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明：想象力是我最后的堡垒
康春华：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科幻”了。近期，生活中是否有一些或直接或微妙的细节触动你的内心，引发你的创作灵感和内心思考？
慕明：有，而且往往不是那种特别炫目的“未来科技”时刻，反而是一些非常具体和日常的体会。比如我这几年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真实”的碎片化和“虚假”或“话语制造”的系统性是交织在一起的。譬如小红书上的真人经验，社交媒体里的情绪表达，AI生成的信息，平台算法对注意力的调度，它们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虚假”，但也绝不是未经处理的“真实”。这类细节会让我不断思考，我们到底是怎样理解现实的，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某种被包装过、被筛选过，甚至被制造出来的现实。
另外，对我个人触动很深的一类经验其实来自身体和生活本身。比如生育和育儿让我意识到，很多重要的人类经验在文艺作品里其实被长期忽略了。后来它慢慢转化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意识——不只是个人经验被遮蔽，而是现代生活中有许多系统性的遮蔽，它们经由技术和媒介放大，也因此成为我近年写作中非常核心的动力。
康春华：你关心哪些领域的科技发展？为什么？
慕明：我持续关注的领域大概有三个，彼此之间是相互缠绕的：认知科学、信息技术，以及科技的社会发展史。
认知科学的吸引力来自它不断揭示“我们以为是固定的东西，其实是可塑的”。记忆的重构性、语言与大脑的协同演化、想象力的可训练性，这些发现一再提示我们，“人”这个概念远比我们日常理解的更具流动性。这和我写作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人”是什么，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人”，是直接相关的。
信息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知、判断、记忆、交流和共情方式，也就是它们不只是工具意义上的改变，而是在改造人和现实之间的接口。对我来说，这比单纯的技术更新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写。
科技的社会发展史则是更宏观的关切。青铜器为什么可能是古代政治权威的起源之一？社交网络的规模化效应为什么会稀释个体的共情资源？这类问题让我意识到，技术改变了权力的形式，这也会反过来更进一步地影响个人的处境。对技术后果的想象力，是我认为推想文学最核心的能力之一。作为曾经的软件工程师，我一直对技术带来的后果比较敏感。技术不是中性的背景板，它会改变社会结构、改变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改变什么东西能被看见、什么东西会被遗忘。某种意义上，我写科幻或推想小说，也是在借助技术问题去逼近更深层的现实问题。
康春华：此外，你是否会关注人文社科类方向的话题或者社会热点？比如有哪些？
慕明：人文社科话题和社会热点本就是我写作的起点之一。我是从2016年下半年左右开始写科幻小说和推想小说的，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我发现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当代作品，都很少有对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技术变革和其带来的种种后果的深刻理解和描摹。所以，我试图利用我自己的技术背景，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去切实推演一些新技术，尤其是信息科技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是和社会热点高度相关的，同时也在各种层面上呼应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思考。
这些年我长期关注的人文方向，一是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与认知的交叉；二是科学和文化史，因为理解范式转移的过程，比理解任何单一的科学结论都更重要；三是关于叙事与权力的历史研究，比如我对女性口述传统的起源，以及技术演进如何改变了权力的形式，都有很大兴趣。
在我的小说里，我也一直在探索，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变化；神话、历史、古典文化、人文思想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如何被重新理解、重新讲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是否能经由技术变革，展开新的可能性；阅读、书写行为本身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展如何耦合等等。
对我来说，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并不是科技问题的补充，而是它的基础。比如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变化、社交媒体时代的“回音室”效应、注意力的剥削、身份叙事如何成为一种最小化的成功叙事等等，这些都不仅是热点，也是理解今天现实结构的钥匙。
另外，我也很关注那些看起来很细小、更私人，但其实很能体现时代精神状态的话题，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劳动、育儿经验、个体如何在高速变化的信息场中维持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断力等等。真正值得写的，不一定总是宏大事件，也可能是那些被忽略的、微弱但能引起共鸣的经验。
康春华：科技更新迭代之快，是否对你的文学创作心态产生了具体影响？可否举例说明？
慕明：有影响，而且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会制造压力。因为现实变化太快，旧的表达方式很容易显得滞后，尤其当我想处理的不是表层社会现象，而是技术对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层改造时，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传统形态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传统形态的长篇科幻小说，未必足够有效。这个判断其实直接影响了我最近几年对长篇写法的调整。
但另一方面，它也让我更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我越来越不想把技术写成背景设定或者未来装饰，而是把它写成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力量。我越来越确信，文学不能只做即时反应，而要去处理那些更新速度更慢、却更深层的问题：人怎样理解世界，怎样被叙事塑造，怎样在变化中维持反思能力。
还有心态上的影响。我之前提出了“稀疏影响力”的构想，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不是最大声的，也不是传播最广的，但它会在某些人那里留下印记，并通过他们的创作再度传播。这是一种不同于爆款逻辑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做长期主义工作的创作者，认清这一点，其实比追逐即时的传播效果要更可持续。
康春华：在你的科幻写作中，科幻设定、科技细节展示（独属于科幻的部分），情节设定、人物形象塑造（传统严肃文学所在意的部分），比重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慕明：在早期的短篇里，我更依赖“概念突破”和“合流”这两种方法——一条清晰的技术推进线索，串联起人物的行动和认知演进，故事到最后会有一个认知上的范式转移时刻，类似于特德·姜的做法。这种写法对于建立读者的阅读期待、展示推想文学的核心方法论很有效。
但在2020年以后，尤其是开始长篇写作，以及这几年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之后，我发现单纯的概念突破结构难以支撑更大篇幅的创作。许多认知的改变必须经由身体、经由无可回避的切身经历才能真正发生。这让我更靠近了第一人称叙事，更靠近了当代世界文学，乃至自传体小说的方式。不仅仅是塑造一个距离感很强的人物去经历某种技术推演，而是让叙述者更直接地站在认知变化的现场。
所以与其说是比重的变化，不如说是：我更有意识地让科幻设定和个人境遇、社会变迁彼此融合。文学性、社会性和推想性的部分，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构，设定的核心概念和叙事的结构形式应该互相呼应。这不只是技巧上的改变，更是认识论上的转变。
我从小很喜欢《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细腻又宏大，既反映复杂社会现实和大时代变迁，又能够将对抽象问题的严肃思考，甚至是本质性的理论建构融入故事的作品。我最近读了《魔山》，这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后一部具有百科全书式野心的作品。如今这样的作品不会有太多的读者，但对我个人而言，仍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作品形态。它和心灵本身一样，虽然孤独，但足够复杂也足够精密，是合适的容器。
康春华：科幻设定方面，各类大模型所能给出“方案”和细节，给你带来的是焦虑还是助力？你以何种心态面对这种状况？
慕明：我在之前的采访里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科幻或推想小说写作而言，最简单的做法是把大模型擅长做的事与不擅长的事情分开来看。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种创造力讨论：一种是技术型想象力，另一种是概念型想象力。
在技术型想象力方面，大模型做得很好，比如给它一个明确的“what if”条件，它的推理能力强，能给出很多具体设定或者场景细节，创作者可以逐项考察。这样用起来效率很高。
但在概念型想象力上，它就没有那么擅长了。让大模型直接生成一个大的思想实验或设定，它通常只会提供一些比较常规或陈词滥调的选择。刘宇昆跟AI合作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他经常用AI去筛选掉一些太常见、太平庸的桥段或表达。我自己在跟AI合作时也发现这一点，经常要提醒它：“如果再加入其他条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这样才能让它提供更新颖的方案。其实在技术型想象的工作中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概念型想象力的工作中更明显。
因此可以说，创作者跟AI互动的实质，其实是在帮助AI建立一个新的问题空间以及对应的解空间。因为大模型本质上是在预测概率，默认状态下给出的答案肯定是概率最高、最俗套的回答。必须人为地设定一个窗口，把它的预测范围调整到一个更小概率、更特殊的空间中，甚至为它打开新的维度去思考。这其实是在帮助AI建立问题空间。
所以换个角度说，AI在创作中最大的价值，其实并不是直接给我们多少原创性思路（尽管表面上看好像是），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呈现出大众或群体智慧的最大公约数。比如直接提示“写一个科幻小说”，它生成的结果往往就是大众对科幻小说的最主流理解，跟真正的新颖创作是不同的。创作者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是开辟新的问题空间、定义新的科幻或推想小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直接让AI写出一个新故事。我们只能把问题逐步拆解，最后再整合成一个新作品。如果幸运的话，或许10到20年后，它可能才能直接生成我们今天想要写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AI对我而言更像一种“面向对象”的工具，它能展示大众对某个问题的认知基准在哪里。比如我在做编剧或做策展等新领域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不了解目标受众或行业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我会先和大模型讨论。
康春华：AI时代，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原创性”？
慕明：我一直有关注AI技术的进展。在我看来，AI技术的挑战和行业规范的失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在新的内容生产机制之下，如何定义、区分真实与虚假。除了个人层面的“真与假”，可能更需要考虑的是整个信息系统的真假问题：我们如何避免被大量二手、未核实乃至恶意抄袭的信息淹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创性的危机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什么叫作真正的认知更新，而不是对已有素材的重新排列？只是技术让这个问题的边界变得更清晰了，也让那些停留在表层的“创新”更容易被识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创作者而言，怎么分辨真与假，怎么更有效、更负责任地表达，都是最重要的课题。一方面，创作者作为话语制造系统的一部分，需要保持更高度的警觉，也需要更严肃地思考，创作是不是需要更明确地体现出自省、反思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在所有人都能表达自我，但仅有极少数人可以获得发表、出版机会的年代，创作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是否需要更明晰和更贴合现实的考量。赫拉利在最近的采访中说，在“AI世代”，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我现在关注、思考，并尝试写作的核心问题。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信任是比爱和理解更底层的存在，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人与技术、人与系统之间。作为已经获得了一定资源和关注的作者，如何不让已经摇摇欲坠的信任体系更加脆弱，如何不辜负、不滥用每一个读者的信任，都是我们在写下每一段文字、每一篇文章时需要考虑的事情。这让写作变得不像刚开始那么随心所欲，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阻滞，但是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作文还是为人，在群体中的责任与个人的真实需求同等重要，真正的故事也即存在于二者的平衡之间。
康春华：你对写作还抱有信心吗？你还信赖人类的想象力吗？为什么？
慕明：现在是2026年3月，自去年9月以来，出于一些个人原因，我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精神危机和写作障碍。但我现在对写作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我还信任想象力。
在我看来，想象力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够在混沌的信息中建立意义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数十万年的变化中真正依赖的东西，是一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适应能力。叙事是这种能力的最古老的形式。从围坐在寒冷夜晚里讲故事的时代，到我们今天面对的信息洪流，“讲述”始终是人类处理世界复杂性的一种方式——不是逃避它，而是试图理解它、暂时掌握它。
我对写作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这个功能的认识。我已经写了快十年了，我仍然相信，深度的文字叙事，作为一种对认知能力的训练方式，对抗信息简化的方式，在信息充分饱和的时代里并没有失效，反而可能是更难得的。
在工作时，我会尽力让自己处于纳瓦尔所说的“理性乐观主义者”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位置——大部分理性的人会趋向悲观，而大部分乐观的人又不那么理性。保持这种姿态，需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和长期目标保持一致，需要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激励，也需要对那些看起来无声的、稀疏的影响抱有一种信念。
最后，对于我个人而言，想象力是我最后的堡垒。经历了许多现实的困境，我的自我叙事尽管四分五裂，但还能够勉强维持，仍然依赖于讲故事的能力，尽管它远未臻完美。奥本海默曾说过：“我恳请你们，不要对那些讲述故事的人过于苛责——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将自己所观察到的如实道来，却并未声称那便是故事的全部，也未声称那便是故事的真相。”聊以自勉，也与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