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新感觉派”“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概念论争是探究新时期阶段作家与研究者关系的典型样本。在这一论争中，严家炎的流派史研究贯彻“文学的现代化”思路，李欧梵则尝试以“中国的现代性”的理论与之对话。施蛰存的表态较为曲折，面向大陆学界，他抗拒“新感觉派”命名，形成对流派研究范式的反思；面向海外学界，他突破西欧文学论著中的“现代主义”视野，宣扬世界主义的文学理想。多年后，两位研究者都与施蛰存的意见达成新的调和。本文通过梳理三方对话，揭示了其结构性张力及其成因，呈现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复杂情境。

关键词：新时期 新感觉派 现代派 施蛰存

从1930年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庄子》与《文选》”论争，再到1950年代针对《才与德》的大批判，施蛰存多次陷入“被围剿”的境地，成为负面典型。影响所及，施蛰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叙述中难获存身之地，只在介绍“现代派”诗歌或批判“第三种人”的章节中得以稍稍“露面”。直到1980年代，他才成为“新出土的古器物”，供大众“摩挲、评论或仿制”1。针对这一历史过程，施蛰存的自白常被引用：“自从严家炎编出了一本《新感觉派小说选》，封我为‘新感觉派主要作家’，美国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刊物上推波助澜，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这样一吹一捧，使我那些‘假洋鬼子’作品，被不少文学青年或青年作家奉为现代化的文学典范。”2严家炎、李欧梵先后编选的两本《新感觉派小说选》在海内外分别刊行，皆风行一时，正是具有征候性的文学事件3。由此可见，施蛰存的再发现至少经由两条脉络的共同作用，一条是以严家炎为代表的国内学者的“重评”，另一条是以李欧梵为代表的海外学者的“追溯”。严、李二位的问题意识、批评立场相异，造成在定位与评判上的参差，影响其后文学史叙述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施蛰存的个人表述在这一“出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影响。在1980年代的“现代派”热潮中，施蛰存虽自嘲好似“漩涡里的人”，“不想再在古稀之年纵身于这急流之中”4，然而纷至沓来的信件和访问，仍然促使施蛰存主动或被动地透露心声，引导不少研究者的阐释思路。至1990年代，施蛰存更公开对“新感觉派”或“现代派”命名的保留态度，相关表述在其后演变为学界不断争论的话题，近年来亦有学者围绕“新感觉派”或“现代派”的命名过程进行历时性或共时性的简要考察5。为使相关问题的讨论具备整全视野，以施蛰存的表述作为深入追踪的线索则不可或缺。尤其考虑到目前所披露的材料中，施蛰存、严家炎与李欧梵针对相关概念的表态最为充分，是探究作家与研究者间意见分歧现象的典型样本。因此本文绝非在作家与研究者之间加以轩轾，而试图探究各方基于多层面因素所形成的结构性张力，揭示新时期阶段作家与研究者互动的复杂面向。

一、“出土”施蛰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借对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同时学科研究范式亦深化发展，文学思潮流派研究作为多次重大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得到研究界的充分重视6。随着“现代派”理论春风乍起，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以“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身份被重新关注。1982年，吴福辉7、应国靖8等学者号召研究界放下既有偏见，充分研究施蛰存等“自觉运用非现实主义、非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9。由严家炎编著的《新感觉派小说选》最具社会影响力，在1985年一经出版就造成轰动效应。施蛰存曾感叹“《新感觉派小说选》印三万册，早已卖完”10，连他本人都有“一书难求”的苦恼。不为外界所知的是，该书的出版过程可谓艰辛。书稿原在1983年交到出版社，因碰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而被搁置。直到1985年初风头过去，总编辑认为“《石秀》一类作品的倾向很不好，必须在《前言》中加强批判”，否则“出版都有困难”。严家炎“理解出版社的苦衷”“只得在《前言》中增加一些笔墨去体现此种意图”11。即便如此，《前言》依然是当时对“新感觉派”最扎实可信的通盘清点，标志着施蛰存等人在大众视野内被完全“出土”。

严家炎在发掘“新感觉派”上位居首功，得益于参加文学史编写工程的学术锻炼12。严家炎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两次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历，不仅使他在海量一手材料的阅读中获得分梳创作资源的慧眼，更直接促使他“开始片断地思考小说流派问题”13。在1962年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上，吴组缃“刘呐鸥写的小说我读不懂”的自白引起严家炎关注，由此激发起他对刘呐鸥及其周围作家（穆时英、施蛰存等）的研究兴趣14。经过漫长的酝酿，严家炎在1980年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卷的编撰后转向现代小说流派研究，“新感觉派”便是计划之一。

从1982年起严家炎在北京大学开设多轮与流派史研究相关的专题课，“新感觉派”论述正式登上讲台。在系列文章的曲折修改中，不难感受到他为命名这一作家群体所付出的心力。1983年1月，在第二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上，严家炎就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同时称为“现代心理小说流派”“现代心理分析小说流派”“现代派”15，足见命名时的犹疑。在修订发言稿期间，严家炎受托编选该流派的小说集，便借机于同年3月向施蛰存写信请教，第一个问题即如何命名选本，并开列“新感觉派小说选”“心理分析派小说选”“现代派小说选”“现代心理小说选”“《现代》心理小说选”五种命名备选16。此时施蛰存因患癌住院，依然勉力答复。他认为严家炎的诸种提议都“不甚适当”，更着重点明“‘新感觉派’是日本名词欧洲未闻”，自己也不知何谓“新感觉”17。然而严家炎最终决定沿用“当时所称”，将同年5月改订的文稿以“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为题收录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他将施蛰存等人的文学探索定位为“真正在小说创作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并且构成了独立的小说流派”，总结出“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追求”“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等创作特色，并指出其“较少批判地表现‘二重人格’”“唯心史观的影响”“颓废、悲观乃至绝望、色情”的倾向性问题18。

这篇修订稿基本奠定了严家炎此后的论述框架，1985年发表的《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19《略谈施蛰存的小说》20与《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21都基本保持了一致的论述。在同一阶段，严家炎的研究成果也迅速被文学史的重写潮流吸收转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为“新感觉派”专设一节，许多语句明显化用自严家炎的观点。这应当是“新感觉派”小说在国内文学史中第一次以独立章节的形式和文学流派之一的“正面身份”得到详细论述22。这部由年轻研究者合著的文学史虽仍以“新感觉派”的消沉说明“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潮的巨大力量”，但仍肯定该流派建立了另一种都市文学，在手法、体式上有所革新23。此后“新感觉派”成为各方文学史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小说流派，如施蛰存所言，“‘新感觉派’这个帽子，从此戴定了”24。

不过，施蛰存称“我既无法自己‘摘帽’，也并不要求‘摘帽’”25，言辞中似有些态度暧昧。其实，身居“幕后”的施蛰存对文坛动向尤为敏锐，更对严家炎的系列文章追踪已久。1984年他曾向古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上严家炎的发言，一并推荐严氏《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一文26。1985年施蛰存向《新感觉派小说选》责编岳洪治通信，盛赞《前言》：“严家炎同志这篇叙文写得极好。征引资料，甚为广泛，出我意外。论点也很客观、平允。”271986年施蛰存又致信严家炎，尤其赞赏后者钩稽材料、整合系统之功：“足下所作涉及鄙人论文，皆见到。愈写愈好，《新感觉派小说选》一序尤佳，持论平允，我无间言。”28同年致李欧梵的信中，施蛰存又称许严家炎“近年写文章甚有识见”29。然而在表达激赏的同时，施蛰存在1986年的信中着重提醒严家炎，虽同为“使用新手法写小说”，但刘、穆二人“有点存心做横光利一，只恨上海不如巴黎东京之繁华，使他们的新创作方法不能发展到高度”。而施蛰存自称虽“采用现代都会文学的一些新的创作方法”，但所写的“还是中国旧社会里的人物”，所以实质上并非都会文学，继而寄望严家炎多明确“此中之异同”30。相似观点早在1982年施蛰存致吴福辉的信中表露，他同样认为自家所写是“以封建社会小市民为主”，理应区别于专写“资本主义大都市里的男男女女”的日本新感觉派31。算起来施蛰存已至少三次（1982年、1983年、1986年）向严家炎及其学生强调对“新感觉派”的保留意见，从中已呈现出双方的意见分歧。在外界看来，施蛰存在1990年代的公开发难似乎转变突兀，但背后是1980年代双方分歧的发展，这与施蛰存在新时期的表态方式与思想状态密切相关，需详加考察。

二、从“不要求摘帽”到“整个推翻”

宏观来看，施蛰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表态方式迥乎不同。在1980年代他竭力避免公开谈及昔日创作，仅在私下通信流露意见，公开文章与私下通信态度分别。从已披露的材料上看，施蛰存书简也可分出面向境内与境外时的不同状态，他对大陆编辑或研究者的“官方”态度仍心有余悸，而向身居香港的古剑吐露更多幽微的心声。这种自甘寂寞的态度可归结为浩劫后“蛰以图存”的处世方略。考虑到1983年“清污”和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的方向调整，施蛰存的谨小慎微不无道理。1983年，施蛰存谈及自己“被抡起棍子”的“苦闷”，就叮嘱古剑不要公开32。1985年本是“施蛰存研究”的丰收之年，施蛰存却认为在当时“文坛气候”中自己“永远是一个冷门货”33，1986年又凭“一二信息”自称仍被“隔离”，“无论如何‘靠拢’，还是个‘异端’”34。1988年他称登门访谈“新感觉心理分析”的青年“不识天时、地利、人和”，此种话题“多谈就是‘放毒’”35。可见施蛰存研究在1980年代非常火热，但施蛰存本人却顾虑重重，没有将个人意见放上台面。直到1989年施蛰存的地位逐步抬升、明朗36，加之对众多研究成果依然不满，他才在1990年、1992年接受海外杂志访问时公开对“新感觉派”命名的抗拒，乃至表态要将严家炎的部分论述“整个推翻”37。在1990年代，施蛰存在公开与私下、面向境内与境外的态度逐渐统一，例证之一即在1980年代，施蛰存对上门访谈保持“出门不认账”的做法，但1990年代他特意在《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与《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两篇访问记在海外刊发后亲自校订修改，编入自选集《沙上的脚迹》并在大陆出版，从而引发国内更广泛的关注。

梳理从“不要求摘帽”到“整个推翻”的态度转变，可发现施蛰存的质疑都围绕“新感觉派”一词而发，首要的心理动机正是不满“新感觉派”作为历史概念所附着的艰辛往事，这段委屈遭际足可追溯到19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模仿始于1920年代后期，起初文坛给予热烈赞许，将刘呐鸥称为“可爱”的中国“新感觉派”38。然而1931年作为左联党团宣传委员的楼适夷发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首次将施蛰存的小说判定为“新感觉主义”，并定性为“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在意识形态方面代表了“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39。左联成员沈起予、钱杏邨相继发文，前者从“主观主义”“观念论”“艺术至上主义”“‘小有产者’的阶级性”等方面批判日本新感觉派的理论根基40，后者则作为党团成员在总结文坛现状时宣告施蛰存的“没落”41。随着左联与杜衡、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在众多话题上接连发生论战，中国的“新感觉派”也逐渐被视为左翼文学之敌。在阵势浩大的批评压力下，直到1933年施蛰存才借回顾创作经历的方式，为自家作品重新讨流溯源，进而发出严正声明：“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42同年现代书局出版《中国文艺年鉴》，杜衡在《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中强调“蛰存是把弗洛伊特的学理运用到作品里去的中国第一个作家”，再度为“普遍的被误称为新感觉派”分辩43。然而左联对施蛰存等人的辩解并不买账，反而在数次论战中固化对“新感觉派”一词的偏见，以致施蛰存多年来对“异端”身份愤愤不平。严家炎明知1930年代施蛰存急于摆脱楼适夷的命名，却依然“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志的分类法”44，认同其对“思想倾向与艺术倾向”的批评45，这是施蛰存所不能轻易接受的。对施蛰存而言，“新感觉派”一词有其沉重的历史负担，“发难者”楼适夷也在新时期就这一“错误归类”诚恳致歉46，因此他希望这一历史名词能成为一笔已翻过去的旧账。

施蛰存在1990年代的公开抗议，其实依然沿用1930年代的申辩思路。一方面是表达对“新感觉派”的隔膜，继而批评其作为理论概念的先天缺陷。在1990年的访谈中，施蛰存解释“新感觉派”从日本传来，其理论缺陷源于“日本人的翻译不准确”，应译为“意识”而非“感觉”，而“这种新意识是与社会环境、民族传统息息相关的”47。就“社会环境”而言，施蛰存强调他们所写的“正是反映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的上海社会”48，有明确的中国语境；就“民族传统”而言，“中国本身并不曾出现过日本式的作品”49，因此所谓“中国新感觉派”只是强行附会。在1993年答李欧梵之问时，施蛰存同样点明“日本的新感觉派（New Sensationalism）来源于战后（一战）德国，含意本来并不明确”，未见有英法文论的阐释50。可见“新感觉派”在学理上比较缺乏周密论证。

另一方面，施蛰存则抨击“新感觉派”作为艺术倾向所招致的曲解误读，再度捍卫“心理分析小说”的理论价值。从1930年代至1990年代，施蛰存始终借“心理分析小说”的旗号梳理一条承接自显尼志勒、弗洛伊德、霭理士的文学脉络，为自家小说寻求美学与道德上的正当性。施、严的分歧显著表现在对《石秀》《魔道》的释读偏差。以《石秀》为例，严家炎在《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就已批判弗洛伊德学说的“资产阶级烙印”与“唯心史观”，认为《石秀》仅是“图解弗洛伊德主义”，完全脱离历史真实51。《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为了应付出版社的要求，在批判《石秀》时多出二百余字，不仅抨击小说人物“嗜血成性，嗜痂成癖”的变态心理，更质疑弗洛伊德理论“把正常人都当作疯子”，认为“这种学说会将文艺创作引到思想倾向多么恶劣的地步”52。此观点的激进程度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学者53。1989年严家炎出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虽照顾施蛰存1986年来信的建议，对新感觉派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关系有所区分，并增设“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和张爱玲的出现”一节，但依然批判施蛰存的“倾向性问题”，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激烈谴责也完整保留。这种程度的改动或许令施蛰存倍感失望，于是选择在1990年代公开回应。在《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的前记中，访问者对施蛰存的思路进行精辟总结54，指出施氏的小说虽借用历史人物，但“意不在历史本身”，《石秀》的主题乃是“男性的虐待狂意识与审美的特殊观点”，而“有心正视并有效地挖掘这些症结者”正始于现代派作家55。这番说明廓清了文类性质、理论基础等多种问题，明显是对严家炎论述的逐一反驳。1991年施蛰存致信孙康宜，感叹严家炎对《石秀》“大概至今不理解”56。1992年施蛰存提议杨迎平另写一篇题为“石秀的表里”的论文57，同年接受访问时更再次公开表态，认为没有经过弗洛伊德的解释，便无从认识“人的心理的真正情况”，他批判严家炎“根本不懂心理分析”，还是“用极左的一套文艺理论”来评论《石秀》，因此要“把它整个推翻”58。语气坚决如此，足见施蛰存对误读的难以忍受。综合多种角度，施蛰存指出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建构仍在延续着旧有的“政治标准”。因此在看到“许多人都拿‘新感觉派’这个名词来套我们的作品”时，施蛰存直言对此“并不以为然”59。

三、流派研究范式的张力

有研究者已细密分析严家炎最终选用“新感觉派”而非“现代派”的原因：其一是强调“现代派”在1980年代语境中的特殊性，指出严家炎有意“以文学史家的身份介入、回应当时关于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的论争”；其二则提醒严家炎建构“新感觉派”的精密技术，所谓“中国新感觉派”是结合了日本新感觉派“起先提倡的新感觉主义与后来提倡的新心理主义”60，学理上可以兼容施蛰存梳理的“心理分析小说”脉络61。这些分析足以释清施蛰存的部分误会，另外还可注意到，在文学史家的学术范式与作家的文学理想之间存在着难以简单调和的矛盾，施、严的分歧本身即反映出新时期流派研究范式的生成与挑战。

作为“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严家炎在转向流派史研究之际就已形成严正的文学史观，提倡恢复“文学现代化”的评价标准62，相关见解集中呈现于1980年至1982年撰写的系列文章。他的流派史研究正是践行“文学现代化”观念的典范，彰显出“拨乱反正”时期学术转型的典型特征63。首先是以客观现实为尊的研究方法，1980年严家炎倡议“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64，身体力行地重新检讨“萧军思想批判”、丁玲《在医院中》批判等学术公案。因此在小说流派史的整体建构中，严家炎强调创作流派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客观的存在”，而非“人为地主观地划分出来的”65。他发掘“新感觉派”便以《无轨列车》《新文艺》至《现代》的人事聚合、作品的影响痕迹作为客观依据。这一命名既来自群体外部楼适夷、钱杏邨的指认，也来自内部刘呐鸥、穆时英的自我认同，在实存意义上更具备材料支撑。这是严家炎花费大量心力的考证结论，考虑到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与刚毅的学术性格，是不会轻易被施蛰存的主观意见动摇的66。

其次是提倡美学、历史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为把握施蛰存小说的美学特征，严家炎就施蛰存与显尼志勒的文学渊源做了大量考订工作，亦流露对内心独白艺术手法的欣赏，说严家炎“根本不懂心理分析”实在有失偏颇67。只不过在美学与历史评价这两方面中，严家炎坦承“可能更需要强调”历史评价的重要性，以是否“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68作为评判依据，故而坚持排斥现代派“悲观、绝望、颓废、色情的思想”69。同时，严家炎虽批判“用作家的政治身份去代替作品实际成就的庸俗倾向”70，但针对刘大白、“现代派”（指新感觉派）等“政治上后来变坏的作家”，严家炎强调“历史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在承认他们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作用以外，必须“指出他们后来向不好的方面发展变化的趋势”71。严家炎对新感觉派不良倾向的严厉批判，有回应“现代派”讨论的关切、为书籍出版而不得不妥协的隐情，但其内源性动力依然来自“必须正确理解和发挥文艺的功能”，从而“有益于革命的政治”的道德自律72。

最后，严家炎“文学现代化”观念立足于对现实人生的强调，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是对当时文坛过于推崇“现代派”技巧的有意反拨。1983年严家炎认为“在世界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依然会是主体和基础”，提出“现代技巧、手法的追求，只有同作者对生活本身的熟悉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的普遍规律73。《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将此观点发展为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核心总结——“创作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就是以自觉的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各种新的创作方法（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感觉主义）的运用”，使新小说“和现实的人生结合得更紧密了”74。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严家炎更加推崇施蛰存兼具客观写实因素与心理分析手法的作品。在严家炎阅读《石秀》的札记中，一句对比郁达夫与施蛰存刻画“变态性心理”的点评极具代表性：“郁的作品有现实内容，有进步意义，而施蛰存则走上歪曲人物性格的路。”75严家炎认为正因《石秀》式的写作缺乏“现实内容”和“进步意义”，施蛰存才会“因为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技巧而使创作陷入歧途”76。同样，尽管《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称许张爱玲为心理分析小说的“高峰”，完成了“施蛰存没有完成的任务”，但依旧归结为“深切的生活体验”之功77。

不难发现，在严家炎整理小说流派的系统性工程中，始终存在着道德热情和美学理想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严家炎在强调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规范操守，他以尊奉“客观现实”的研究方法、注重“有益社会”的评价标准，加之强调“现实人生”的“现代化”文学观共同挥动起“重于千斤”的“太史公的笔”78，在高度道德自觉中维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严家炎呼唤“百花齐放”的文学图景，反对“用一种流派的审美标准去批评另一种流派的作品”的“跨元批评”79。他重新梳理出现代主义小说的连续性线索并为之正名，展现出流派史研究批判狭隘的审美见解、号召多元批评的现实意义。只不过在具体论述中，美学理想往往受到道德自律的统摄，落实到新感觉派研究中便呈现为形式技巧与思想倾向的二分法论述框架。严家炎既肯定新感觉派作家艺术创新的表现力，赞许他们开拓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又旋即将其思想内容归为“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转入对西方现代派的直接批判80。这种二分法的论述框架几乎成为同时期文学史家评判现代主义文学的共同思路，影响极为深远。

流派研究范式虽具备不可替代的学术史价值，但同样存在内部危机，“新感觉派”“京派”的建构都曾引发较大争议。有研究者指出“流派”介于“社团”与“思潮”之间，后二者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稳固的合法性，但“流派”则更多依赖论述者后来建构的可信度81。“新感觉派”论述即暴露出流派研究的“中介性”与“建构性”——在“社团”层面，施蛰存等人曾自称“无轨子”“水沫同人”，但内部的创作文体并不一致，萧乾曾提出应发掘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82；在“思潮”层面，现代主义思潮内文学资源极为驳杂，施蛰存等人的探索也并非以“新感觉派”所能囊括。严家炎依托大量材料划分流派，虽然当时作家多赞许“持论公允”83，但施蛰存的挑战亦形成对流派研究限度的反思。

施蛰存对流派研究范式的挑战，突出表现在对“派”的界定上。他曾在1980年明确反对“婉约派”“豪放派”的提法，认为“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84。此说强调至少要满足“同一风格”与“蔚成风气”才能称为“同派”。施蛰存在新时期就自己与刘、穆“同派”一事多次表态：在写作题材、基本态度上，自己“和日本的新感觉派还有些不同”85；在小说写法的影响力上，“这种新倾向的小说创作法，中国并未成‘派’”86；在“流派自觉”的角度上，施蛰存提及“我们当初只是纯粹创作而已，并不曾想要立什么派别”87，可谓是全方位地发起挑战。针对形式技巧与思想倾向的二分法叙述框架，施蛰存同样提出方法论上的质疑：“第一，所谓‘现代派’文学是否都是资产阶级文学？第二，一个作家的创作方法是否可以和他们的哲学基础分离？”88这些攻击都一针见血，难以轻松招架。施蛰存的文学史观亦与严家炎构成对话，由于长期遭受“闷杀”，施蛰存向来反对将文学史视为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关系重大的“文学宪法”，提倡以宽松的态度鼓励研究者“用个人的诠释角度去写”。同时他坚持“百花齐放”，认为以写实主义为主流，从而梳理“旁流、支流、逆流”的撰史思路只是“中国政治家”的“人为划分”89。施蛰存的诸多诉求在种种隔膜中无法得到调和，这使他将严家炎的道德承担过于轻易地全部归咎为“政治标准”的残留，以致在新时期依旧将“新感觉派”视为一顶麻烦的帽子。

面对施蛰存的发难，严家炎一直未公开回应，其中包含严家炎对老作家的一贯敬重，有学术上的自我坚持，亦有许多难以言明的苦衷。直到2002年严家炎才提及《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出版波折，感慨施蛰存“大概不会了解此类内情的”。《前言》一直未作较大修改，是出于严家炎对公开文章的负责态度，他认为“影响早已造成，于事又有何补”“唯余一丝苦笑而已”，只能保留“一点特定时代的印记”90。

巧合的是，全面修订的机会很快来到。2002年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严家炎主编“十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严家炎借此对“新感觉派”论述做出了整体性调整。“新感觉派小说”一节虽由方锡德执笔，但显然是由《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相关论述修订而来，严家炎作为主编再行“统一修改全稿”91之责。此章节不仅将针对《石秀》《魔道》的批判文字全部删去，只在章节末尾扼要谈及该流派的倾向性问题，更调整了“中国新感觉派”的相关界定，重视流派内部的异质性。最具代表性的改动，是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92，改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不仅是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而且是在接受欧美心理分析、意识流小说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93。以此句为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深化了“新感觉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有机联系，既重新阐释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中“感觉的描写”的重要地位，亦着重指出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对“心理描写的独白”的成功发展94。这些修订显然是对施蛰存观点的综合协调，施、严间的“新感觉派”争议不妨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作为一个完结的句号。

四、海外施蛰存研究的“反调”

在“新感觉派”的“帽子”之外，学界也多用“现代派”一词将施蛰存与新时期追求新型创作方法的青年作家联系起来，封施蛰存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批现代派作家”95。同样出于自我保护，施蛰存对“现代派”的指称范围相当敏感。1981年他声称《现代》上发表的诗并未成派，当时的“现代派”名号应写作“《现代》派”96，这种表态显然与事实相抵牾97。当“现代派”概念涉及具体纠纷时，施蛰存就更对这一名头敬而远之——“‘现代诗派’，好像我是罪魁祸首，舒婷、北岛的诗，也好像是我影响出来的，所以我必须躲开，与诗不‘搭界’”“如果我在今天还宣扬‘现代派’那就很危险了”98。

施蛰存对“现代派”概念的警惕更源于其内涵的淆乱。为应对1980年代众说纷纭的“现代派”潮流，他在学理上严格区分了中西方的两种用法：在欧美文学史家关于“The Modernists”的概念用法中，较多“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时期（即1914—1945年）的许多文学流派总称为现代主义，它包括有未来派、印象派、达达派、前卫派、超现实派等等形式的文学倾向”，其指涉具有清晰的时间范围。因为当中不止一个“派”，施蛰存建议将“The Modernists或The Modernism”译为“现代主义者”。反观国内通用的“现代派”名词，则“似乎指的是从十九世纪法国象征派诗歌一直到目前流行在欧美的荒诞派、黑色幽默小说”，另外也暗示着“凡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被指为现代派”。如此宽泛的定义，加之使用者夹缠着迥异的价值评判，使得“现代派”的内涵“不可捉摸”99。施蛰存偏向于界定明确的“现代主义”概念，也更关心“现代主义”问题。与之相似，海外学者对“现代主义”的研究较为深入，他们向来反对大陆学界“用‘派’一刀切”的研究范式，也避免使用“现代派”而多用“现代主义”100。

海外学者关于施蛰存等作家的研究源远流长，夏志清、司马长风等学者都曾注意到这批作家的独特之处，但评价却不算高。真正将施蛰存的文学史地位显著抬升，并在研究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当推李欧梵。1979年左右，李欧梵在研究台湾的现代主义来源时，夏志清提醒他“早在30年代上海就有一本名叫《现代》的杂志，也有人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小说”101。李欧梵一并联想到戴望舒对痖弦的影响，于是在1985、1986年频繁拜访施蛰存102。据施蛰存回忆，起初李欧梵的论文“没有新见解，和严家炎差距不大”103。可能经过与施蛰存的长期交流，李欧梵的观点逐渐成熟。

李欧梵日后总结，自己有意站在“中国和美国大陆学界”的边缘位置，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唱反调”，试图“‘超越’在大陆学术界挂帅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潮”104。有意思的是，李欧梵与严家炎在1980年代中期相熟。1986年李欧梵赴京，严家炎的笔记中记录着李欧梵的三场讲座内容。尤为特殊的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城乡模式》一讲，李欧梵将穆时英“表现了上海生活的糜烂面”的小说，与施蛰存“表现了内心的失落感”的“心理小说”视为“城市文学”的两种类型，并认为在心理小说方面“最圆熟的还是沦陷时期上海的张爱玲”105。1987年3月，李欧梵又邀请严家炎到芝加哥大学座谈，主题正是“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流派”，将“新增之流”作为讨论的中心问题106。同年6月李欧梵致信严家炎，表示将把严氏的《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重用作下学年的教材”107。两位研究者沟通密切，却发展出迥乎不同的学术观点。

1987年末，李欧梵受邀为《联合文学》策划“新感觉派小说”专辑，刊出来自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的十篇小说，其中刘呐鸥的作品更是“首度在台刊出”108。为向台湾读者作介绍，李欧梵摘编了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中“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一节，并撰写《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作品简介》与之对照。在李欧梵的描述中，中国20世纪文学一向是“乡村挂帅”，代表着一个朴实落后的“乡土中国”，体现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与之相对，在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以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的城市文学作家”兼“‘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长期被写实主义的“正统主流”所挤压，却真正呼应着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主潮。由此李欧梵构筑出“落后的乡土世界/现代化的大城市”“作为正统主流却过时的写实主义/受到挤压却有‘时代感’的现代主义”“‘感时忧国’/艺术创新”的多组二元对立框架，在价值取向上都倾向于后者，与严家炎的观点针锋相对109。在美学风格的接受层面，李欧梵成长于具备现代主义成长轨迹的台湾文学环境中，是196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杂志的共同创办者之一，早已“情迷现代主义”。因此针对严家炎批评施蛰存“为表现怪异的心理过程而实在有点走入魔道了”110，李欧梵反而评价“这些故事仍然不够‘邪’，不够魔幻，其缺点正在于作者时时在叙事中所加的解释，似乎处处要为读者解惑”，并认为倘若施蛰存能保持创作方向，完全发挥爱伦坡和弗洛伊德学说的潜能，很可能“在小说艺术上创出一个现代志怪的奇葩”111。施蛰存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非常欣赏，曾两次向古剑推荐，认为可作为自己台湾版选集的附录112。一年后李欧梵便以该文为前言，参照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出版同名小说选113。稍微对比严、李所收录的小说，可见刘呐鸥和穆时英部分只有一篇小说有出入，而施蛰存小说的收录分歧较大。两部小说选在均收录《梅雨之夕》《将军底头》《石秀》《魔道》《春阳》之外，严家炎还收录了表现底层人民心理的《四喜子底生意》与施蛰存“复归现实主义”之后的《名片》《鸥》，李欧梵则代之以偏重表现变态心理的《在巴黎大戏院》与展现女性心理的《狮子座流星雨》《雾》。两位研究者在评判标准、文学趣味上的差异由是可知。

此处李欧梵虽借用“新感觉派”的命名，却并非在流派范式中思考，其核心关切集中在施蛰存等人“上海城市中人”的身份与其作品的“城市化”114。具体到施蛰存研究，李欧梵认为严家炎的“新感觉派”概念界定不清，容易沦为“简单的贴标签”，他有意淡化日本新感觉派对施蛰存的影响，着重发掘施蛰存所借用的西方文学资源中的“怪诞”血统，凸显《现代》杂志在艺术探索的“现代性”115。此外李欧梵援引卡林内斯库“两种现代性”的论述，将施蛰存对“超现实主义的色情”的表现纳入现代文学的“颓废”书写脉络，诠释为“对于现实文明的不满”116。这些思路最终在《上海摩登》中得到全面展现，李欧梵将施蛰存的作品定位为“实验小说”，系统梳理施蛰存对性欲理论，以及大量有关病态心理、神秘主义和神话学的西方作品的接受过程，有力论证了《石秀》《魔道》等作品的艺术渊源与思想合法性，从而正面回应“一个中国学者的尖锐批评”（即严家炎）117。

从更高维度着眼，李欧梵对施蛰存的追溯建立在关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思考脉络中，即将“新都市文化”视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与“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组成118。《上海摩登》的研究目标是“在上海这个都会背景下描述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即凭借施蛰存等人的作品所展现的“都市体验和都市气息”“来透视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营建的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辅助说明“物质生活上的都市文化”和“文学艺术想象中的都市模式”如何重构“上海的现代性”119，最终汇入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想象的风貌”120。有论者概括李欧梵的研究路径，是“考察与讨论不同国族—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并“发现那些被叙述与建构成为‘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形式在各自传统与谱系中的演进或者受到压抑的历史过程”121。李欧梵的施蛰存研究正是典例，他将施蛰存视为中国1930年代“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推演这位“真正的都市作家”“萌发中的写怪力乱神的天赋”被压抑和围剿的“大悲剧”122，并将此纳入“现代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展开（更鲜明的是挫折）的宏大历史背景。在这一研究路径中，受抗日战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上海的都市文化只能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施蛰存现代主义探索的中断与上海都市文化受到压制的命运便具备同构性。如果说严家炎的“新感觉派”论述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倾向的二分法中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李欧梵则“重绘上海的心理地图”，试图彰显颓废、色情等文化想象的“审美现代性”，统合于“上海都市现代性”之中，并将革命视为打断都市现代性进程的外在力量之一。

五、“要加引号”的“现代主义”

李欧梵的“现代主义”追溯在多方面与中国大陆学界直接对话，施蛰存虽未作详细回应，但他对欧美文论中的“现代主义”概念向来另有看法，所依据的正是1930年代的文学经验。不少研究者认为施蛰存在1990年代默许了“现代派”的命名，但施蛰存默许的前提是“这现代派是要加引号的，不是现在的 Modernism”，强调引号正是为了凸显“当时的现代派”的特殊性。施蛰存曾说明，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他们接受日本“新兴文学”“尖端文学”的概念，把“从苏联到西欧，以及英美的一切新型式文学”都视为“现代主义”。“歌颂大都市”“强调个人”“分析潜在意识”的“西欧文学”与“赞美机器”“歌颂集体”“讴歌社会主义”的“苏联文学”，这对看似对立的文学脉络也在“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叛逆”的共同点上分享了“现代主义”的名号。施蛰存重返“在Modernism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为之补充了一份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巴贝尔、巴芙洛娃、爱森斯坦等人的苏联文艺界名单，并对研究“现代主义”的文学论著不涉及苏联文学而困惑不解124。这些论述直接挑战了新时期研究界对“现代派”与无产阶级文学关系的固有观念，完全超出李欧梵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中搭建的多组二元对立的阐释架构，亦突破了西欧文学论著中的“现代主义”视野。这一思想观念的对话恰在施、李的通信中发生。1993年1月，施蛰存回复李欧梵的提问，首先便纠正“Avant-garde”应“译作‘前卫’，不叫‘先锋’”，在1920年代是“属于左翼文学的名词”125。继而，施蛰存指出“苏联20年代的文学都是‘现代派’，从Mayakovsky到Babel等人都自以为革命的‘前卫’，这些人在文学上还是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斯大林不喜，到1931年，这些人都被清洗了，于是苏联不再有‘前卫文学’”126。通过对“前卫”一词“左翼身份”的辨析，施蛰存提供了另一副“现代”的“面孔”。1993年12月施蛰存再度提醒李欧梵，“一九三一年以前的苏联作家，大多是现代主义作家”，同理应注意延安讲话之前左翼文学面貌的特殊性127。

同样面对将自己重新“出土”的学者，施蛰存质疑严家炎强加于“新感觉派”的“政治标准”，却对李欧梵则屡屡强调“现代主义”与“左翼”的紧密联系。这番表态看似复杂纠葛，其实都根源于施蛰存“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世界主义理想128。在追求打开国门、重新对接世界文化的时代主题中，施蛰存蒙尘已久的1930年代文学经验恰好在新时期语境被重新激活，驱动着施蛰存自觉保留“新感觉派”或“现代主义”的阐释权，批评文艺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主张重新“将近几十年来欧美文学（包括苏联文学）的发展，系统地介绍进来”129。当发现“文化上的代沟”难以补续时，施蛰存更鼓励抛弃“新感觉派”等过时文学，号召文艺界“应该跨越代沟，争取和当今的世界文化，合辙并驾”130。因此当昔日创作被新时期强有力的话语体系所迅速整合，施蛰存对影响文学自由探索的“政治标准”，或西方文论中刻板僵化的“现代主义”名目都保持着高度警惕。要言之，还原一个与世界最新潮流同频共振的、充满文化责任感与创新意志的1930年代，是为了秉承开放先锋的文学精神，为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验——这是施蛰存的文学理想。如李欧梵所言，施蛰存永远是一个“Les Contemporains”（“当代人”），即“能够和那个时代的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131。

施蛰存的提示虽然在《上海摩登》中未得到充分阐发，却促使李欧梵日后重新思考“加了引号”的“现代主义”。在2014年的演讲中，李欧梵重提施蛰存关于“Avant-garde”的解释，阐释为“在一个广义的欧洲现代主义的领域里面，当时有各种前卫的、先锋的作品，他们希望用一种很新的很先进的形式来描写现代社会急剧的变化”。在“先进的形式”的立足点上，李欧梵检讨自己此前“忘记了施先生小说文本本身的文学性”，而只是“把它当成都市生活的某一种反映，或者某一种投射”132。更大的突破来源于李欧梵在指导邝可怡、张历君等新一代学者时，见证了更多新史料的发掘。这使李欧梵真正反思“维也纳发起的那种现代主义，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左翼’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认为“要将瞿秋白的经验和戴望舒的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的经验结合起来重新整理，用来重构中国‘左翼’对于欧洲‘左翼’的经验的借鉴”，回顾一个“非常文化性的、文学性的、艺术性的”、更具国际主义的“左翼”133。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李欧梵重新审视施蛰存罗列的苏联早期文艺，也再度探究横光利一所创制的“新感觉派”文体及其“处理上海的群众运动的场面”的目标134。由此看来，“新感觉派”乃至整个“现代主义”，和“普罗文学”早就存在更深的联系，至今仍有丰富的开掘潜力。

结语：重返新时期“概念漩涡”的现场

在着力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新时期，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在世作家互动紧密。研究者以其后见之明钩稽材料，发作家之未见；老作家以其亲身经历“重返”现场，推动研究范式的更新。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新时期的文学研究持续焕发生命力。然而双方的遇合也潜藏着误读的风险，杨义曾感慨灵魂的对话无异于一场“探险”，因为作家的灵魂总“包裹在重重的服饰和躯壳之中”，“说不定还得考虑空气的能见度”135。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施蛰存、严家炎与李欧梵对“新感觉派”“现代派/现代主义”概念的表述，便充分凸显了时代环境中“空气的能见度”之不可忽略。作家与研究者都带着不同的思路预设进入相关研究，其表态往往受到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进而表征为对关键概念的纠缠。严家炎的流派史研究践行“文学现代化”思路，以文学史家的责任感发掘“新感觉派”，完成“拨乱反正”时期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建，然而在时代风潮中不得不有所妥协。在“现代主义”的追溯中，海外学者李欧梵试图以“中国的现代性”理论“超越”大陆的研究范式，却也对研究对象的丰富性造成一定遮蔽。施蛰存的表态尤为曲折，面向大陆学界，他因心有余悸选择在私人通信中表露意见，至1990年代才公开为长期被视为“异端”的遭遇激烈抗辩，形成对流派研究范式的反思；面向海外学界，他以1930年代的文学经验突破西欧文学论著中的“现代主义”视野，宣扬“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世界主义理想。在施、严、李的“对话三角”中，各方立场实无高下之分，共同呈现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结构性张力。值得强调的是，多年后两位研究者都脱离了新时期语境的影响，与老作家的意见达成了新的调和。

通过重审与“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相关的概念对话，可发现许多学术史事件重演着不同发言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偏差，以致部分学术名词长期争论不休。后来的研究者应细勘概念界定的差异，深入发言者不得不如此持言的诉求或苦衷，才会有“同情之理解”。陈寅恪的箴言或可移用至此：“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6毕竟在险象环生的概念漩涡中，“漩涡里的人”远不止施蛰存一位。

注释：

1 44 施蛰存：《石秀之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引言第2页。

2 130施蛰存：《且说说我自己》，《收获》1989年第3期。

3 两本《新感觉派小说选》分别为严家炎编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李欧梵编选的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后者以前者的编选为参考原本。

4 88 95 99 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5 如唐蕾《中国“新感觉派”命名史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高世蒙《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学术月刊》2022年第5期；陈艳《严家炎与施蛰存“新感觉派”争议考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6 刘增杰曾统计，1979年至1984年发表的思潮流派相关论文每年有50篇左右，他将这股风潮称为“思潮流派研究热”，可谓恰如其分。参见刘增杰《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7 9 吴福辉：《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十月》1982年第6期。

8 参见应国靖《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社会科学》1982年第10期。

10 26 29 32 33 34 35 46 50 56 57 97 98 103 112 125 126 127 施蛰存：《施蛰存全集》（第5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0、1997、2126、1993、2006、2011、2033—2034、2130、2130、2168、2280、1766、2149、2017、2028—2030、2129、2129、2132页。

11 90 严家炎：《严家炎论小说》，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365—366页。

12关于严家炎写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前期准备，参见陈艳《〈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前前后后》，《名作欣赏》2025年第13期。

13 14 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东方论坛》2008年第2期。

15 《加强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4期。

16 17 24 25 28 30 61 86 陈艳：《严家炎与施蛰存“新感觉派”争议考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18 51 60 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马良春、张大明、李葆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288、279—288、263页。

19 严家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之五》，《小说界》1985年第1期。

20 严家炎：《略谈施蛰存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21 该文后来增加题目“论新感觉派小说”，收入《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严家炎论小说》（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等多种文集中。

22 虽然如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邵伯周主编《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唐沅、李平编著《中国文学 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文学史著作已经开始论述“现代派文学”，但只是简略提及，在论述的丰富度和完整度上皆不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2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328页。

2 7岳洪治：《与施蛰存的会面与通信》，《中华读书报》2023年8月9日。

31 85 吴福辉：《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的有限认同》，《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严家炎亦向施蛰存明确表示对该信知情。

36 如1989年11月，胡乔木特地访晤施蛰存，参见郭豫适《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37 47 48 49 55 58 59 87 89 123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82、166、166、165、163、165、165、168、181页。

38 张若谷：《现代艺术的都会性》，《申报》1930年3月28日。

39 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艺新闻》1931年10月26日。

40 沈绮雨（沈起予）：《所谓“新感觉派”者》，《北斗》1931年第1卷第4期。

41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42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创作的经验》， 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82页。

43 《中国文艺年鉴》（书页标名为“中国文艺年鉴 一九三二年第一回”），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27—28页。据吴福辉考证，这份年鉴由施蛰存、杜衡所编，《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由杜衡执笔，参见吴福辉《全景与杂陈（“第一回”中国文艺年鉴之回顾）》，《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45 52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25、32—33页。

53 同时期和严家炎观点接近的研究者并不在少数，如黄修己也批判《石秀》的局限性，但表态的激进程度远不如严家炎。参见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

54 采访时，施蛰存虽与郑明娳、林燿德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定下忘年交。访问记发表后，施蛰存亦主动向身边朋友推荐。因此“前记”部分虽是访问者对施蛰存的总结，但显然亦是施蛰存的意见，其中不少语句也可从施蛰存与李欧梵、杨迎平的通信中得到印证。

62 严家炎坚称“文学现代化”由郁达夫和朱自清提出，自己是在新时期“最早恢复使用”这一标准。参见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东方论坛》2008年第2期。

63 关于严家炎在新时期提出“文学的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参见陈艳《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64 68 69 70 71 72 73 76 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247、23、32、69—76、247—248、248。

65 74 77 79 92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7、167—174、326、127页。

66 78 严家炎多次提及“流派史”研究中最费心力的是新感觉派的考证工作。参见严家炎、赵凤兰《文学史家的“笔”与文学史的信誉——严家炎访谈》，《名作欣赏》2023年第4期。

67 参见严家炎、陈艳《施蛰存与显尼志勒》，《名作欣赏》2025年第13期。

75 严家炎：《施蛰存〈将军底头〉札记》，未刊稿，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80 参见张屏瑾《从“城市面影”到“上海摩登”——当代语境中的都市现代派与左翼文学》，《追随巨大的灵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6页。

81 季剑青：《流派研究的危机与生机——重读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名作欣赏》2025年第13期。

82 83 萧乾：《萧乾文集》（第10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404页。

84 施蛰存、周楞伽：《词的“派”与“体”之争》，《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91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页。

93 94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2—54页。

96 参见施蛰存《〈现代〉杂忆（一）》，《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100 李欧梵、王宇平：《文化实践式的现代主义——关于施蛰存及“现代主义”的答问》，《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6期。

101 117 118 12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第175—194页、序第3页、第199页。

102 参见沈建中编《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0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序言第2—3页。

105 参见严家炎《笔记本》手稿，未刊稿，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106 107 李欧梵致严家炎（1987年3月16日、1987年6月4日），未刊稿，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108 109 111 李欧梵：《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作品简介》，《联合文学》1987年第3卷第12期。

110 严家炎：《新感觉派主要作家》，《联合文学》1987年第3卷第12期。

113 李欧梵编《新感觉派小说选》,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需说明的是，李欧梵编选此书时施蛰存并不知情。

114 李欧梵：《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作品简介》，《新感觉派小说选》,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序言第2页。

115李欧梵：《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沈玮、朱妍红译，《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116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1—173页。

119 李欧梵、季进: 《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对谈录》，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年版，第6页。

120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21 李浴洋：《在中国发现“现代主义”——晚年施蛰存与李欧梵的学术交谊》，《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124 参见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128 参见[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395页。

129 施蛰存：《中外文化交融的“断”与“续”——答〈人民日报〉记者钱宁问》，《人民日报》1987年6月8日。

131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32李欧梵：《“怪诞”与“着魅”：重探施蛰存的小说世界》，《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

133 134 李欧梵：《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左翼”国际主义——“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第三讲》，《关东学刊》2018年第3期。

13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13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