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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间信》是一部处在当代文学延长线上的作品。它从叙述意识、叙事形式和叙事精神等方面拓展了叙事伦理的阐释空间，并自觉地以其文本经验指向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叙事伦理的省思与超越。经由《人间信》的文本实践，麦家完成了一次新的艺术探索。

关键词：麦家 《人间信》 个体反思 叙事伦理 生命本位

《人间信》（2024年）是麦家继《人生海海》（2019年）之后的又一力作。这次写作迫使他再度回望故乡，并对过往的生命创伤予以深切观照。这部从作家“精神世界深处长”出来的作品堪称人间的“伦理之书”。繁复的伦理主题中，“我”与父亲的决裂以及决裂后的反思成为叙事核心。直至尾章，“我”依然在追问：“你该如何看待和父亲的决裂，这是背叛吗？你错了吗？你认错吗？你该如何认错？”1这一叙事核心内嵌着两组关键词：“决裂的伤痕”与“反思的阵痛”，它们构成了解锁作品的两把密钥。

新时期以来，“伤痕”与“反思”的意涵各有所指。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因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治疗创伤”而轰动一时。巧合的是，《人间信》“编织”了作为文学事件的《伤痕》。《伤痕》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伤痕文学“揭露与控诉”的叙事伦理，其内在的苦难诉求，决定了它从历史中获得同情的企图。反思文学将思考拓展至“十七年”乃至更早的历史事实，它是对伤痕文学的推进。反思文学遵循“忏悔与救赎”或“批判与归谬”的叙事伦理，个体成为历劫归来的“英雄”，他们批判极“左”时代的荒谬并试图开出处方。这两种文学都包含着从历史中获取合法性、并跻身成为主流的抱负。

暌违文坛五年之久，麦家所关注的不再是诡奇卓绝的密码迷宫和逻辑推演。他转而思考：不依傍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否依然能将故事讲好2？《人间信》中，这一艺术探索依赖的，不单是繁复的伦理主题，更是隐而不彰的叙事伦理。它内在地指向了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叙事伦理的省思，并深入探索了文学叙事自身的伦理可能性。

一、“伤痕”之“思”与伦理之“绳”

1995年，美国文论家亚当·桑查瑞·纽顿首次提出了叙事伦理的概念，在他看来，叙事伦理是一种有关伦理的叙述。学者伍茂国认为纽顿“完成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伦理的历史转换”，并进一步将其区分为主题层面的“故事伦理”和叙事过程的“叙述伦理”3。作为现代性事件，叙事伦理从根本上区别于理性伦理，它是叙事行为服膺的某些理念，这些理念渗透到叙事话语的伦理形态，叙事形式以及修辞技巧中，是话语、形式（技巧）、伦理与精神的有机统一。在《人间信》中，叙事伦理首先表现为叙述的自反性与形式的伦理意味。

麦家在访谈中指出“我”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者，从一开始“我”就是上帝视角，自由周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4。有必要指出，“我”虽拥有“上帝视角”，但却自觉地疏离全知全能、宣喻式的叙述。作者在开篇即设下悬念：“没人知道我小姑为什么寻死……奶奶可能什么都知道，包括小姑为什么死，但她闭的口比爷爷（死人）都要紧。”5“我”的有效性始终被框定在限知视角里。限知叙述在小说创作中并不鲜见，但《人间信》却不单纯是限知叙述，它还带有鲜明的自反性。自反性属于哲学范畴，它指向系统的自我监控（自律），即根据自己的假定追问自己。不断地追问与质询，成为自反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我”从一开始便认定奶奶知道小姑为何而死，为此“我”试图戳破她的伪装：“她一般会说小姑是病死的，有时也说是被村里那些缺德之徒害死的。”6“我”一边坦陈自己“确实不曾向父亲探听”，一边又执意追问“他兜售是为了卖掉吗？抹掉吗”7？在追问中，“我”日渐明晰“父亲提供的说法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奶奶说的，但根本上是否定的，支持不过是粉饰，假象”⑧。清醒的自反意识让“我”察觉到奶奶和父亲的心虚，并推动着“我”靠近“真相”：

我真的不知——不想知，避而不谈——小姑有没有被抬爱，择吉日用棺木入土为安。这是一个长者、尊者的待遇，小姑年少轻狂，丢人现眼，会不会被弃之敝履？可能吧，反正我在家乡那么多年，给那么多亡灵上坟祭祀，是没有小姑的。9

限知叙述中，“我真的不知”是作为事实予以陈述的，自反性叙述却着意于“我”是否“真的不知”以及为何“不知”？细察之，“我”的“不知”有“不想知”“避而不谈”的前提，它提示着“我”有不敢深究的心理，抑或某种事实已被默认，没有郑重其事提及的必要。叙述者的话语饱含机锋，一方面，它隐晦地道出小姑被“弃之敝履”；另一方面，它引导读者去追问“我”为何“避而不谈”。

事实上，与小姑是否入土为安相比，人们只在乎如何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进行道德劝诫。父亲有意回避小姑自杀的原因，却对其上吊的后遗症极尽渲染，有时他会把螺丝换成弹簧，道理一样，用力过度后弹簧“拉胯”了。村里人也经常捉弄小姑，目的是让她“忘乎所以”地“亮出吊死鬼的长舌头”。小姑不堪其辱，不久便肝气郁结，“像旱死的一棵树，或病死的一只狗”10。

叙述者看似不经意却坚定地出示着，小姑的一生犹如“野史”般，从未被“正典”化：

小姑处于一种最危险的状态（龙凤胎，天天处于对比中，镜子中、放大镜中），处于边缘地带，悬崖边，好像随时会裂开、解体。11

“我”逐渐触及小姑内心的“幽灵”，出门是“一朵花”回家是“六指头”（多余人）成为其难逃的宿命。当“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时，“我”却踟蹰游离——“我真的不知道，小姑为什么要……”，联系这一疑问所处的语境，不难发现其逻辑上的突兀。然而，这在个体的自反性意识中却是自洽的，“所以……所以……”省略的正是对死亡真相的再度追问。

这种追问是隐性、绵延的，它始终横亘在“我”的思想里，不断地盘旋、缠绕、辩驳，以至于小说最终也没有为小姑死亡的真相“盖棺论定”。

确切地说，自反性不仅是一种语言特征，更是一种叙述伦理。它注重个体的思想辩难，试图在多种可能性中无限趋近真相，但并不提供某种确切与唯一。它拒绝暴露和廉价的道德感伤，最大限度地体现对叙述对象的尊重。它撤销了作家立法者的权威，其本质是一种非教化、非启蒙、非控诉的伦理。自反性，饱含了麦家将叙事视为伦理的艺术探索，它实际上构成了《人间信》叙事的伦理底色。触碰到小姑心灵的幽微处，又自觉地折返，这饱含着“我”对小姑生命隐痛的尊重。“我”执着于追问“真相”，也不是为了兜售、展览其“伤痕”，而是另有寄托。

《人间信》分上下两卷，上卷以小姑之死开篇，以其自杀“真相”作结，其间铺陈了父亲潦坯的前半生；下卷讲述“我”与父亲的决裂以及决裂后的成长史、反思史。这不只是线性的时间文本，更是并置的互文文本。互文的叙事形式中，构筑了一个隐性的伦理空间。上卷首章以小姑上吊的“绳子”命名，末章则专门述及小姑的生命情境。这个前后呼应的结构中，一共有六处提及小姑，这些插叙对叙事进程没有实质性影响，但却都有明确的意旨功能12。它们形象地呈现出小姑在叙事情境中的能指化，而此一处境又与其被忽视的生命情境具有同构性。与此相反，上卷末章呈现出一种“不厌其烦”的复述：“小姑不是传说，小姑像父亲一样真，和父亲同父同母，同年同月同日生……”13从插叙到复述，从叙事情境到生命情境，叙述者意在将被众人剥夺的话语权重新“归还”给小姑。

现实中，小姑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到了父亲的潦坯史中，她却成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小姑隐身于叙事之中，其“上吊的绳子，自始至终一直置于我家西屋二楼搁栅上”14——它见证了奶奶自杀未遂的羞愤，也目睹了父亲假寐致使奶奶出走的不堪。小姑这一人物甚至从上卷蔓延开来，成为贯穿《人间信》的一条伦理隐线——“绳子在多少年后依然在小姑上吊的老地方、老样子套着、挂着”，一开始它是小姑的“耻和辱”，后来它像“是长在我身上的一根尾巴，叫我羞得很，恨得很”15。缘何小姑上吊的绳子会成为“长在我身上的一根尾巴”？家乡传统中的这条安全绳、安魂绳，对小姑而言是夺命绳；对父亲而言，是关乎恐惧、内疚的梦魇；对“我”而言，则是一种伦理追问与反思——“这是一种普遍的致命的疾病，女人生来只有不幸和愚昧、忠贞、顺从。”有必要指出，麦家反思的并不仅仅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更是一种主体性缺失的困境。小姑与父亲，本为共同体（“龙凤胎”），从象征层面上看，割裂了共同体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意味着双方都是匮乏的，无法生成完整的主体性。因此，作为被侮辱和受损害的小姑，“要找回完整的状态，和生活和谐共处，必须学会和内心的幽灵共处”16，而从小缺少他者维度的父亲，始终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童（“大奶嘴”），是一个习惯性逃避、自私且爱无能的人。

麦家承认，小姑不是人物，小姑是真实存在的，而自己至今仍对其离世耿耿于怀17。悬空的“绳子”，原是对小姑“伤痕”无情的展览与惩戒，现在，它却成为一股隐性的伦理之绳，无形地叩问着“我”。

二、反思的发生机制及其精神地图

在反思文学中，反思是“预设”的，它缺乏某种必然发生的内驱力。面对“我”与父亲的决裂，麦家则跳脱出上述叙事藩篱，转而关注反思是如何发生的？

娄老师因作风问题被抓，陆军不仅趁机夺走“我”饰演人民解放军的机会，还撺掇着白毛一起围攻、羞辱“我”。“我”气不过，偷了父亲的匕首准备与之决斗。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出现了！——就在“我”满怀期待时，父亲却给了“我”一记耳光！这一巴掌毁掉了“我”对其仅存的信任，更伤害了“我”的自尊，使“我”深陷羞耻感的窘境。为挣脱这种羞耻感，“我”最终选择了与刘主任合作揭发父亲。

由于“向反动家庭宣战”，“我”获得了应征入伍的机会。新兵列车发动的“这一刻”，“过去和将来彻底隔开了。因为隔开了，所有过去和过不去的，都过去了”18。叙述者用后视角点明：“这一刻”是“我”多年后要羞愧死的，但彼时还远不到时候。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得以重审过往呢？——答案潜藏于几封特殊的信里。

第一封信来自故友蒋琴声。在奶奶的衣冠冢举办葬礼时，蒋琴声专程写信，就是为了给“我”转述这场法事如何齐备周全、阴阳得法。最令“我”意外的是，竟有人以孙子之名代“我”哭丧，而这个苍老哀怨的声音正是道士先生！情感的重新联结使“我”结束了与故乡音信隔绝的日子。“我”充分领受道士先生和蒋琴声的恩情，同时也为错过了奶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哭”而抱憾万分。此后的通信中，蒋琴声一再提醒“我”：“你在外越出息，越往高处走，双家村就越是你的家乡，这里的一切都跟你有关。”19对此，“我”更宁愿无关。地理的隔绝犹如金钟罩，给“我”镀上了一层厚厚的屏障。因为无关，“我”方能心安理得地继续新的生活。

第二封信来自小妹。她同样提醒着“我”与故乡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父亲锒铛入狱后，家里人犹如秋风扫落叶般纷纷离散。外公外婆被“我”寒透了心，不久便相继西去。为躲避流言蜚语，大姐选择与养蜂人远走他乡。二姐和小姑一样能干，却也同样不受待见。现在，她靠着一手针线活在镇上当起裁缝，与家里渐行渐远。母亲决然地带着小妹，一同到父亲服刑的地方谋生。洗不完的被褥磨尽体面与尊严，小妹也如“明日黄花，蔫掉了”……陈晓明先生曾将“我”反思的原点追溯至新兵列车发动的时刻。20“这一刻”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它是“新我”与“故我”断裂与重生的界碑。然而，蒋琴声和小妹却让“我”陡然意识到：那个“我”曾以为隔开了、一去不返的过去，其实并没有过去。当“我”依傍革命伦理重获“新生”时，家里人却因此背负更多的枷锁。面对过往，“我”不由心生愧疚。只是，这份愧疚里并没有父亲。父亲出狱后不久，给母亲留下一封信便一走了之。他隐瞒了投靠日本商人的事实，母亲的苦心经营只换来他蓄谋已久的逃离！得知这一消息，“我的第一感觉是未名的欣喜，像意外收到一份厚礼”21——父亲之“过”印证了“我”与之决裂的正当性，由此，“我”便可以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思的自我豁免。

有必要指出，思想的折返及不彻底性，潜在地构成了反思的一部分。“我”在庆幸的同时，也深谙“不能出口，出口就寒碜了”22。当轰动一时的小说《伤痕》见刊时，妻子特地给“我”寄了过来。她好言相劝，希望“我”能和王晓华一样，“抚平伤痕”“放下仇恨”，与父亲言归于好。面对这灵魂的“偷袭”，“我”报以激烈的抗辩。“我”反复声明王晓华母亲是冤假错案，“我”揭发父亲、政府审判父亲，却是他罪有应得。在政治伦理的加持下，“我”甚至坚称自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23。

“我”是否真如自己讲的这般无辜？就在“我”与妻子争论之后，叙述者提到了多年前的一桩旧事。第一次通信时，小妹也曾像妻子一样，希望“我”能与父亲修复关系。彼时的“我”在心里脱口而出：“我就是靠和父亲决裂才‘有出息’的，岂能过河拆桥，出尔反尔？”24显然，“我”是没有勇气用这套说辞去回应妻子的。与妻子的抗辩中，躲藏着“我”的心虚。既然如此，为何“我”还要旧事重提呢？——叙事的这种断裂与罅隙，恰恰体现了反思的矛盾性及深刻性。从掩盖到袒露，“我”的转变并非无迹可循。最近一封信中，妻子重抄了我们恋爱初期她斟字酌句出来的一句话：

我爱你健美的肌肉 / 更爱你丑陋的伤疤 / 因为你的肌肉是从伤疤上长出来的。25

这是“我第一次毫无预兆地被和父亲决裂的伤痕袭击”26，但妻子却给了“我”极大的理解与尊重。她使“我”明白：“故我”并非外在于“自我”之外的“他者”，毋宁说“新我”正是从“故我”中脱蜕出来的。

有必要重返《伤痕》的故事文本。文革时期，进步青年王晓华因母亲被打成右派而与其“决裂”。九年后，母亲沉冤昭雪，当她选择重新接纳母亲时，却迎来了天人永隔的悲剧。小说最后一句——“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在引发情感共鸣的同时，颇有为时代悲剧作结的意味。“我”与王晓华的命运是同构亦是互文。我们有着共同的“伤痕”，不同的是，她将始作俑者归结为时代，而“我”则导向了个体反思。麦家隐而未发的是：反思并非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它有赖于个体在“新我”和“故我”之间建立起辩证的、统一的认知；这种认知指涉着“自我”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缺乏此一思想土壤，反思是难以发生的。

“我”的反思也由此指向了对伤痕文学叙事伦理的质询。“揭露”极“左”时代对个体的戕害自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伤可以被“抚平伤痕”“放下仇恨”所“共名”。与人们对小姑“伤痕”的“污名化”不同，“共名”则是一种“美化”，其本质都是在简化、淡化“伤痕”。此外，“控诉”亦有“陷阱”，它将一切归咎于时代的同时，“巧妙”地回避了个体的精神承担。在麦家看来，“我”无疑是需要反思的。只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因地理和通信原因再度中断了。

多年后，当看到父亲死于过量嗑药的证据时，先前那种未名欣喜的“感觉又被爆了一次”27。如果说前一次欣喜是因为反思的豁免，那么这一次则更像是心灵的大赦。随着父亲生命的终结，横亘在“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壁垒不攻自破了。但对父亲，“我”依然没有原谅。父亲的丧礼被形容为一出“隆重、热烈、气派”的“戏文”，“我”的浪子归来则起到“暖场子”“聚得人气”的效果。彼时，“我”想起了奶奶，不由“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村里人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知错了，都说父亲死得值”28。叙事含蓄地表明，“我”与父亲之间的“伤痕”并不能靠“父慈子孝”的佳话来粉饰、消弭。

“我”以为天人永隔是最遥远的距离，远到足以淡化一切执念。然而，“我”又一次错了。即便父亲离世了，母亲也要捍卫其“为人父”的尊严。臣服家法，是唯一能让母亲重新接纳“我”的途径。在“审判”与“认罪”的过程中，直抵人心的并非家法之严苛，而是那些重叠的生命记忆：“我迟疑着打开马桶盖子（刑具），仿佛揭开了过去时间的盖子，一下看见了父亲血淋淋的指头，耳边荡起父亲哽咽的声音……”29当母亲、小妹跪下来，和“我”一起数着粗粝的洋铁钉时，她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而是与“我”共在的承受者；她们唤起了“我”心底久违的柔软，使“我”再度感悟“也许我们从来不属于个人，只是过去某种的继续和回应……”30

上述精神地图的复沓表明，“新我”是从“故我”中脱蜕、成长起来的，每一个“新我”都包含着“故我”的影子，对“故我”的逃避与掩盖只会使“新我”沦为无根之萍。随着这一认知觉醒，“我”的反思才真正进入了自觉阶段。

三、事理·情理·生命伦理：反思的多重性

“忏悔与救赎”或“批判与归谬”，是反思文学常见的伦理模式。它们都指向了反思的目的论，具体叙事中，这种目的论又往往弱化甚至取代了反思的过程。某种程度上看，《人间信》恰是对目的论叙事的反拨。麦家试图表明，反思的过程并非自明，它不是简单的“断裂”与“重生”，而是在自我暴露与自我掩盖中无限延宕、演进，呈现出鲜明的自反性。反思也并非导向某种终极与唯一，毋宁说，反思的意义正蕴藏于反思的行为之中。

“我”不仅是故事人物和叙述者，同时也是文本的写作者。写作是一个独立的伦理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如何复述本身就包含了反思。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视域的融合，事理、情理、生命伦理等多重逻辑的叠加，使“我”的反思充满了折返与辩难。

“我”与父亲决裂的情节出现在下卷·己《我·另一个我》中。自父亲夺下“我”复仇之刃的那一刻起，文本中的“我”更换成了“他”。如本章标题所示，“他”实际上是另一个“我”。人称转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情感距离，以便叙述者对“故我”展开审视：当“我”即将被虚无感吞噬之际，是革命伦理让“我”重获新生。

在“我”思想的形塑中，刘主任是一个关键人物。父亲和三脚猫的赌博被其夸大为“反动组织”，赌博行为一旦升格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意味着父亲从潦坯变成了“阶级敌人”“革命斗争的对象”。对此，“他有不愿，有迟疑，有建议”31，但都被刘主任否决了：“决裂是斗争，是绝杀，是革命；革命是崇高的，勇敢的，是暴风骤雨……”32在革命崇高性的引领下，“我”的态度由犹疑变得坚决：“有革命就有反革命，他父亲就是反革命，顽固的反革命。”33

为鼓励“我”当众揭发父亲，刘主任不停地灌输：“生命的歌就是革命的歌，从行动到行动，从子弹到子弹。”34这段话看似有着“革命的庄严，又有诗歌的优美”35，实际上却充满了价值理性的色彩——“我”揭发父亲的行为被净化成对革命的忠诚与担当，对革命之“忠”无形地替换了传统之“孝”。受革命伦理的驱动，“我”爽快地接过稿子，“仿佛一颗金色的子弹，推进了正义的枪膛！”36“我”的羞耻感被臆想的“正义”感所取代，这使“我”得以逃脱父亲如炬的目光。同时，“我”的伤疤被抽象为“正义”的价值符号：“这两道疤是有革命荣誉的，一道凝结着他敢于向反动家庭宣战、追求真理的豪迈勇气，一道体现了他爱岗敬业，敢于和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牺牲精神……”37至此，革命伦理在“我”思想里扎根了。

卷下·庚《我们·长恨歌》的开篇：“我回来了，既是从‘他’回到了我，也是从一个黑色家庭来到一个红色大家庭，革命的大熔炉。”38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复归”，既喻示着“故我”的远去、“新我”的重生，同时也指向了反思由“故我”向“新我”的深化。

经过革命“淬炼”后的“新我”，已完全认同了革命伦理对个体的重塑。通过对革命话语的戏仿，叙事揭示了“我”对革命伦理的反向征用：“我头上插着对反动家庭六亲不认的大红旗，心里举着对革命事业豪情满怀的红缨枪，嘴里背着毛主席语录，肚皮上刻着反动势力妄图暗杀革命小将的荣誉伤疤，皮下鼓着敌人子弹击不穿的肌肉。”39“英雄”的身份让“我”在军营里平步青云，并迅速斩获了别人一辈子都可能得不到的功名。

实际上，“英雄是刘主任精心策划、用心栽培出来的”40，而“我”对此并非完全的后知后觉。“我”深谙“恩情是有重量的”“负重前行总行不远”41。参军之后，“我”便有意地中断了与刘主任的联系。一种试图抹掉过往，埋葬“故我”的念头使“我”安于与故乡的音信隔绝。当发现这个“新我”试图遮蔽与篡改“故我”时，“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英雄”？投机者？还是背叛者？

“大义灭亲”使“我”获得了“英雄”的称号，父亲却因此沦为“反革命”和“黑五类”。父亲阶级身份的变动离不开刘主任这一推手，而他之所以如此，却是出于提高个人“政治资本”的考虑。革命伦理成为投机者上位的工具和装扮自身的外衣。仔细考察《人间信》的叙事话语，不难发现：“像只病猫”的白毛父亲，白天“是个泥水匠，一身泥浆，脏不拉几，像个劳改犯”，一到夜里，便成了“野猫”般神气活现的“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42。吊诡的是，投机者的命运也充满着随机性——飞扬跋扈的老治保主任关银，因“在年前斗争中失算，站错了队，被打倒，沦为父亲一样的“反革命分子”“黑五类”。43叙述者“轻描淡写”里，饱含着个体命运的惊涛骇浪。特殊历史中，个体命运随阶级身份的变动而呈现出巨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背后又潜藏着必然性。

此刻，“我”所反思的已不仅仅是“我”与父亲的决裂，而是这一事件背后的思维逻辑——即迷信某种权威的一元论。在一个后来者的视域中，“我”与父亲决裂靠的是以暴治暴，以权威压制权威。这种“反抗”实质上是一种更深层更彻底的妥协，它以让渡自由意志，并臣服于更高的权威为代价。换言之，政党之父压抑、取代了肉身之父，成为重塑个体的另一种权威：“我是用这个年代的红色意志锻造的标本！楷模！一身上下，从头到脚，表面里子，都符合广大革命群众的审美。”44有关一元论思维的审视，指向了对革命伦理的祛魅。坦承这一点，意味着“我”失去了站在政治与道德高地上指责父亲的资格，更意味着“我”的精神伦理又一次地崩塌了。

《人间信》叙事伦理值得称道的地方，正在于对反思文学目的论叙事的质询。“忏悔与救赎”模式中，个体是承受者，他希冀以“受难者”的身份获得历史认同。“批判与归谬”模式中，叙述者成为了文化英雄，他高屋建瓴地给时代把脉并开出处方，其处方往往涉及意识形态、国民性、人道主义等宏大话语。这两种叙事，都是“站在历史外部”，它们都将个体视为历史的“他者”。沦为“他者”的代价，是永远地交付自身的主体性。

麦家直言，“在文学面前，‘历史’这个词挺虚假也挺抽象，它的虚假和抽象，使得它完成不了文学的使命，因此也更凸显出文学的价值”45。《人间信》中，反思的对象并非一个外在化的“历史”，反思的目的也不在于忏悔、救赎、批判抑或归谬。相反，它反思“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生命经验及其特殊的“精神史”。个体并非纯粹的承受者或旁观者，而是介入者、参与者，任何历史话语及其价值理性，最终都是通过“个人”发生作用的。“我”的反思由此具有双重性：一是对被赋魅之物的祛蔽，即意识到个体思想如何被重塑；二是发现自己如何参与并内化了这种认同。由“故我”推进、深化到“新我”的过程，正是反思双重性的体现。“我”反思的意义，正在于从过往生命经验的回望与祛蔽中重建主体性。此一主体性，也不是在历史、政治、人道主义等宏大语境中思考“人”的价值，而是在感性的、文学的、生命伦理的维度上恢复“人”的价值。

泛化的价值理性一度麻痹了肉身的疼痛感。而今，被遗忘的伤口再度撕裂开来：“有时我也会想起父亲，想自己算不算孽子、我该不该这么对待他、他有没有在恨我……”46这是整个文本中，“我”少有的主动提及并直面与父亲决裂的伤痕。伴随着反思的深入，那种熟悉的羞耻感，又一次回来了……

这种羞耻感难以启齿，却并非难以名状，它曾在小姑自杀、父亲被批斗等场景里一再出现。当“我”倚仗革命伦理重获新生时，羞耻感实际上转嫁给了父亲。这种羞耻感是叠加的：社会语境中，父亲由公民沦为了阶下囚；阶级语境中，父亲从潦坯沦为了“反革命”“黑五类”；伦理语境中，父亲遭到“我”的背叛，骨肉亲情出现裂痕；文化语境中，父亲的权威伴随着“我”的精神弑父消弭殆尽。羞耻感指涉着父亲被剥夺的“身份”。这种主体性缺失的创伤，犹如精神的象征性阉割，它并不因“刑满释放”而自动弥合，至此，“我”才恍然大悟，父亲的离家出走，何尝不是对羞耻感的逃离？如同小姑为挣脱“六指头”的命运而选择自杀？

小姑与父亲本是“龙凤胎”，却“像一个屁，只活了个羞耻”47。为逃离表面“一枝花”，实则“六指头”的命运，小姑最终选择了自杀。主体性缺失的羞耻感，正是压倒小姑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此我们便能理解，麦家缘何要在上卷花费笔墨讲述小姑。一方面，小姑、父亲与“我”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主体性缺失的困境，小姑由此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镜像。另一方面，小姑的叙事不仅是“我”与父亲决裂的“前史”，更是反思“我”与父亲关系的“副史”。“我”执意呈现小姑真实的生命情境，与“我”重新“看见”父亲是同构的，两者之间是“显”与“隐”的互文关系。“我”对小姑“身份”的一再“确证”（“小姑不是传说”），同时也隐含着“我”对父亲“合法性”的追寻。

随着儿子的出生及逐渐长大，“我”愈发臣服于亲情的力量，“犹如幼时惊叹石板的压力败给小草来自季节和草根的力量一样”48。亲情，是依靠血缘缔结的伦理关系，而亲人，或许是唯一不需要社会、历史、阶级、文化等外在因素决定的“身份”。

除了“潦坯”“日本佬”“反革命”之外，父亲还可以是“爷爷”！他本可以作为“爷爷”重获新生！…… 遗憾的是，“我”永远地失去了弥补的机会。父亲的离世给“我”宣判了精神的无期徒刑，无尽的羞耻感如同“长在我身上的一根尾巴”，永久地挥之不去。

小结：人间之“信”与生命本位的叙事伦理

陈晓明先生曾如是评价“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拒绝阐释的作品”49。拒绝阐释并非不予阐释。毋宁说，它是对如何阐释才不至于有损作品丰饶性的宝贵提示。叙事伦理，不仅是麦家自觉的艺术探索，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有益的阐释视角。

根据纽顿的观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体现的并非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它们关注的不是文学叙事自身的伦理可能性，而是带有特定价值判断的理性伦理。这使得其叙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题先行和工具理性的色彩。《人间信》的叙事精神，正在于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叙事伦理”所作出的省思与超越。

《人间信》尾章，“我”曾以作家的身份感慨：“人们是否远远高估了理性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理性把我们和生活（感性）分离开，带给我们强烈的虚构感，以至于现实的感受变得无关紧要……”50这段夫子自道，其实出示了麦家有关生命本位的叙事伦理。生命本位的叙事伦理本质是一种非教化、非启蒙、非控诉的伦理，它要求叙事从理性王国中撤退，遵从个体的生命尊严，不以回避、污名化、美化的方式让渡身体经验，不以凌厉的拷问、审判迫近个体精神的极限，不以权威的姿态作世俗理性的价值判断。

任何逃避与美化都遮蔽不了已然存在的“伤痕”，“我”的反思夹杂着审判、忏悔、救赎等多重声音，但真正使“我”服膺的却是原初朴素的生命伦理。《人间信》试图表明，文学叙事真正的伦理，在于抱慰个体的创伤、同情式地理解其生存状态，而非进行道德伦理的说教与劝诫，抑或在审美超越论的加持下将“伤痕”与“不幸”度化成“诗”。

麦家坦陈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一种羞耻感”51。这份“羞耻感”潜在地推动着《人间信》的叙事：“羞耻感”成为“我”与父亲决裂的隐秘症结，“羞耻感”的回归是“我”反思的起点，它甚至伴随着“我”整个的反思过程。这么说并非将麦家比附于“我”，而是指《人间信》构成了其“精神史”的一部分：“这部小说意在说出我的羞耻感，说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忘记。”52真切的“羞耻感”，正是麦家生命经验与叙事伦理精神建构的联结点。“我”的反思，是为泛化的价值理性祛魅，并执着于恢复感性经验的过程。“羞耻感”的回归，实际上导向了某种永恒的精神承担。

不妨说，《人间信》是一部处在当代文学延长线上的作品，它使有关“伤痕”及“反思”的书写最终回归于生命的叙事。文学，如何抵达人间之“信”？麦家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在生命伦理的维度上恢复对“人”的确认与确信，才是真正的人间之“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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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 向阳、余雅琴：《专访麦家：有些东西只有到一定年龄才敢直视》，《南方周末》2024年6月27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74098?source=133&source_1=1。

3 伍国茂：《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4 17 45 52 麦家、季进：《直面自我幽暗的内心》，《小说评论》2024年第6期。

12麦家：《人间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6、78、99页。上述细节中，讲述小姑出生的细节（赶在父亲后头）是为了说明其附属性，谈及“龙凤胎”一死一伤是为了给父亲备受宠溺、行事无方进行归因，小姑的“死”是父亲的心理隐疾，同时也成为奶奶治疗其“潦病”的“猛药”。（笔者注）

20 49陈晓明：《他能用伤口放出的光照亮文字——试评麦家新作〈人间信〉》，《文艺争鸣》2024年第10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