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威廉·燕卜荪以其独特的现代主义诗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燕卜荪带来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左翼现代主义”视野，这一视野植根于其对文学“复杂性”的坚定捍卫，既涉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部考察，也阐明了西班牙内战所引发的国际左翼对政治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深刻困惑。经由《南岳之秋》一诗，燕卜荪得以理解现代主义“飞行”理想与中国现实“土地”之间的深刻矛盾，为以西南联大学生群为代表的年轻诗人、学者留下特殊启示。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际左翼文学 威廉·燕卜荪 西南联大学生作家群

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威廉·燕卜荪的名字绝不会使人感到陌生。作为对西南联大现代主义学生诗人群影响最深的老师，他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由为人风度到学术素养，“在他的影响下，一群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了”1，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杨周翰、李赋宁等日后为中国英语文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穆旦、袁可嘉2等更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现代派诗人和西方现代派理论家。燕卜荪的课堂引领了“现代主义”的新风尚，他将T.S.艾略特、W.H.奥登等人的作品介绍给学生们，铸造了一代人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多年后，恰恰是这份携带着学院刻痕的“现代主义”理解，成为了开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时至今日再回首，我们不得不叩问，1930年代末的燕卜荪究竟以怎样的心情培养了这群卓越的学生？同时，以奥登、燕卜荪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现代主义能够通过何种方式参与抗战初期的中国现实，并试图处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中国左翼文学实际选择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所带来的思考与提醒。由此，或可更好地体认“现实主义”道路与“现代主义”道路在国际左翼视野中的不同意义。

一、捍卫复杂性：燕卜荪论“无产阶级文学”

在赶赴中国就任之前，燕卜荪已写下代表作《朦胧的七种类型》，凭借此书在学术界获得极高的名望。此后，于1935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则显然不如前作瞩目。从写作时间上看，《朦胧的七种类型》（1930）、《佛陀的面容》3（1931）、《田园诗的几种变体》（1935）可以形成一条脉络，实际上，它们也确实表达了对同一个重要问题的关注：如何处理、表现现实的“复杂”？与过去的作家相比，现代主义作家必须更努力直面生活的复杂性：不仅因为宗教失落后，人对生活的感受无法再依托一个绝对可靠的存在；还因为人所可以接触到的世界比从前更联通、混乱。如果说“现实主义”总是假定作家与读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固的关系，作家能够设想他与读者具备一致的态度和共同的现实感，并注重对共同经验的发现。那么，现代主义作家不仅认为自己面对着现实的无限复杂性，他还把他的艺术手段本身也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关于复杂性的意识成为了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认识。4《朦胧的七种类型》将复杂性拆解为具体的语言现象，探讨“朦胧”是如何产生的；《佛陀的面容》提出面部不对称理论，认为佛像面容所展现出的令人震撼、引人入胜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将看似互不相容的特质融为一体；《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利用双重情节、反讽等机制，将宏大而复杂的哲学或悲剧真理隐藏在看似简单或受限的形式中。

我们重点关注《田园诗的几种变体》一书。应该明确的是，这本书首先通过讨论无产阶级文学来展开对“田园诗形式”的讨论。燕卜荪为何这样做？《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出版于1935年，当时的英国文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阶级分析以及何谓“好的”资产阶级作品、无产阶级作品，正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此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刚刚在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确立下来，这一新提出的创作方法无疑对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就燕卜荪而言，他是作为一名左倾的现代主义诗人、学者来判断这一新方法的力量，并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中进行理解。

所谓“田园诗形式”，在以往学者眼中，是指以描写简单乡村生活、人和风物来传达一种理想化的简朴、自然状态的文学形式。燕卜荪意义下田园诗的本质技巧，在于“将复杂的内容放入简单的形式中”，即让复杂的社会、形而上学或心理思想能够以简单、自然的方式呈现。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即“你选取一种有限的生活，却假装它是完整且正常的”——这也在根本意义上说明了燕卜荪对当时苏联给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某种疑虑，即这种创作方法无法统摄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

有意思的是，田园诗通常“关于”人民，但不“由”或“为”人民所创作；与之相对，大多数的童话和民谣虽然“由”和“为”人民所作，却很少“关于”人民。燕卜荪认为，狭义上来说，可将无产阶级文学定义为“为感觉自身利益与工厂主对立的工厂工人阶级所做的宣传”；广义上来看，无产阶级文学是“由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关于人民”的民间文学。狭义的定义虽然更准确，但在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这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工人群体而非单个的工厂主必然已成为工厂的主人。而广义定义下的无产阶级文学，燕卜荪在它们身上看到了田园诗的影子，称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通常是“隐蔽的田园诗”。

无产阶级文学和田园诗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达成一致？可以说，从“将复杂的内容放入简单的形式中”出发，它们分享了一种“谦逊语调”——既从形式上更方便人民理解，又在内容上展现了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用“愚者识真”四个字或可概括：底层的人虽然笨拙，在学识上不如上层阶级的人，他们却更具有大智慧，更能看清生活的本来面向。燕卜荪并未对此观点表示赞许，在田园诗中，这样的写法向读者暗示了贫富之间的美好关系，为作品创造了和谐的气氛。知识分子对劳动者、复杂的人对简单的人产生“双重态度”：既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更好，又感到在某方面不如他们，由此在阶级之间引起“团结感”。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更决然的立场划定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的边界，规避所谓“团结感”的产生，申明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殊性与独立性。然而，燕卜荪在这里指出，试图根据阶级属性来划分文学作品是令人困惑的。他举出格雷的《挽歌》作为示例：

许多晶莹剔透的宝石，

埋藏于幽暗无底的海洋洞穴；

许多花朵未曾绽放就凋零，

在荒野中虚掷芬芳。

18世纪的英国没有奖学金制度或“使才能开放的职业道路”，诗歌透过将这种社会安排比作自然，使其显得不可避免（事实并非如此），并赋予其不应有的尊严。宝石不介意待在洞穴里，花朵更喜欢不被摘取——这是谎言。读者从这些喻象中感受到一种暗示：有才能的人就像花朵，短暂、自然且有价值，他们没有获得机会反倒更好——诗句虽有令人悲痛的力量，读者却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不愿改变的心情。读者即使并非共产主义者，也为诗歌“自满的平静”感到不满，这是因他们觉得其中“隐含着政治欺骗”——即便是资产阶级自身，也不喜欢文学中含有太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这首诗也表达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任何社会的改善，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类潜能的浪费。也就是说，一件作品可以同时包含看似矛盾的元素（如隐含的阶级维护和普遍的人性真理），如果简单根据阶级属性来划分文学作品，实质上意味着放弃对复杂性的实践。

燕卜荪认为，苏联为无产阶级文学赋予的“孤立感”不是完全真实的。无产阶级文学仍然把自己的使命设置为对人类之爱与幸福的探寻——这是一种普世观念，这一理想并不仅仅为无产阶级服务。当苏联说无产阶级作家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代表”时，它只是下了一个定义；而一旦所有人都成为无产阶级，他便仅仅是人类的代表。就此而言，燕卜荪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并没有脱离田园诗可以涵盖的范围，好的无产阶级文学与田园诗一样，能让读者从中读到“更微妙、更深远，也更持久的理念”。1935年的燕卜荪不太可能预料到往后数十年世界局势的走向，但不得不说，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判断具有某种超前性：教条主义、公式化、机械化的问题在后来确实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不过，燕卜荪对俄罗斯文艺仍旧抱有期待。他赞赏英国制片人格里尔逊的电影《拖网渔船》，认为其展现了“田园诗式的劳动尊严感”——这得益于俄罗斯的影响。重点绝非这些贫苦的人们过着简单美好的生活，而是他们自身艰苦生活中的某些特质，使他们感觉与文明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他反思，要创作“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艺术家必须与工人“合而为一”，可是艺术家从来不会与任何大众“合而为一”。他充分相信俄罗斯很快会产生非常好的艺术，但他确信那不会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否则俄罗斯将会毁了自己。在第一章的结尾，他耐人寻味地提到，高尔基在苏联早期曾说，俄罗斯最大的危险是她可能“走向东方”。燕卜荪将“东方”思想视为一种与欧洲传统思想——强调个体不朽的灵魂、自由意志、以及上帝是“人”的观念——相对立的哲学来接受。危险的根源在于接受“一切事物皆为一体”这一发端于中国的观念，一旦认定“一切事物皆为一体”，艺术和政治的边界就会模糊，艺术就很难保持它自身的多元性、批判性。5燕卜荪极其敏锐地判断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中国文化的“引力”过于强大，连政治都受其控制。很快，开始中国教师生涯的燕卜荪将再次感受到这股“引力”的作用。

二、西班牙内战视域下的左翼现代主义

1937年，正待奔赴国立北京大学任教之时，燕卜荪于英国车站的站台上读到了报纸上首次报道的新闻：北京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入侵中国。他随后从C.K.奥格登那里得到了关于战争的更多消息，它们大多是负面的，建议他再等等，看是否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但燕卜荪连续发了两份电报，电文均为“必到，除非告知不可”。6此前，燕卜荪曾在日本待过三年，这个国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模糊、冷漠且坚硬。他的日本学生们“好像一群模糊的褪色的群像，必须摩擦才能让那些独立的形象显现出来”7。他们谨守着“大和式”礼仪与军国主义双重的社会规约，再加上日益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使燕卜荪只能为他的学生和同事们感到“非常伤心”“那时已经很明显，他们被这个可怕的机器困住，已没有出路可寻，几乎找不到呼吸的空间”8。有感于军国主义思想对人的戕害，燕卜荪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方面与左翼达成了一致。在1930年代的英国，因受欧洲法西斯主义威胁，加之国内面临着政治及社会的崩溃，英国文学界普遍左倾。其中，奥登及以他为中心的年轻诗人群体“奥登团体”9，是领导着19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无论后来如何选择，此时的燕卜荪、奥登等人无疑是被西班牙内战所深刻影响并塑造的一代。所以，当燕卜荪踏上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时，他并非单纯对中国抱有某种奇观化的想象，或期待这片土地能为他带来欢欣与刺激，而是确实意识到了一场远东战争可能为全世界带来的改变。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W.H.奥登身上。1938年初，奥登及挚友衣修伍德展开为期四个月的中国之行。凭借奥登在英国的影响，他迅速地被中国知识界冠上“年青而杰出的左翼诗人”的名号加以欢迎。报纸将奥登、衣修伍德与著名战地记者斯沫特莱及后来为延安革命根据地留下许多珍贵影像的摄影师伊万斯并提，将二人的到访视作全世界正义人士及反法西斯同盟对中国的声援10。然而，报纸所刻意忽略或根本未予以重视的，是这群英国知识分子投身左翼的重要前提——这同时也是他们会如此关注一场发生在遥远国度的战争的前提——西班牙内战，以及战争所展现出的复杂性。

1937年，奥登曾去西班牙待了七个星期，这场战争让他发现，政治与现实比他所想象的更为暧昧且难以解释。随即爆发的中日战争被视为西班牙战争的遥远翻版，奥登与衣修伍德正是在此意义上意欲寻得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11，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发现自己未在西班牙收获的东西——但那未可寻得之物究竟是什么？阿尔贝·加缪写道：“我这一代人，将西班牙铭记于心……他们在那里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他还是会被击败，武力能征服人的精神，很多时候，勇气不会得到褒奖。”12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们坚信自己所参加的是一场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前哨战，他们为遥远的共和国奋战，本质上是要维护世界和平，极力避免其再次陷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泥泞之中。可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3。西班牙内战至少证明了英、法两国在重蹈覆辙一事上是多么的脆弱又荒诞。一方面，恰恰是出于与志愿者们同样的理由，为避免战争扩大化，英、法等国拒绝向共和国出售武器，选择绥靖以“维护欧洲和平”；另一方面，西班牙共和国统治区内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革命：工人接管工厂、农民分得土地、无政府主义者废除货币和私有财产，使英、法等国感到不安，认为向“表现得如此激进”的共和国提供武器，会被视为支持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革命。

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将整场战争推入迷雾。总体而言，苏联为共和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援助，苏联战斗机和坦克的到来，极大地提振了共和派在马德里防线上的士气。但苏联自身所面临的矛盾亦前所未有，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多年后说：“西班牙革命——除了一九一九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这是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革命——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政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14苏联不可能一边支持西班牙革命运动，一边在其他国家向温和派舆论求助：要建立一个有尊严且不受制于人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要组织一个服膺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共产国际，两个庞大愿景与系统的碰撞使苏联的前行困难重重，最终任由沙俄旧帝国的阴影掩盖了苏维埃新生的面容。为争取西方民主国家及中产阶级农民的支持，苏联干预了西班牙的经济政策，甚至将大批土地归还给右翼农场主。最令人幻灭的是，苏联擅自“接管”了西班牙的大量黄金储备，并最终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在英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分别代表着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十年以T.S.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第二个十年以有关共产主义具有拯救力的诗歌为代表。15“奥登团体”被视为第二个十年的代表诗人，与“共产主义”牢牢绑定。影响的源头不可避免地指向苏联，“共产主义”就其意志与信念而言本应像钢铁一般坚不可摧，在奥登团体处却被赋予了流动的意义。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理想的社会制度来被接受，不如说是诗人们面向危机四伏的1930年代举起的行动纲领。与T.S.艾略特等上一辈诗人相比，“奥登团体”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试图在艺术与政治的决然峭壁间架设通道，虽非团体内成员，他们的左翼诗人同伴如J.考福德、J.贝尔等，确实为他们所信仰的西班牙共和派付出了生命。但是，他们“将革命的态度与对18世纪理想的尊重结合起来”的“精神分裂症”式的看法，亦受到许多非议：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在鲸腹中》中认为奥登和其他一些奔赴西班牙的左翼知识分子是些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者；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则不满奥登所谓社会主义诗歌对未来的想象：“他们知道，当革命的盛大烟花散去后，‘某种东西’便将到来；但他们没有能够借助艺术家的明晰来感受到这种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具体的美……他们必须在未来放置‘某种东西’，而他们倾向于放在那儿的是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平等与自由的模糊的渴望。”16对奥登团体而言，有一个词比“共产主义”本身更接近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行动。“行动是最有效的药物，战场和革命对治愈浪漫的绝望以及在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其他疾病，通常相当的有疗效”17。当时，行动意味着正确的行动，而正确的行动意味着同情或致力于共产主义。几乎是十数年后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预演，“共产主义”与“行动”在语义上划了等号：行动与作家的公共职责联系在一起，不行动则意味着私人生活占了上风。

如此连篇累牍地引述燕卜荪与奥登遭遇的前史，也是为了明确西南联大学生群是在何种意义上接受的现代主义影响，同时从出发点上分梳出他们与其他现代主义团体的本质区别。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首的新感觉派是1930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其作品构筑一幅幅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摩登都市相，借霓虹灯的折射，细腻照出氤氲于城市空气中的绚烂感性。过往讨论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主义流派时，也有将新感觉派与联大主导的“1940年代学院现代主义”归作一派的论法。不过需明确的是，联大的青年学生们对本可视之为前辈的新感觉派并无好感。王佐良直言：“我们的风格家，除了少数人，大抵是油头粉面的时髦人物。譬如刘呐鸥和穆时英全是风格家，而他们同时又是可能将中国新文学彻底商业化的人物。”18照他的看法，新感觉派的头面人物们全是上海洋场作派的小开，将新文学交与他们手中是不靠谱的，所以青年作家们最好不要与之为伍。汪曾祺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普遍认知面前，极力地为他从联大习得的现代主义小说技法作争取，仍不忘将自己分辨出来：“……一个短篇小说家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家。——我看出有人颇不耐烦了，他心里泛起了一阵酸，许多过了时的标准口号在他耳根雷鸣，他随便抓得一块砖头，‘唯美主义’，要往我脑袋上砸。”19中国新感觉派曾受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直接启发，在国内则与邵洵美等本土唯美主义者互动频繁。汪曾祺在1990年代的访谈中也曾将唯美派与新感觉派混为一谈20，因此大致可判断出，汪曾祺在1940年代文章中所指认的“唯美主义”与新感觉派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潮流相去不远。不难发现，联大学生群拒绝艺术至上论，拒绝完全脱离现实警思，只在文辞间互相激发的愉悦——即纯粹的官能享乐主义。且不论新感觉派是否真正实践如此，即便是“偏见”，这种“偏见”得以为青年学生认同并宣之于口，本就说明了许多问题。

不过关键还在于概念的暧昧性，及暧昧背后本应剑指的核心要义。“现代主义”概念之所以含混，盖因“现代”作为一个不断延伸的时间节点，囊括了过多面貌迥异的世态观点。就像一个无所不包的小宇宙，为方便叙述与思考，将其以整体来看待，使其以较为省力的方式进入更大的空间来与其他概念展开对话，是经济的做法。但西南联大学生群对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受从未在这个意义上显出混乱，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脉络相当清楚：以17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作为前史；T.S.艾略特是开创者，也是等待被推翻的国王；W.H.奥登作出变革，同时成为最可学习的同盟；敬爱的威廉·燕卜荪，则是他们的掌舵人——这是一条联系相当紧密的英国现代主义脉络。除此之外，里尔克、伍尔夫、波德莱尔也常集体地出现在他们的书单上。联大学生们不断分辨、重视的反而是一般意义上并不纳入对“现代主义”含混面目之讨论的元素，他们用以拒绝与新感觉派为伍的理由，是新感觉派不够“生活”，没有担负起生活的责任；不够“简单”，文辞繁复得脱离了要表达的事物本身。学生们对现代主义的取向清晰且实际：必须得是一种可以面对战争、面对中国现实的方法。这在他们对艾略特与奥登的取舍之间就有迹象：与艾略特相比，奥登更受欢迎。原因是，“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奥登）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除了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开过救护车，还来过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若干首颇令我们心折的十四行诗”21。学生们甚至对现代主义艺术的价值取向提出质疑，“英美现代派诗的多数题材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能接受的主要是技巧，而就在技巧，他们也作了选择”22。于此，在中国文化的“引力”之外，燕卜荪再次感受到了中国现实的“引力”。

三、“飞行诗学”的落地之困

与导师I.A.瑞恰慈在云南分别后，燕卜荪只身来到长沙，投入临时大学23的工作。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实际办公地位处连绵着七十二座山峰的衡山脚下，那儿坐落着名为南岳的简朴村庄。崇山峻岭，瀑布飞流而下，在峡谷间激起迷蒙的雾气。燕卜荪对衡山相当痴迷，与联大师生的相处也使他获益良多——他后来总是把这座山看作是他理想的学术社区所在24。为此，他创作了长诗《南岳之秋（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也正是在这首诗中，燕卜荪意识到，他所携带而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可能在中国“引力”的作用下发生怎样的偏折与发展。

如果飞行是这样的普遍，

每一动都使一个翅膀惊起，

……

我是飞来的，部分的旅程是这样，

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坐飞机，

……

而且我的飞行实际是逃跑，

但怀有希望和信任的心意。

……

从第一个诗句起，“飞行”这一字词就不断地跳出来，争夺读者的注意，它无疑是理解诗歌的重要诗眼。就表层含义而言，“我是飞来的”“我的飞行实际是逃跑”可以指现实中燕卜荪从英国向中国千里迢迢的旅途。之所以说是“逃跑”，与燕卜荪的个人遭际有关。因被学院门房发现藏有避孕用品，燕卜荪的副院士职位被剑桥大学玛德林学院取消，他的名字亦从学院名册中被删除。后来，燕卜荪只能做自由撰稿人，又辗转亚洲各地谋求教职。国立北京大学的任命于他而言是个上佳机会，既能满足谋生的需求，也可使他对佛教继续研究25。此外的“飞行”便有些难解了。像第一句诗中那位作出“飞行”动作的对象，在之后被指认为：

永恒的嘲笑者，看不起平地

和地上所有我们可以依靠的岩石，

又：

肉身还在时，我们不想飞行，

想飞行时，我们已成了污泥。

既然如此，看来与“飞行”相对的，是“平地”“地面”“岩石”“肉身”这些表示实在的词语。首先大胆地猜想，“飞行”指代的是一种与现实、与土地缺乏联系的写作：像燕卜荪所著《朦胧的七种类型》，大概就能列入其中。这就可以明确处于飞行状态的“嘲笑者”所嘲笑的对象：与现实紧密相关，缺乏轻逸幻想的写作。“肉身还在时”，当“我们”还处于与现实能够联结的时候，“我们不想飞行”，说明飞行与否是可以选择的，青睐哪种创作方法也是自由的；而当“我们”“想飞行时”“成了污泥”——“我们”已经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当时，日军还在不断地对长沙进行着轰炸，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已使师生们普通的生活难以为继。

在此，应该明确燕卜荪在诗中对“我”与“我们”的区分。诗歌中“我”指代的是燕卜荪本人，一个成熟的现代主义诗人，一个逃避他真正身处的现实、飞往遥远国家寻找答案的人；“我们”指代的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长沙临大师生们，这是一个同“我”在许多方面形成对照的集体形象：与“我”相比，“我们”离现实更近，离“飞行”更远；但作为一个包纳了“我”的集体形象，“我们”具有某种含混性，有时“避免碰上土地”，有时“不想飞行”。因此，在已获勘破的诗句中：“我是飞来的”“我的飞行”，只有“我”是纯粹的飞行者。

诗歌紧接着来到衡山，跟上了身处南岳之地的中国人。

我所住的这座圣山，

对于我读的叶芝有点关系。

它是佛教圣山，本身也是神灵，

它兼有两种命运，一公一私。

山路的两旁守候着乞丐，

他们的畸形会使你回到梦里，

而他们不做梦，还大声笑着骂着，

句中的“畸形”，与燕卜荪在《南岳之秋》诗首所引的叶芝诗段可作联系：

灵魂记住了它的寂寞，

在许多摇篮里战栗着……

……相继是军人，忠实的妻子，

摇篮中的摇篮，都在飞行，都变

畸形了，因为一切畸形

都使我们免于做梦。

关于叶芝的“梦”，下文还会详细讨论，此处仍将重点放在中国人身上。“飞行”与“梦”，似乎存在着某种语词上的亲缘关系，它们都是如此翩跹而无法落地。曲折的是在叶芝那里，“畸形”使“我们”免于做梦，可圣山下守候的乞丐却“使你回到梦里”。目前可考，这群衡山下的乞丐确有其人。每年有几千朝圣者来攀登衡山，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身体畸形得异常悲惨，必须装在篮子里被人抬上山。若是健康的路人拒绝给他们施舍，他们就会从一个篮子里朝另一个篮子里大声地吆喝斥责那些人。燕卜荪直率地评论道：“这些让人受不了的行尸走肉却充满活力，身上带着中国人民完全的、不可摧毁的喜庆之气。”26所以，“使你回到梦里”，指的可能是往日生活重现的既视感。中国人自己却是不做梦的，他们对梦也缺乏关心。另外一个可做证据的细节便是，燕卜荪嗜酒，中国师生乐于将此看作是具有传统中国诗人之气度的证据，不过他们为他提供的并非往常所饮的啤酒，而是一种久负盛名的中药酒剂——虎骨酒：

普通的啤酒就够叫你无法无天，

还能祭起一把扫帚在空中作怪。

至于虎骨酒，泡着玫瑰花的一种

我们在这里还有得买，

村子里酿的可又粗又凶，

热水也浑而不开，

但还可用来掺酒。不能说

只有天大的惊骇

才会使人去喝那玩意儿。

何况这酒并不叫你向外，

去遨游天上的神山，

而叫你向里，同朋友们痛饮开怀。

与啤酒不同，虎骨酒不会让人飘飘欲仙，“飞”起来去游览神山。但虎骨酒绝不仅仅是个平庸的替代品，它“又粗又凶”，具有和啤酒迥然不同但同样强烈的后劲。几杯下肚，饮者在尘世与好友痛快欢聚。中国人既不“做梦”，也不“飞行”，是一个生活在地面上的民族。在燕卜荪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习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得其乐：

诗讲得成为一种乐趣，

免去了逃避之嫌或废话连篇。

我忽然感到不设法飞走

倒使他们逃避得更远。

这是一种航天的本领，

称为高翔，会使你把明星扮演，

（像王后和爱丽丝那样），努力叫自己

停留在原地不变，

此处又对应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南迁来得突然，许多教材、参考书都没能及时运到或带走。联大的先生们只能：

“灵魂记住了”——这正是

我们教授该做的事，

……

课堂上所讲一切题目的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迷惑了，

为找线索搜求着自己的记忆。

哪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战争所带来的逼促环境意外地促成了更紧密的师生小圈子。燕卜荪意识到，那些真正在他记忆中留存下来的，才是作品最重要、精深的部分。所以，“不设法飞走”，一方面是指不离开中国，使他既可以过上一种理想的学术生活，又不必回英国面对糟糕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不飞”，燕卜荪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赞同并参与了这种中国人选择的状态，但这是有条件的。下文的“像王后和爱丽丝那样”，不难让人联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两位角色。小女孩爱丽丝承受着红心王后阴晴不定的怒火，惶恐地做出各种应对，不敢轻易动弹，像极了燕卜荪自己的尝试。南岳的生活条件十分差劲，为了适应，燕卜荪穿起中式的棉袍子。他发现这东西让他在做任何活动时都会大汗淋漓，虽然，他也由此对中国人的心态有了部分困惑的洞察：

裹在棉服中、双手揣在袖子里的生活必须以我看来的低调进行；你的目标就是保持被动；于是为人熟知的神秘的东方式平静便出现了。而有关将欲望减少的智慧便特别明显了；你少吃，少睡，少做事。有人可能把这看作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力量，因为一个人若只是慢吞吞地过日子是不会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的。27

因此，“停在原地不变”可算得上是一种面对乱世的智慧，文学书写也最好回到地面。实际上，他的学生杨周翰也评价道：“到了《中国》，《南岳之秋》，他的作风完全明朗化，甚至有Auden（奥登）的流畅，以前的艰涩竟无踪迹。”28明白晓畅，降落触地，这是燕卜荪的本心吗？其实，他还藏了一个小小的机密，“哪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珀伽索斯，这头希腊神话中长有双翼的银白飞马，是缪斯的守护伙伴。发自心底，燕卜荪仍然期盼着能培养出“会飞”的中国学生。他无法将“不飞”视为自己的归宿，乐园与家园隐现于遥远而熟悉的天空之上：

我们当然避免碰上

土地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把我们的乐园放在小车上推着走，

或让无足的鸟携带一切。

以及：

诗不应该逃避政治，

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

这话的道理我也懂得，

但我就要演讲也只会歌唱，

而且到底有什么好处

用诗来表达，不管写得多么悲壮，

半夜心里翻腾的疑问，

想起了家园，我所属的地方？

我的视线所及只有热气腾腾，

随着人群在激荡。

战乱四起的情况下，“乐园”能够在小车上安放吗？否则就要让无足鸟把一切带走——偏偏又不是能够落地的鸟，在天空与土地之间，永远不存在一种稳定的融合状态。这正是燕卜荪的矛盾所在，他希望能够培养“会飞”的珀伽索斯，却也要考虑中国人的实际状况。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也要求她的国民、燕卜荪的学生们关注大地上发生的灾难，将他们牢牢拴在地面上的是理应由他们负担起的责任。兴许是一路上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感动了燕卜荪，他不自觉地开始为异国的朋友们寻找出路：一套在“天空”与“土地”都可以实行的方法；一种切近现实的现代主义实践。叶芝，这位擅长“飞行”又爱国的诗人被他寄予厚望。1880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受父亲和时局的影响，二十岁的叶芝迅速投入了民族建设运动，他希望艺术能为英雄主义的梦想服务，并且这种英雄主义是发源于爱尔兰自身的英雄主义。此后，叶芝逐渐将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铸入自己的艺术，他试图将自己的三种兴趣，即文学、哲学、民族性“锻为一体”，使其成为“同一个信念的谨慎表现”。叶芝的“梦境”与“现实”一直存在着冲突：在创作生涯的初始阶段，叶芝相信“做梦”的人也可以在现实的规则中击败世界。他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一种最高超的技艺，努力将一切化为象征，甚至把自己居住的塔堡塑造为“一个合适的丰碑和一个象征”，让私人生活空间变成一个“象征的机理控制着生活”的微观宇宙。29

我把那本叶芝推到顶上，

感到它真是闲谈的大师，

谈得妙语泉涌，滔滔不绝，

可没有能够成长的根基。

然而，这套机制得以运行的前提却是对底层人民的忽视。叶芝理想中的爱尔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财富分配良好、没有赤贫的国度。他认为在爱尔兰西部那些破旧屋顶下，有一群“仍旧保存着伟大年代的理想的绅士”，他们歌唱着英雄式的生活——这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后来，因为对群众运动可能摧毁“心智的细腻品质”感到担忧，他放弃了对人民艺术的关注。他的变革从未切入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因而他的爱尔兰，也在梦想者与行动派之间摇摆不定。30

他对最下的

底层并不提任何建议。

可是这个梦，虽然完全失败了，

像所有新派人物所已知，

他可没指出有什么漏洞该堵，

什么阀门不该放气，

只谈了他们逃避什么，落在何处，

什么是他们为表态而放弃的真理。

……

叶芝有足够的明智看出

他那梦字必须取消，

让位于另外一种样子的梦，

弗洛伊德的才真生效。

……

可见逃避梦境也是对的，

只要有办法，不妨就一逃。31

燕卜荪对复杂性情有独钟，因此，《南岳之秋》也是一首集大成式的矛盾之作。纵观全诗，燕卜荪对左翼思潮采取了一种既调侃又亲切的态度，延续《田园诗的几种变体》的观点，他又对具有教条主义倾向的左翼文学提出了鲜明的反对。可是，该用什么来替代呢？叶芝的尝试似乎证明了他的徒劳。南岳，临时的宿地上，临时的大学里，燕卜荪在教授“飞行”的同时，暂停了自己的“飞行”——又是真的暂停了吗？矛盾与困顿，这是《南岳之秋》的主题，也是燕卜荪一生的命题，“人类心智也许能辨识出实际不可共量的价值，而人类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在它们之间挺立”32。

事实上，当我们已经熟悉“左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现代主义”等阐释链条时，燕卜荪等人的实践无疑带来了有意义的偏离。这种偏离让我们想起考德威尔批评“奥登团体”放置在革命之路尽头的“理想”，或者，亚历山大·勃洛克写于俄国十月革命如火如荼之时的长诗《十二个》：身后是旧世界，前方是红旗，挥舞着红旗是谁？是耶稣基督——那确切之径并不总是通往确切之物。重要的不是界定其“是”或“不是”，不是在“现代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给定框架里作出判别，而是试图探明：我们所捕获的“确切”概念中的暧昧滑动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将把被它左右的实践者们带向何处？在这一点上，燕卜荪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注释：

1 王佐良：《谈穆旦的诗》，《语言之间的恩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2 袁可嘉因入学时间较晚，并未直接受过燕卜荪的授业，但许多当年受燕卜荪指导的学生后来都留校任教，所以燕卜荪对联大学生的影响相当深远。

3 此书写作于1931年，首次出版于2016年。

4 [美]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4—34页。

5 参见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Chatto & Windus, 1966,p.9-p.25.

6 7 8 24 25 26 27 [英]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 在名流中间》（第1卷），张剑、王伟滨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第507—508、337、343—344、542、264—308、507—556、531、536页。

9 “奥登团体”也称“奥登一代”，指1930年代英国文学史上以W.H.奥登为核心人物的一个重要诗人群体。这一团体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1930年代左翼思潮兴起的背景下，他们以现代主义的创作来关注社会政治议题，如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崛起和战争威胁。“奥登团体”的主要成员除奥登本人外，还有斯蒂芬·斯彭德、塞西尔·戴·刘易斯、路易斯·麦克尼斯、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等。

10 马耳：《抗战中来华的英国新兴作家W.H.奥登、C·伊粟伍特》，《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4期。

11 [英]奥登、[英]衣修伍德：《战地行纪》，马鸣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2 转引自[美]亚当·霍赫希尔德《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林春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13 [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14 转引自[英]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上），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

15 17 [美]贝雷特·E.斯特朗：《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陈祖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41页。

转引自[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程祥钰译，第103页。

18 王佐良：《论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43年第1卷第1期。

19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益世报》1947年“文学周刊”第43期。

20 汪曾祺将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指认为“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参见汪曾祺、杨鼎川《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1 王佐良：《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王佐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

22 王佐良：《怀燕卜荪先生》，《语言之间的恩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23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937年10月，上千名师生经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938年2月，长沙临大开始迁徙昆明。

28 杨周翰：《现代的“玄学诗人”燕卜荪》，《明日文艺（桂林）》1943年第2期。

29 30 具体参见[美]理查德·艾尔曼《叶芝：真人与假面》，曾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47—377、180页。

31 本节诗歌选段皆选自威廉·燕卜荪：《南岳之秋（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王佐良全集》（第12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第521—532页。

32 William Empson, 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p.42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