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蔷薇
清明过后，正是割猪菜的最好时节。新汴河水清浅，我们都脱下鞋子，跳过芦苇尖尖的红芽儿，蹚过河去。那边堰坝沙土地，很多芙芙秧、七七芽，嫩得人都想吃。无人问津的野蔷薇也多，一丛丛枝条散开，顶着簇簇粉红花。篮子满了，我们并不立刻回，要割几枝野蔷薇花回家，放在罐头瓶里养着，黄泥干打垒的农家小屋顿时也香风阵阵，春光明媚了。
河对岸有个渡口，每次我们蹚河去，总能看到刘茂义在破船上拿个网叉子网小鱼小虾。他戴顶发黑的破草帽，远远闻得到晒鱼虾的腥味。我们知道这个老头子跟我三爹有矛盾，是敌人，所以经常会冷不丁扯着嗓子喊他：“刘猫鱼！刘猫鱼！”他就气鼓鼓地骂，有时候还跑下来撵我们。一看他真气了，我们也吓得往回跑，一时水花四溅。他不敢追，别看河瘦了，有些龙沟深过大人头顶，仓皇之中，容易溺水。后来才知道，我三爹——外公的三弟，原本是健全的小孩，一岁时，带他的姐姐只顾和小伙伴玩“拾石子”游戏，被大人责骂，慌乱中将他甩到背上，断了脊椎，成了终生“罗锅子”。三爹坐着像个正常人，走路时腰弯对头，因为腿长，脊背耸起，头费力往上仰，像峰骆驼。那时曾祖家境还可以，刘茂义家没饭吃，我的老祖太，用三笆斗高粱换了他的妹妹给三爹做媳妇，新媳妇受不了，出嫁一个月未到，趁夜黑翻墙头跑了。我们家也知道委屈人家闺女，就只是虚张声势去上门找了找，似乎也骂了骂，但人家咬死不晓得，反要我们家交出人，弄得自己一堆不是，只好作罢。
三爹一个人住庄里老宅，我家来客、做好吃食、逢年过节，娘必差遣我们喊他来喝酒。过年节他来不空手，从罐子里摸几只鸡蛋，攒的时间久了，鸡蛋多已散黄坏掉。中秋节拿他后院栽的白石榴，个大汁甜。他还养过几巢野蜂蜜，拿过带着白色幼卵的小块蜜巢，我们都不敢吃。起先还能靠裁缝糊口，后无人做衣，靠南小河边一亩沙地、四爹和母亲接济，可能还有点五保户的补助。每到换季时，我那远嫁霸王台的姑奶奶，候鸟似的，准时回来给他拆洗一番。这个被愧疚折磨一辈子的姑奶奶，老年得了胃病还照样来，在河边蜷着高大的身子，一边嗳气一边捶打着被单。三爹长得漂亮，继承了老祖一帘长睫毛，盖住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如果不是伤残，他会和三个弟兄一样高大英俊、刚烈。也许是认命，又或许是长期做衣服的磨炼，他是四兄弟中性子最软的，待人温和友善，总是微微笑着。唯一一次崩溃，是他沙地里花生被偷。那天下午，他瘫坐在被糟蹋的花生秧上，手里攥着刨花生的小铁耙，狠狠地刨着沙土，不堪入耳地高声咒骂小偷，好像把他一辈子的委屈愤怒都发泄出来。我不敢靠前，听着小河呜咽着往东流去。他闲时爱看四大名著，不认识的字就翻四角注音字典，那本翻得卷角的破字典最后留给了我。他患肺结核时不到五十岁，瘦得一身骨头折叠着，挪动需握只小板凳支撑，像爬行的骷髅。临终时，我们围在他发黑的蚊帐前，听他不停喊四爹叫医生来打针，他想活啊。村西头的医生来打过一针，再喊就不来了。这个以“罗锅”代名，鲜有人知道魏万祥三个字的孤寡男人，在世上挣扎了五十一个寒暑，“祥”的日子屈指可数。倒是那逃走的媳妇再嫁得好，儿孙绕膝，听说有个孙子还定居国外了。
冬至回乡，去三爹坟上烧纸。说是坟，实际只剩方寸之地，在人家的田里，幸得三大丛野蔷薇四散着带刺的枝条，护住一点不及他背高的土堆。没有嫡亲后人，坟堆只能任人破坏，耕种。火点起来，寒风呼呼，将坟上枯草烧得哔哔啵啵响，我跪下来，郑重地对着野蔷薇给三爹磕头。时间和大地，终将消弭所有命运的痕迹。
去九里沟上初中，第一天报到，被老师们的面貌震惊了，庄里小学的老师多是家在农村的中年人，家累重，像农民一样干重活，脸膛黝黑，衣裳土色。而我在初一班里所见，除一位西装洋气，裤缝笔直的张老师是上海下放知青，全是刚从师范毕业的学生。他们衣着鲜亮，青春逼人。
教地理的崔老师，是城里姑娘。窈窕、俊俏，编两根麻花辫子，辫梢烫过，绕成蓬松的卷卷，搭在胸前。绿格子外套，白色领子翻在外面，衬着她白皙甜美的面庞，真像从《大众电影》封面下来的。她走到哪里，都似有花香氤氲。她用丝绸般的嗓音念：“国际上规定，将通过格林威治天文台原址的那条经线称为本初子午线。”“国际上规定”这几个字像轻快的百灵鸟划过树梢。同桌是个爱饶舌的男生，我一直嫌他烦人，不愿跟他挨着座位。他凑近我，拿腔拿调地说：“国际上规定，你跟我同位！”放了学，我们还得到沟里抬水，刷洗学校的大旱厕，有人不情愿，班长也学着崔老师的口吻：这是“国际上规定”的！一下子，众人哄笑，厕所好像不那么臭了。
几十年后，当我站在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子午线上，一脚东半球一脚西半球时，“国际上规定”——年轻崔老师的语气与神情，立刻在我的脑海浮现。怎么都不会想到，我会以这种方式，与她在异国重逢。
班主任金老师，教语文。也是师范刚毕业，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上衣，里面衬衫领口雪白，白净的脸庞，清澈的大眼睛，沉静的眼神，长得非常像电影《庐山恋》的男主角，儒雅，温和，英俊，连耳后整齐的发线，都符合我对白马王子的所有想象。
他们像一股强劲的气流，冲击我们囿于泥土的视野。我奋发学习，参加各种竞赛，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得到他们的褒奖。
离学校不远的麦田里，有几个大坟包，年代久远，那里的野蔷薇一蓬蓬茁壮肥美，花开时节，坐在教室都能闻到野蔷薇的香气。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上学时我偷带了娘的大剪刀，吃完午饭拉着好友梅就往田野跑。
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一条东西土路连接村庄和铺着石子的官道。路上三三两两附近的学生回家吃饭，远远看坟包上的野蔷薇粉红一片，云霞般落在绿油油的麦田上。春天多风，麦浪翻滚，小麦花和野蔷薇的香味混在一起，甜蜜中带着清芬。天空碧蓝，阳光明媚。我俩春游的闲情却越走越怯。高大的老坟包三四座连起来，铺散着野蔷薇疯长的枝条，鬼针草、地丁花挤在刺丛中。几个黑魆魆的洞口掩在蓬勃的花枝下，空气一下变得阴森，像鬼魂随时要把我们拽进去。我俩寒毛直竖，强作镇静，都不敢往深里探了。梅怕里面爬出花斑长虫，我说洞这么大，可能还有黄大仙——我家东南边地里的坟洞常常有黄鼠狼窜出。
逃跑不是我的风格，梅也勇敢。我俩绕到麦地边，剪伸出的花枝。野蔷薇花一簇簇，从外圈往中间开。早开的花瓣发白，花蕊发黑，只有新开的花，粉红花瓣金色花蕊的才好看。新花也是蜜蜂们的阵地，我们脱下外套顶在头上，囫囵剪了一大抱，飞也似跑到远处的田埂上，生怕鬼魂跟过来，声讨我们剪了它的花。
坐在靠近官道的田埂上，看到行人和自行车流，噗通乱跳的心才安下来。野蔷薇刺密密麻麻，叶背上也有。我俩小心翼翼剔去开败的花蒂，剪掉大刺，手被扎破了几处，还把衣服袖子剌开了小口子，回家要挨娘熊了。梗上白茅衣早已散开白絮，在风里飘荡，梅遗憾不知道这里有茅衣，早来还能吃。现在它老了，茎秆柔韧，正好可以缠花。
我悄声跟梅说，要送一把花给金老师。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县城尚未有鲜花店，新娘结婚头上戴的，手里捧的还是塑料花，送鲜花的情景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梅撇嘴：他也是农村的，稀罕这个？又压低了声音笑：你的白马王子在谈恋爱呢。听说是他师范同学，城里人，比崔老师还好看，来过他家，还带他娘去看过青光眼，八成是订了呢。梅和他家相邻，梅说的话，一定是真的。
我用力挤出指腹上扎的刺，抽抽地疼。我食指上还有三道疤痕，是割草时镰刀碰伤的，右手伤疤更多，是切菜和剁猪菜时的意外。我的手、胳膊、脸都是黝黑的，除了最热的暑假戴草帽去干活，长年累月都敞着头脸晒，一度流行“四合一”洗面粉，我和二黑哥争着洗，也没搓白过。我摸了一下自己黝黑的细胳膊，摸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伤感。但是，想到那个比崔老师还好看的女孩——这花，要送给她才好呢。
蜜蜂循着花香找来了，嗡嗡嚷个不停。梅挥动她的红纱巾，没赶走蜜蜂，倒像在跳舞。
我们大笑着跑回学校，把野蔷薇花放进洗干净的墨水瓶里，分给三位女老师。两位年轻老师的欢喜自不说，上海知青、教数学的张老师人到中年，一向不苟言笑，改卷子时骂得人闻风丧胆。当她接过花束，陶醉地嗅着花香，那种惊喜，让我们也难以置信。
“你们不怕刺？”她带上海口音的泗县话里有从未听过的温柔。
“不怕！”梅和我都有些受宠若惊，下意识地搓搓被刺扎过的双手，真的不疼了呢。
多年后，暮春，我漫步在上海华夏公园的野蔷薇园。水边一堆堆粉红、纯白、淡黄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喷涌着熟悉的花香。这花香，让人沉醉，也让人怅惘。天空高远，熟悉的面容，近在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