痊愈记
确诊肺结核是在2022年8月，这事说来话长，21年年初我就有些症状了，一开始是呼吸的时候肺里有拉风箱的声音，没管它，后来没了，改为久咳不愈，在医院的呼吸内科做了基础检查，包括抽血，CT，验痰，医生认为支气管扩张的可能性较大，现在看来是误诊，但结核本来就很难查，又是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按支气管扩张治了一年多（白白喝了半年苦中药），遵医嘱每年复查CT观察扩张情况，22年8月的CT影像中出现了明显的结核病症状（肺部树芽征），住院一周，通过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这个检查太可怕了，到现在我看到“纤支镜”三个字都和江东小儿听到张辽的名字一样害怕），最终确诊为肺部支气管结核。
头天确诊，第二天医院就把我赶出来，让我去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治疗，公卫中心是传染病专门医院，在结核病防治领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并有专门的拨款扶持——须知我国结核病治疗药物属于公共卫生项目范畴，一线抗结核药物都是免费的，但这项福利仅对定点医院开放，所以我去公卫中心治疗，在医生技术能力和国家政策福利上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在公卫中心的公众号上挂号，点兵点将看了一圈门诊医生的照片，选中一位眼神跟鹰隼一样锐利，神情既严肃又不耐烦，还是鹰钩鼻的医生。眼神锐利：聪明且对自己要求高；神情严肃：认真且对自己要求高；不耐烦：工作太多病人太烦（说明找他看病的人多，有实力有口碑）；鹰钩鼻：强势坚韧，能谋善断（迷信，不要信）。
预约的早上10点，嘿哟，去就给我上了一课，诊室的队排得跟大学食堂打饭的队一样蜿蜒曲折，我抓住护士小姐：坐着等喊号不就好了，为啥要排队啊？护士：我们这儿第一次来的才挂号，以后来的直接报患者ID就行，你排着吧。好嘛，我排40分钟，进去了，鹰医生双目炯炯，背后一墙的锦旗，很多是藏语的，讲究些的一行藏语，一行汉字，其中一幅这么写“最慈母的心肠，最高超的医术，神啊，××医生赢了，他救回了我们的××××”。我一边震撼于少数民族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一边暗暗捏拳：这把稳了。
鹰医生看了上一家医院的胸片和报告，给我开了三个检查，查血（肝功能），查眼（结核病药物可能影响视野），做痰培养（确认病原类型和耐药性）。鹰：你这个不用住院治疗，吃一年半的药吧。我：一年半？！鹰：你现在体重多少？我：还要问体重？鹰：不知道体重怎么确认给你开多少药合适？我：46.5公斤。鹰：嘿嘿，你这么轻啊，那等你治好了结核你至少还要重10斤。我：……（这位医生你为何让本来就精神脆弱的病人雪上加霜。）后来我果然重了10斤，呵呵。
如此这般，我开始了规律的结核病治疗，每天吃利福平、异烟肼、盐酸乙胺丁醇，定时定量，不得遗漏，不规律用药很容易变成耐药结核，又难治又花钱。每月查一次血拿一次药，如果白细胞异常或者肝功能损伤太过就要采取干预措施或增加护肝药物。3个月查一次CT，观察病灶情况，半年做一次痰培养，检查药敏变化，停药前再做一次纤支镜（杀了我吧），进行肺部灌洗和病灶活检，筛查确认无结核杆菌。
我其实有点小开心。一则感叹自己的幸运，这要是五六十年代（及以前），我可能就嗝屁了，现在不仅能治，还免费治（检查费还是要另给的）。二则医院给我开了全休四个月的病假证明，我和单位讨价还价到两个月，不上班还有钱拿（虽然是病假工资吧），才是社畜的真福报啊——8月确诊在家吹空调打游戏吃雪糕，国庆节后返工，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恍惚了（这位姐姐，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又有点小痛苦。一则那时疫情还没结束，我的药物却是一天也不能停的，我很担心被封控在家或者突然阳了，断了药续不上怎么办。二则抗结核药物毒性很强，有点小化疗的意思，前三个月适应期我像傻了一样，感觉脑子不会转，反应迟钝，精力也差，抗结核药还会引起尿酸升高，我很快就出现了高尿酸血症，饮食参照痛风病人管理，一切海鲜、内脏、豆制品都禁止食用（不！不！不！）。第三，绝对，不能，饮酒，一切酒！我：喝一点酒会怎么样？鹰：会死。我：欸……
我很快习惯了每月抽出一个周六去公卫中心查血开药的日子，并掌握了几个诀窍。一是早点去，鹰医生诊室门庭若市，而且他周六下午3点就下班了，9点前开单做完检查，11点半结果就能出来，下午1点找他开药，正正好。二是最好熟练掌握藏语，来看病的藏族同胞有些说不来汉语，鹰会随机从排队就诊的藏族人里抽一个会汉语的做翻译，给那个不会汉语的看完就给翻译看：会藏语，能插队。三是少说废话，更不能哭，繁重的工作磨灭了鹰本就不多的耐心，他对别人索取情绪价值的行为非常警惕，有一次，一个小姐姐刚开始流眼泪，他已经眉头紧锁：你咋子，你哭啥子，未必我还要安慰你嗦！有了前车之鉴，我也努力扮演一个酷guy，坐下就报ID，开了检查单就走，结果出来就找他开药，拿了药单就走，生怕他找我说话。23年底我去做纤支镜检查，这一次只要病灶愈合且灌洗筛查无结核杆菌就可以停药，我又是看了一年无不良记录的老病人了，他破天荒地和我走了一回心：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说不清楚，比如你这一年多，也不能出去耍，好多安排也被耽误了，还要做这么痛苦的检查，但是有啥办法呢，人呐，有时候就是要受这些磨难。我低头默了几秒钟，也对他走心道：就是喃……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下瞥到他高度近视眼镜片后边惊恐的眼神：完了，一时不慎说多了，这个病人要开始倾诉了，咋个办！我赶紧把要说的话咽下去：老师那我先走了，你忙。
纤支镜检查结果很好，鹰医生宣布我可以停药了，停药后还要做4次CT复查，分别是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后，治疗宣告结束，我大约是痊愈了吧。
24年3月底一个通勤日早上，我照常从大源地铁站出来，站前的樱树开满簇簇白花，又落了满地，行人行车掠过我身旁，升起一阵疾风，落花乘风而上，零星掉在我衣服上，几片钻进我包里，树顶上看不见的鸟婉转啁啾，我的五感像是突然打开了：原来痊愈，是一种分辨率调高的感觉啊。
我好努力，从生病以来，我努力去感受世界，渴望证明一切如常。我对自己说，卡夫卡有肺结核，契诃夫也有肺结核，勃朗特姐妹全员肺结核，我得肺结核，我能干大事。吃了结核药流出红色的眼泪，我桀桀桀笑着装厉鬼吓唬家人。我不想浪费时间，我给鹰医生做速写，从他吝啬的只言片语中搜索推断他的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填充素材库；我用每个月查完血等待结果的3小时，走遍了东光社区的旮旮角角，喝遍了咖啡馆，点评一切吸引我注意的店铺。22年12月，在刚确诊不久又逢成都疫情最重的时候，出医院转左，从净居寺路到牛沙后街没有一家亮灯的店铺，除了我没有别的人，我走在死寂的街上，像一个伶仃的游魂，我多么害怕撑不下去，把山羊皮乐队（Suede）的《当雨落下》（When The Rain Falls）听了无数遍，说服自己：世界只是生病了，就和我一样，生病的时候封闭起来，是为了恢复，不是为了麻木，自然仍在流转，每一次日升月落，风吹雨滴，当自然的变化轻轻打断我自私封闭像是困在壳中的小世界时，我仍然和无数人类分享着同样的感情。
我那么努力，我想方设法不放弃地去努力，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健康就是不用努力，一个健康的人，他不用去感受世界，世界扑面而来。
天原来就是这么蓝么？樱花本来就开得这么挤么？蓝花楹的枝叶靡靡菲菲，一直就这样妖娆？鸟为什么这么吵？这几年生态也过于好了吧。羊蹄甲的叶子像两叶肺，在阳光下脉络清晰如毛细血管（更像肺了），等到叶子落了，它们会开满白花，骑车经过的时候，总掉下来砸脑袋。
健康人怎么能承受这样侵犯性十足的世界而浑然不觉呢？我实在接受不了，把自行车甩在路边，捂着脸哭起来，自确诊以来，那还是我第一次哭。
我会适应的，我不怀疑，像所有健康人那样。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总有一天会和这样高分辨率的世界告别，我也不怀疑，像所有告别过的人那样。
但是走吧，咱们走吧。就像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尾声：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圣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树上；松树屈曲了，他的脊骨也屈曲了。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他们长时间地嘲弄他、笑他。随后，黑夜来了。他们厌倦了。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得那么远，再也听不见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他便走着，伛着背，眼睛向着前面，老望着黑洞洞的对岸，削壁慢慢地显出白色来了。
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当年7月我就又进了一回医院，开了4个小时刀，切了11个子宫肌瘤，半个月躺着动弹不得。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