绿色屏障里夹杂着橙黄与嫣红，那是风闲得无聊的时候，给山贴上的季节的标签。山与山怀抱的田垄，一大半好多年没种稻子了，曾经供人畜来往的田埂，分割了大片的荒芜，像一条条连接两山之间的羊肠小路，小兽、虫子和蚂蚁可以沿着这些路径，从白天走进夜晚，从山的这边走到那边。田垄边的河流，原先用来修饰它的词语，俯拾皆是，信手拈来，浩荡，暴躁，野蛮，威风。水牛一个猛子扎下去，脊背就没了影子，脸盆粗的枕木丢进河里，顺着水流漂到几十里外的柏油路边，从那里捞起来，运到很远的地方。现在颠覆了自己，再来修饰它，大概只剩下沉默和呜咽。

很多瓦屋分布在山脚，我知道它们确切的位置，也知道它们的样子，现在看不到了，都拆掉了。这其中有学哥家的屋，功初的屋，远生老人的屋，我姨父家的屋，还有其他好几户。我家的老屋也在一个阳光羞怯的冬天被一群操着异乡口音的人拆掉了，他们把梁、门、窗、檩子和椽木卸下来，背到山下，装满几辆小货车摇摇晃晃地运出了村庄。

走进那些屋场，还能看到掩藏在灌木和杂草里的墙基，散落的瓦砾，遗留的罐子或者不小心打碎的坛子碎片。还能还原瓦屋的样子，垛墙朝着哪个方向，是否被夏天倾斜的雨点打出了蜂窝状的斑点，木窗上是不是蒙着薄膜，窗边有没有挂蜂箱，屋顶上停着几只什么样的鸟，暮色时分，升起的炊烟慢慢浸染了它们的翅膀。能听到生活的声音，孩子咯咯地笑，灶膛里的火呼呼生风，锅碗瓢盆和一日三餐相互碰撞，老人坐在门边，拿一根一头特意劈烂的竹竿敲打着地面，制造出啪啦啪啦的响声来驱赶朝大门跑来的鸡鸭。这些屋场，收纳了村庄大部分的记忆，把它们拼接起来，就是往昔那个村庄的轮廓，一幅村庄的地图。

瓦屋都有高高的门槛，一根笨拙的木头，只经过粗糙的刨削，还能看到斧头留下的印痕。门槛内，是柴米油盐，门槛外，是打理不完的农活。瓦屋，安放肉身，也囚禁了一辈又一辈人的灵魂。

很多人跨过门槛，走出瓦屋，走失在村庄里。他们像出远门的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忘记了回家的路。

在背地里被称为生老子的远生老人，长得干瘦，看到他，就会想到一根抽干了水分的木头。他一生未娶，是个很讲究的人，头发梳得顺溜，三间瓦屋收拾得一尘不染，屋坪里也看不到一片落叶。到老了照样精神十足，说话声如洪钟，落雪的天气，不用穿棉袄，白衬衫外面套一件外衣。他屋侧菜地前的斜坡上有一块栗树和梨树，是他父亲早年种下的，一棵棵比脸盆还粗，梨子和栗子成熟的季节，他搬把椅子坐在菜地边守着。听到树林里有响动，大声喝问是谁，若有答话声，便放声咒骂，搜罗最恶毒的词语，把对方骂得落荒而逃。再三喝问过后，若是不肯答应，他大喝一声，我要开始“调炮”了。所谓“调炮”，就是丢石头。喊完这句话，事先准备好的石头在呼呼的风声里，带着他的怒气砸进树林，里面再没了动静。

有一次我问他，你丢石头不怕打到人家？他两手一摊，嘿嘿一笑，那我可管不了。

都是左邻右舍，知道他的脾气，没人真去偷他的栗子和梨子，有也是偶尔路过的外村人，钻进林子，随手捡块石头，砸几个下来尝尝鲜。他那片秋白梨，味道确实很好，个大，汁多，又甜又脆。真想吃梨的就去他家，对他说一通好话，夸他家的梨味道好得没法说，夸他这个年纪了，身体好得跟青皮后生一样。远生老人爱听这话，哈哈一笑，把一篮子梨端出来，让你吃个饱，临走时还往你兜里塞上几个。

远生老人走是在一个秋天，是挨着他住的张婆婆发现的。张婆婆去菜地里摘菜，看到远生老人倒在地上，椅子歪在一边。她猜测，大概是远生老人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倒在了地上。那时候，夕阳即将落下，远山慢慢走向蓝色，村庄里，晚稻黄了，菜地前边，栗子和梨子在压弯的枝条上静默。

远生老人的丧事办得喜庆，每家都安排人去了，用他攒下的钱办了酒席，摘了几篮子梨当点心。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吃好喝好以后，敲锣打鼓把他送上了屋后面的山岗。

我礼舅公出生在有钱人家，是那时村庄里读书最多的人。他个高，相貌堂堂，年轻时过了一段放浪日子，经常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手里拿一根自由棍，四处赌钱打牌。母亲说，她小时候看到村里人喊他，只鼻子里哼一声，算是答应。后来家道中落，战乱时捡了个手榴弹去炸鱼，把右手炸断了一截，跟他过惯了好日子的舅婆离他而去。从那以后，他形单影只，十几间带天井的瓦房无力维护，倒得只剩下两间。他守着这两间破瓦屋，日子过得凄凉。他会左手写字，写的字一样苍劲飘逸，村庄里红白喜事的对联，多数出自他的左手。我碰到跟他打招呼，果然和母亲说的一样，他表情冷淡，从鼻子里嗯一声，再没有别的话。

到晚年，他去了外村的一座寺庙，做了守庙人。早晚，他敲钟，打鼓，白天，在大殿前摆一张八仙桌，坐在桌子前抄经书，抄完一张，放在身边的纸箱里。期间，我陪母亲去看过他两次，那时，他老态毕现，即将油尽灯枯。

他走是在一个夜晚，睡下去再没有起来。寺庙里出奇地安静，神案上的长明灯吱吱地响着，他已经听不到了。

母亲走是在一个路边结着麦芽冰的冬天，那天，我要去办一件急事，需要一个多小时。等我办完事回来，母亲已经走了，像她年轻时外出干活一样，没留一句话，迈着匆忙的脚步。这一次她走得远了，走出了这个人间。我不曾料到，短短一个多小时，我和母亲便被分割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父亲临走前，一次次提起有很多人坐在他屋里，他掰着指头，念叨着一个又一个名字。那些人，面容模糊，村庄里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他们的名字，早已在墓碑上接受风吹雨打。父亲指着墙根的几把椅子，咯，就坐在那里。二姐听了十分害怕，她害怕父亲嘴里念叨的人，害怕父亲跟着他们出走，每次去父亲的房间，都要拉上我。我倒是坦然，就算那不是父亲记忆的复活，很多事情，不管愿意与否，都只能被动地接受。生命的轨迹，如同山上的花开花落，没有哪一双手，能够逆转。

父亲念叨的那些人，我都见过，有从新疆当兵回来成了木匠的法叔，有会喊魂的明生，有把一台面包车开得像飞机才四十出头的十根，有开杂货铺的柏大。他们曾经在村庄里健步如飞，跟村庄里所有人一样，整天劳劳碌碌。心情不好时喜欢咒骂，骂孩子，骂牲畜，骂天气，骂手里的刀或者锄头不好使，能找到一万种咒骂的理由。他们也没有忘记过赞美，用一样的语气，这猪养得真好啊，这禾长得真好啊，这酒真好啊，他们同样有一万种赞美的理由。后来，他们走出这个村庄，那些嘴里真好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带走。

在大地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位置，像天上的星辰，那么繁密，每一颗还是有属于它的坐标。一个人走失，村庄空了一块，又一个人走失，村庄又空了一块。这些空出的地方，像一个又一个的窟窿，只能靠婴儿的啼哭去缝补。

侄女出生在夏天，那会儿，草木张牙舞爪使着性子，田垄里的稻穗忙着青黄交接，田埂上的黄豆筑成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蓠，狗吠时起时落，伴着杂乱无章的牛羊鸡鸭的叫声，正是村庄最稠密的时候。侄女那一声明亮的啼哭，满满的村庄又满了一分。祖父去打了酒买了肉回来，酒壶放在布袋子里，挎在肩上，肉用稻草串着，晃晃悠悠地提在手里。他一路笑着往回走，笑嵌在脸上，不动声色，还是被劈面相逢的人毫不费力地看出来。

这是我懂事以来，看到村庄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是学哥的孩子，文哥的孩子，伏成的孩子，看着他们被抱在手里，踉跄地走在村庄的泥巴路上，咿咿呀呀地学说话。抽空的村庄，被这些成长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填满。

这个村庄肇始于什么时候，跟很多寂寂无名的村庄一样，成了一个谜，谜底藏在烟雾缭绕的时间里。不用怀疑的是，上溯一百年，两百年，或者更久，从这个村庄住进第一户人家以来，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空了，又满了。

到了侄女这一代，就像一条河流，遭遇一场席卷而来的洪水，开始改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告别村庄，把家安在了县城，省城，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他们不需要像父辈一样，忙于稼穑，勤事农桑，被区区几张农具，绑定毫无悬念的命运。他们只需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如何活得比城市里的人更像城市里的人。我也是离开村庄的人，漂泊在一百多里外的小城，我跟他们还是有些区别，他们很少回来，我每年要回来好几次，往返之间，我是那个活在城市里的庄稼人。

村庄里还剩下三栋房子，都是两层的水泥楼房，杵在山脚。夜晚，灯光从窗子里漏出来，像一场接近尾声的雨，被风吹得荡来荡去，打湿了杂草，河流和虫子的叫声。

学哥是唯一回村庄建房子的人，拆了原先的泥巴屋，盖了栋小别墅。他早年在广西当兵，后来随孩子在省城和湘西之间辗转多年，现在年过花甲，想回村庄里养老。房子还没装修，我前阵子去看时，地上丢着乱七八糟的残砖和钢筋。一座摇身一变的房子，只是把一个词语换成了另一个词语，无法修改村庄的内容。

我也有过回村庄建房子的想法，矮矮的一层，宽敞的院子，大草坪，周边种满花树。好几个夜晚，都为这个想法内心激起波澜。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这二十多年来，已经熟悉了城市里的风雨，看惯了沟壑一样的楼群，喧嚣与燥热的背后，藏着一股不为人知的暗力。过几天，那个想法又冒出来，一会儿又随风而散。如此一反一复，我才知道，从离开村庄的那天开始，我就成了一个左右徘徊的人。像手里捏着棋子，举起觉得不妥，放下也觉得不妥，踌躇间敲落了一枚又一枚灯花。

风从南来，扑打着我的衣摆，有几片红得安静的叶子，落在我的身边。天色已不早，我刚回来，又要回去了，回到那个车和人像流水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