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统的接续与回响 ——以欧阳黔森小说的武陵叙事为中心
内容提要：湘西叙事是沈从文传统的重要内核，与其说湘西叙事不如说武陵叙事更具历史意蕴。湖南湘西和贵州黔东地区都是武陵山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贵州1990年代以来代表性作家欧阳黔森以武陵山区为地域标志的各类小说，与以湘西题材为标志的沈从文小说及其传统具有天然而复杂的内在关联。欧阳黔森的小说不仅融地质、地理与地方性知识为一体，而且在呈现武陵山区的历史、风物、民俗、民风以及乡村生命形式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叙事模式，具有武陵叙事的崭新特征，其中包括了对源自沈从文小说创作诸多方面的自觉传承，是对沈从文传统的接续与回响。
关键词：沈从文传统 欧阳黔森 武陵叙事 乡土传奇
现代作家传统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最为坚实的基础。对于何为传统而言，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曾提出“变体链”的概念来界定传统，强调文学在内的传统在至少三代的代代相传过程中，它既发生了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性，譬如主题、渊源，以及相近的表现方式和技巧，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链”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1。至于现代文学传统本身，知名学者温儒敏则认为“所谓现代文学的传统，不是虚玄的东西，它主要指近百年来那些已经逐步积淀下来的，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并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规范性力量”2。“变体链”概念引入，在思维与审美方式上“规范性力量”的框定，显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作家传统。
基于此，在现代文学作家传统中，沈从文传统是显著而有力的审美存在。受到沈从文传统影响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的作家，自沈从文生前身后便在代际传承中已逾数代，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变体链。比如汪曾祺与沈从文之间的师承，便广为人知。作为沈从文的入门弟子，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风格到流派传承、发扬等方面都有直接而丰富的联系。汪曾祺除了在日常生活上与沈从文多有过往，在创作上广为承续之外，还写了《沈从文的寂寞》《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等多篇文章巩固与强化了这一关系。以《芙蓉镇》著称的当代作家古华，亲自受到过沈从文的指点与教诲，在回忆中称“可以开列出一长串从南方到北方的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名单来做例证：沈老的著作对于今天整整两代作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那么多的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追寻着沈老的艺术之道，去探求沈老以其恢宏著作所倡导的自然美、风俗美，不能不说是文学的胜利。当然今天的许多青年作家已经表现出了自身的成熟性，师承沈从文而不照搬沈从文，志在博采众长而后自己出新”3。有沈从文研究专家还指出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和王安忆的《天香》这三部长篇小说，不难从“思想和作品的互相认证”中寻找到这种丰富的联系，“他们三位未必都愿意使自己的作品和沈从文的传统扯上关系，事实上也是，他们确实未必有意识地向这个传统致敬，却意外地回应了这个传统、激活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不自觉的、不刻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关联、契合、参与，反倒更能说明问题的意义”。“当代创作和沈从文传统的呼应、对话，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已经渐显气象。丝毫不用担心这个传统会妨碍今日作家的创造才能的充分发挥，即以上面所论余华、贾平凹、王安忆而言，他们作品中各自独特的品质朗然在目，当然不可能以沈从文的传统来解释其全部的特征；但各自的创造性也并不妨碍这些作品与沈从文传统的通、续、连、接，甚至也并不妨碍它们就是这个传统绵延流传的一部分，为这个传统继往开来增添新的活力”4。不管是当代作家的自述回顾，还是研究者的梳理探寻，这些有代表性的结论颇具启示意义，即一些当代作家的创作和沈从文传统的接续、回响一直存在。从沈从文传统的角度来仔细考察，我们认为贵州文坛被称为第四代作家的领军人物，199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欧阳黔森5，其小说创作也同样具有类似的性质，即在对沈从文传统的接续与回响中，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不但身处其中，而且还具有某些共同的渊源和特征。
一
因为省级行政区划的格局形成与深远影响，不同省份地域的相对独立与封闭已成既定事实。贵州作家与湖南作家成为两个不同省级区域内的作家群体，往往被人为割裂掉两者之间多样而丰富的内在关联。反之，在一个省级区域之内，学界则很容易联想并找到彼此的关联和传承。
沈从文是一位湘籍作家，比沈从文后起的湖南作家尊崇沈从文传统自然十分便利。古华、韩少功、叶蔚林、孙健忠、蔡测海、彭见明、何立伟、水运宪等作家便是。在他们笔下，湖南地域的自然地理地貌，三湘四水的民情风俗，瑰丽多姿的地域文化与习性，都形成了地域作家的明显特征。特别是来自湘西的作家孙健忠、蔡测海，和沈从文有更多亲切的共同地域元素和文学话题。孙健忠是湘西吉首人，土家族，曾任湖南作协主席，有《醉乡》《倾斜的湘西》等大量小说作品问世，其作品几乎都是关于湘西的题材，被视为展示“魔幻湘西”土家族文化最为知名的作家，自述是在沈从文、周立波等“前辈作家的影响下，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孜孜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同时，也想磨炼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6。作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7，孙健忠在创作上崇拜过沈从文，创作上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他的影响，“我觉得沈从文太伟大了，他这座高峰很难有人超过，而重复他又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只能绕着走，另辟蹊径”8。蔡测海是湘西龙山人，土家族作家，小说作品多数也是以湘西为题材，譬如《母船》《今天的太阳》，以及以“三川半”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便是。蔡测海和沈从文在1980年代有过不少接触，曾说他“极偏爱”沈从文的小说，“最初的小说和散文，差不多是生吞活剥地借用了沈先生的思维方式。就是至今，我依然喜欢如沈先生的那种恬淡、那种音乐美，那种对自然、对人生的挚爱”9。至于贵州的作家，在欧阳黔森之前，蹇先艾、何士光等都曾执掌省作协主席一职，在全国文坛具有很显著的影响，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再到欧阳黔森，形成了一种接力赛，也是黔地新文学传统的自然传承与继续。“贵州作家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再到欧阳黔森，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斐然。欧阳黔森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短篇小说的特点就像蹇先艾、何士光一样，笔下无不热爱贵州之方水土。”“给我们提供了精致阅读和典范文本。”10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则指出贵州有自己独特而悠久的伟大文学传统，“一定要把贵州作家的创作放在中国很重要的文学版图上来认识贵州特有的地域性写作，包括贵州具有共性而又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质的写作，应该放在中国整体的文学版图中去认识”，欧阳黔森的“小说实际上承接了对贵州边地的现实主义书写传统，……就地域性写作而言，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在全国来看都是很重要的收获，应该把他放在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他的写作”11。这是省内外出版、评论界的一种共识，类似的表述也较多，显然具有普遍意义。
不过，在这不同省份内部封闭的传统承传与接续的背后，以及站在全国高度来审视这一现象的视野中，却遮蔽抑或忽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湖南与贵州是相邻的省份，其中湘西和黔东是相邻的边界之地，从历史区划来看两地都属于武陵地区。武陵这个地名在汉朝时便有，当时设置的是武陵郡。《后汉书·先贤传》记载，武陵之意为上戈为武，高平曰陵。其设置时间据《水经注·沅水》记录，为“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武陵地区为典型的山区，素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主峰即为今天的梵净山，整个山系连绵不断，蜿蜒千里之远，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川数省交界之地。核心区域包括湘西、黔东、鄂西、渝东南在内，人口有二三千万，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很大，甚至在某些核心区域占比达到一半以上。从历史地理上看，这一地区是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纽带，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与西部开发布局来看，这一地域被标划为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属于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山区，覆盖11个地（市、州）、71个县（市、区），在空间地理的范围上因为扶贫的需要显然大大扩容了。其中，湘西、黔东则是武陵山区的腹地，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两个地域的相同性质显而易见，两地民众的交往也是相互融合，早已成为一个整体。比如，沈从文在1930年著文回忆家庭成员情况时说：“地方多苗民，近黔边，故从他处戍来的我们的祖先，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为曾祖母，姓刘，第二次为祖母，也姓刘。”12可资佐证的还有当地的南方长城，最初开始修建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后不断修建，加固延长，直到清代才完工。这一防御性的军事城墙，西起贵州铜仁亭子关，东到湘西保靖县喜鹊营（现在古丈县境内），全长一百九十余公里，是明清两个朝廷专门用于防范湘黔两省交界之地的苗民叛乱而修建的。湘西与黔东两地世代相邻，系苗族、土家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的栖居之地，多有通婚往来与经贸关系；南方长城绵延数百里，也将两地拴在一起。由此可见，湘黔两省交界之地同处武陵山区，苗族、土家族等为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在一起，长期处于不开化、欠发达状态，甚至顶着“五溪蛮”“武陵蛮”等帽子生息繁衍于此地，造成了民风强悍、巫楚之风盛行的社会局面，当地民众则带有蛮横、粗野、愚直却又勇敢、淳朴、善良的复杂特征。
沈从文出生和成长于毗邻黔境边地的湘西凤凰，是从湘西这一边城走出去的现代著名作家。众所周知，沈从文自小便外出闯荡世界，由凤凰而湘西而京沪，以乡下人的聪明与韧性，主要通过闯荡社会这所大学而自学成才，终成一代伟大的乡土作家。他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以家乡湘西为题材，创造了不可重复的“湘西世界”，以《柏子》《丈夫》《萧萧》《边城》《长河》等为代表的乡土叙事成就了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沈从文始终关注的是封建宗法社会里“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13。他对湘西乡村生命形式的考察，集中在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中，“无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存在着多少差别，几乎都是从原始自然形态、自在形态和与自为形态这三种基本类型的生命形态衍生而出。而在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之间，历史的延续性与时代的变异性的交织，构成一种色调繁复的人生景观”14。走进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就是走进湘西这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绚丽世界，那里有人性的闪光。“沈从文一生的‘贯穿动作’就是对人性的执意追求。他曾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他赞颂的是人性的美——淳朴、正直、善良、勤劳、忠贞、粗犷等等，他忧虑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形，他憎恶的是对人性的戕贼。”15这些观念已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论。
恰巧的是，与湖南湘西连成一体的黔东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在也同属于武陵山区。这一地区的作家深受地域文化的熏陶洗礼，也受到沈从文传统的潜移默化影响。来自松桃的苗族作家吴恩泽，其故乡便包括沈从文《边城》中的茶峒一地。吴恩泽1944年出生在黔边苗寨地区，一直在苗乡长大与生活，小说创作几乎以当地生活为背景和素材。其短篇小说有《热乡热土》《鬼谷中的搏斗》《山女传奇》等四五十篇，中篇小说集有《洪荒》，长篇小说有《伤寒》《平民世纪》。在吴恩泽的笔下，梵净山、黑堡场、化外川、麻阳街、白河等故事发生地，都与黔东、湘西密切相关，与沈从文小说的传奇化、乡土化风格相接近。被誉为“黔山七峰”的黔籍作家唐玉林，曾在黔东地区生活了大半辈子，有长篇小说“沧桑武陵”三部曲，即《中南门》《清浪街》和《龙井巷》，笔下对武陵山区的历史与人事有通俗化的大量描写，遵循的也是沈从文小说立足当地、不忘乡土的创作路子。贵州第四代作家的代表——欧阳黔森在散文《故乡情结》中则自觉追述了这一联系，正如作者所言两者的故乡竟然相距不到六十公里，所处地域文化相同。“我的恐惧多半来自对老先生泰山压顶的那种让人仰视的感觉，我最为熟悉的生我养我的地方都被老先生写绝了”，“还有一小半恐惧来自我无边的幻想，我常不自觉地想有一天我真的从老先生辉煌而巨大的身躯投给我的阴影下走出”16。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了世界，对于从这片土地上颠簸着走向文坛并寻找自己位置的后起作家，同样也面临如何走出去这一问题。对于来自黔东的欧阳黔森而言，这是压力、包袱，也是机遇、挑战，不得不负重而行，包括湘西、黔东在内的武陵山区这一地域背景的共存共生，作品题材、人物性格以及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态度、生活意义等层面的同源性问题。“担负了自己的那分命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17与普通民众的生死哀乐……都可见出欧阳黔森从沈从文传统那儿积淀而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以及相应的传承和接续。
到目前为止，欧阳黔森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等诸多刊物上发表长中短小说四五十篇，也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精选》等刊物转载数十次。正式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味道》(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白多黑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莽昆仑：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15年)等，长篇小说则有《非爱时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雄关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绝地逢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奢香夫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等。以上发表的小说或收入出版的各类集子中的作品，以武陵山区这一地域为背景的作品占了一半左右。“从我自身创作来讲，我最看重的也就是我的短篇。像长篇、中篇还有诗歌我也有，但是最高成就还是我的短篇。”18 “我本人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在贵州题材中我又更偏重于我的出生地黔东铜仁市。”19除了小说之外，欧阳黔森的散文《武陵纪事》，在《人民文学》头条刊发的报告文学《看万山红遍》等一些作品也是集中书写武陵题材的。在欧阳黔森编剧或任总制片人的电视剧《雄关漫道》《绝地逢生》《伟大的转折》，也有部分剧集以武陵山区为地域背景；至于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沸腾的群山》电视剧，全部以武陵山区万山转型发展为题材，寓意深远。
行文到此，笔者愿意以“武陵叙事”来概括沈从文所开创的的叙事模式，以及同样出生与成长于武陵山区的后起作家们，尊崇沈从文所开创的创作路子，或有意或无意地心摹手追，不懈创造，自觉地融入这一传统的变体链中去。孙健忠、蔡测海等湖南作家如此，贵州作家吴恩泽、唐玉林、欧阳黔森等也同样如此。武陵叙事是一种立足历史、地域与文学空间的崭新命名，有自己的包容性和时空特征。原先武陵山区是湘、川、黔、鄂四省交界之地，是沈从文生活时代的划分。1997年从四川又划分出重庆这一直辖市，武陵山区成为五省交界之地。省级行政区域的划分屡经变迁，但武陵山区这一地方永远屹立着没有发生改变。类似的文学现象命名一般对应于多省交界之地，以大河、大川和大山为省界边际的标划由来已久，这一形式的命名正好符合这一实际情况。进一步看，与其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湘西叙事，不如说是有更多历史与地域纵深的大文学视野的武陵叙事，由湘西叙事而武陵叙事，由湘西世界而武陵世界，这一变化不是一个名词概念的转换，而是立足历史、地理与文化的重新正名。湘、黔、川、渝、鄂几省交界之地的作家们，共同生活在武陵山区，与脚下这片土地相亲近，其小说叙事就构成了共同的武陵叙事。——具体落实到欧阳黔森这位来自黔东的作家身上，其小说中的“武陵叙事”意指小说的背景、人物、情节、地域文化精神，统统属于以黔东铜仁为主要地域背景的武陵山区，从沈从文传统的角度考察欧阳黔森的“武陵叙事”，则成为某种大胆创新的指认与归队。换言之，欧阳黔森在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其他文体所创造的武陵叙事中，地域特色是十分鲜明而稳定的，不管是传奇乡间人物的书写，还是地域物象的统摄，都是对武陵地域文化的汇聚与凸现。山区地理风物的描写，乡间人物传奇的勾勒，强悍愚直而又良善纠缠的人性凸现，成为武陵地域文化复苏与生生不息的不二证明。“欧阳黔森虽然在蹇先艾、何士光的贵州文学谱系中，但因时代的差异性和欧阳黔森对文学和对贵州的新的理解，他用虚构和想象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他的文学世界。这就是一个温婉、诗意、人性的世界，一个对自然无比热爱的世界，一个不断向传统致敬的世界。”20这种“重新建构”的“文学世界”，便包括武陵叙事、武陵世界在内。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也越是个人的，欧阳黔森的武陵叙事，在新世纪以来慢慢崛起于文坛，也可视为接承沈从文传统而又激活、推动了传统流动的新生力量。显然，这是现代作家传统旧的承接与新的开创，在接续与回响之间，留下了不断探索、不断扬弃的脚步。
二
欧阳黔森1965年出生于以梵净山闻名天下的贵州铜仁，当时此处系贵州、湖南、四川交界之地。他祖籍湖南隆回，其父由湘入黔，栖身于驻地为铜仁的103地质队，在以梵净山为核心的武陵山区长期进行野外地质勘探、找矿，并由此度过自己与自然、地矿相奋斗的人生。贵州地矿局在全国并不显眼，103地质队驻地铜仁更是偏僻之地。因特殊年代所致，1970年代末欧阳黔森便初次踏入社会并工作了，当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在103地质队的农场以知青身份干过三年，后机缘巧合顶替父亲职位成为一名真正的地质队员，主要在野外进行普查、化探等，这样一干就是整整八年。野外地质队员欧阳黔森，用双足和青春踏遍了黔、川、湘、鄂等数省交界之地，有几次幸亏化险为夷，在武陵山脉这个具有数省交界之地的地标性区域烙下生命的印痕。武陵山脉包括了黔东、湘西两个最为主要的腹地，主要以原始山区、林区著称。在荒无人烟、没有道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这条路是具体的、独创性的，构成了某种精神寻找的隐喻。和沈从文一样，欧阳黔森年轻时正儿八经在学校求学的时间都不太长（不包括他后来的多次进修与脱产学习）。沈从文小学未毕业便踏入社会，一开始便栖身行伍，差不多有五年多的时间跟随湘西地方武装辗转流徙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以及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沈从文在以湘西为中心的武陵山区一带生活、寻找出路，度过困顿而蒙昧的青年时代，是武陵山区这所特殊的大学让他学会了求真、向善、崇美。欧阳黔森当时也没有想到会以作家身份在社会立足，对沈从文的经历和故事也是后来细加研习才真正明白知晓。野外地质队员的艰难生活，让他尝遍了社会的世态百味，特殊的社会形态在无意中造就了他坚韧拼搏而又通脱豁达的性格，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这片神奇而又原始的土地。
出生并成长于武陵山区，两人性质有些相似的人生之路，不是巧合而是冥冥中的一种接续和安排。具体到欧阳黔森身上，归纳起来有以下诸点：首先，三年农场工作，八年野外地质生活，养成了一种源自在社会中求生存的眼光来观照人生。欧阳黔森的社会知识和文学素养多半是社会这所大学所赐予，地质之家的小区氛围，来自天南海北的地质同事，永远在路上的野外工作构成了外部的客观环境。譬如武陵山区相关的地质、岩层、化石、植被、水系、矿产等专业地质知识，防蛇、防蚊、防兽等野外生存技能，往往在地质工作者传帮带中深深刻入脑海。原始森林、峡谷腹地、山川河流，不同民族的大小村寨以及地方民风习俗等实录描摹不只是地理、环境的记录，也不只是为了典型人物性格刻画的衬托，而是一种客观、真实、还原的测绘式描写，这一切构成了欧阳黔森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一个特征。比如被誉为“用诗一般的意境，来写这铁一般的历史的”21《断河》中这样描写断寨：河水从石缝中涌出，向东流了五华里，又跌进一个巨鳄嘴的深洞，这峡谷叫断谷，位于断谷西的几十户人家也就叫断寨，断谷再往东走五十里是武陵山脉。再比如《兰草》中这样陈述地质家庭的生活侧面：那时候，我的身子骨算强壮的，这得益于我爸是地质队员，那时地质队工资高，待遇也高。一般人每月粮食定量不超过二十五斤，我爸的工种决定他的定量达四十二斤。他常出野外到山里找矿，一去大半年不在家。父亲在工作之余问山要食物，不是抓了几斤鱼，就是捉到一只野兔子，或是网到一只野山鸡，运气好的时候能打到一头野猪。这些招数我自然是学会了的。一直为通俗文学正名的知名学者曾称“通俗文学作品最顽强的生命力是在于‘存真’”22。其他文学样式又何尝不在“存真”这一试金石上加以检验呢？换言之，直面人生的“存真”式的现实主义理念，是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
其次，除了作为环境来铺垫之外，欧阳黔森小说的武陵叙事，都与人物的职业、身份、性格、处事方式相关。武陵山区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四处的各具异彩的少数民族村寨、山民，都会不自觉地汇聚于作者笔下而鲜活着存在。欧阳黔森的此类中短篇小说主要有以下几类故事：第一类是地质队员的恋爱、青春主题的书写。地质队员一般是男性为主，到后来几乎清一色是男性。野外地质工作的繁重、单调、重复、孤独，不能顾及家庭、亲情的难言之痛，使地质队员往往具有一种浪漫、粗砺、野蛮、坦荡的心理性格。《远方月皎洁》讲述了野外地质队员“我”与僻远山村的支教女教师卢春兰的恋爱经历，以黄狗为媒，“我”与卢春兰在地质普查工作期间认识，双方都有好感，但“我”的工作流动性大，无形阻碍了两人之间淡淡的私情，相约去武陵“七色谷”再聚也成为一种浪漫的奢望。《丁香》则是以武陵山区腹地一个漂亮的养路女工丁香为名，讲述一群野外地质探勘队员闯入当地后对丁香的爱慕，以至因爱而生嫉妒之举，“我”作为地质诗人将私愿藏在心里，为她写诗，也为她的受辱而与挑生事端的同事拼命，无不展现出地质人的爱恋方式与野蛮之力。《有人醒在我梦中》借“我”和白菊这两个地质队员的子弟在地质队农场干苦力活时的爱情故事，特写“我”与方国庆以徒手肉搏方式决定恋爱对象的一幕，见出人性的坦荡、野蛮。真诚而又横蛮，生发出人性原始的力量，在小说人物身上都较为明显。第二类是野外的工作见闻，写地质人员的日常、生死、奋斗。《血花》讲述的是1970年代末，发生在贵州地质队里的一场车祸。为了让久居深山的地质勘探队员在大年三十夜回家与家人团聚，退伍汽车老兵老杨决定在雨雪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车，在车毁人亡之际舍身赴死救下一车队员，间接写出地质生活的一角悲苦和无名烈士的内心隐痛。中篇小说《穿山岁月》一看标题也是集中此类的作品，其中主要人物有“我”、郜德、苏工等地质勘查人员，以郜德所受的三个耳光串起三次进山的艰险勘探经历。小说一共三章，第一章写地质小组进梵净山原始森林采样，一方面是云豹、黑熊、五步蛇、旱蚂蟥、长脚巨蚊的危害，一方面是负重、挨饿、长途跋涉的痛苦，胆小的郜德因为发声尖细，被组长苏工误认为会招来老虎而挨了一耳光；第二章写进山抽查样品，因为找不到住宿之处，郜德与山村小学教员——性变态者同住一床而因反抗被打了一巴掌；第三章写他在工作点检查时因为耽误了回去结婚而冒死拦车，差一点被车子撞倒的郜德挨了司机一耳光，结果仍是耽误了行程将婚事搅黄了。郜德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却有善良、纯朴的人性之光。第三类是作为叙事的要素、尾巴或花絮来处理，略微淡化了武陵地域的背景，或直接将地质生活作为辅助性的叙事环节，或在都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对峙，在侧面或暗处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改变叙事的直线进展，增添叙事的细节，在叙事的层次上有变化、起波澜。中篇小说《水晶山谷》杂糅了地质工作生活并以破坏环境为主题来组织故事情节，青年山民田茂林为了娶白梨花为妻，为了凑足礼金而与下岗的地质专业人士兼商人李王合作，帮助李王、马学仕、杜鹃红等奇石行业老板盲目开采武陵山区水晶山谷的紫袍玉带石，破坏了当地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其结局是田茂林被未婚妻白梨花一家轻视，自己心灰意冷之际也在一次爆破中身亡。原产于梵净山中的奇石异景，一方面是白梨花的阻拦，愿意当作男方永久的彩礼而不要毁坏；一方面则是商人为了金钱而进行破坏性勘探和开采，两方面的力量冲突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线。白梨花的单纯、美丽、无私，和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与《长河》中的夭夭相类似。中篇小说《非逃时间》以在城里当公司老总的瞎子失踪开头，依次拉开包括瞎子在内的九位知青当年在武陵山脉腹地三个鸡村的生活，小说在现实与历史不断杂糅往返，既写出当年在三个鸡村当知青的有趣生活片段，也串起返城后这一批人的市井生活。与《非逃时间》在结构与构思上相似的还有长篇小说《非爱时间》，此长篇的故事环境虽然也设定于城市，但围绕故事人物与情节的却更多来自他们生活过多年的知青点——武陵山脉腹地十八块地农场、枫木坪村、303地质基地等错落展开，过去的知青岁月成为挥之不去的有力衬托，黑松、陆伍柒、郝鸽子、卢竹儿等人对十八块地农场等武陵生活的点滴回忆，以至于鲁娟娟、萧美文等不幸死去的女性，也一直在黑松、陆伍柒等人的情感纠葛中不断浮现。第四类则更遥远一些，地质经历、生活，相关知识背景作为隐隐约约的点缀而存在，在篇幅上占的份额甚少，在情节、故事演变中也是十分次要的地位。比如短篇小说《断河》主要写老刀和老狼两个刀客以及他们儿辈之间的恩怨，中间与结尾部分掺杂了断河当地因出产丹砂矿而逐渐发展成为汞都一事。刀光剑影之中，尽是当地土著山民尚武、豪放、守信的人性凸现。
立足武陵山区，将这一方土地上的人生百态诗意地敞开，挥之不去的是人生实感体验中的乡土书写。正如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在博物、传奇和黔地方志的小说谱系中，欧阳黔森拥有自己的坐标，其独特风格与艺术个性也系于此，23也类似乡土写实小说鲜明的地方色彩是千差万别的“风物、习俗、情调和气氛”24一样，书写武陵山区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故事支撑起了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兴奋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故事的生发地多半与武陵山区有关，武陵山区、武陵大峡谷、梵净山、武陵山腹地、苗岭腹地等是常见的说法，三个鸡村、梨花寨之类的名字出现频次较多。对于民族村寨周围的道路、方位，自然村落的户数、人口，村寨的疆域、纵深，欧阳黔森有时会淡化处理，有时也会有具体细微的勾勒。乌江岸边梨花寨的娃崽山鬼想走出大山，到山外去看看的欲望破灭；在山鬼走失后，村小教员在深夜的大山之中靠燃起火堆为山鬼照亮回家的路；（《扬起你的笑脸》）男人们外出务工，女性在内持家的现象很普遍，以致违背传统乡村伦理，山里女子从妓的丑闻也偶有所闻。（《梨花》）在武陵山区作为背景的故事中，涉及劳作、教育、扫盲、卫生多个方面，因为大山阻隔，也因为愚昧落后，村寨山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娃崽读书走几十里山路是日常功课，以致辍学者居多，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女娃接受教育机会更少。欧阳黔森在多数小说中称呼身份为初中生、高中生的主人公为知识分子，而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在一个村寨里还不多见，如《水晶山谷》中的田茂林、白梨花，《李花》中的李花等便是。譬如《梨花》中言及三个乡共一个中学，可见教育之不发达；《李花》中子女随母姓，也视为一大奇观。第二，在建筑、起居、饮食方面也有生动的呈现。武陵山区多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族民族村落，或是各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建筑典型，吊脚楼往往依山而建，底层养猪养鸡，第二层住人；田土很少，甚至一块地只能种几棵苞谷或洋芋。山区农家喜欢养当地土狗，视其颜色级别有一黄二黑三花四白之别，视其一胎数量有一龙二虎三狼四鼠之说。山民普养土狗图的是看家护院，心理习性不会贩卖。在欧阳黔森的此类小说中，差不多篇篇皆有狗的身影，养狗、玩狗、送狗、偷狗、敲狗、防狗也是普遍能见到的小说细节。武陵山区农家普遍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一是上山干活路途遥远，难以收整；二是生活本身困难，多半以烤熟的苞谷、洋芋充当干粮之故。（《水晶山谷》《扬起你的笑脸》）农闲时去山上安夹子，打打野味，采摘香茹，到大山深处寻找吃食也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有趣细节。相比之下，欧阳黔森有多篇小说叙述野外地质队员长途跋涉时，因体力消耗极大，吃食变得颇为重要。比如在不少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腊肉有四指宽，一指厚，白亮亮的，一口下去，油顺口角流下来，这一生活细节让人向往和回忆，也差不多写得生动与形象，可见平时生活之困苦。（《十八块地》《兰草》等）中篇小说《武陵山人杨七郎》中则对武陵山脉腹地三个鸡村的凤凰鸡和狮头鹅有详尽的描写，农家乐“仙鹅庄”老板杨老三活活杀鹅取肠的残忍手法，更是武陵乡间日常世俗生活的经典细节。第三，在民俗、民风方面，武陵山区有尚武、尚巫之风，民风十分剽悍、野蛮；（《断河》《武陵山人杨七郎》）好男不与女斗，即使有私仇也不会在女性身上发泄。因为地少人多，易地迁出，外出打工成为常态。至于涉及婚娶、节日等，细节更多难以尽述。性喜喝酒、爱唱山歌；好面子、讲礼数，也是乡间古朴而简单的习俗。《断河》中因为当地土话的谐音之故，村子名称叫断寨，与断崽同音，整个一村寨的家庭都被逼疯狂地生儿育女，生怕断了香火，这也似乎是当地生育观念强的一个隐喻。若干部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三个鸡村”，缘由是村民称动物都以个为量词单位。女孩取名，名字中多半嵌有花、香等字，不同小说中名叫梨花之女孩就有五六个。由此生发出去，武陵山区的地域性知识与日常起居，通过各色人物、趣闻逸事、故事细节呈现出来，成为一种武陵叙事的典型表达。
欧阳黔森这样的乡土书写是自足的，正如沈从文湘西题材中的乡土一样，是湘黔边地的一种牧歌；其乡土上活跃的诸多人物，尽管不乏愚夫俗子，但却始终生活单纯、自足，有着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处于深山老林中的少数民族村寨中，峡谷、河流、渡船、羊肠小道等环境，换亲、喝酒、唱山歌以及赌咒、比武、打斗之类的情节，在沈从文和欧阳黔森的笔下不约而同地鲜活着。当然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活变化甚大，两人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沈从文的小说作品数量众多，主题更为集中；作品中人物更具原始、野蛮的生命力量；作家对乡村人物灵魂的刻画更加自觉、多样。显而易见，武陵山区在时代变革中不断蜕变，作家的书写内容、人物、主题、情节也在快速变化之中。
三
与沈从文湘西小说及其传统相类似25，欧阳黔森对武陵地域的持久关注，一直延续于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来自武陵地域的乡间人物、故事，以及世情、民俗的书写，都断断续续在笔下重复出现。总体而言，欧阳黔森的武陵叙事中，乡间传奇人物、乡间异事、特定民风民俗等十分醒目。作为一个暗自摸索、自我体悟、锐意求新的作家，写好武陵世界中的乡土人物方法很多，其中既有中国“史传”传统、笔记小说的借鉴，也有乡土世界以普通民众为中心的内在逻辑。通过塑造鲜活的人物来推动事物的发展、促进奇人异事情节的演变，在武陵乡间人物画廊中专注于人物传奇的一面，是欧阳黔森小说的另一特色所在。
（一）“史传”传统与笔记小说的吸收和调和。知名学者陈平原曾以“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相对峙来论述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转变，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史传”传统受到中国史书中编年史、纪传体、纪事本末等多种编纂形式的影响，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丰富历史散文写人叙事的艺术方法以来，史书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艺术的滋养。实录的春秋笔法，纪传体的叙事实录精神，因为补正史之缺而引申出的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结构技巧，是其中的关键药方。26历代笔记小说则是以人物逸闻、趣谈为主，集中于写人记事。显然，对“史传”传统、笔记小说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是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诀窍。“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艺术探索，吸收了中国古代编年叙事、传记叙事、比德审美意识的有益滋养，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27说的也是这一番意思。在代表作《敲狗》荣获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时，欧阳黔森回忆了他与《聊斋志异》的缘分：“小时候，每逢夜深人静，母亲总是给我讲《聊斋》故事。那时候家里没有《聊斋志异》这本书，上世纪60年代时，确实找不到这本书。但是，那些故事人物，却是那样地生动在母亲的嘴里。讲的多是鬼的故事，可小小的我从未害怕过，我想母亲也从未认为这些故事会吓唬小孩子。在我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时侯，我终于有了一本《聊斋志异》，母亲看着我感叹了一句：‘看了《聊斋》，想鬼做。’”28在另外的场合他是这样自述的：“传统小说的主要特点是自我立场鲜明，语言精炼传神，人物刻画鲜活。……传承优秀文化，在优秀传统上创新，才是汉语言写作者的明智之举。我熟读过各种流传的古典小说，自然受其深远影响。”29通过作家的回忆与自述，不难看出他所受中国传统的古典短篇小说经典的复合影响。譬如，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穿山岁月》中，小说中“我”和另一个名叫苏方的老地质工作者相熟，因苏方与自己的大哥年纪相仿，并在一个地质钻机厂工作过；“我”小时候常去野外分队玩，便互相熟悉了。他经常给我讲故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中的一些故事，最初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其中一个细节描写，是同事郜德因为遗精而恐惧时，便是以《红楼梦》小说中的贾瑞为参照物的。《非逃时间》《非爱时间》等中长篇小说则在讲述故事时一波三折，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与武陵乡间之间如山间的风一样自由穿梭，传奇色彩明显。欧阳黔森部分接受的文学启蒙和教育，大体是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以及现代经典小说之类，通俗化、传奇性，以人物为主轴的小说文类意识得以形成，在欧阳黔森的潜意识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搜奇记逸”，“记叙委曲”的“传奇”30风格，作家慢慢得以领悟、运用和发挥。弃绝虚构人物，无心叙事的圈套，少受域外现代小说的影响，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传奇、好玩、耐读，一口气读完，成为欧阳黔森小说创作追求的文体特征。
（二）抓住典型乡间人物，以人物带动故事成为一种模式。为了凸现人物性格和形象，作者采取几种方法进行。第一，将人物作为核心，在标题中加以标示，诸如《丁香》《梨花》《白莲》《兰草》《李花》《村长唐三草》《武陵山人杨七郎》等篇，都以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标题，让人一读便知重点所在。在这些人物塑造时始终抓住人物与众不同的一面，凸现出奇人所做异事的世相。譬如《村长唐三草》写的是桃花村村主任唐三草的趣闻逸事，其人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乡间传奇人物。唐三草原名唐万财，原先穷得叮当响，当民办教师时稍微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赤贫边缘挣扎。先是老婆受不了家里的穷而外出打工并离婚，后来他虽转为公办教师仍没有起色，孑然一身，在村上没有人愿意接手村干部的困境中竟然自动辞去公职，毛遂自荐当了两千多号人口的桃花村村长。退耕还林、科技扶贫、计划生育、乡村旅游、兴办村小等成为唐三草村主任的几步曲。丢下一千多元一月的铁饭碗，端起一百多块的泥饭碗，自唐三草被村民讽成“草鸡”（傻瓜）开始，唐三草硬是把村长当成了全体村民的主心骨，几年时间内不但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还带领村民朝小康之路的目标迈进。他带领村民广种桃树、花椒，将收入搞上去；从桃花谷到桃花节，将乡村生态旅游慢慢红火起来；惩治顽劣村民，化解上访矛盾，设计挡住计生外流对象，可谓每一件事情都是斗智斗勇而成。其人性格既有厚道、实干、无私的一面，也有狡黠、油滑、叛逆、讨巧的一面。唐三草在村级基层管理上体现出来的聪明才智，确实让人捧腹大笑，是当下难得的基层村干部典型形象，后来唐三草在欧阳黔森改编的电视剧《花繁叶茂》中出现，成为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中篇《武陵山人杨七郎》塑造了一个“刺刀见红”的山区民间异人。杨七郎本名杨起郎，因为其母已生六胎女儿，在怀孕之时便以“起郎”相召唤。杨起郎长大后爱打抱不平且不计后果，赢得古典评书《杨家将》之英雄杨七郎大名。杨七郎坐了两次班房，一次因为吴村长与留守村妇“走草”（野合），他眼见不平而踢烂了吴村长的一个睾丸；另一次是因为将自家养的鹅卖给农家乐“仙鹅庄”，其老板杨老三破了自己不能眼见自己养的鹅被活生生地取鹅肠的约定，一气之下用尖刀剜伤了杨老三的屁股，乡间小人物之不平凡的传奇莫过于此。第二，小说题目不是人物，但仍以人物塑造见长。《断河》这个短篇故事本身的叙事时间较长，从晚清、民国再到新中国，横跨三代人，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叙述时间，记载了武陵山区一个名叫断寨的地方几位传奇人物的历史浮沉。老刀和老狼这一对争谁是第一的老刀客，为了女人梅朵而结怨，先是老刀的黄狗替主人挡了一刀而死去，后是老狼在老刀的枪口下羞愧而自尽，无不显得有情有义。其后代龙老大和麻老九这一对同母异父兄弟，承袭着父辈的恩怨而形同陌路，包括龙老大以残忍方式对待兄弟，目的却是让后者苟且偷生。《十八块地》以乡下农场几位青年为主角，卢竹儿、鲁娟娟、萧家兄妹等的奇闻逸事接踵而来，或为护羊而生隔膜，或叙写代课时炸碉堡场景，或点缀知青狩猎、捉鱼细节，都栩栩如生。第三，偏爱女性人物的塑造。知名学者陈晓明在评论欧阳黔森《非爱时间》时认为“这篇小说的构思颇为巧妙，在二个男人的故事中，包裹着几个女人的故事，真正动人的是那些女人的故事。这些女人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着墨不多，但都异常鲜明”31。扩展开来，围绕不同女性的故事叙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实在是欧阳黔森在这一方面的特征。对女性人性中真、善、美的繁复描写，对普通女性异于常人的事件进行从容叙述，往往一个小说以一个女性人物为主，在欧阳黔森的作品中颇为常见。中短篇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而且大多以年轻、纯真的女性为主，既长于写女性外在之美，也擅长从人物言行、心理进行刻画。比如《断河》中的梅朵、《丁香》中的丁香便是。试以《梨花》为例，田梨花是三个鸡村唯一考上中师又考上大学的山里妹子，回乡在本地中学任教，因业绩突出当上了校长，最后提拔成为副县长，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地百姓眼里被聚焦、扩大，譬如上生理课时用木棒制作男性生殖器作为教具事件，欢迎上级检查时喊错口号险些酿成事故，与心仪自己的支教青年在梨花树下散步，都成为乡间的传奇。在村寨老人眼中，梨花可是梨花坪的树仙!
（三）在叙述手法上，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叙事与时代氛围的营造是小说的主要特征。“作品主人公或第一称的叙述者往往是这种角色：他们曾经是下乡或下厂的知青，后来到地质勘探队工作，又进城当了作家。令人感兴趣的不在于作家自身与人物经历有多少重合，小说本是虚构，是小说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示，因此即便有所印证，也不能完全当真。但人物上上下下的经历，却使小说有一种对话的性质，即历史的理想模式，包括青春、爱情和美，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怎样。”32此言不虚。小说多半以叙述者“我”出场，带有自传体性质，能真实、亲切地讲述故事。在叙事时间上，有倒装叙事和交错叙事，杂糅一些压缩式的叙事手段；叙事角度上有限制叙事，也有全知叙事，这样在讲述故事时统一中有变化，显得摇曳多姿。多重叙事手法的扇形展开，武陵山区村寨的芸芸众生，被放置于一种“间离化”之后的空旷境地，他们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占据并充实着乡村人物的生活一角。小说家以亲临其境的感受与经验，去叙说这些被遗忘的乡土，标举了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命运，他所强化的是故事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虽然也在虚构的世界中不无逗留，欧阳黔森涉及“武陵叙事”的小说，大半都有此共性。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下至新世纪以来的时代背景，是欧阳黔森小说的叙事时间，背景稳定而清晰，笔调温暖而从容。相对于读者期待视野中的笑声与眼泪、叹息与扼腕，更需要的是化身为一种内心的倾听，凝视现实的武陵山区之乡土世界。
欧阳黔森小说的武陵叙事，自然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的那条河流与偏于湘西一隅的人事物非：譬如重视武陵底层民众的塑造，武陵边地人物的憨直、本真、良善等特质，具有某种共性；譬如主要用第一人称叙述，即使是用第三人称叙述，其叙述者也基本上认同他笔下的人物，不采取外在的审视的角度；譬如对武陵乡土的民风习俗进行实录，往往不掺杂启蒙与被启蒙的眼光……将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放在沈从文传统的视野下进行观照，不同于作家之间的平行研究，比如学界曾拿当代作家贾平凹、阿来、张承志等与沈从文进行比较，意在乡下人身份或少数民族身份。33欧阳黔森与前辈作家沈从文人生没有交集，他也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但两人同处武陵山区，熟悉脚下同一片土地。欧阳黔森以武陵山区为精神领地来书写乡土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却，与前辈作家与同时代选手竞争，捡起了故土、乡愁，和笔下的人物一起呼吸。至于在特定氛围的营造上，欧阳黔森大多数小说各自错综纷呈，环境、人事、情节，都浸透着某种人性的力量，背后是特定的地域、时代和民众，当然在时空上也具有某种超越性。至于扫盲识字、退耕还林、易地搬迁、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等新的主题的植入，则是欧阳黔森直面沈从文传统而不得不另辟蹊径的发展和变化，是坚持“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火热的基层生活才能为创作标注精神的高度”34的文艺践行，其中有作者面对新的现实的发言，眼光仍然瞄准着武陵山区民众底层，着力于底层人物的命运，已带有新时代的崭新气息。
结 语
作为1990年代以来的贵州代表性作家，欧阳黔森虽然起步于黔东，又不断变革与突破，是代表当下主流文艺的一个主流文艺工作者，但是他始终回望故土，始终在文学创作的武陵叙事上展开身手，徐徐展开的是连绵的地方风俗画卷，尽管人物的着墨与上色并不全是浓墨重彩，但个性不一、鲜活于眼前；尽管多半是乡土世界的小人物，但却不乏奇人异事，以小人物反映了大时代，连接的是乡土世界的大舞台。
置身于沈从文传统的影响下，欧阳黔森在社会经历、创作主题、叙事风格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某种传承与接续。我们提炼出武陵叙事来归纳欧阳黔森的此类小说创作，并作为两人某种共同的特征，并不是强调欧阳黔森该如何全面向沈从文的作品研习、揣摩，也不是比较两人的高低曲直，而是放在现代作家传统变体链的宏大视野里，重新以武陵叙事把握自沈从文以来的武陵山区地域文学创作流变，并试图以欧阳黔森为主讲述武陵的乡土故事传承及其新变，并最终成为现代作家传统的新的有机部分。
[本文系2025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地域文化与欧阳黔森多元文体创作综论”（项目编号：25GZZB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温儒敏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3 古华：《一代宗师沈从文》，《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4 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5 对贵州新文学代际作家的划分和主要代际作家，参见杜国景《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断代侧影》，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6 孙健忠：《文学与乡土——代跋》，《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391页。
7 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8 朱珩青：《湘西乡土的艺术启示——与〈死街〉、〈猖鬼〉作者孙健忠的谈话》，《芙蓉》1991年第5期。
9 蔡测海：《从我的前辈作家沈从文先生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
10 参见欧阳黔森《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11 转引自周军《2015“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4期。
12 沈从文：《我的二哥》，《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13 14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9、212—213页。
15 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6 欧阳黔森：《故乡情结》，《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6 页。
17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湘行散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2页。
18 孙向阳、郭思思：《欧阳黔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贵州民族报》2012年1月6日。
19 欧阳黔森：《我的文学理想与追求——自述》，《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20 孟繁华：《小叙事与大传统——评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山花》2015年第5期。
21 何士光：《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序》，《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22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页。
23 李遇春：《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2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3页。
25 相关研究有崔荣《传奇传统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种阐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张文东《“传奇”传统与“边城”想象——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吴正锋《论沈从文小说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刘艳《“情绪的体操”与“抽象的抒情”——抒情传统与沈从文的小说》，《山花》2019年第1期；吴晓东《抒情与叙事的一体化：沈从文前期湘西题材小说的诗学意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26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36页。
27 周新民：《欧阳黔森短篇小说艺术论》，《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28 欧阳黔森：《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文艺报》2008年12月27日。
29 周新民、欧阳黔森：《探询人性美——欧阳黔森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3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31 陈晓明：《对当代精神困局的透视——评欧阳黔森〈非爱时间〉》，《文艺报》2004年5月18日。
32 董之林：《分享艺术的奥妙——读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集》，《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33 典型的论文如赵学勇《“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卢顽梅《民族的隐忧——沈从文与阿来文学创作比较谈》，《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4 欧阳黔森：《向生活要智慧》，《求是》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