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陷入生活 ——桥梁和飞行之二
“怎么可能，那些切近的时光/竟成遥远，永不可及，消失了踪迹？”
——霍夫曼斯塔尔《三行体：关于消逝》（李双志译）
在我的电脑里，检索关键词“哥廷根”，跳出来的相关文档总共有几百个。最早是2012年申请硕士入学的文书，然后是很多很多课程材料、毕业论文、结业证书。再然后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哥廷根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学位项目相关的各类文件。
零星散落在这些“正经”文档之间，还有十来个以“哥廷根”为标题的、未完成的小文档。这些文档一般只开了个头，两三段，或三两句。里头全是我想要用文字重现那座记忆之城的未尽的热望。两年前我甚至还尝试写过一个幻化哥廷根经历的小说，最后也不怎么成功。2012年至2015年，我在哥廷根的三年生活似乎一直在拒斥言语形式的再现。
前两年，我在托马斯·曼的提醒下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曼氏总是反复写一类疲于真实体验，“放弃生活”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存在的任务并非体验真实的生活，而是用艺术“真实”地表现生活。由于光是“描述生活”就要耗费他们的全部力气，他们不得不舍弃生活本身。生活与艺术互斥，与写作互斥。在肉身体验的生活和艺术再现的生活之间，他们必须进行舍取。陷入生活是危险的——陷入生活可能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甚至威胁到生命本身。《死于威尼斯》里的阿申巴赫就是这样，刚刚放任自己陷入爱欲充盈的真实生活就必须要在一场瘟疫中死去；刚把一直以来紧紧“攥成拳头”的左手松开，像一名青年一样容光焕发地求爱、恋爱，就必须面对艺术人格毁灭式的拒抗……
我在哥廷根的生活拒斥再现，不容书写，或许也能用这个逻辑来解释。因为在哥廷根，我的确真实地生活过。
可真实的生活是不留痕迹的——这是离开十一年以后，我又一次走在哥廷根大雪纷飞的街头时所领悟到的。这是一个周三，我在柏林度过了两周每天骑行往返图书馆的生活，终于等到了去哥廷根讲座的日子。早上，柏林下着小雪，火车一路往哥廷根开，雪越下越大。窗外的雪景很壮观，不断往后倒退的雪树和一望无际的雪野交替着重复显现。一下火车，雪花和雪渣扑面而来，斜飞着撞上我的眼睑。我赶忙罩上外套上的连帽，一面像玻璃球里的雪人一样不自觉地原地打转。抬头，站台上方晃着熟悉的蓝白双色标识：Göttingen,Stadt,die Wissen schafft（哥廷根，创造知识的城市）。我一下子激动得快哭了，我又回来了！
我没带手提行李，只背了一个双肩包，一只斜挎包，像刚从周末短途旅行回来念书的大学生。火车站一点儿没变：德国小城市的火车站都一样，站台下楼梯以后要穿过一条有商铺的长廊。商铺也没怎么变：我一眼认出了卖烟草和雪茄的小店，我以前在那儿买过一次卷烟纸。
火车站门口的广场上有两条扫雪机清理出来的小路，两旁积了半米高的雪，再边上是一排排密集停靠的自行车。我当然也在这儿停放过我的自行车，还被偷过一辆。在哥廷根的三年内，我至少被偷过两台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哥廷根有很多贼。
酒店在火车站对面，过一个环形马路就到了。即便大雪覆盖了万物，我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里的建筑、道路和植被。比如车站门口纪念“哥廷根七君子”的雕塑基座，比如老城墙两旁的大树，我都认得它们。以前有一阵，我几乎天天都在城墙上跑步。哥廷根的老城墙是中世纪堡垒的残垣，墙道上有高高的大树，跑一圈下来大概是5公里。如果起得够早，我总会在墙上迎面碰上一个身材练得非常强壮的女人。她喜欢顺时针绕，我喜欢逆时针。时间久了我就熟悉了她的训练日常：她每天清晨都会绕城墙跑10公里，傍晚再去健身房练器械。有氧无氧分开练，每天练。我很羡慕她的身材，但我实在达不到她的训练强度。
至于“七君子”的事迹，去过哥廷根的人都知道：两百年前，七个哥廷根大学教授公开抗议国王改宪法，接着被开除、驱逐出境。“七”是一个童话数字，所以我以前一直感觉“七君子”不是什么政治事件，而是一个童话寓言。当然这个故事确实也挺童话的，因为“七君子”里面有两个语言学教授一直边搞学术，边收集民间寓言。他们是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他们的《白雪公主》里就有七个小矮人。
晓菁约我两点在市中心的步行主街道温德大街吃午饭。我到酒店收拾完，倒下眯了一小会儿，睡醒后匆匆出门赴约，迷迷糊糊。雪还在下，路上空无一人。下午的天光落在白雪上，静谧、明亮。我拖着梦游人的步伐，沿着歌德大街往城里走，过一座小桥，穿过溪流似的莱讷运河，拐进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在这里，没有一处是陌生的，但也没有一处是真正熟悉的。到处都是那种弥漫在德语童话里似是而非的暗恐感，弗洛伊德的“unheimlich”的定义。
靠近主街，路上渐渐开始有人了。在廉价超市netto所在的那条街（我还是没记住名字）上，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男人倚靠在鲜黄和亮红配色的超市商标下，冲着前方某个看不见的人暴躁地高声咆哮、咒骂，接着一摇一摆地走动起来。我确信十几年以前在一模一样的位置看到过一模一样的场景。
再前面就是温德大街，路口有名曰“哥廷根肚脐”的雕像：一女一男一小孩拉扯在一块儿，大呼小叫。我记得以前看雕塑介绍说他们是在跳舞，但我肯定他们不是真的在跳舞。更像是在争执、革命，手舞足蹈地商量怎么联合起来推翻世界。我边走边抬头盯着雕塑看了一阵，再平视街道，有点头晕，向前继续走——
有多少次这样走在这条街道上？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人？背着包，拿着啤酒瓶，还是推着自行车？漫步，欢跳，还是奔跑？可为什么你总是在跑？是因为太迟，而是因为过早？……
我承认我精神已经有点恍惚了，不过好在已经到了晓菁预订的餐厅，南亚人新开的一家中式餐厅，名叫“银座”（哥廷根特产：亚洲共同体）。晓菁在里面等我。我在街道上感觉到的暗恐感立即消散了。我们点了一份羊肉煲，一份豆腐煲，吃得欢快。我们聊得也好，挺神奇的，毕竟此前我们之间几乎只有工作交流。吃完饭已经4点了，外面的雪还在一刻不停地落。我请晓菁带我去旁边的哥廷根地标，在牧鹅少女雕像前拍了几张照。
牧鹅少女雕塑是二十世纪初建起来的，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一个公主去国外嫁人，在路上被女仆篡夺了身份，成了牧鹅少女。牧鹅少女对自己的遭遇守口如瓶，只对她的马（法拉达）倾诉。由于童话里的马会说话，邪恶的女仆怕马泄密，就砍下了马头。故事的最后，牧鹅少女还是恢复了公主的身份，冒充公主的女仆受到了严酷的惩罚。
其实这个童话没有什么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心疼法拉达是肯定的，又有谁能不喜欢一匹会说话的马？至于公主和女仆身份反转的情节，我一直更喜欢童话故事的现代变体，比如让·热内的《女仆》：里面有两个轮流扮演女主的女仆，在剧中剧里表演绝望和暴力。但不管怎样，牧鹅少女终归是哥廷根的荣耀。她是那么美，究竟是公主还是女仆根本不重要。
哥廷根博士毕业的庆祝仪式是爬到雕像上去亲吻牧鹅少女——跟喝醉酒以后的仪式一样。
晓菁带我去Matthias的办公室。我很高兴她能和我一起，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走很可能会再次惊恐发作。上一次回哥廷根的时候——大概是毕业后隔了两年再回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突然看到我自己从某个街角骑着自行车，飞快地闪过。这次有人一起并肩同行，沿温德大街走去学校的路上就没出现什么幻觉。
只不过路上还是以前那些人。年轻人。聪明伶俐的年轻人，满怀希望的年轻人，沉浸在快乐幻觉中的年轻人，为现实政治义愤填膺的年轻人，不知所措的年轻人……这里究竟有多少年轻人那样渴望知识，渴望创造知识，因此也心甘情愿地被知识塑造，被知识摧毁？经过图书馆的玻璃建筑，迎面走来一支喜气洋洋的庆祝小队。队伍中间是一辆滑稽的木质推车，里面坐着一名博士。博士手捧鲜花，一身长袍，一脸得胜的笑，像个神气的巫师。他就要去亲吻牧鹅少女了，多么幸福，我想。因为他创造了知识，也因为他没有被知识压垮。
我们继续向前，缓步穿过校园正中心的小广场，途经我住过一年多的学生宿舍。宿舍地理位置极优越，在校园正中心，去哪儿都很近。以前我在宿舍斜对面一百米的神学院有早八的课，每天都是7点50起床，从来不会迟到。哥廷根校园里的建筑有一半是现代的，另一半多少带点古风，但形貌统一，看上去都很学术。特别是在夜晚那种模糊状态下，这里的建筑物仿佛随时都会变形，变成理论和概念。走到洪堡大街上暗黄色的人文楼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四周建筑的轮廓愈渐模糊，万物的界限在夜幕中渐渐消失，现实的线条在抽象的思考中一点点解体……
Matthias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我们闲聊片刻，一起出发去学术报告的教室。过去七年间，Matthias几乎每年都会来华东师大访问，所以我很熟悉他在上海的状态：友善、好奇、兴奋乃至亢奋，好像随时都会从生活中获得新的顿悟和惊喜。他在哥廷根和在上海的感觉完全一样，眼里漫溢着无限的认真，还有随时准备开始研讨的热忱。我在哥廷根的硕士导师Barbara也来听了我的报告。我们拥抱，并且正式开始改用非尊称的“du”（你）称呼彼此。报告结束后，Matthias和他的夫人开车带我又回到市中心，去一家老餐厅吃饭，随后道别。
我没有立即走回酒店。我在风雪中独自走了好一会儿，去了几个地方：2012年刚来哥廷根时住过的剧院街13号公寓、剧院广场、威廉广场和Thanners酒吧。酒吧里，我一边观察喝酒聊天的青年们，一边慢慢地独自喝完一瓶啤酒，有点恍惚地起身，出门。
外面的雪没有停，雪尘飞扬。外面的一切都没有变。
第二天，雪还是没停。我打算在离开哥廷根之前去山上的森林徒步，重新走一遍曾经练习长跑的路线。
于是我再一次出发，在一个半梦半醒的午后，一个人。我走过市中心那些歪歪扭扭、不可理喻的街道，接着往上，往外，走进森林。我不记得通往森林的路，但走了一会儿森林就完全包围了我。森林闪着银光，单调而迷人。雪覆盖了事物的一切踪迹，空气中只有一种清晰可辨的颜色，一片澄明的时光。
那天我在森林里走了一下午。我的鞋子里全是融化的雪水，我的手机里全是冻停之前拍下的美丽雪景。雪一刻不停地落，以至于到了晚上，当我终于躺下闭上眼，我的眼前仍在一刻不停地重复着落雪。我无法进入纯粹的黑暗，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