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还是没有见到采芹
洛城的二月，阳光明媚，棕榈树的影子懒懒地铺在街道上。这趟行程，我终究是带着些许怅惘归来的。
此番赴洛城，我最大的一桩心愿，便是探望两位前辈——卢燕与周采芹。卢燕已臻百岁高龄，仍那般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与她谈笑之间，让我感觉仿佛时光在她身上停住了脚步，只添了智慧，未减了精神。那日相聚，彼此都欢喜，算是如愿以偿了。
而采芹那边，却不像这般顺当。
一
说起来，我与采芹相识，屈指算来也有20年了。这些年里见过的次数，算不得多，拢共也不过4次。可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缘分——不必常见，一见便如故交；不必多言，心中便已相知。采芹于我，便是这样的人。
记得初次相见，是在2006年的秋天。那天，我和雪桦送“好男儿”冠军蒲巴甲到上海戏剧学院入学。办妥了手续，雪桦忽然问我：“有没有兴趣，陪采芹吃个午饭？”采芹？周采芹？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作为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千金，采芹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她正值韶华独闯英伦，后来以一部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名动伦敦。彼时伦敦动物园竟用“采芹”二字命名园中一头猎豹，轰动一时——这份殊荣，在亚裔演员中，怕是前无古人的。我自然欣然同意。
我们到了采芹租住的公寓楼下，不多时，只见一位女子从电梯里走出来。风姿绰约，双目炯炯，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不凡的气度——那便是采芹了。雪桦正要迎上前去介绍我，采芹却一摆手，示意不必说话。她眼神锐利地盯着看了我一会儿，一句话没说，转身又进了电梯。这一下，倒把我和雪桦都弄糊涂了，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然。
大约过了五分钟，采芹再次下楼。这回她手里多了一本书和一张光盘。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和王群合编的那本《银海神韵——唐诗宋词吟诵》。她指着书里的照片，问我是不是此书作者之一。我心中暗暗称奇，不知她如何会有这本书。
后来才知道，原来采芹心里有一个最大的愿望——用中文为父亲写一本传记。怎奈她少小离家，在西方世界里长大，中文底子终究不够深厚。为此，她发愿要熟读古诗文，一点点提高自己的中文修养。大概就是这样的缘分，让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在饭桌上，我斗胆邀请她做客“可凡倾听”。她一口就答应了，爽快得叫我有些意外。
三天后，我约采芹在一处老宅做访问。那幢建筑，据说是当年杜月笙的俱乐部。她听了，不觉莞尔，跟我讲起一桩童年旧事。她说自己从小就是刚烈的性子，课余时间总爱与男孩子们在一处玩耍。杜月笙的一个儿子，恰好是她的同窗。有一回，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两人一言不合争执起来。她火冒三丈，伸手就打了对方一个耳光。杜家少爷哪里受过这等委屈，当下便向老师告了状。校方吓得赶紧赔罪道歉，还把她母亲请到学校里，嘱咐她对女儿严加管教。说完这段往事，采芹自己先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原本还有些拘谨的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里展开了。
那天的采访，采芹说了许多往事。
说起离开上海前的那个夜晚，她记得清清楚楚。出发前一天，她走进父亲的书房。父亲递给她一本京剧《文天祥》的剧本，告诉她：“要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母亲陪着她从上海到香港。在一个午后，她在旅馆里打了个盹儿，醒来时，发现母亲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出着神。她从镜子里望过去——那是她第一次发现，原本美丽的母亲鬓边已经有了丝丝缕缕的白发，脸颊上的皱纹也清晰可见了。一股悲凉从心底涌上来，她几乎承受不住。
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时间相隔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采芹的眼里还是泛起了泪光。她停顿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角，又接着往下说。她说起自己和弟弟远赴英伦，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异国的生活里，孤独与寂寞是常客，可他们不曾沉沦。或许是因为生在天津一家戏院后台的戏箱里，采芹与舞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虽然父亲曾嘱咐她要好好读书，不要走演戏这条路，可她终究还是追随了内心的召唤，考入了英国皇家戏剧学院。
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让她一举成名。说起那段日子，采芹又笑了起来。她说那时候伦敦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竞相模仿她在片中的装扮——旗袍、笔直的黑发、浓眉大眼。由此，采芹的事业便蒸蒸日上了。她和肖恩·康纳利拍了“007”系列电影，成了首位亚裔“邦女郎”；与安东尼·霍普金斯合作话剧。因与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剧评家肯相交，她得以结识众多艺术大家，在艺术的浸润滋养中，自身底蕴日渐丰厚。
二
只是，人生哪能事事圆满呢。她的婚姻不顺，唯一的儿子无法留在身边，由前夫养大。母子之间的疏离，成了她终生的隐痛。
20世纪70年代，是采芹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破产的消息传来，紧接着又是父母双亡的噩耗——几乎将她逼入了绝境。药物让她在阴阳之间徘徊，精神的苦痛如同怪兽一般差点将她吞噬。
可她终究挺过来了。凭着与生俱来的叛逆和坚强，凭着对艺术火一般的热爱和执着，她硬是从泥淖中站了起来。在伦敦时，她过着优渥的生活；到了美国，花6美元买了一件旧大衣和一双雨靴，冒着风雪四处寻找生计。她已过不惑之年，还要和晚辈们坐在一起苦读。
说起这些苦难，采芹的口气是平静的，没有自怨自艾，没有愤世嫉俗，仿佛在说着别人的故事。那种经历过风雨之后的恬淡，是要有怎样强大的内心，才能修炼出来？
采访结束后，我想请她陪我去巨鹿路的老宅看看，被断然拒绝了。
她说起20世纪80年代回国的那次经历。因为曹禺先生的邀请，她回到国内，在中央戏剧学院给学生授课，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五个月的漫长工作结束后，她按计划飞往上海。越靠近，心里的恐惧和不安就越强烈。近乡情更怯——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个失去了父母的原乡。
果然，当她走进老宅，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父亲的书房空空荡荡，只有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母亲的生活痕迹，已无处可寻。她轻轻关上门，对着父亲的遗像，扑通一声跪下来，连磕了三个响头。无尽的哀思布满全身……那之后，她便不愿再去触碰记忆深处最脆弱的部分了。
那次采访，采芹很是满意。后来她逢人便夸我功课做得细致入微。其实我心里知道，不是我做得有多好，而是她愿意说，愿意把那些往事讲给我听。
后来，雪桦和我约了采芹和焦晃先生见面。两位表演大师说起排演话剧《爱情书简》的计划，兴致盎然，说着说着，竟在餐厅里直接对起了词，还走起了位置，感情瞬间就拉到满格，仿佛演出的大幕马上就要拉开。我和雪桦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暗暗感叹——这样的机会，人生能有几回呢？
第二次见采芹，是2010年春节前的事了。那年我策划“可凡倾听”的春节特别节目《阿拉都是上海人》，邀请卢燕、周采芹、白先勇、潘迪华、陈冲、毛阿敏等几代上海人，用上海话讲述自己和这座城市的故事。接到邀约，采芹和卢燕二话不说，调整了行程，从洛城同机飞到上海。
潘迪华听说采芹要来，激动得不得了。原来，这背后还有一段掌故。当年采芹在伦敦录制过一张唱片，其中的主打歌是《叮咚歌》。这首歌是根据姚敏创作的《第二春》重新填了英文歌词，原打算用在《苏丝黄的世界》里，后来阴错阳差未能用上。唱片发行后，《叮咚歌》广为传唱，甚至漂洋过海传到了香港。当年不少歌手都唱过这首歌，而真正把它唱红的，是潘迪华。只是，这两位素未谋面。
潘迪华对这次见面极为重视，特意定制了一套旗袍。到了现场，见到采芹，她简直像个小粉丝遇见了大明星，非常兴奋。她还随身带了十几张自己珍藏的采芹的唱片，请采芹一一签名。
采芹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自己做歌手的经历。她说，那时英国流行在俱乐部里吃饭听歌。她素来挑剔，严禁在唱歌时上菜，生怕干扰了演出。有一次演出，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高谈阔论，弄得采芹分了神，竟忘了词。采芹当下就怒了，厉声喝道：“请别再说话了。我忘词了。”全场顿时肃静下来。那位女士大概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只得乖乖闭了嘴。演出结束后，有位男士敲开了采芹化妆室的门，幽幽地说：“我们结婚几十年了，从来没能阻止我太太唠叨。不过，今天您做到了。所以，我特来致谢。”说起这种英国式的幽默，采芹乐得前仰后合。
那天录制的最后，采芹和潘迪华即兴唱起了《叮咚歌》。虽然年代久远，两位老人家都无法完整记得歌词，可那份真挚的情感是他人无法复制的。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暖暖的。
第三次见面，是在洛城。那年雪桦执导的电影《上海王》，我演了“师爷”一角，竟意外地得了中美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组委会请采芹给我颁奖，她爽快地答应了，只提了一个条件——要雪桦亲自去接她。
颁奖典礼结束后，我们打算送她回家，可她听说还有派对，执意要参加。她和我们一起喝酒、聊天，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她拉着我的手，认认真真地对我说：“演戏一定要专注。哪怕只有一场戏，一句台词，也千万不能马虎。”她说有些电影，她都是为糊口而接的，不是她心目中真正的电影。“但只要签了约，就要对得起这个角色，断不可敷衍了事。”她说这话时的神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三
最后一次见采芹，是她为纪录片《上海的女儿》回上海拍摄时。她指定导演一定要采访雪桦和我。在上海拍摄期间，她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父母的深切怀念和感激。那之后，我们只是通过邮件有过几次交流，再也没有见过面。
所以，当雪桦告诉我采芹的近况时，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前几年拍摄《三体》期间，她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不得已退出了拍摄。养伤时，脑血管的疾病又找上了她。缠绵病榻，语言功能也折损了。她向来独居，一位邻居做了她的监护人，平日里则由看护照顾。
去年，雪桦通过采芹的监护人得了机会去探望她。看到雪桦，采芹百感交集，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她内心的痛苦，雪桦都看在眼里。她只来得及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本英文版自传《上海的女儿》交到雪桦手里，然后用颤抖的手，用力夹住钢笔，艰难地在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字：“请雪桦导演我的书。”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嘱托，雪桦与采芹四目相对，泪水涟涟。
叫人稍稍宽慰的是，采芹的思维还是清晰的。她的人还在，她的心还在，只是那扇通往外面世界的门，被命运关上了一半。
这次启程去洛城之前，我托雪桦的妹妹雪莲发邮件联系采芹的监护人，表达了想去探望的意愿。我满心盼着能再见到她，哪怕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哪怕只是让她知道我们都记挂着她。可直到离开洛城的那天，我也没有得到回复。
怅然若失。也只能是怅然若失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常常想起采芹。想起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想起她爽朗的笑声，想起她说起父亲时眼底的温柔，想起她讲到母亲时夺眶而出的泪水。
她这一生，大起大落。少年成名，中年落魄，晚年东山再起。她像一棵长在悬崖边上的树，风再大，雨再急，都不曾倒下。她的傲娇，她的倔强，她的不服输，她的不肯妥协——都是这棵树的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任谁也拔不去。
卢燕先生以百岁高龄，尚能重返沪上。我心里暗暗盼着，盼着采芹也能创造奇迹，盼着她也能再回一次桑梓，再看一眼黄浦江的水，再听一听老弄堂里的市声。
采芹，你还好吗？我们都想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