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作家传记对文学史写作的“重构”及其可能
内容提要：现当代作家传记对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构”，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一个崭新的课题，其前提是现当代作家传记的蓬勃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逻辑。首先，以“重构”为线索，现当代作家传记首先可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于丰富史实、修正以往若干结论，以及在部分专题史和探索性文学史写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次，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文学作品如何写入现当代文学史也是“重构”的一个方面。最后，现当代作家传记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还包括自身的文学史书写。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现当代作家传记对同时期文学史书写“重构”的三重维度，潜含着现当代作家传记、现代传记和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不断面向未来的契机。
关键词：现当代作家传记 现代传记 现当代文学史写作 “重构”
作为一次全新的探索，“现当代作家传记对文学史写作的‘重构’及其可能”的提出具有鲜明的当代立场和未来意识。一方面，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存的概念，不仅包含迄今为止、各种形态的现当代作家传记，更指向有新发现、新材料的文本以及晚近出版关于某位现当代作家的首部传记。另一方面，则是现当代文学史及属于这一阶段的各体文学史书写需要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使“一切历史”都成为“当代史”并不断面向未来，而现当代作家传记恰好可以为其提供诸多可能。当然，在上述可称之为“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现当代作家传记显然更具某种“主动性”：无论就近年来现代传记研究自身的发展趋势，还是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数量与规模，现当代作家传记都为同一时期文学史书写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这是其与文学史写作之间形成对话关系的前提与逻辑起点。
一
现当代作家传记是同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参考文献。由于现当代文学史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由一个接一个“作家生平+作品阐释”的结构组成，所以，文学史家总要依据作家的自我讲述或他者所著传记介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从早期的现代文学史在书写时会常常引用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郭沫若四卷本的《沫若自传》、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到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开始引用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张恨水的《写作生涯回忆》等，现代文学史在不断“延伸”中不仅诞生了现当代文学史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使更多作家进入文学的历史书写，而且还在“重写”的过程中发掘新的作家和新的史料。同时，现代作家传记也在持续书写中进入当代，并在不断发现新史实和新材料的过程中修正自我。现当代作家传记与现当代文学史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共同生长，使之成为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要资料来源。
如果说上述总体化进程中，已隐含了现当代作家传记对同时期现当代文学史写作“重构”的契机，那么，具体的“重构”可首先从修正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细小的错误、得出新的结论以及重释文坛公案等谈起。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由于受特定时代社会、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对于同一位作家的评价及其篇幅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史作为一种“历史的描述”，会因为信息、资料的掌握程度等主观因素，存在一些细小的误差。作家传记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变动”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以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第三版）上册中关于张爱玲的写作为例，生平介绍和引证内容与文献更加繁复、翔实，与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第一版）上册相比文字有大幅度提升，显然得益于传记资料。同样地，像燎原在《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通过最新考证修正《海子评传》初版本海子生日记录的错误，确定“1964年3月24日”为海子生日；边建松在《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列举海子生日的五种说法，最终确定为“1964年3月24日”1，有助于海子的文学史写作，纠正以往因生日判断有误而延伸出对其诗歌的错误结论。
其次，现当代作家传记对于现当代文学专题史的书写往往有着重要的价值。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发展至今，由于从业者甚多、求新求变等主客观原因，有明显的向具体细微方面拓展的趋势。分体文学史、作家心态史、各区域文学史等竞相出现，既显现了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繁荣程度，又生动地呈现了现当代文学史写作自身的层次感和横向宽度。这些可总体称为专题史的写作，或是由于特定的对象，或是由于作家数量相对集中、单一化，往往对作家传记更为倚重。正如翻阅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会发现由于要剖析作家心态、深入其内心世界，所以对各类作家传记、日记、年谱等的引用，是随处可见的。而诸如四卷本的《天津文学史》之“现代卷”“新中国初十七年卷”，所述作家由于地域因素的限制虽然数量不多，但具体到某位作家身上，却需要作家传记作为重要的资料“支撑”。从“现代卷”第五章“曹禺——蜚声中外的戏剧大师”在其三节内容上反复征引田本相的《曹禺传》2，到“新中国初十七年卷”在“第二章 梁斌：燕赵雄风迈群伦”引用王洋、田英宣《梁斌传》及相关传记资料3；还有“新时期卷”在第一章第二节“梁斌的《翻身记事》及其他”以梁斌自传《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为研究对象4，现当代作家传记为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种种可能。
最后，现当代作家传记在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以笔者参与的由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主持的《中华三千年文学通史》现当代卷为例：为了区别已有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便于读者阅读和掌握，此通史采用了以作家为基本叙述单位结构文学史的形式，而对于每位作家的具体书写又采用了“概述（简要）”“原始的权威传记”“公认代表作选录与解读”“权威评价”“总结（简要）”的整体“五段论”写作模式。其中，“原始的权威传记”在具体呈现时为“某某作家生平”，需过录作家原始的权威传记一篇（可节录）并由每篇撰稿人补充订正。由于写作原则的确定，在笔者负责统筹的现当代诗人如徐志摩、卞之琳、艾青、郭小川等篇中，许多撰稿人就采用了或借鉴作者自述、或借鉴代表性“他传”、或作家年谱、或综合使用上述诸种并加以注释的形式。这种带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简洁清晰，自是突出了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地位，并由此凸显了作家传记对于同时期文学史书写“重构”的可能。
结合以上三方面的论述，可以做如下两点引申。第一，现当代文学史对于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借鉴和引用是多方面的，涉及传记的不同种类和发展现状。现当代作家传记是现代传记的一个分支，依据现代传记理论可在总体上依据写作者和传主的同异分为“自传”和“他传”两大主要类别。其中，广义“自传”除标准的自传外，还包括回忆录、口述史、访谈录、创作谈等“亚自传”以及日记、书信、游记等“边缘”形态5；广义“他传”除标准的正传外，还包括大传、小传、外传、画传、图传以及以他者为传主的回忆录、他者所撰年谱以及近似于传记的“人物研究”类著述等。结合上述分类情况，对照现当代作家传记已有实践，我们不难得出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具体分类上复杂多样，需要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如回忆录、年谱既可纳入“自传”，也可纳入“他传”；而研究资料汇编、纪念文集既包含“自传”文字，又包含“他传”文字；又如依据狭义的“传记”概念，除标准“自传”和“他传”外，书信、日记、游记、年谱、研究资料汇编等又只能列为“传记资料”6。如果说以上所述是从形态的角度对现当代作家传记进行整体描述，那么，就篇幅长短将现当代作家传记分为单篇传记和成书的传记，则为其考察增加了新的维度。实践中的现当代作家传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传记理论及研究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则为同样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及其“重构”提供了更多可能。以上提及的传记类型均可为文学史书写提供资料，它们都是治史者在写作之前需要阅读的文献，即使它们并未在文学史正文注释中一一出现。
第二，现当代文学史对于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借鉴和引用隐含着传记本身的史料价值问题。出于对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性的追求，文学史家在使用作家传记时往往将作家的“自传”作为首选，进而指向标准的作家传记、创作谈、回忆录以及日记等类别，这一点在那些独立成章的经典作家、独立成节的重要作家的书写过程中尤为显著，而其依据自然在于这些出自作家本人之手、可以收录于作家全集的文字，是“第一层位”7的文献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理论虽然如此，但具体实践显然复杂得多。现当代作家“自传”及其相关资料虽是公认的作家研究和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文献，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则是自传无法全面记录传主的一生，且包括标准自传、回忆录、口述史、访谈录、自撰年谱、日记、游记等在内的文献由于主客观原因会存在一定的限度，二则是自传数量少和单一性易于成为“孤证”。为此，对于作家传记的选择并不仅仅依据理论上的价值高低，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强调其实践价值就成为一种可行的策略。在此前提下，在重视“自传”使用的同时，选择“他传”进行综合的研究、互见式的比照，并重视由作家亲人写的传记，如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郭庶英的《我的父亲郭沫若》、舒乙的《我的父亲老舍》等在具体研究中易于被忽视的传记类型，往往可以获得更多信息，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传主和文学史书写。
二
与现当代作家传记为文学史提供重要资料，进而拓展文学史写作相比，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文学作品入史，也是“重构”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且这个方面一旦实现，则现当代文学史的面貌也必将有所变化。
在迄今为止几乎堪称唯一探讨“现代作家传记入史问题”的文章中，著者张元珂曾这样归纳“现代传记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缺席”的原因：“一是学界关于传记本体属性的认定存在分歧，使现代传记难有学科归宿。”“二是目前的文类划分和文学史学科体制，没有在源头上将传记包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三是现有的学术研究方法或范式使作家传记创作、研究与文学史的关联不大。”8从学理的角度上说，上述归纳基本概括了现当代作家传记没有入史的历史原因和外部原因，但若从更深层特别是从文学史写作实际来看，需要探讨的问题以及内容会更为复杂、细微。
首先，结合现当代作家传记的研究和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实际来看，已有现当代作家传记作品被写入文学史。是以现当代作家传记入史并不是一个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更新观念的问题。正如阅读现代文学史，鲁迅的《朝花夕拾》、郁达夫和沈从文的游记等，都是讲述这些作家创作和相关文体创作绕不开的篇目，现当代作家传记写入文学史可谓由来已久，只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从“传记与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现当代文学史将上述可以纳入广义传记范畴的作品写入其中，或列为“回忆性散文”“游记”，或列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说，是要通过记录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的实践建构起文学史的体系，完成一种文学历史的知识控制。而其潜在的背景则在于绝大多数现当代作家都是创作上的多面手且在每个方面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体裁上，他们既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散文；在主人公选择上，他们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其书写自己的作品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郁达夫的名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9，而且达到了可以被历史铭记的艺术水准。
与现当代文学史将上述作品或是纳入小说、或是纳入散文之范畴中的书写相比，从现当代作家传记角度看待这一现象，显然要从上述作品具有文学性且出自现当代作家之手谈起。尽管包括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内的“传记”概念，究竟是属于历史还是文学、抑或“文史结合”，一直存有争议，但既然传记作为一种文本是通过文字叙述呈现出来的，其必然会具有和文学创作一样的特点。一方面，传记家需要通过合理的想象与虚构，避免传记如“时间流水账”的枯燥、乏味，进而塑造出真实、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传记家需要生动、优美而富于个性的笔法，将传记打造成一部艺术品进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而出自现当代作家之手的传记性作品，自是更易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现代传记持续发展、理论观念不断更新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1990年代以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传记属性的“文学说”或“文史结合说”10。研究界对于传记属性理解的变化，除了反映现代传记概念的理解不断处于演变发展的态势，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扩容”的可能。而像在2000年之后，传记研究者越来越偏爱在泛指时使用“传记文学”来替代“传记”，包括上述提到的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品同样被写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或“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11，也确然证明了这一点。在“传记”与“文学”的双向互动中，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传记文学史其实都获得了“重构”的可能。
其次，现当代作家传记如何“入史”的问题。作为一个实践中的课题，现当代作家传记如何“入史”及其可行性解答，是以文学史家熟悉传记文学发展现状、在文学史叙述中明确相关文本是“传记”或具有“传记性”为前提，秉持作家写自己之传和他者之传并重的标准，从以下两大路径入手。第一，在保持现当代文学史既有的基本叙述模式的同时，实现优秀传记作品写作文字量的适度增加。回顾已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某一时段思潮→经典作家作品→分文体讲述（重要作家作品）”和“某一时段思潮→分文体讲述→重要作家作品”几乎涵盖了已有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模式。其中，前者常见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后者常见于传统的当代文学史书写，而“分文体讲述”也基本限制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考虑到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由作家、作品这些基本要素构成，所以上述模式又可以理解为由一个个“作家生平+作品阐释”的结构组成。从现当代文学史已有写作实际来看，现代阶段的鲁迅的《朝花夕拾》，郁达夫、沈从文、朱自清等的游记；当代阶段的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等12，均已写入文学史，围绕它们的“传记入史”问题，其实只要强调这些或归于“回忆性散文”“自传体小说”的作品，同样可以理解为作家的“自传”就可以实现。与之相比，由作家完成的他者传记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如何留下一笔显然是一个“发现”的问题。现当代作家在给自己留有传记的同时也常常为他人立传，并使这些作品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准。以有“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称的四部代表作即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为例，它们或置于作家专节之下或置于历史人物小说范畴之内就可以适度实现“传记入史”，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需治史观念的适度转变和充分的历史化13。
第二，是如何以探索的方式，适度改变传统的治史模式，直接增加“传记”或“传记体”文类的书写。相较于第一点，这一点显然是有难度的，因为其不仅要求写作者破除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四大文类”模式，还需要对增加的“传记”或“传记体”文类给予科学、合理的安置。当然，这种面向未来的实践并不是空穴来风。从现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写作开始逐渐关注网络新媒体写作，作家传记从文类角度进入文学史并非没有可能。何况自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流行的“非虚构写作”，近年来从新文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角度出发呼吁“传记学学科建设”的呼声14，是直接、或是间接地对此给予推动。也许，以这种方式“入史”的作家传记，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归入“非虚构写作”“纪实文学”等名目之下，但结合近年来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实际，它相对于持续进行的文学史写作并不遥远。只不过，其实现过程需要文学史家的观念和认知，不断与文学的当代发展结合起来，且其发展轨迹极有可能是在晚近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实现突破进而以向前回溯的姿态完成的。
三
现当代作家传记之于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还包含自身的文学史书写，这种书写是以现当代作家传记为对象的，进而实现了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类型的拓展。现当代作家传记之所以可以独立治史，首先在于其是中国现代传记中诞生最早、艺术成就最高；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类型，在现代传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传记的典型。这一点在具体展开时包含以下两点内容。
第一，诞生最早、艺术成就最高，表明其基本与现代传记的历史同步，具有现代传记特有的文学属性，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书写。回顾20世纪中国传记的历史，现代作家传记作为开路先锋对于现代传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继承传统、融合外来文化资源的前提下，最早的现代自传和现代他传几乎都是从现代作家传记开始，并由此显现了作家创作的多面性和作家作为文化名人隐含的商业价值。以第一批作家自传为例，在胡适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光华书局，1929）、《反正前后》（上海现代书局，1931）、《黑猫》（现代书局，1931）、《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胡适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郁达夫的《达夫自传》（《人世间》半月刊连载与《宇宙风》杂志发表最后一章，1934年开始）等名篇佳作的诞生，使现代作家传记从一开始就持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而像最终于1950年代定型的《沫若自传》，更是由于其四卷本一百一十余万字的规模，堪称有史以来最长的自传之一。上述实践为后来的现代传记书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进而为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应为现代传记史所铭记，也理当为现当代文学史所铭记。现代作家传记自身独特的发展史，客观上决定其评价标准与具体写作方式显然有别于传统传记。在适于现代阅读传播、适度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及和现代文学具有同源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当代作家传记不仅要真实而准确地写出传主的生平、文学道路及人生的重要节点，还要在合理想象与虚构、融入心理分析等方法的同时，实现叙述过程中自然的起承转合，在深入传主内心世界、凸显其气质和性格之余呈现出一个生动鲜活的生命。“文学属性”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描述是现代传记优秀之作评判与鉴赏过程中和“真实性”处于同样位置的另一重要标准，它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传记作品、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更为深刻地理解传主、感悟人生。而事实上，那些已被写入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传记类作品无一不具备这一特质。相对于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那些具有高水准“文学属性”的作品其实和优秀文学作品之于文学史一样，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无论从“传记文学”史还是传记“文学史”的角度理解都可以成立。只不过由于对象的不同，这种通过“怎么写”而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在“写什么”早已确定下来之后完成的，并始终受到文本真实性的制约。
第二，现当代作家传记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既为其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其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典型个案。从最初的现代作家传记到今日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作家传记在现代传记中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仅以自传和他传为例，结合笔者的考察和统计，现当代作家传记由于作家生平、资料发掘和传记研究等主客观原因，大致于1990年代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高峰。到目前为止，留有不同类型自传的现当代作家已有300位左右，与之相比，立有不同类型他传的现当代作家有500位左右，鲁迅、郭沫若、巴金、郁达夫、胡适、徐志摩、萧红15、张爱玲、林徽因的“他传”均有百种以上（其中，不同类型的“鲁迅传”约有400种）16，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冰心的“他传”已接近百种，余下绝大多数现代作家均有数量不等的“他传”，当代作家的“他传”书写也逐渐开启了历史化进程。这种统计如果囊括港澳台、海外华文地区，数量显然会更多。现当代作家传记的蓬勃发展，自然诞生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之作。像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代推出的二十余种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重庆出版社于1990年代陆续出版的4辑三十余种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文本的出现并不断修订再版，可谓为其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典型。
其次，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清晰的历史线索，并已有部分著述触及其文学史的书写。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发展的过程，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历史已呈现较为明晰的四个阶段。从1920年代诞生第一批作家传记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一阶段主要经历了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转化，现代作家自传在其初期阶段就诞生了名篇佳作，现代作家他传书写开始逐步走向自觉。第二阶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现当代作家传记曲折发展时期。第三阶段，19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现当代作家传记复苏与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末至当下，是现当代作家传记繁荣与多元发展的时期。与上述划分勾勒出现当代作家传记清晰的历史面貌相呼应的是，现当代作家传记不仅在自传、他传和作家传记文学创作上产生了一大批典范之作，而且逐渐形成了传记研究群体、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传记研究著述。陈兰村、叶志良《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1998）、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2004）、杨正润《现代传记学》（2009）、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2009）、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2018）、俞樟华等《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上下，2019）等著作的出版，既全面探讨了传记的本质、作家传记的特质，又在梳理现代传记文学历史的过程中为各类相关传记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依据。
最后，是深化现代传记和现代文学研究，实现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和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双重更新。作为一股热潮，传记研究在近年持续升温，特别是出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的吁求，其本质都可以归结到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创新的“基本问题”之上。就此而言，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的出现，可以在完成现代传记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尝试的过程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与“历史”的跨学科整合研究。在为读者留下一份崭新的历史档案的同时，现代传记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传记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都因其出现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突破”进而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步入一个新的领域，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现当代作家传记虽已具有写史的前提，但从具体实践上看，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关键点。第一，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以传记作品为主要写作对象，且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应以“自传”和“他传”为主。由于写作对象为现当代作家传记，所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文学史书写不能像现当代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为专章，而只能以重要的作品为推进线索和节点，这使得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书写具有显著的文体史特征。不仅如此，具体书写过程中现当代作家传记只能将写作对象集中在“自传”和“他传”两种主要类型之上，这一点，除了缘于两者是作家传记的典型文本、符合其文学史书写的应有之义外，还在于年谱、纪念文集和研究资料等由于自身的特点而无法进入文学史。而谈及文学艺术性，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容量篇幅上，自是要以成书的文本为主，并使用一种比较分析的方法，突出同一作家传记的代表作，有主有次、详略得当。第二，承上所述，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应当将其历史划分几个重要阶段，采取“阶段现象综述+代表作解析”的形式，形成一部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学发展史或曰专题式的文学史论。现当代作家传记由于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无法像现当代文学的历史那样划分出具体细微的“年代”，而以思潮、代表作家和文学论争调剂、平衡篇幅。并且，现当代作家传记“自传”和“他传”之间的数量也并不均衡，因此，其文学史书写只能采取更为宏观的发展史和史论的方式，从大处着眼，形成自己的历史序列。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现当代作家传记对同时期文学史的“重构”还包括如何对作家传记文本进行甄别选择、对作家传记研究动态把握等方面的内容，只是由于篇幅和论题所限，这一涉及治史者素养的问题只能在另一篇文章中展开了。总之，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现当代作家传记对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构”及其可能，在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繁荣、现代传记和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不断寻求新发展以及文学历史化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的背景下，现当代作家传记已在多重角度具备这样的条件与基础。而笔者只是结合自己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与感悟写下以上浅见，抛砖引玉，只是期待引起更多同行的关注，以促进现当代作家传记和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RWZD06）、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山东现当代作家传记文献整理与史料研究”（项目编号：24BZWJ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分别参见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边建松《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 郭武新：《天津文学史·现代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338页。
3 张大为：《天津文学史·新中国初十七年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页。
4 闫立飞：《天津文学史·新时期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4—685页。
5 关于“亚自传”“边缘”形态，参考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448页。
6 陈子善、辜也平、房伟、易彬、张元珂：《互源与互构：重审作家传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传记文学》2022年第1期。
7 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131页。
8 张元珂：《现代作家传记入史谈》，《中国文化报》2022年10月21日。
9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10 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页。
11 参见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12 关于现代部分的篇章由于在多部文学史中均有提及，此处省略注释。关于当代部分提到的篇章，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19页。
13 在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上册第十三章第二节中，介绍林语堂时已提到《苏东坡传》，但若想使更多由现当代作家完成的优秀他传进入文学史，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14 指2023年10月20—23日，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传记研究前沿论坛”和2023年11月1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均涉及传记学学科建立的问题。
15 参见张立群《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现状与问题——兼及一种研究的新角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16 参见张立群《一段“继往”与“开来”的历史——1980年代“鲁迅传”写作论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