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学平：您的作品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读者反响热烈。您曾多次提及，祖国的强大为您的作品走向海外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能否请您具体谈谈，国家的崛起与中国文学“走出去”之间的关系？

麦家：我记得民国的一个著名的外交家陆征祥曾经说过：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当它贫弱的时候，国际舞台上其实是没有声音的，国际也不需要它。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其他的种种方面，人家不关注你，你再优秀的东西也不可能走出国门。比如鲁迅，这么伟大的作家，由于国破贫弱，当时也没翻译出去几个语种，而且翻译的也只是少数几篇。鲁迅小说的法译本直到2003年才真正以规范化选本形式出版。英译本比此还晚，2009年由著名的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并入选“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文库出版。这距离鲁迅创作的年代已过去近一个世纪。2011年，蓝诗玲曾在中国作协编的《翻译家对话》一书指出：在剑桥最好的学术书店，被英译的中国文学古今（跨度2000年）所有书籍不过占据了一层书架，长度不足一米。由此可见，国家实力与文化输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学是民间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西方也好，包括东南亚也罢，都不关心我们的文学，也不关心我们的艺术、体育等。人家不感兴趣，甚至对你整个国家都没兴趣，谈何其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们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屹立，人家看见了你，就想了解你。了解的方式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而文学也许一马当先，因为简便直接，一本书、一个人就可以操作、成全。不像艺术、体育，兴师动众的。

所以，我觉得国家的崛起和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中国文学至今为止“走出去”的规模、影响，和我们中国文学本身已有的规模也好，质量也好，还是不匹配的，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走出去”。毕竟，我们改革开放才几十年，被世人瞩目的时间委实尚短。但我相信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继续崛起，我们的文学会更加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朱学平：比如说《解密》是首批获得“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资助的作品之一。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资助机制的具体形式，以及它在推动作品进入海外市场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麦家：这个情况坦率说，我还真是不了解。虽然《解密》是获得这个项目资助，但情况特殊，它是事后登台的，它不是先有资助然后出去的，而是它从2012年开始被英国企鹅和美国的FSG两大出版社看中之后，然后在西方出版界名声大噪，有很多出版社购买了它的版权。到2014年后，陆陆续续出版，转眼之间就出版了二十几个版本。这样，国内也注意到了它在海外的风光和红火，然后得到了一些资助，这些赞助主要是配合我在海外做宣传用的，不是出版本身。作为商业出版，宣传当然也很重要。

朱学平：《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多个国家传播。其传播版图，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版图相契合。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文学传播与国家文化战略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具体到您的作品传播本身呢？

麦家：这个情况我了解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确实为配合“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在翻译工程上有一些配套项目，如“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但我的作品好像在这方面，坦率说没有太多介入，所以我不太了解。我在东南亚诸国的翻译情况并不突出，一是它们本身商业出版很不发达，二是我没有更多地介入“互译”工程中。下一步，争取一下吧，因为在对方翻译工程“沙漠”的情况下，我们主动出击，也许是唯一的路。

朱学平：您曾表示，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度过了最为艰难的阶段。能否请您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标志性变化值得学界关注？

麦家：确实，我们已经过了最艰难的阶段。最艰难的是破冰之旅，那个特殊年代结束之初，我们国家经济处于一种崩溃边缘，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几乎因冷战格局而受国际排斥到底，被人忽视、歧视。直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应该说不管是经济还是我们文学，都是“走出去”最艰难的阶段，直到后来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经济才踏上蓬勃发展之路。经济的大门敞开了，文学的大门跟着也慢慢打开了，这个确实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紧紧相连的。

这里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刘慈欣的雨果奖，还有曹文轩的国际安徒生奖，等等。几乎国际上的大大小小的奖，中国都开始有人获得了。世界各大媒体也开始关注中国作家，比方说像《纽约时报》，曾经2个月内就对我有4次报道，《华尔街日报》3个月内对我有5次报道。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泰晤士文学增刊》，美国的《新共和》《纽约客》，等等，这些主流媒体都对中国包括我在内的作家做了非常积极正面的报道。我的《解密》还获得了《经济学人》“2014年度世界十佳小说”，同时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他对你有兴趣、有热情想了解的时候，文学往往是一个最便捷的通道，也是最民间的一个通道。因为是民间的，它就有一种正道在里面，有一种信任在里面。因为他们不可能通过新闻来了解你。一种正常的日常的手段，就是通过文学艺术来了解对方，既是美的，又是善的，又是远的。

朱学平：在译介方面，您的早期作品如《解密》《暗算》《风声》主要由米欧敏翻译，而到了《人生海海》则由Dylan Levi King担任译者。请问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其学术与翻译背景？

麦家：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确实，我前面的三部作品都是由米欧敏翻译的，其中《解密》《暗算》是米欧敏和克里斯多夫两人合译的。《人生海海》换了一个翻译，一个叫King的译者来翻译。我在King翻译我小说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也不认识他，没见过面。直到今年四月（2025年4月），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在北京开了一个三十国汉学家大会，我在和三十国汉学家对话的时候，在会上我才遇到了King。

当时，这个人是我的代理推荐的。他觉得，米欧敏他们虽然翻译得不错，但换一个人也许是一种新的机会，让更多的翻译家来尝试着翻译，然后有比较，可供选择，在选择中选出最理想的人选。这样就有了King。事实上，King的翻译水平确实上乘，今年3月（2025年3月），我在英国的时候遇到了宙斯出版社社长。我们谈起翻译，社长认为King的翻译使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本翻译小说。就是说，King的翻译已经出神入化，让一个读者忘掉是翻译过来的书，这是一种高度的评价、赞赏。

朱学平：学界一般认为，米欧敏的翻译风格偏向“隐身化”，即在译介过程中尽量减少与作者的沟通，力求让译文自然融入目标语文化。您如何评价这种翻译策略？同时，您多次强调对译者的尊重，能否谈谈您对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麦家：我曾经说过，翻译是一个作品的再生父母。中文和西方一些大语种，确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东西有别。这种分别不是说你靠猜测，或者那个短暂的学习可以掌握的。你必须要经过专业的长达多年学习和提高才能掌握，才能领略中文之美。所以中国文学今天还没有那么集体地在西方亮相，我觉得还是跟汉学家以及翻译的人数少有很大的关系。

至于米欧敏的翻译风格，我也有这种体会：隐身。米欧敏不是一个专业的翻译者，她其实是一个学者，研究的是中国先秦文化，翻译一定意义上对她来说是她的副业，她就是因为喜欢我的小说，才当上翻译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她本身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她不但在翻译风格上偏向“隐身”，平常我在和她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也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内敛低调、不事张扬的人。这就是她的底色，喜欢隐身的。可以说，做人作文在她身上是统一的。

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好坏之别，这就是她的风格，作为风格你可以欣赏，也可以不欣赏，但是得尊重。我个人其实是不希望她过于隐身，比方我曾希望她为《风声》写个翻译后记之类的，她深思熟虑之后还是没有应我之约。她就是这样，喜欢“隐身”。

朱学平：请问海外版权代理方是否有所变化？随着近年来中国版权代理体系的不断成熟，比如您早期的海外版权代理由谭光磊先生负责。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版权代理机制的变化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国际传播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麦家：对，我原来的海外版权代理是台湾的谭光磊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英语非常好，应该说对我的推广也非常成功。但后来有两个原因，导致我和他暂时分开了。第一个是疫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他原来公司在上海，娶的媳妇也是上海人。因为疫情，他太太包括整个公司就离开了上海，搬到了台湾。第二个原因，近些年来，我们见面交流的机会逐渐减少，联系自然也慢慢地变少了，就疏远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在国内的出版社“新经典”，招了一位曾经是马尔克斯的出版代理人劳拉，做了他们的国际代理。几年前，我们有缘相识了，最后就委托她做了我的海外版权代理人。

在海外，出版社原则上是不和作家直接打交道的，必须由代理人代为交涉相关业务。所以，你的作品要出海，走向世界，国际代理是必不可少的。代理人的专业水平，将直接影响你的海外出版，包括营销。尤其在欧美，代理人几乎是法定的。

朱学平：作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及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您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国际交流。在这过程中，您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遇到过一定的困难。能否请您结合这些经历，谈谈中国文学推广在国际出版体系中所面临的难度与挑战，以及其中积累的经验与体会？

麦家：我当过一届的浙江作协主席，现在已经辞任。我觉得我并不擅长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更合适的人去当了。在当浙江作协主席期间，我凭自己和“企鹅”出版社的关系，帮助浙江文学“走出去”。这件事情很复杂，做得很累，但最后是成功的。我们总共推了五位作家出去，他们的中短篇小说集。原来想象一两年可以完成的，结果花了近五年时间，确实推动得很难，且效果并不好。这也是当前中国作家走向海外的现状，困难大得很，挑战多于机遇。我能够做得这么好，影响这么大，一定意义上说，是运气好。

朱学平：您在多个场合曾强调，当代中国作家不应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为唯一目标，也无须刻意迎合西方的审美趣味。这一观点反映出随着中国的强大，文学评价的标准已不必过度依赖外部认可。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最为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麦家：我觉得不管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中国的茅盾文学奖，作为一个写作者都不必过于看重它们，没有哪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盯着某一个奖去写的，或者是出版了以后盯着某个奖刻意去获得的。这个其实不是写作者自己的事儿，评奖是评论家的事，作家只负责写作，不要去想获不获奖。严格地说，你想也没有用，甚至只有反作用。如果你过多地关注这些，我觉得就是动作变形，不但会影响你写作，甚至还会影响你的人品。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我觉得最关键的、最决定的因素还是你把作品写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你得把中国这个特点写出来，人家感兴趣的是你的作品。你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笔下反映的中国，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故事，不要过分地去迎合你想象中的他们的审美、意志，甚至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作家，刻意去写一些过度批判性，甚至不失污蔑国人的作品去迎合西方，在我看来令人不齿。文学应超越政治的规约，不要委身于政治，更不必去取悦西方的偏见。真正的文学力量在于真实、深刻地呈现人性，而不是沦为某种话语的注脚。中国作家要有足够的自信，写出原汁原味的中国经验，同时具备世界性的精神共鸣。唯有如此，作品才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被广泛接受和尊重。

朱学平：您曾提到，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品写什么内容并非最关键，关键在于“怎么写”，即写作方式必须具有世界性。那么，您能具体谈谈这里的世界性写作方式指的是什么吗？它通常包含哪些核心要素？

麦家：对文学，始终存在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大概三十年前，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们非常强调“怎么写”，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作家在写作技艺上还是比较单一、传统。所以，我们需要引进或者学习西方更多的写法，要强调“怎么写”。我觉得文学“怎么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文学是一门艺术，小说也是艺术。既然是艺术，就需要技巧技艺。我记得博尔赫斯曾出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把书名定为《手工艺品》。这就是对“怎么写”的一种非常强调，强调小说是一个手工艺品。当然小说不仅仅是个手工艺品，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对小说艺术的一种高度看重，一种极端的看重。但话又说回来，中国作家在今天，在我们走向世界文坛的时候，还是在走向自己写作高峰的途中，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写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怎么写”的问题不是第一的，反而“写什么”变成了第一。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是如此的喧嚣，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有真的有假的，有各种乱象，乱象丛生，对我们作家来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你选择写什么，什么人和事更具有时代性，什么人和事更具有国民性，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什么人和事更能揭示当代中国人精神的困境与突围，这才是当下中国文学最应该回答的问题。在经历几十年的历练和与世界交融后，我们已不缺技艺成熟的写作者，但缺少从纷纭乱象中识别本真的慧眼，求真的能力和胆识，有发明能力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朱学平：从您的观察与实践经验来看，您如何判断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前景？在全球文学交流的格局中，您认为中国文学应当确立怎样的目标与定位？

麦家：我看好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前景，因为我看好中国的前景。我觉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认识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中国文学也必将吸引世界更多目光。至于我们应当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和定位，这个是不需要考虑的。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要因为外界而改变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你还是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或者说最动感情的生活。这一点比去寻找目标更重要。或者说，你应该寻找的目标是自己，把自己最切身的感受写出来。这个即使写出来后，不能走向世界，但至少你走出了自己的步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是表达自己，不是迎合别人。

我想，如果每一位中国作家都能够把自己的步伐走出来，这当中肯定有一部分作家会被世界关注，代表中国走到世界的舞台上去，而且他们中一定有人是优秀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们不要妄自独尊，也不要妄自菲薄。依我看，中国一些头部作品，每年都有那么几部，足以和世界一流作品抗衡。但如果你是概念写作，写作之前定好目标，要为西方写作，这个就是刻舟求剑，最后是得不到剑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找到自己，自己的心跳声，走出自己的步伐。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写作的目的、目标，不应该定义为世界，而是要表达自己，把自己对人对世最切身的感受表达出来。这才是最要紧的，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朱学平：在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的问题上，您曾经提到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未来的眼泪在哪里，它不知道，只有伟大的作家知道。”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能否请您进一步阐释，您认为“伟大的作家”是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洞察并表达这种“未来的眼泪”？换言之，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间的根本差异，您如何理解？

麦家：关于人工智能创作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想过多思考，也不想过多去谈论。因为文学创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人工智能即使超过了我，那又如何？难道我就不写了？我写作并不是想跟谁比赛，我写作是我自己内心需要，是我心里有话要说，有话想对世人说。这个才是我写作的前提，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比别人写得好。AI写作，现在确实成了我们文学圈和整个社会上都在谈论的一个话题，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得过它，或者说当我们写不过它的时候怎么办？我的回答很简单，即使它比我写得好，我照样要写作。因为，写作是我活着的一种方式，也是我活下去的一种需要。更何况我另有看法，那就是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写作能力可能会超过大部分作家，但最好的，写得最好的应该还是人。否则，为什么叫人工智能呢？

朱学平：您平时很少使用手机，也不习惯在公众场合演讲，但近年来，您多次出现在重要直播和大型活动上。尽管您依然会有些局促，那您是如何战胜自我，完成这些公共表达的？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您认为数字化手段发挥了哪些作用？

麦家：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真是不善言辞，更不喜欢社交。所以，我和现实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是我比较舒服的一种关系，就是不喜欢跟生人交往，不爱过多的社交生活。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用微信，因为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把安静留给自己。我没有八面玲珑的本事，老老实实守着家，过简单的生活吧，我经常如此告诫自己，勉励自己。

但在这个时代，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时代，不管人与人的交流方式，还是一本书的宣传营销方式，都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断崖式的变化。在这种变化面前，你如果依然固执己见，一味待在自己舒适圈里，这个闭门造车，那个足不出户，无疑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的行为。不用说，每个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书抵达更多的读者手上，如果你想让更多读者看到你的书，也许营销是离不开的。这时你只有硬着头皮去做一些事，那不是可耻的事，只是你不适应、不舒服的事。人活世上哪有那么多舒适？我就这么鼓励自己走到人群中，镜头前。我确实不擅长交际，但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不能去做。我现在的态度是愿意去学，努力去做，做得不好，慢慢学，慢慢适应。谁也不要跟时代作对，跟时代作对，不会有胜者的。与其挑战时代，我觉得，不如挑战自己。

[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