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行更远还生——忆哥哥
人生如箭矢，没有返程。
人生还是一个不断送别的过程，活得越长久，送别的人就越多。在2025年11月24日母亲的告别仪式上，面对亲朋好友，我说：40年前，我送别了哥哥；20年前，我送别了父亲；今天在此，我与母亲告别……
如此看来，并非年长者就告别在前。我哥哥出生于1948年秋季，属于老三届无疑。老三届大致是指1966年到1968年，此三年在校毕业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进入初中或高中的年份则分别自1963年到1965年。我上有父母，以及兄姐，一共七口之家；我排行老五，母亲一直到老的湖南汨罗口音，把我唤作：强伢子。我的二姐是老三，居中；她曾不无自得地跟人说，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遗憾的是这种不可多得的兄弟姐妹如此齐全的平衡，在1980年代一个凛冽的冬天打破了。
有旧照为证，五兄妹中，哥哥的相貌最是合并了父母的优良基因，生得俊朗魁伟。我的发小老郭如此评价：“南翔哥哥剑眉朗目，英气逼人，是电影明星那种级别的帅。老电影《奇袭》中方连长，就是那种样子和气质。”另一个不容质疑的标高，他是五人中，学业最为优良者。当年初中毕业，有两条路摆在他和父母面前：一条是读高中，参加高考，走那个年代炙手可热的“又红又专”之路；另一条是报考中专技校，毕业出来即可工作。虑及当年因子女多，母亲未参加工作，一直以家属工身份在铁路采石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缓解拮据的家庭经济，全家一并仰赖父亲的薄薪运转；哥哥在必填写的8个报考志愿中，前面7个都填为中专和技校，最后一个填写了宜春中学——放在今日，那就是一所重点中学。增填一所宜春中学还是班主任与父亲商量的结果。班主任说：“相登韶这么好的成绩，不上高中太可惜了。”
命运之手是想做一次调侃，还是想表达不该退缩的公平？哥哥被宜春中学录取了。既如此，那就顺流而下吧，波峰浪谷而后，或许就是一马平川、风光旖旎！可到底，形势比人强。哥哥的高中不曾顺利毕业，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滚滚浪潮中，他去宜春新坊公社“插队”了。
回想起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在宜春彬江度过的那几年，亲密而又不无距离。较之姐姐们，哥哥除沉默之外，给我的是一种迄今难忘的严厉。他对我的严厉，既不相关学业，也不相关生活，来自一件迄今看来简直难以置信的“小事”：大约在我小学三四年级之时，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体检。那时的体检十分简单，肯定没有现如今普遍推布的项目如心电图、B超之类，不过是查查耳鼻喉，摸摸肝部，听听心肺之类。我的裸眼视力，一只0.5，一只0,6。自己并未觉得有多大事儿，只是隐约感到有些不对劲，当时每学期遇到的调整座位——前后左右对调，以示公平，竟最怕往后及边上调位，那会直接影响我对所有老师板书的辨识。尤其阴雨天，一块长长的黑板与我，犹如隔着楚河汉界，两不相干。
哥哥得知了我的体检结果，没有震怒，却比震怒更令我害怕。以后但凡在家里见我阅读与课业无关的闲书，比如连环画和小说之类，他就拉长一张脸，两眼蹬得溜圆。吓得我再无心恋书，赶紧跑出去做望远状——看远看绿，已知是矫正近视的“良方”。哥哥这种对我近视表现得远超父亲的苛严——父亲当时并无任何反应，给我心里留下了长久的阴影，以至很难与他做兄弟间的交流。
到了1970年代，上山下乡潮伴随着令人垂涎的少许招工，政审而外的体检，即便钢铁厂招炉前工，铁路招装卸工，也必得剔除近视眼。哥哥的苛严，此时才呈现了令人瞠目的意义。我在一次新余钢铁厂的炉前工体检，被视力表毫不留情地拦截；再一次宜春火车站的装卸工体检，得以在作弊的情形下，蒙混过关。从此经历了数年与煤炭、大米、矿石、化肥、枕木、钢铁打交道的人力或机械的装卸生涯。
我和哥哥真正有意味的交流，是在他赴农村插队前后，以及从农村招工上来当工人的那十来年间。一场运动袭来，我才小学五年级，此年纪未必懵懂无知，却也知之甚少。哥哥和他的中学同学们却已经表现了独立思考的苗头。
回想起来，他们那个年龄阶段青年人的读书热情与思考深度，真不是比他们小个七八上十岁的少年可以比拟的。物质匮乏，信息归一，学业停摆，他们依然认真地思考，激烈地争辩，譬如他们会辨析，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孺子牛”当时的报章解释是做人民大众的牛。兄长们认为，鲁迅笔下的“孺子牛”用的就是本义：做自己儿子的牛。《左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齐景公十分喜爱小儿子茶，经常与他一起游戏。 景公自己装扮成一头牛，嘴里衔着绳子，让儿子牵着走。不巧儿子跌倒，把景公的牙齿拉断了。这样庄谐并出，有对比，才好玩，才是真实的幽默的鲁迅。此议且不管对错，在那个年代，他们的这种质疑精神，就昂然可贵。
曾有史学家写文章说，希望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个失踪者，多半是文化或文学名家，我想，类似我兄长那样的寂寂无名者，更多如小草，消弭于无声无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愿意也应该用文学，复活及记录他们的一鳞一爪，并同时呈现他们中的健在者往后不同的样貌。故而，我在近10年前写过一个中篇小说《远去的寄生》，刊发《江南》杂志，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收入我的小说集《洛杉矶的蓝花楹》。这是后话了。
哥哥沉默，勤勉，在插队下放的那些年，经历过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顾家的人，对家里的一应旧物包括一口大水缸，都表现出喜爱。他也会挑着在农村打制的竹木制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回家。几年后，他洗脚上岸，当了新坊钨矿的矿工，那未必比犁田耙地、插秧割稻更轻松。见他面带风霜，双手粗糙，鼻孔里总有难以洗净的粉尘，问他钨矿要下井吗？他淡然道，有竖井，但主要是平直的巷道。
一个大男人，也到了当婚的年龄。依稀记得他的第一个对象是别人介绍的，未谈成；第二个也是别人介绍的，农村姑娘，招工在宜春床单厂工作。我参加了哥哥的婚礼，在秀江餐厅。宜春有一条当年最宽的大道——东风大街，大街走到底便形成一条丁字路，直的是东风大街，横的是中山路。秀江餐厅就在丁字路口，再往下穿过一个老城门，便是一条秀江，长年搭一座浮桥在江面上。哥哥的婚礼简单而热闹，嫂子是本地人，娘家来了不少人，还有哥哥单位内外的同事和朋友。桌上摆着散装白酒与汽水，哥哥与我都没有承继父亲的好酒量，沾酒就醉。那天哥哥端着酒杯，满脸通红，挨个敬酒，说着感激的话。他那一天讲的话，比平时半个月一个月讲的话，都要多。那是他最放恣，也最无负担的一刻吗？
对哥哥而言，新婚的生活是艰窘的。我去过他的新房，在中山路租住的一个所在，看上去是临街的一个二楼，却得绕很远，从一片黑黢黢的老房子里面穿过去，走上吱吱呀呀的木板楼梯，才能进到他的房间。就是一个单间，没有客厅、厨房、阳台，也没有卫生间——住家设卫生间，还得是以后很久的“奢侈”。算来他在这里没有住太久，一两年吧，他搬去了床单厂，住进了嫂子的宿舍，那里也是一个单间。此时他托老友帮忙，已调到了宜春电池厂工作。安了家，工作近便，孩子接二连三出生，既给他带来了短暂欢愉，也给他带来了更为持久的沉重的精神与物质负累。
哥哥爱孩子，不以为苦。他抱着襁褓中的孩子，会情不自禁地吟诵宋诗中的那一首《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哥哥爱书，嗜书如命。犹记他读中学搜集的一批中外名著，破“四旧”之时，要么被母亲付之一炬，要么由我遵从母命扔进了茅坑；同时被烧掉的还有他积攒了多年的厚厚一本邮票册。高考恢复之前，我已经在火车站司总务之职，此岗位的活儿很杂，给调车员、扳道工发放劳保用品，给全站职工开铁路免票，辅助财务王师傅造工资表与发工资……再就是管着一橱子图书。那时节，大地回暖，冰雪消融。新华书店已开始发售部分红色经典、外国名著……不过，尚不是公开销售。中山路仅有的一家宜春地区新华书店，给一些国有单位分别设置了专门抽屉，将刚到的新书放入，供取购。我就是宜春火车站的取购人。哥哥每次过来车站，与我打过招呼之后，便在橱子里找书与看书。他在橱子前立足良久，沉迷入神，完全无视总务室里人来人往。走时总要借上两本；下回过来，还旧取新。
现在想来，他过来看书、借书，便是贫瘠与单调生活中的一抹绿，一线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啊。我为何从未上前给他支过一张椅子，让他好好放松一下局促日常中疲惫的身心呢？
他在厂里做电工，也买了不少《电工基础知识》之类的专业书，更多的却是文史哲。偶去一趟他在床单厂的宿舍，听得最多的便是嫂子的抱怨，抱怨的指向完全趋一：她的丈夫不该买这么多书！这些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还占地方。她生气地从床底拖出一大捆书，有两袋全是《新华月报》——这是一份出刊频率很高的文献版杂志，当年主要刊发的是新闻。嫂子告诉我，不仅自家的房间里，还有很多寄存在别人的房间。我无言，也无法替哥哥开脱。夫妻间难以趣味趋同，息事宁人只能不做声。我能想象，哥哥平日经受了怎样频密的指责。他的回应，毋庸置疑只能是沉默。
我从宜春到南昌，大学毕业留校多年，再从南昌调往深圳已逾26年。这期间，很多书都丢失了，包括我在江西那么多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的刊物，大都不存。却有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出版的《辞海·语词分册》一直带在身边。这套书分上下两本，上本定价：5:30元，下本定价：5.55元。封底标志：内部发行。里面还粘贴着一张当年的购书发票。这两本书，当年是我买的。哥哥曾借过去阅读，他大概太爱这两本书了，过了很久才还给我。或是担心反复翻阅磨损，换回来的书加了两张牛皮纸折叠的书封。
如今，我摩挲手中两本带着四十多年时光留痕的旧书，这是两本比哥哥的大儿子小两岁，比他的小儿子大一岁的《辞海》，带着唯有他弟弟才能体悟的手泽，不由椎心泣血：为什么当年我那么不懂事，不把这两本书送给他呢？！书，原本是他的挚爱啊。况且我曾把他的藏书扔进过茅坑！除了书，我不知道他手边还有什么不能舍弃之物？“春日迟迟，卉木萋萋”，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我站在了七八级的行列里。回望脸上浮出欣慰与遗憾的哥哥，如果不是命运之手的拨弄，他早就应该大学毕业了。我把一应复习资料默默转交给他，希望他也去圆一个未竟的大学之梦。
无法追溯的是，他终于放弃了可能搭上末班车的高考，原因何在？家庭拖累？风闻已婚考生受限？工作太忙，难以抽出时间复习？但凡他有奋力一搏的决心，我想，以他的基本功和实力，一定超过弟弟多多许！
没能续写的坦阔人生，就此分岔。
不几年，亦即我大学毕业之后两年，他患了急性肝炎。生活条件差，经济负担重，加之心情郁闷，身边又缺少体恤之人，病情缠绵不愈，很快发展成重症肝炎。慌乱间，兄弟俩四处寻医问药。住处附近的知名作家朋友陈世旭告知，他曾经呆过的九江沙河有一位中医，擅治肝病。我便带哥哥直趋沙河，很快找到了那位中医，他把脉后摇摇头，带我到一边去悄声道，不行了，肝已经萎缩了。
我悚然，拉着他的手道，有没有办法，救救他！
他叹了一口气，回到桌边，开了一张方子，不外是茵陈、栀子、柴胡、黄芩等清肝利胆之药。回去南昌又找了其他的民间医家，说是竹根煮水，可以清热降火，利湿渗水。东奔西走，皆为求医；一切徒劳，归于罔效。我带哥哥住进了位于洪都中大道的南昌传染病医院。那一段时间，眼见得哥哥面色萎黄，黄疸渗出，连眼白也成了黄色。肝腹水，排尿困难。他屡次恳求医生打“速尿”。医生告诫，这类利尿药，用多了，效果只会递减。
这一年是哥哥的本命年，鼠年的尾巴。11月6日，距离立冬还剩两天。36岁的哥哥溘然长逝。窗外寒风飒飒，枯枝摇摆。我木然呆立，灵魂如抽走一般，良久回不到现实之中。
两年前，我跟随两个侄儿去南昌新建区给哥哥移坟。在一堆高过人头的蒿草中，侄儿捧出他父亲的骨殖，移送到同属新建区的一处绿树成荫的安石园。哥哥的黑色墓碑上刻着金字：相登韶，1948.09.27——1984.11.06，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俯身擦拭哥哥俊朗无比的遗像，不禁掩面痛哭，一任倾泻的泪水洗涤内心的伤痛和无比的郁积。
没有谁能理解，我藏在心底40多年的遗憾和伤痛多深。哥哥去世之后，我把他8岁的大儿子带到身边，读书，工作……我跟哥哥的孩子、也跟学生们说过，我之所以坚持写作，原因之一，就是为我哥哥“扳本”，他那么爱阅读，有才华，抱志向，我若能够伸张其百一，也是一种补偿与告慰。
近日一位教师同行跟我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兴趣与职业，他或许会选择音乐与绘画。我想，音乐与绘画都好，可写作的叙事性或是其它门类无法比拟的。如同我写出如上怀念哥哥的文字，既是纪念，也俾使两个当年太小的侄儿了解一些他父亲的过往，给他们留下一点相关父亲的文字与精神遗产。
“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于一段段褪色的历史，于一桩桩依稀的旧事，于一位位远去的父兄，若不忘却，便在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