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卫峰，白族，70后，中国作协会员。诗文散见报刊及多种选本，著有诗集、评论集、民族史集等多部。主编《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中国90后诗选》《中国少数民族诗选》等多部选集，贵阳市作协副主席，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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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傍晚，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雅迪博士与我加上了微信。她是贵阳人，正进行贵州白族先民群体之一“龙家”共同体的语言研究，与我联络是因我曾出版过两部民族史类的书籍。在书里，我提到过在 1982 年，语言学者曾对贵州大方县的一位白族女老人进行过采访录音。

这位老人名叫谢永秀，她能讲一种被称为“龙家话”，在群体内部也称为“阿吾僰”话的贵州本土白族语言。这种“话”至少在宋末，便已在环贵阳区域、乌蒙山地、珠江上游及黄果树瀑布周边出现、生长和局部通用，并断续存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我只是提及。

也只能是提及。雅迪博士的联系，让我再次对以前对于它的不在意感到歉疚。雅迪之前，也是同样原因，在2015 年，有位欲了解“龙家语”的葡萄牙青年学者亦找过我——他当年应该是在北京留学。那次他到贵阳，我突然有点想法，晚餐时给他约了几位苗族、水族、侗族的朋友，他们属于并代表黔地世居民族，能说本民族语言。但贵阳的饭局总是酱香萦绕，他没来得及听讲就早早酒晕了。

记得与他说到费尔南多·佩索阿，伟大的现代葡语作家，他当然知道， 并说，葡萄牙还将佩索阿头像印在了纪念钞票上。佩索阿最著名的诗集名为《使命》，现在想到葡萄牙青年和雅迪，他们亦各有“使命”，方向大同小异。我书里提到的录音者之一赵国明当时已年过古稀，我便先联系了他的女儿肖丽，葡萄牙青年次日就乐呵呵地自个奔去了乌蒙山。十年后，我又一次辗转地给雅迪博士提供了同样的路径。结果相似，两位都没实现心愿。“龙家语”相关资料说是上交了，或说记不得存放于哪儿了，又说可能在县或省民委。十年后的再次联系，我才知国明前辈早已仙逝。我又试着继续帮助联络，得知另一位录音者谢洪秦前辈常随女儿居于北京，安度晚年。电话里他说，时隔四十多年，实在想不起那个录音文件的下落了。

当年我撰写《贵州白族史略》的初衷，含有致敬、纪念和某种本能的追忆。初定书名是《一些字的下落》，后虽未使用，仍请设计者把那些字散放封面，从远古“僰人”到中古“牂牁诸蛮、龙家”，以及“爨、白蛮、谢蛮、赵蛮、矩州、大理、西南蕃、南京人、七姓民……”，这些字词的生发流变，意味着一些渐行渐远的时空及人事物的显隐，串联起来也是另一种视角的民族史及地方史。这些先后尘封的名称或概念有的清淅，有的模糊，有的终究下落不明，无声消失。

现在，谢永秀，再度被雅迪提起，令我暗暗唏嘘，恍若隔世。而这个名字多年来不断被有心人追寻，也是一种消而不息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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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秀生于1899 年。这一年，中国甚或世界关于语言文字最重要的事件是甲骨文的发现，它的面世偶然又必然。也是在这一年，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海明威、川端康成、老舍、闻一多等以语言为器的著名人物出生在了不同的地点。谢永秀出生的地点，很小，是一个至今仍偏狭的山地区间，清晚期它归属于“悦服里”，后属于贵州省毕节专区大方县坡脚区长冲公社长丰大队老屋基生产队，现名为鼎新乡。

谢永秀的婚姻依照着贵州白族婚俗或惯例，从一个满是谢姓的村寨，嫁到另一个满是赵姓的村寨。反之，满是赵姓的村寨里的适龄女子，通常也会嫁入另一个满是谢姓的环境里。这种联姻方式，算起来至少已沿用七百余载。赵与谢，其实是族外明姓、共姓。这种生命与生活的挪移距离从五里十里到百里上下，谢永秀生命轨迹便大体是这样，局限于自在于磅礴乌蒙的云里雾里，年复一年，自然且正常。

但，因为承继并谙熟一种语言，她在特别的时间幽径中相对地得到了挽留和呈现。

在谢永秀的中青年时代的生活环境里，能听能讲“龙家话”的白族民众不少，她的两位兄长也能运用这种语言，但她的词汇量、创造与运用能力显然更丰富和更有集成度。这种被称为“龙家话”的族内语言曾经口耳相传、代代延续。据调查，至少在七个世纪里，黔中清镇、黔西、长顺、安顺、平坝、普定、织金和黔西北纳雍、毕节、威宁、赫章、大方、水城等各县白族小区都有过不同程度内部使用和知晓“龙家话”的情况。

汉典和汉族群众称谢永秀们为“龙家”，原因不明，布依族群众称谢永秀们为“布龙”，贵州最早的原住民仡佬族则称其为“布外”，此外还有“阿吾僰”“阿则铺”之类的称谓。谢永秀对自己所属“民族” 的自称是“松尼濮”或“梭尼僰”，类似由同声母及其组合的复韵母延展而出的濮、僰、堡、铺、波、毕、白，可以理解为同音同义。

有自称与他称，也就表明有与众不同之处。“家”则指部落或家族宗族基础上的“种类”，其成立，通常与地理、人口及活动力等指标相关。历史上，云贵高原众族共生多家同在，在贵州，“龙家”之外，另尚有苗家、土家、西家、夭家、童家、绕家、革家、蔡家、宋家等。各人们共同体或同种异名或异族同名，因史地原因而明灭相间，错综复杂，后经学术考察，我们得知这些见诸地方史志、乡邦文献的“家”各有归属，如东家之畲族，仲家之布依族，龙家之白族，绕家之瑶族。

作为贵州白族主源之一的“龙家”官称早先出现于《元史》，在贵州中西部区域近百种史志里频见，并因头饰、服饰或生业类型等差异以及栖居地理的不同，出现如马镫龙家、狗耳龙家、白龙家、大头龙家等具体细分。清末至民国时期，“龙家”又伴称为“南京人”，后者主要见于家谱、碑铭及民间口转。古代贵州中西部相关人群曾以“龙家”泛称概之，也说明一定史地区域内人们共同体的某种共性，说明非单一民族群的“龙家”体量的庞杂以及相应的影响力。而语言，对于群体存在通常起着重要的纽带、认同与凝聚作用。

但“龙家”人使用的是什么语言，与其他语言是什么关系？文献的欠缺让类似问题难辨难解。在与雅迪的联络里，我乐于帮助，也很希望她能达到心愿，可潜意识里我又知道这是几乎不可能有结果的事。现有条件要完好保存视听文件仍然难度，更不要说四十多年前的磁带质量能否扛得过时间的检验了。

一种可能的失望是，原始声音材料永远找不到了；另一种是，找到了却无用无效，还是相当于没找到。换言之，如今再无人知晓谢永秀当时说的是什么了。想想，我曾离它很近却没重视，其名的消失感让我觉得很是遗憾。

3

远道而至的北京访客倾听过谢永秀的声音。那种我未及深知也不能再有听闻机会的素朴音响，它曾在黔山贵水间持续着微弱而独特的纹理，自然起伏。

1949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贵阳，这天被定为贵州“解放日”。此后全黔各地旧政权先后易帜。次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民族地区分西北、中南、西南三路派遣访问团。队伍包括文博考古、人类学、音乐舞蹈、电影、摄影、医疗、农业及动植物等各行业人员。访问团总团副团长及贵州地区负责人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他那时 41 岁，是初次入黔。

访问团8 月到达贵阳，工作持续了半年多。12 月，费孝通一行 30 余人去到大方县。此地处于遵义、贵阳、安顺和毕节四区之间，高踞黔西北，远扼滇东北和川南，清代曾两度在此设府，湖广江南移民聚焦，民族群体众多，是个中心式人文地理大码头。其时贵州交通还很不发达，崇山深箐，鸟道蚕丛。1508 年，到贵阳赴任的王阳明经黔东黄平飞云崖，写道：“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行李之往来，日攀援上下于穷岩绝壑之间。”过黔南福泉七盘岭，他又写道：“鸟道萦纡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林则徐宦游时，亦曾有诗云：“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相较而言，黔西北及大方县更是可谓行路难，崎岖坎坷的喀斯特地貌蜿蜒得尤为明显。

访问团很能吃苦耐劳。他们跋山涉水，由军队陪护，随行马匹驮着食品、药品、布匹及图书等物品，抬运着放电影用的发电机，走村串寨，要走访、座谈、慰问和举行文艺演出联欢，要放电影—— 当时当地的群众对电影这种东西最感兴趣。

访问团可以说既是政工干部，又是科技和文艺工作者，还有人文社科等方面的考察任务。

谢永秀竟然就成了访问对象。那是1951 年初。不知为何，详情难知，反正，她就是被注意并被找出来了。也许她相当于文化人，能言善讲，还能唱，远近闻名。那时她已年过半百，仍被接连请去三天，要做的事就是用“龙家话” 讲述、演唱，内容包括日常用语，吟唱祭祀歌曲如先祖溯源的开路词，以及寻药词、开荒或耕作的烧草词、反映妇女情况的“苦情歌”、谈情说爱的“盘歌”等。为此，她获得了三元钱报酬。后来她用这笔费用购置了一个算盘，也算是纪念。

那时的访问尚处于基础阶段，科技条件尚不具备让人类学影像资料或原生态人文影像资源以最佳方式采集和存留，但类似的田野考察也因简朴而更本原和真实。

谢永秀的话语很有意思！一位山间农妇在叙述，一群北京学者在倾听，其过程与结果，对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存在、主体身份呈现与建构，具有非常宝贵的实证性意义。谢永秀的“龙家话”，对于一个民族的学术认定也起到了实质上的“活化石”般的参考作用。谢永秀或许并不知道，她的“话”有什么重要，或是否属于“濒危语言”，甚至，当时的她也并不知自己算是什么“人”，但某种与周边群体和兄弟民族有所不同的自我意识即民族意识自然是有的。当时她的身份既称“龙家子”， 也谓“南京人”，她本人则自称“松尼濮”或“梭尼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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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地调研的经历，让对乡土中国有着非凡经验的费孝通感受颇深颇多。他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问题极为关注，在当时题为《兄弟民族在贵州》的报告里，他将零星散落于贵州中西部的“南京人（龙家）”等几个群体称为“少数中的少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如果不加以照顾和帮助， 他们会走上由衰而亡的道路”。

按清道光《大定府志》载，含今水城、织金、黔西、威宁、七星关和大方等区县的该府境内有“苗蛮”11种，计有“龙家寨、侬民大寨”64 处， 清末及民国时期，该区域内的“龙家”显然已呈零星点状栖居状态。至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大方县白族人口亦仅三万余。

少数，不等于可以被忽略。可见，费孝通们对“少数”的认识与关注， 对类似语言孤岛的敏感捕捉与学术重视何其重要，更可见其时谢永秀的发声何其重要。

1954 年，费孝通再次带队对贵州西部的“南京人（龙家）、蔡家、卢人” 等小型人们共同体进行了调查。

从20世纪50 年代到 80 年代，太多的发生与结束，太多的故事与消失，太多的空白与覆盖。我有些好奇谢永秀在那几十年里的生活状态，但终是无法想像。多年来，我多次想过但却一直未能前往她此生的栖居地。

而她又一次开讲，与省里的语言学者们面对面时，已是1982 年，其时她已 83 岁，已经失明，但言语在心，记性尚好。这一次，她进出有孙女奉陪。也就是这一次，学者们对她的“龙家话”进行了录音。

录音！我继续帮雅迪博士联系寻人。依然遗憾。各位当事前辈均已离世。时间让很多原本重要的事物，就这样无法重要，归于未果了。谢永秀当时说的什么，又是怎么说的，终究是，不可得知。

看往昔，“谢永秀”显然不只是一个人。上世纪 80 年代，在黔中安顺（今西秀区）、普定、平坝等市县，仍有多位老人尚能使用“龙家话”。几份旧时调研报告亦曾载，安顺蔡官屯的讨兑寨、各什、平寨，普定县讲义寨的谢赵氏、赵高氏、赵喜安、赵启明等老人能讲“龙家话”的日常用语。一词一句，都薪火般体现着蕴藏着久远的时光印痕。但总体看，它基本是在熄灭，而谢永秀则更像是一个孤独的存在。2004 年，云南大理学院段伶、张杏莲一行去到贵州毕节文阁乡，此地时有白族 1400 余人，据说有两位能讲“阿吾僰语”（即“龙家话”），到达后才知一位已逝，另一位80岁的女老人钱（谢）祖芬说以前常用，但已经有五十多年没讲这个话了。段教授一行又去到谢永秀的家乡，谢永秀那时已辞世，但遇到了其侄子，这位名叫赵德富的白族老人时年 81 岁，还有些许“龙家话”记忆，但已语焉不详。当雅迪再到谢永秀家乡时，赵德富老人也已去世了。

语言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也见证着人类精神生态、自然空间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无论大小，其多样性、存古性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时间性遗产，承载着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很理解雅迪的初衷与“使命”。

费孝通1954 年第二次到贵州西部考察时，作为“少数中的少数”的“龙家”仍是他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编印的《毕节专区“龙家”初步调查报告》中，提到：“龙家有独立的语言。这个语言，和昔日蔡家语、卢人语，是同一个语言中的一个方言。”而关于 1982 年贵州民研所的调研，中科院著名语言学家王辅世认为，“龙家” 是贵州的一个土著民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我认为龙家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足够证明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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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秀及“龙家”与雅迪确乎是有缘份的。2020 年，雅迪在法国购得有关“侬家苗”男女的老图片，图片上印有“二我相馆”字样。清末光绪年间，粤籍董姓青年在黔中安顺城里开设了“二我相馆”，相馆大约存至 1913 年。董姓青年拍下了那一时期贵阳及安顺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像。1925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出版了《中国·贵州·贵阳（1846－1925）》摄影明信片三册，其中含董姓青年拍摄的36 幅照片。

这张“侬家苗”相片曾发表于 1928 年的沪上报纸《上海漫画》，说明文字为“右图为我国滇南苗民之一种，属安顺县附近一带，名侬家苗”。称“滇南”有误，民国 17 年的安顺县属贵州，辖 9 区约 650 寨。1940 年代，人类学家、中国苗学奠基人杨汉先曾在其民族学经典文献《黔西苗族调查》中有载：“吾人此次调查安顺附近之侬家……安顺外北龙家，皆赵、谢二姓，……据安顺北门外讨兑寨一带之侬家应作龙家。……后人不查，目为侬家者，殊属大误。兹承（讨兑寨）谢世珍团长相告，特为载之，使数十百年来安顺外北侬家之迷自此释疑。”

“侬家”后缀“苗”字的情况，是历史时期域外之人和官方对黔地边缘性非汉群体的广义指谓，类似关于黔地民族的泛称除苗之外，又常概指为蛮或夷。如贵州最早官修省级方志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曾载“安顺州，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姓“赵、谢”。1941 年，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吴定良等带领的“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队”对黔中织金、平坝、安顺、普定等地村寨的调研中，也包括了“龙家”群体的材料。

有一年，雅迪回到贵阳，在街上的旧书报摊竟然遇到了一册手刻油印本《语言调查大纲》，竟然就是贵州省民研所学者张济民、李珏伟1982 年对谢永秀的调查记录。两位专家已经去世，记录也不知怎么就流落出来了。谢永秀的言说与腔调，通过国际音标的记录，算是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转存，这似乎也是不幸中的幸运。这种邂逅实在颇为奇异。

张济民生于1927 年，中央民族学院首批学生，语言专业。他对“龙家话”的 研究很深入。他认为这至少是在明清时期曾普遍使用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小语种，与“蔡家语”为近亲，可命名为“蔡龙语支”。雅迪在初步梳理研究中亦认为， “龙家语、蔡家语和卢人语是同一语支”，因史地的特殊性，“龙家话”孤岛式地保留了原始汉语里非常古老的一些发音和词汇，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由此，它可以旁证古汉语的复杂演变，并对东亚大陆汉语史研究异常重要。同时从语言学来说，亦可表明这几个群体是很古老的本土人群。

如今，这几种亲属性小语言从濒危到灭绝，已然不存。时间让很多原本重要的事物，就这样无法重要了。或许，万事万物终归要消失，又以此重生，无非是速度不一。

在谢永秀出生一百年后，199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母语日”，旨在尊重、包容和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据载，截至 2013年，全球仅有 6000 多种语言，80%的人口使用的是其中主要的 83 种语言，余下的语言里有 2500 种属于濒危，其中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据英国《卫报》统计，全球每年有约 80 种语言消失。在中国，亦有数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主要分布在中南、西南、陕晋黄河中游区和东北。全国正在使用的 120 余种少数民族语言里，使用人口 1 万人以下的约占半数，1000 人以下的有 20 余种，濒临消亡。

灭绝，通常与人相关。地球上后期自然物种的演化、变化和消亡，人类社会特产之一的语言的兴衰、不可再生和终结，原因主要在人。“人”，在此也还有另一层意思，正如“谢永秀”的去世，意味着黔中白族历史语言之“龙家话”的灭绝。一个人、一种人、一群人、一代人的不在，有时竟然也就相当于永远带走，相当于某种历史、文化、传统的消亡。雅迪却还在努力着。她应邀去巴黎做贵州“龙家话”学术讲座，她编的《德国和捷克藏贵州“苗图”》作为“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丛书之一已在陕西出版，为中国“苗图”研究填补了空白。这个春天里她也去到了大方县，并到坟地祭奠了谢永秀。当然，现在到大方的交通已有高铁、高速公路等多种选择。谢永秀的重孙女给雅迪提供了一张老人晚年的黑白相片，很模糊，却又透露着某种跨越时间的真实与真相感。近期，雅迪与人合作的《黔地遗音：卢人语言的重新发现》英文论文发表，文章论及了龙家与卢人在语言上的密切联系。

雅迪是“90后”，从贵阳到广州再去远方，继续深造。微信语音里，她的贵阳话仍然地道够味，糯性磁感还柔和。她写作多用英语，平时则用德语，这让我曾觉得不可思议，日常生活使用外语该是多么不尽人意和麻烦磕绊？或许，说梦话时会是方言？

我想，以后，她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可能会在远方的语境里逐渐不说或不会使用贵阳话吧？就像因历史因素从黔滇迁入东南亚再迁入美洲的三十余万苗族，随着时针的转动，其后裔渐与苗语没了关系。

但这却也像是一种合理。如此一想，关于“龙家语”，关于“谢永秀”们，我似乎略微释然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