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政治·现代想象·美学建构 ——1950—1970年代文学“新妇女”劳动叙事
内容提要：“劳动”是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新妇女”叙事的展开方式，“劳动妇女”是“新妇女”的主体。1950—1970年代文学着意于妇女劳动话语的再造，使得劳动具备了独特意涵。考察该时期文学对于妇女劳动的书写，劳动的含义是多重的。劳动的尊严政治不仅使妇女得到了承认与尊重，也使得妇女产生了主体认同；妇女积极参与生产竞赛、技术革新，将妇女与工业化、技术关联，表征了一种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劳动彰显了一种诗性与德性，劳动成为纯洁、崇高、质朴、健康等的社会主义之美的具体表征，构建起新型的“劳动”美学。
关键词：尊严政治 现代想象 美学建构 “新妇女” 劳动
“劳动”一词自古有之，主要指操作、活动之意，是“辛苦的力作”“烦难的努力”，是劳与动的结合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劳动”占据崇高地位，劳动本质论、劳动价值论、劳动解放论构成了劳动论主要内容。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的生活，创造了社会关系，也创造了一切价值，因此，劳动被认为是“人类主体对象化、自我生成和自我确立的理想化类本质”2。
在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劳动和妇女的解放密切关联，劳动不仅赋予了妇女阶级的本质，同时还具有改造主体的功能。1950—1970年代的妇女解放论述正是延续了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恩格斯的妇女“解放三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家务劳动社会化成为妇女解放的必经之路。“妇女底解放，乃以一切女性底重新参加社会劳动为其头一个先决条件”3，“妇女底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事业……才是有可能的”4，列宁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成为妇女劳动解放论的主要理论来源。
“新妇女”话语是以劳动妇女为主体，而文学则承担了建构想象、情感动员的任务，以实现文学的社会教育、社会启蒙的功用。1950—1970年代的“劳动”叙述更新了对农村妇女的历史想象和书写。在“农村妇女”向“新妇女”的蜕变过程中，“劳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农村妇女”的主体建构即以“劳动”作为核心叙述策略的。1950年代的张腊月、吴淑兰（《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李双双小传》），1960年代的惠嫂（《惠嫂》），红梅（《红梅》），焦淑红（《艳阳天》），1970年代的叶红（《朝霞》），周红梅（《春风杨柳》），李玉红（《青出于兰》），阿宝（《西沙儿女》）等“新妇女”形象系列，勾勒出了“新妇女”经由劳动而成为新国民在现代国家和现代历史成长过程中的变迁轨迹。
“劳动光荣”成为社会主流话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正如凯琳·萨克斯指出：“公众社会劳动是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5，妇女通过劳动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是妇女解放的基础，只有劳动才能给妇女带来尊重，“才会更容易提高和巩固妇女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也才会使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有充分实现的强固基础”6。在劳动话语的鼓动下，无论在乡村还是城镇，妇女都完成了从“家里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
一、新妇女劳动的尊严政治
1949—1976年，通过劳动光荣的话语与实践运作，带来了妇女的尊严政治。走出家门，参与劳动，成为劳动模范，不仅能够得到男性社会的尊重与认可，更能得到国家的承认，而小说中关于妇女劳动叙事的书写，积极表达了这一想象。
在马伽利特看来，尊严的政治意在揭示“自尊与权利的关连”，呼吁建立一种“优雅的社会”7。尊严的政治产生于等级制的崩溃，是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它被贯彻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尊严不只是微观伦理问题，还涉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它关涉以法律为目标的道德。对于1949—1976年的底层妇女来说，“尊严政治”尤有其重要意义。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政治，允诺了妇女一个平等、合作、互助、融合的新性别文化与性别制度，构想了一个积极参与劳动者，均能被国家支持帮助、获得解放与平等的神话。这样一种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方式，因为与妇女利益契合，国家理性与底层利益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共鸣，也大大推进了劳动话语实践的展开。
劳动尊严的重要性集中凝结为翻身做主人的话语之中。“翻身做主人”这一权力话语有两个重要的指向。第一个是要翻身，第二个是翻身之后要做主人。标举妇女的“劳动”身份，是这一时期文学要完成的社会想象。在这一想象中，工农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公，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而将底层之底层的妇女提升为国家的主人，更能彰显出这一翻身神话的效度和信度。将占全国半数的妇女，纳入现代国家的治理之中，不管是在乡村和城市，都尽可能地为妇女赋权，使妇女成为“人”“人民”“主人”。“只有借助于主人这一概念，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种参与性的现代政治。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整个社会，包括下层社会的全力参与。”8“主人”这一话语的策略性运用，使得妇女有了政治参与的观念，也有了对于国家直接的具体的认知，而“主人”话语正是通过调动妇女的情感，使其对国家产生认同。
《从城里来的媳妇》9中，城市姑娘秋南嫁到乡下后，并没有受到公婆的热情对待，反而因为不会做鞋（“妇女活”）而惹怒了公公；而《媳妇下坡》《二媳妇纺线》《黑妮种棉》也都表现出在农村顽固的性别分工观念的残留。在传统乡村认知中，妇女参与由男性主宰的社会劳动（下地干活、打井、做泥瓦工、建房等）不仅有违妇道、女德，甚至还会带来灾难。大量有关妇女劳动的民间谚语，如“女人打井不吉利，十只要坍九只半”等都表现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于妇女来说，如何打破这种劳动偏见，不只是为了迎合政权生产动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涉及妇女如何通过努力抗衡强大的传统力量、摆脱性别偏见，它更关乎到个人觉醒与尊严。
妇女需要在劳动过程中克服性别偏见，改写妇女低能的集体无意识认知，在男权文化中彰显自己的能力与尊严，获得尊重与平等的对待。检视1950—1970年代的小说文本不难发现，在涉及妇女劳动这一问题的书写上，存在着一个常见的“轻视—努力—认可”叙事模式：妇女满怀热情进入社会工作，但往往会因为性别或年龄受到轻视，主要是男性同事或者年长上级，妇女通过努力工作对这些性别偏见予以反击，赢得认可与尊重。这一模式的使用，恰恰证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妇女受轻视的情况一直很普遍，需要妇女不断去打破这种偏见的社会文化氛围；二是妇女必须通过辛勤劳动与个人努力才能克服这些偏见，而非依靠其他外在的力量。这两个面向，正是妇女劳动问题书写中呈现的可贵面向，它不仅突出了妇女解放所面临的困境，更突出了妇女的能动力量，靠努力来实现自己解放自己。
《女车间主任》中，陆菊英最初被提拔为工段长时，受到老工人周师傅的强烈排斥：“一个小毛丫头能领导这么大个工段！我不能眼看着工段垮台，我活了半辈子，可丢不起这个脸！”10对于陆菊英来说，这种来自年长男性权威的质疑是致命性的，一旦无法证明自己的实力，不仅无法站住脚，还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女性工作能力的判断。陆菊英却以出色的工作能力证明，年轻女性能够胜任车间的工作，也能够领导车间的生产，她被提拔为车间主任，且不惧生命危险，领导“一次试航成功”。这里力量的对比耐人寻味。周师傅作为年长的有经验的工人男性，在各个方面都具备着优越性，且因为身份政治的优越性（老工人），他对于陆菊英的质疑足以击溃陆菊英，而陆菊英的成功，则在年龄、性别、经验上都挑战了老工人的权威，也破除了劳动偏见。
叶英（《检验工叶英》）、叶红（《朝霞》）坚决反驳那些嘲笑自己工作的人，表现出“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11，使蕴藏在她们身上的才智和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12；王秀妤（《新来的女徒工》）、李秀珍（《接班》）克服了体力的限制与旁人的轻视，分别成为优秀的女印刷工与吊车司机，得到了男性师傅的认可；司务长宋春华（《金孔雀》）将炊事员工作做到极致，由众人眼中的小麻雀变成了金孔雀；江云兰（《放蚕姑娘》）成功发展了放蚕副业，使原本一直看不惯她们行为的老农，也最终承认新式养蚕法；红玉（《新的一代》）不惧压力，在农业生产上赢得了父亲（前生产队长）的认可，并成为新的生产队长……对于她们来说，劳动解放妇女、促进男女平等的允诺，并不是可以随手摘下的胜利果实，而是要作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不懈的劳作、超出常人的努力以及反抗的精神才能最终获得。只有通过出色的劳动克服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难题，彰显妇女的能力，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
而作为“文革”后期小说的典型，《西沙儿女》同样反映了妇女在争取性别平等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大队长何望来轻视女民兵，让女青年们安心从事“妇女活”，而不要企图僭越性别分工，因为拿枪打仗、巡逻放哨这种崇高的军事劳动不是女人的事，也不是女人能够胜任的。男民兵，同样也瞧不起扛枪的女人们，一心等着看笑话。何望来的话激起了女青年的愤怒，阿宝带头抨击这种轻视妇女的思想：“你就是轻视妇女，是旧思想作怪！新社会，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男人能干的事，我们都能干，男人干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干。”13阿宝与何望来比赛打靶，以此来证明新妇女的能力与实力，打破西沙岛上顽固的性别偏见、保守的性别制度，以及落后的性别观：“要打的，不是一个用木板制作的简单的靶子，而是几千年传留下来的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思想意识；她要打出的，将是西沙新时代妇女的威风和权利。”14阿宝在打靶比赛中胜出，展现出“今日新一代妇女的心意、志气和力量”15。阿宝代表的正是无数在劳动中所获得的承认、尊重与尊严的“新时代的新妇女”16。
上述这些妇女，来自各个职业、各个阶层，但她们所面临的性别环境与压力却是相似的——在男性主宰的、充满男权文化的社会，制度性的歧视或许消失了，但残存的男权文化心理并未消除。通过刻绘妇女不惧舆论压力获得尊重与认可的过程，作家表现出对于劳动型平等的乐观想象以及劳动神话的积极营造。
尊严政治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劳动话语给女性允诺了一种社会上升通道。明清时期，妇女获得国家承认与尊重的方式往往只能通过贞节来体现——节妇烈女不仅成为一种道德约束，也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国家表彰的举动也引发了明清时期妇女的主动参与。而在1950—1970年代，妇女不再需要靠贞节来获得国家嘉奖，只需要努力工作就会带来社会认可与阶层跃升。
在劳动中树立典型与模范，是一种有效的运作方式，它能够促进“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进行良性互动。这是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整套运作体系，并被延续到1949年之后。政治奖励、新闻报道、文艺宣传、物质奖励，是推介模范的核心运作方式，而文学更因为其情感的力量被重视。“社会典型作为个人的指导全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17社会典型的表彰与奖赏，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积极赋予与维护而文学则承担了宣扬社会典型的重要职责。骆宾基的《王妈妈》生动有趣地描绘了一朵“老牡丹花”在新社会中经过劳动重新绽放、重获生机的过程。常年寡居的王妈妈，原本生命是晦暗不明的，人生也没有希望。而参加合作化后，王妈妈参加了妇女会，参与缝军鞋、开会、看孩子，生活十分充实，在个人意识、独立精神、生活态度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原本像枯草一样的王妈妈穿上了过年才穿的衣服，这具有仪式感的行为，也表明王妈妈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两个眼睛却像乱石堆里两汪池水一样，清澈，爽朗，春气洋溢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光辉”。自主的劳动使她有了摆脱歧视与轻慢的底气。这种生命力的张扬无不是来源于自主“劳动”带来的质变。王妈妈改变的意义是深远的。她为那些寡居的老年女性提供了一种人生跃升的榜样。即使到老年，也仍然可以创造社会价值，仍然可以得到尊重与认可。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参加公共劳动对于老年妇女同样具有解放的效果。王妈妈变成了一个社会人，“气势那么壮，而且那么果断坚决，说走就走，这是从来没有的”18。对于王妈妈来说，劳动带给她的，并不是那些堂皇的国家目标，而首先是生命质量的改善。自尊自信的人生态度，使得她摆脱了原有的依赖心理，并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主宰和把握。王妈妈受到表彰，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与尊重，正是在这种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政治中，王妈妈完善丰富了自己的生命。
在官方媒体中，模范妇女们在劳动场景中的干练、热情自信的笑脸、高昂的劳动激情成为小说叙事对于妇女模范的最重要的集体记忆。《朱桂花的故事》《姚素珍》《眼盲心亮》等都是叙述妇女模范的典型文本。正如波伏娃所指出，“若是能让未来向她开放，她就不会再去死守着过去。一旦号召妇女投入具体行动，一旦她们在设计的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就会和男人一样大胆英勇”19。1960年代来自国外的观察者注意到，在日常交谈中，成为模范已经被认作是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最大奖励，“中国人正是通过劳动重新找回了他们做人的尊严”20。不能否认，来自外国友好人士的观察不免带着滤镜，但却也指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劳动光荣话语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运作，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广泛的接受与认同。其二，对于妇女来说，成为劳动模范，不仅仅意味着在政治上的先进性，还意味着工资、奖金、社会地位等一系列的隐形或非隐形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生产型社会推崇劳动）与妇女的需要（实际利益与自我实现）得以契合，这也是劳动话语得以推行的重要原因。
劳动光荣的观念树立之后，通过劳动获得物质精神的奖励、社会阶层上升的筹码，成为劳动模范、被提拔为妇女代表、妇女干部是很多年轻妇女奋斗的目标。不管是延安文学中的翻身女劳模，“十七年”文学中的先进女工人，还是“文革”时期下乡劳动的模范女知青，都给不同阶层妇女的人生道路提供了一种选择。处于结构性底层的妇女（政治、经济、文化、阶层），通过努力成为女劳模、女英雄，进而获得政治资本，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实现阶层的跃升，并对其他妇女发生影响，这是劳动给妇女带来社会上升阶梯。尽管这一奖励机制来自于官方和国家的承认与推动，但妇女主动参与其中，却无疑改变了社会性别化的文化实践及话语。
由劳动生发的光荣意识与劳动的尊严政治，渗透到1950—1970年代的文学文本中，并构成了这一时期对妇女想象的基本特质。劳动允诺了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劳动消灭了剥削，也消除了性别歧视，在人人劳动的“美丽新世界”，平等、正义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生存要义。这样一部未来世界的理想神话，不仅仅是作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产物，同时更深入到读者的情感与心理之中。这里，劳动不仅和政治、伦理、审美发生互动，更深入作用到个人的情感机制与情感结构。
在新的意识形态之下，不劳动者不得食已经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扫盲带动了新的劳动价值观，生产光荣、学习光荣、劳动光荣，成为农民们的共识，妇女们普遍参加了生产。扫盲以前，很多地方妇女下地干活被认为是丢人的事，“头五年谁家妇女上山是耻辱，如今谁不上山就成耻辱了。”21在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话语之下，逃避劳动的女性，不仅公德上可疑，私德上往往也不受尊重。《锻炼锻炼》中，逃避集体劳动的小腿疼、吃不饱，并没有得到叙事者的同情；《风云初记》中的俗儿，因为没有经过劳动的改塑，最终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不仅道德堕落，政治上还反动，是待改造和规训的对象，被抛出主体妇女之外。
不难看出，在整个1950—1970年代，关于劳动的“尊严政治”所带给妇女的尊严感、成就感、自主感，都是劳动话语能够为妇女接受的重要作用机制。劳动带给妇女的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尊严，使原本凌空虚妄的解放话题落到生命实处与日常实践深处。
二、技术劳动与现代化想象
延安时代大生产运动的热情，被延续到1950年代。随着社会的安定，国家工业化的开展，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对于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烈期许。而先进女工形象的塑造，则成了这一时期妇女劳动问题书写中的突出特点。
Tina Mai Chen通过考察文化媒介中女界第一“日常偶像”（everyday icon）的塑造，经由“文化再现与个人经验”“国内与国际秩序”“集体与个人”这三组关系谈论妇女主体，重新将妇女语境化，以此探究妇女的“情境化主体”（situated agency）。在她看来，“女界第一”不应该只是被当作一种机械的宣传话语，而是一种生命的明证，妇女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造身体，提升自我，以推动技术知识发展。而性别权力结构和妇女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调试，产生了妇女模范。由妇女呈现、为了妇女创立、通过妇女推动的个人行为，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共同促进了历史的转型。女界第一模范提醒我们，妇女解放过程中个人、国家、国际解放都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她们自己造成的。历史社会中，个人变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女性的参与对于历史社会变化有重要作用，而不管是个体、国家、国际都共同参与了妇女解放的进程。
田桂英（第一位女火车司机）、伍竹迪（第一位女飞行员）、罗凤林、闻惠荣（第一批女电车司机）等的出现，激发了妇女挑战现代机器的热情，也涌现了关于她们的文艺形象塑造的作品。控制大型或精密的工业机械，驾驭火车、飞机、拖拉机等重型机器的女机手，是“新妇女”的典范，也是时代的性别奇观。《女人开火车的故事》和《具有世界意义的时候》侧重于书写新妇女对大型机器的掌控，《刘莲英》《黄宝妹》《古小菊和她的姊妹》《沙桂英》等小说则关注妇女对技术革新的重要贡献。
女火车司机和女拖拉机手是1950—1970年代最受年轻妇女追捧的职业，这两类职业的火爆有着特定的时代意义与历史语境。1952年，邓颖超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新妇女的进步：“过去很少妇女或者没有妇女参加的重工业、交通事业、国防建设等方面，也出现了新型的妇女，如女盘旋工、电车、汽车、火车的女司机、女航空员及跳伞员等等……在国营农场中已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和女场长。”23这一官方话语的积极提倡，极大鼓舞了妇女对于这两类职业的热情，也带动了文学创作的热度。
苏联妇女开火车的形象早司空见惯，但在现代中国，还是头一遭。民国时期有关苏联妇女开火车的图片和报道被大量宣传，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性的表征。女人开火车——尤其是底层妇女开火车，破除了火车与男性气概的联结。田桂英最初在机务段被分配做食堂售票员，受到“妇女要解放只有参加社会劳动”鼓舞，决心下现场，学技术。她面对的是一个被男性垄断的世界，当她鼓足勇气去报名的时候，受到男性嘲笑“母鸡会打鸣，公鸡早死净了”24，考上之后同样遭受质疑目光的拷问，担心女人会抢男人的饭碗，参加培训的时候因为进度较慢被男性同事讽刺“上不了阵”，实习的时候被男性嘲笑“别光在底下练啊，好到车上去了！”25可以看到，田桂英的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男性的质疑、嘲笑、蔑视与轻慢。火车被视为男性气概、男子力量的象征，男性火车司机也以此为傲，火车以其庞大、坚固、力量成为雄性气质的最佳符码。不过，田桂英并没有被这些怪话吓倒，而是从司炉做起，锻炼体力与技术，最终征服了充满雄性气质的庞然大物。田桂英开火车这一事件，在各种宣传媒介、文艺形象中得到推广，极大刺激了底层妇女对自身能动性的想象。女性操纵大型机器、女界第一的大规模宣传，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赋予了中国女性一个超我的理想，致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本身的自我’是为女性量身定做的”26；另一方面，妇女被赋予了一切的能力与权利，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7，机械化不仅被看作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也被看作是农村现代化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现。对于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设想出现在众多作品中，成为一种现代性心结。而在所有的农业机械中，拖拉机的应用，可以说在广大的乡村中国掀起了一阵阵浪漫主义的狂想。如果说生产拖拉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成果，使用拖拉机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女拖拉机手的培养与宣传，也是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女拖拉机手梁军》28这篇速写，关注了梁军29如何破除男性的技术偏见，掌握了大型机器的过程。对于老百姓来说，走出家门的女人、女人开火犁挑战了他们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认知，这样的女人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但对于底层女性来说，这一奇观却给她们冲破男性的牢笼带来了新的希望，她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创造自己的园地了”。故事最后热烈地赞美梁军“她是新中国的女拖拉机手，新妇女的典型”。很显然，在这一叙事逻辑中，新妇女与工业现代化、机器生产已经紧密相连，“新妇女”意味着敢于挑战和打破一切性别成见、勇于挑战自我的新人。而成为下一个梁军，成为很多年轻女性的崇高理想，例如《理想之歌》中政委的女儿、《迈开第一步》中的小霞等人都梦想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女拖拉机手，征服庞大的机器并驰骋于广袤的田野，这一充满希望的景象鼓荡着她们；《夏夜》《诗的波浪》《军队的女儿》《女机手》《女卷扬机手》等作品以及大量的报道、电影、宣传画更是对女拖拉机手表达了热烈的赞美与想象。而随着电影《女司机》（1950）、《马兰花开》（1956）等表现女机手的电影的广泛传播，妇女—工业化机器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凝视的越轨奇观，而被当成新妇女的典型，并被年轻妇女积极接受，女性因为征服了机器而与男性同样出现在国家面前，成为现代主体。
如果说对女拖拉机手梁军的形象建构彰显出对于农业现代化国家的热切想象，那么突出妇女对工业生产中历来由男性支配的领域的占领，更是强化了妇女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联。如偏重知识的女工程师、女地质员、女测量员、女技术员、女外线工，以及更偏重体能的女焊工、女矿工、女船工、女印刷工……更是对于固化的社会性别分工进行了彻底挑战。而1958年之后，由于国家层面对于女性从事重工业的鼓励，文学中更是破除“纺织女工”等较为固化的女性职业修辞，推崇“生产竞赛”与“技术竞赛”，塑造新妇女形象。例如《戈壁红柳》的女地质员，《红枣林》中的女技术员红宝，《海岛新苗》中的女爆破手，《耕云记》《风云图》中的女气象员，《海姑娘》中的女船员……妇女操控大型机器、妇女从事技术性行业，不仅改写了传统的固化的性别形象、性别角色、性别期待、性别认知，对于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也构成了挑战。对于妇女从事技术革命的宣传，也使小说中掀起了一股妇女进行科学实验的热潮。尽管这些科学试验看起来幼稚，甚至充满了夸大与作假，也不乏意识形态的矫饰痕，但这种热情，却无疑再次解构了传统性别气质。科学与技术不再是男性的专属领地，也不再被看作与妇女隔绝的地带，妇女也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方法、发明生产工具、提高劳作效率与科技相互关联。新妇女们在高原创立毛边保护带进行防风固沙（《高原彩凤》），以科学饲养法驯化野生鱼苗（《鹰展洞庭》），发明“三割五打法”促进猪增肥、猪饲料糖化实验（《养猪姑娘》），新式养蚕（《放蚕姑娘》），研发水土检测器（《山外青山》），棉花抗虫实验（《葵花儿》），淀粉试验，试制工业化肥（《队长的女儿》）……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鼓动之下，妇女前所未有地“入侵”到由男性主宰的重工业和技术领域，掌握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驾驭并控制作为男性象征的机器，这种妇女前所未有的能动性既是新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也是女性发展自我、超越自我的深层渴望。年轻姑娘们热爱自己选择的生活——“我自己乐意来，我就不嫌苦”30，这种劳动宣言彰显了一种自主，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一种集体主义年代的能动性。
白馥兰指出，技术的更新与社会结构的变动有密切关联31。机器、工业、现代化、女界第一紧密联系，以日常实践让底层妇女第一次大规模与技术革命相联系，这不得不说是令人激动的想象。自此开始，女性与工业的联系不再是“纺织女工”等传统性别分工的符码，女性力量全面渗透到工业布局之中，不仅改写了机械工业、重工业被男性垄断的地位，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分工的认知。
三、劳动美学的建构
在1949—1976年的文学中，劳动不仅具有改造主体的政治意义，在不断的叙述中，“劳动”逐步成为一种诗学综合体：一种道德美学、一种诗性话语、一种道德化政治。劳动与美挂钩，劳动与美可以同义置换。而劳动诗学的想象与建构中，劳动的诗性与德性紧密结合，劳动之美作用于读者的情感与心理，实现政治与审美的双重功效。
妇女口述史、回忆录和1949—1976年所留下的文字，不只表现了劳动之苦，更多的人呈现了“累并快乐”的劳动记忆32，这显然对研究界的定见构成了挑战。大量作品从妇女的切身体验出发，呈现出了“她们的劳动的热情，劳动的欢乐”33。《高原彩凤》描绘了“大跃进”中年轻妇女劳动的欢乐场景：“那些年轻的姑娘们显得最活跃，一路上她们跳跳蹦蹦总是跑在前面，一会儿在这个姑娘头发上插枝野草，一会儿在那个姑娘衣袋里放一块土块，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34《日常生活》中任大娘“就愿跟人们集体干活儿，她觉得比一个人在家里摸索零碎事儿乐和多了，大家说说笑笑，山南海北地拉拉闲套儿，有天大的愁事儿也就舒心了”35。集体劳作的欢乐，为劳动赋予了伦理和审美意义。在作家的浪漫的想象与叙述中，妇女劳动不仅包含了劳工神圣、悯农传统，更是包含着未来的指向的，促使妇女获得解放的条件，是使妇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也因此，妇女进行愉悦的劳动，充分彰显了合意愿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在劳动中具备了享受感、幸福感。
劳动不仅解放妇女，妇女劳动更是具有诗意与美感的，是劳动的美与美的劳动的结合。马铁丁充分注意到作家们所呈现出的劳动的诗性之美：“自觉的、有理想的、充满着自豪感的主人翁劳动，成为社会的风尚。”“为劳动所创造、所变形了的第二自然是何等的美；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劳动者又是何等的美呵！”36
劳动中的妇女所呈现出的诗性，一方面是出于现实的改变，一方面是出于想象的建构，是受到“劳动光荣”话语的影响。孙犁以一种革命浪漫主义诗性刻画了诸多优美的妇女劳动的场景，成为1949—1967年文学中一道明丽的风景：皎洁月夜之下编席的白洋淀妇女（《采蒲台》），纺线织布浇园的妇女（《村歌》），挖沟破路救护伤员抬担架支前的妇女（《看护》），天色微明中护送红军的妇女（《嘱咐》），为士兵做军鞋军袜的妇女（《山地回忆》）……妞儿、多儿、小梅、二梅、双眉、九儿、春儿、满花……无不呈现了一种劳动的诗意与美感，建构起劳动美学。劳动妇女，是诗性的化身，也是作为革命的动力被想象，她们身上都有着纯化的痕迹，凝结了一切美好德性，不仅包含了作者对于妇女的关注、宝爱，也寄托了关于基于劳动的德性社会的美好想象，“这真是幸福的劳动”37“勤劳俭朴就是道德的向上”38。骆宾基则在妇女劳动中凸显出“时代所独有的初春般色泽”39。他笔下的曹英，是青春活力、健壮又秀美的，充满了对于收购站事业的热情，“这种招人喜欢的感觉，只有在早晨见到黎明光辉，呼吸到带着露水珠儿的青草气息的人，才能体会”40。曹英的美是因为自信、热情以及蓬勃的朝气。这种由于劳动带来的自信与热情，被塑造为新妇女劳动之美的重要表征。与干练自信的曹英相互呼应的，还有黑凤（《黑凤》）、张腊月（《新结识的伙伴》）、犟姑娘（《骏马飞腾》）、海岚（《海姑娘》）……都显示了女性在劳动中青春、诗意、自信之美。
妇女劳动之美不仅有柔美的面向，劳动中所表现的崇高之美与力量之美为劳动美学注入了另类的质素。正是在有力劳动中，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彰显出一种崇高美感。“而在新时代、新社会里无论是拖拉机春耕的劳动场面，无论是锄麦草的劳动场面，无论是在农业教练场上的劳动场面，也无论是建筑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场面，开火车的劳动场面……有一个共同的基调：是紧张的、热烈的、愉快的，是劳动中同志式的友爱和协作。”41《北京近郊的月夜》中，柴桂英就充满了劳动之美、力量之美。“柴桂英的黑脸膛儿，现在红呼呼的，闪着一种精力焕发的神色。她那两只膀子在凿井工具起落之间，感到和自己腰身起俯之间是那么谐美、有韵，仿佛现在不仅是她那两臂使那凿井具起落，而且还感到竹弓子带着自己的两臂起落。”42柴桂英在劳动中表现出的力量美与崇高美，无疑是对于弱女子传统下固化的阴柔娇弱的“女性美”的破除，寓意着女性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内在与外在）获得承认与尊重，产生一种“激昂慷慨的喜悦，充满了快乐与自豪”43。她不需要通过身体向男性献媚，只需要投入集体，做好工作，便能自动获得劳动所代表的荣誉勋章。这种力量之美与崇高之美，因为有“恰到好处的真情流露而导致崇高”“顽强而持久地占住我们的记忆”44。劳动的崇高美学与整个时代的氛围相一致，正是崇高美学使“国家的存在与运作合理、合法”45。
1949—1976年文学中，对于将女性当作“情欲化”客体是十分警惕的。对于承载道德主体的新妇女来说，任何含有窥伺欲望的男性目光、任何高高在上的俯就姿态都会被目光如炬的批评家们大肆挞伐。而通过劳动彰显自我之美的“铁姑娘”，最大限度实现了对于男性窥视欲望的放逐与疏离。她们被包裹在劳动的圣体之中，得以免于男性的控制与骚扰。通过打造健壮的、质朴的、直爽的、泼辣的、具有劳动美与自然美的“铁姑娘”形象，国家话语在性别层面完成了一次精妙的道德操演，依靠国家力量、组织动员、妇女参与的方式，通过社会启蒙的方式，实现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允诺。以崇高的劳动美为标志的“铁姑娘”想象，其重要性在于，破除了原有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角色扮演。
结 语
在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宣传中，“劳动”被赋予了远超其本身的意义。它成为国家动员妇女参与工业化建设的关键方式，同时也塑造了“新妇女”这一鲜明的政治形象。当劳动与“妇女解放”紧密相连时，妇女的尊严感主要不再源于个人品德，而是来自国家对其生产贡献的公开表彰；她们的身份认同，也从私人情感领域转向对完成生产任务、推动技术进步的公开承诺。它们既宣告着妇女与现代化机器、与时代步伐的并肩同行，又以“纯洁、崇高、质朴”这样的美学标准，将社会主义理想具象化、可感化地呈现在妇女劳动者的形象之中。通过“新妇女+劳动”的叙事语法，劳动被塑造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也被视为塑造女性道德的重要途径，最终将妇女深深地融入了国家构建现代化叙事的宏伟篇章。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青年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女性劳动叙事研究”（项目编号：GD24YZW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1920年第8期。
2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5页。
3 4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4、44页。
5 [美]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编，柏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7 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8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
9 张二牧：《从城里来的媳妇》，《湖南文学》1962年第5期。
10 徐俊杰：《女车间主任》，《萌芽》1956年第4期。
11 唐挚：《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由叶英和刘连英想到的》，《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12 曾华鹏、潘旭澜：《论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延河》1961年第6期。
13 14 15 16 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3、95、96页。
17 [美]罗斯：《社会控制》，秦志勇、毛永政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18 骆宾基：《王妈妈》，《文艺月报》1959年第5期。
19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0页。
20 [加]杰克·赫贝尔、[加]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袁筱一、夏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75—77 页。
21 《一个消灭了文盲的村庄》，《人民日报》1950年7月30日。
22 Tina Mai Chen. Female Icons, 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 in Gender&History, Vol.15, No.2, 2003.
23 邓颖超：《新中国妇女前进再前进——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而作》，《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
24 25 张琳：《女人开火车的故事》，《破风万里行》，劳动出版社1951年版，第17、19页。
26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2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28 顾雷：《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6期。
29 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新中国首届劳动模范，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而她更是因为成了1962年的“人民币女郎”（第三套面值为一元的人民币）而风行全国。
30 李纳：《工厂的女孩子们》，《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
31 参见[英]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参见Zhong Xueping, Wang Zheng, Di Bai,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 奔流编辑部《农民作者冯金堂的创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34 力耘：《高原彩凤》，《延河》1960年第3期。
35 韩映山：《日常生活》，《河北文学》1962年第11期。
36 马铁丁：《社会主义劳动的美》，《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1日。
37 孙犁：《正月》，《孙犁文集》（第1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38 孙犁：《齐满花》，《孙犁文集》（第3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39 42 骆宾基：《山区收购站·后记》，《山区收购站》，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54、134页。
40 骆宾基：《山区收购站》，《人民文学》1961年第7—8期。
41 马铁丁：《社会主义劳动的美》，《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1日。
43 44 [古罗马]朗吉努斯：《论崇高》，《西方文论经典》（第1卷），高建平、丁国旗主编，钱学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
45 [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 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0页。
[作者单位：张宇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董卉川 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