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的花椒树
老家的祖屋是爷爷辈逃洪涝时在京杭大运河堤边置下的，建于挖石佛阐和越河堆起来的巨型土山之阳。后院不大，却茂盛地长着十棵花椒树。说是后院，其实不过就是正房后墙与土山间形成的一块狭长空地，东边挨着运河大堤，西边紧靠鲁姓人家的山墙。
一般说来，住宅地很少栽种刺棵子类的植物。然而，由于房子地处偏僻，土山阴面没有住家，祖母为庭院安全考虑，指令父亲种下十棵花椒树。未曾想，无心插柳的护院之举，却因了这十棵花椒，把我家与邻里的烟火气密密地缝在了一起。
从我记事算起，花椒树龄已超过二十年。尽管树皮皴裂斑驳，却年年抽出新枝。每年春分前后，那些铁青色的老枝上都会爆出许多米粒大的芽苞，起初是褐红色的，像孩子怕冷紧紧攥着的小拳头。几场春雨一浇，便舒展开来，成了嫩嫩的羽叶。掐一片新叶放在齿间轻咬，伴随青苦而来的便是舌尖的酥麻，像是无数细小的针尖在跳舞。祖母会趁着叶子最嫩的时候摘下一些，和在面糊里烙饼，那饼带着淡淡的辛香，格外好吃，若再配上新腌的香椿，足以尝出整个春天的滋味来。
临近夏季，花椒叶子便密密匝匝地疯长起来，把半个后院遮得不见天日。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里筛下来，地上洒满铜钱大小的光斑。风一吹，那些光斑便活了，在地上游来游去。树叶散发出特别的气味，害虫不敢招惹，唯有蝉最爱伏在枝上嘶鸣。记得有一次试图捉蝉，攀着最低的枝丫小心翼翼地爬到树杈上，粗糙的树皮硌着后脊梁，既刺激又舒服。等伸手抓蝉的瞬间，胳膊肘却狠狠地压到了花椒刺上，疼得哭喊着从树上滚下来。母亲一边用嘴帮我吮伤口，一边骂：“该！树也是你淘气的地方？”可第二天，那根刺枝还是被锯掉了。
待到六月的某个清晨，突然就会发现地上有一层细细的白屑，抬头观看，才晓得是花开了。花椒开花不太引人注意，花碎得几乎看不见花瓣，只是一蓬蓬的白，像覆盖了一树的碎米。而花谢的时候更好玩，你往树下一站，就有细面般的花粉簌簌落下，落得浑身皆白，整个人立马也会跟着香起来。
真正的精彩当在花椒变红时。七月的太阳最毒，晒得那些青果子渐渐变了颜色。先是尖上一点红，像胭脂点在额间；然后红晕慢慢洇开，一半的红掩去了原色，像姑娘家羞红的脸；到最后便全红了，红得发紫、紫得发亮，油汪汪、沉甸甸的，把枝条都压弯了。远远望去，十棵树像十把撑开的红伞，又像十堆燃着的篝火。那香气也变了，不再是叶子的青涩，而是浓烈的、霸道的、呛得人直打喷嚏的麻香。这香气能飘过鲁家山墙，飘过李家、马家的后窗，飘到街边巷子里，路过的人总要停下来，深深呼吸下这特有的麻香气息。
摘花椒是个细活儿，也是个苦活儿。得挑晴天的清早，露水刚干的时候。届时，母亲总会搬来梯子，放在既能够得着花椒又不易被刺到的位置，挎上竹篮登梯，左手攀着枝条，右手拇指的指甲一掐、一捋，一串红花椒就落在掌心里了。她动作极快，花椒折柄落篮的声音啪啪作响，如小鸡啄米。手臂够不到的地方要用镰刀去削，钻到树下捡拾坠落的花椒是我爱干的事情。偶尔也忍不住伸手去摘，却总被花椒刺扎得龇牙咧嘴，遭母亲嘲笑。可我不服气，偏要摘。渐渐地也摸到些门道，知道顺着刺的方向捋才不被扎，同时要捏住花椒蒂，不能捏果子，捏破了油胞，麻味就丢失了一半。
有一回，前院的宁大婶过来串门，见我们摘花椒，袖子一挽就上了树。她是山里嫁来的，从小摘惯了。只见她两手翻飞，花椒就像长了眼睛似的，一串一串往她围裙兜里蹦。一边摘，还一边唱着山歌：“花椒树儿刺儿多，妹摘花椒哥烧锅。花椒麻嘴心不麻，只要哥哥疼着我……”唱得母亲直笑：“这婆娘，没个正经！”大婶一点也不恼，动作反倒更麻利。一会儿就摘净了一棵树，跳下梯子，把围裙兜里的花椒往篮子里一倒，拍拍身上的叶屑转身就走。母亲追上去，硬把大婶摘下的花椒塞回她围裙里。这样的场景，每年都会重复出现。只不过，左邻右舍无论帮不帮手，每家都能得到一包红艳艳的花椒。那花椒进了各家的灶房，大致够用一年。
晒花椒更有意思。母亲把竹匾支在庭院当中，把新摘的花椒薄薄地摊开。太阳当顶时，晒得那些红果子噼啪作响，偶尔炸开一个，黑色的籽儿立刻就会蹦出来，在匾里滚上几圈。花椒的麻香味被太阳一蒸，越发浓郁，弥漫于院子的每个角落。狸花猫在匾边趴着，虽不断打着喷嚏，好像并不舍得走开。
童年的我伴着这些花椒树慢慢长大。春天，趴在树下的石桌上写作业，那些细碎的影子落在本子上，一格一格的，我就把字写在格子里；夏天，我们每晚都在树边铺席乘凉，花椒的特殊气味，为大伙减少了许多被蚊虫叮咬的烦恼；秋天，我帮着母亲收花椒，手指被染得红红的，几天都洗不掉；冬天，树叶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我和同学在树下堆雪人，用煤球做眼睛，花椒枝自然也变成了雪人最唬人的武器。
再后来，等到花椒树越长越高，枝杈几乎连成一体的时候，我去了外地读书、工作。每年回来，总不忘到后院看看那些花椒树。它们还在那里，一棵不少。树干粗了些，树皮更皴了，只是照样每年该绿的时候绿，该红的时候红，一如既往地繁茂生长。我摸着那些粗糙的树皮，摸着那些扎手的刺，就像摸着久违老友温暖的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秋，我借出差之际绕道回家。车子刚进巷口，马上觉得不对劲。那片熟悉的红云不见了，老宅子的后墙十分炸眼地破天荒裸露出来。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只见后院成了一片空地，几道石灰线画在上面。成片的花椒树，一棵也没有了。地上还留着些树根的坑，像一只只空洞的眼。几片枯叶在坑底打旋，几根断枝横在地上，叶子已经蔫了，凑近闻闻，尚有清晰的麻香。
母亲听见动静，从大门里出来。她站在门口，手在围裙上擦着，半晌才说：“隔壁小蕾要结婚，没地方盖房，咱这块地让给他们了。”顿了顿，又说：“我们想着，树嘛，总没有人更金贵。婚姻大事，耽误不得。”她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见了。
进家后，花椒的话题甚至替代了久别的问讯，家人纷纷解释，意给我这个不知情者以心理安慰。我当然理解并支持这出于邻里情谊的牺牲与谦让，只是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因为这十棵花椒树，如同我朝夕相处的童年伙伴，它们曾陪我长大，我却没能陪它们变老，惋惜之情萦绕不去，难以割舍。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没有花椒树的影子，月光直直地照进来，白得有些晃眼。我忽然想起早年的许多往事：想起有一年大旱，我和父亲每隔一天都要翻过运河堤去挑水浇树，干完活背心全被汗水浸透；想起有一次砖窑厂过来拉土的汽车跑偏了道，把最外侧的那棵树几乎连根拔起，我帮父亲用绞车一点点将歪倒的花椒树扶正，把折断的树干用泥浆糊住并用塑料袋裹起来，不断地施肥浇水，花了两年的工夫才让它重新结籽；想起第一年高考失利，一个人坐在树下发呆，祖母走过来，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摘了颗花椒塞进我嘴里。那麻味从舌尖直蹿脑门，呛出我一眶眼泪。转身丢下一句：麻过就好，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第二天一大早，祖母拄根拐杖过来，坐到我床边。她告诉我，伐树那天，专门请木匠挑了些好的枝干，做了十多根拐杖，左邻右舍的老人每人一根，自己手里的这根就是其中之一。她进一步解释说，这些年，邻居们没少吃咱家后院的花椒，现在树没了，每家得个拐棍，也算留了个念想。
我接过拐棍，发现沉甸甸的，身上留着天然的纹理，节疤的地方摸上去有些硌手，心想带刺才是花椒树应有的脾气。我拄着它在屋里走了几步，笃笃点地的声音很实，在回音的传递中，似乎还带着某种特殊的寓意：过往的岁月，花椒进了邻里的锅，滋养着大家的胃，现在花椒木做成了拐杖，撑着老人的腿，陪大家继续走未来的路。或许，这才是花椒最好的归宿，在充满烟火的人间，它们始终不曾离开。
这事过去十多年，家里两位使用过拐杖的老人先后离世，老宅子也在旧房改造时夷为平地。迁入新楼时，平房使用的家具大多淘汰，唯有前辈用过的那根花椒拐杖保留至今。每每忆起过往，将之握在手里，依然还能感觉到有四十年树龄的花椒体温，依稀还能闻到那弥散于风中的淡淡麻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