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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生态书写，它的价值追求及艺术表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工业文明时代，描述新中国火热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城市是强劲有力的社会主义多重生态能量场；精神文明时代，揭露诸多环境问题，进而对城市文明病进行焦灼批判，展示了发展主义与生命伦理的矛盾冲突；生态文明时代，注重城市生态在城与乡、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时空双维意义坐标的构筑，展现了文明发展的差序格局，有意识地探索跨学科的诗意表达。城市生态书写直接而鲜明地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构想的确立、探索以及逐步成型的过程，在人与自然层面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从而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中。

关键词：城市生态书写 能量场 现代性反思 文明差序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七十余载的发展历程，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的相关研究已是学术界显学，城市生态书写可以视作两者的交叉地带。相比乡土生态的备受关注，城市生态书写遭到了轻视、无视甚至敌视，城市似乎是诸多生态问题的渊薮，更鲜见长时段广视角的系统研究。这种研究格局与城市及其生态的现实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事实上，城市同样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乡村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缺一不可。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89%，专家预计到2030年接近70%。如此重要的城市生态，如此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这种“重乡轻城”的学术现状显然是不合理不完整的。

鉴于当下学界关于“城市生态”的研究较为罕见，所以有必要前置性地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一定的学理界定。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首次提出了“城市生态学”这一概念，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自1970年代以来，城市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迅猛发展，当代著名生态学家理查德·福尔曼将其定义为“城市生态学是研究人类聚居区内的生物、人工结构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1，其研究领域聚焦于揭示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与物质属性。相比之下，人文视域中的城市生态概念显然更为复杂。首先从理论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有“人化自然”的观点：经过人类实践介入和改造了的自然即为人化自然，并且“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也就是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体现。作为人化自然的典型范例，人文领域的城市生态之重心必然面向人文要素的深层作用机制。其次从语义结构维度分析，“城市生态”包含两个词语：“城市”作为限定空间，“生态”是落脚之处的本体，继而又有城市的生态、城市间生态、城市与生态等多种组合形态，从而形成了复杂开放的阐释空间。最后从学科谱系审视，“文学是人学”的根本命题为城市生态书写奠定了学科合法性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学的核心议题，城市场域必然成为无法忽略的关注对象。由此可以推导出城市生态书写的双重诗学维度：自然环境是物质基底，人文生态是精神内核，这就决定了城市生态书写呈现为自然与人文的动态交织，具体表现为天然与人工、物质与精神、生态规律与社会逻辑的三重融合。

基于上述理论推演，城市生态书写可以界定为：以自然生态为核心，呈现城市空间内自然—人类—社会之间复合互动关系的文学，尤其强调人类对城市自然与城市人文的生态性建构，从而揭示城市场域中的生命律动与存在困境，最终指向现代性语境下的生态反思与可持续发展的瞻望。由于城市生态书写本质上是以自然生态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文化秩序和人类思想情感共同作用的产物，所以此类书写在外延上至少还涵盖了两大向度：其一是从生态感知出发，人类对城市空间衍生的精神归属感、身份认同等主观体验，其二是政治权力、社会变迁在城市生态景观中的客观体现。

需要指出两点：首先，以上界定并非概念的泛化，而是由城市生态本身的基础性影响和强大效力所决定的：从覆盖广度来说，人皆生活在生态环境中，当前全球已有接近一半的人类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生态更是通过物质和精神能量的输送，辐射至乡村生态，所以它是全域性系统联动；从穿透深度上来说，城市生态不光承载生命的物质躯壳，更能由外而内地抵达精神与心灵的秘境，所以它是综合性深入浸润。其次，生态书写不等于生态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应该是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题，体现了作家明确的生态创作意图；而生态书写，只要文本在客观上涉及生态环境内容即可，作家作品是否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并不影响其能否纳入考察，所以上述界定中的“核心”是意义核心但不一定是文本核心。比如下文中的《龙须沟》就是因为事关生活环境改造所以进入研究视野。当然，从生态意义上来说，生态文学是生态书写的自觉阶段。

城市生态是生态现实，是社会传统，也是文化场域。在这样认知的基础上，就有了探讨城市生态与政治关联的可能。从发生学视角来看，城市与乡村在形成机制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前者主要源于人类的理性规划与技术干预，后者更多呈现自发演化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这意味着城市生态的“人化”绝非个体意志的简单叠加，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城市，其空间布局、生态系统建构始终伴随着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划协调统筹安排，集中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发展规划。从这一角度来讲，不同年代的城市生态，既是对人们不同历史阶段现实环境需求的直接回应，更深层次上则映射着各个时期政治力量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与干预——这正是城市生态政治特性的深层逻辑所在。

斯宾格勒说：“世界的历史便是城市的历史。”4现代化源于工业革命，习近平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5，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城市的现代化。具体到中国，城市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及成果集中展示的场域，纵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生态书写，它的价值追求及艺术表达明显地呈现阶段性发展，直接而鲜明地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构想的确立、探索以及逐步成型的过程，从而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文化实践中。

一、 “新天地”：社会主义的多重生态能量场

现代化包含“ 现代”和“化”两部分，它既指向肇始于工业文明的历史演进阶段，也表征着传统文明向现代转型的实践进程，更是当下全球性社会变革的总体趋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探索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又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启蒙阶段。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理念等等，都是不同时期国人从不同角度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成果。然而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使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样的政治实践也只能呈现出改良特征，难以突破思想文化层面的范式局限。第二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的实践与完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现代化追求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层面、土地革命和工商业改造的经济层面、工农兵群众基础的社会层面等多个方面的坚实基石，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现代化模式。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构想现代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6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7的战略目标，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工业化8。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之路，其具体的重要措施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从本源上工业化体现了人类大规模地改造、征服自然的愿望和能力，科学技术则显著提升了人类应对自然的底气，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马克思说“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自然科学则“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进而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9。可以说，现代化工业本质上就是人类用现代技术进行自然改造，是现代性主体对自然客体的重构与形塑。中国的工业化主要是在城市里完成的，甚至工业化造就了一些城市。作为政治的灵敏晴雨表，其时文坛三大主流题材工农兵文学中的“工”，即关注城市及城市里的工人和工厂，聚焦城里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风貌。

“现代化这一紧迫任务，亟须一项由国家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发展计划。”10 1950—196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心在于发展重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1。东北是重工业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被称为“重中之重”，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持续的特别关注。1953年12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盛赞鞍钢员工，“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12，朱德于1959年6月2日、6月7日分别视察了抚顺煤矿和鞍钢13，1960年毛泽东甚至把鞍钢企业管理经验称为“鞍钢宪法”14。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命题必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具备敏锐社会感知的作家群体更是尤为重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题材创作勃兴的重要动因，萧军《五月的矿山》（1954）、艾芜《百炼成钢》（1958）、草明《乘风破浪》（1959）等作品纷纷面世。1961年初，郭小川实地访问了当时的钢都鞍山和煤都抚顺后创作了抒情诗集《两都颂》，相较同时期其他取材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作品，《两都颂》虽知名度不高，但它出自名家笔下，既真实再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大场景，也运用诗性语言抒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以及诗人的创作激情，因而可以作为考察特定阶段社会现实及主体情感的适宜文本。在作品中，这两座蓬勃向上的东北城市是多重生态能量展示的场域：重工业生产彰显了精神层面的高昂政治激情，以及物质层面的技术改造自然的强大功效，最终作为工业化典型充分显示了中国走现代化之路的必要性、合理性。

诗歌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通过工业化赞美了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意义上工业化是“表”而社会主义是“里”。首先，诗人经常进行新中国与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极力渲染城市的巨大变化。“坟墓”“囚牢”“地狱”之类极具震撼力的词汇与旧中国联系起来，“黑窟窿如同人间地狱，/口上站着凶狠狠的把门鬼，/升井的矿工好似活骷髅，/一垛垛棺材在井口上堆”15；进入新时代后，诗人又是如此惊叹城市的新状态，“呵，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真是一片山呼海啸的新天地!”16用死亡与新生分别赋予“旧”“新”时代，实现了可视化、形象化的场景蜕变，对比之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展示了魅力，充满了希望。其次，在走向新社会的路途中，共产党起到了引领作用，“走在最前列的/是那些远道而来的党的干部”17，工人阶级也常常被称作“英雄”，“炼的却不是钢花铁水，/而是钢筋铁骨的英雄”18。诗人甚至把工业生产当作战争来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和平的，/却日日夜夜发起剧烈的战争；/那里正在大炼钢铁”19。工业生产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由此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有效衔接和转换。再次，工人们以澎湃的劳动激情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场景经常指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话语。“从新中国精神建构的角度看，‘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不少作品真诚地写出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识”20，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当时的工业诗歌。《两都颂》频繁使用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诸如伟大、神奇、壮丽等词汇来形容工人的劳动心态及生产景象：“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地明亮而又壮丽；/你会不由地迈开三尺阔步，/满载着太阳的光辉/向鞍钢的中心急急走去”21。诗人有时甚至直露地把工业生产与社会主义关联起来，“看，一杆新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红旗，/在阳光四射的早晨骄傲地翻飞！”22《出钢的时候》一诗更是典型地融汇了工业与政治双重场景：“那壮丽而奇妙的景色呀，/犹如兰天碧海之间的日出；/那喷薄而下的钢水呀，/好象朝霞映照着的高山瀑布；/那庄严而豪迈的气概呀，/如同万杆红旗一齐涌向凯旋之路；/那金光闪闪的钢花呀，/好似满天星斗同时在炉前跳午。”23可以看出，在诗人的描述中旧时代是落后的罪恶滔天的，迫切需要新的时代的到来，工业化成为了符合时代进程的历史性要求；而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领导职责；工人们也以主人公的积极心态呈现了无比的劳动激情，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得以形塑。此时的工业化生产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意义的体现和政治价值的延伸。

“现代的城市面向未来，而非过去：速度和变化成为城市的代名词。”24这个时期的城市，之所以主观层面激情迸发昂然奋进，是因为在客观层面工业化的巨大成就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城市成为多重的生态能量场，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了动能转换的实践场域和彰显发展效能的全方位舞台，呈现了蒸蒸日上的新气象。重工业离不开煤炭、矿石、氧气、水等自然资源，所以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换。从生态角度看，《两都颂》忽略了重工业生产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而是着力显耀了高产高效的正面成效。一方面，烟囱、火炉、钢铁、机器等工业表征的具体意象在诗歌中频繁出现，“森林般的烟囱”“山峦般的炉群”25“从炉口滚出的钢河铁水”26。先进的生产工具意味着劳动方式的改变，新技术和新业态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进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显示出了强大的功效，“进度表上的红色箭头/都象风筝般地随风飘然直上”27“这个企业的钢铁产量/已经几倍、几十倍增长”28“那千头万绪的联合企业呀，/一个工段紧接一个工段，/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29。工厂生产效率的极速提高，产品数量的巨额膨胀，以及计划经济下生产秩序的井井有条，对于长期处于散漫自发农业文明阶段的中国来说，工业化展现了令人折服的魅力。

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这一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设计之初就明确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0。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1，并提出了“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32的方针。不光工业城市以巨大的产能辞旧迎新，在非工业城市中此时也是“旧貌换新颜”，当时国家成立了基本建设处、都市计划委员会、城市建设局等专门的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机构，以大规模的工业化作为基础，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改造，其中的典型之一就是北京的龙须沟整修，老舍据此创作了戏剧名篇《龙须沟》（1950）。戏剧也蕴含着明显的新旧对比，第一幕开端就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前龙须沟臭气熏天的场景，多年来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污水横流的生存困境显示着旧政权社会治理的失效。周边居民们的迫切愿望就是“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33，这实质折射出底层民众对政治革新的深层诉求。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及时解决了这一疑难问题，老百姓欢欣鼓舞辞旧迎新，热情歌颂新政府，“你我是人民，政府爱人民，为人民来修沟！”34这是用朴素活泼的民间话语表达的政治认同。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运转的基石，是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修沟渠是政府行为，它不仅直接改善了城市环境，满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同时也赢得了广大民心，间接也获得了市民的国家认同，在前后对比中更加真诚地拥护新生的国家。这种城市物质生态及居民精神生态皆显著更新的双面效果，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西方生态思想起源于对自身工业化弊端的反思，而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化实践刚起步，尚无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只是无意间显示了人面对自然的强劲力量，但有工业化才有后来的生态反思，所以属于前生态阶段。工业生产与民生项目改造使得城市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城市生态书写氤氲着进步主义的乐观气氛，在物质生态和精神生态方面充分挖掘城市工业化和城市民生环境改造的正面价值，成为彰显意识形态磅礴能量的现实场域，从而塑造了工业美学和生活美学的生态政治学样本，完成了意识形态生产机制的文学转译。

二、“自反性”：发展主义与生命伦理的冲突

1980年代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将现代化分为既连续又有断裂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社会的“简单现代化”，其奠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发展的核心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第二个阶段是风险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鉴于简单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对工业化本身和全人类都造成了威胁，由此社会焦点转向生态危机等方面的风险分配。35自反性现代化在内容上主要包括社会层面的结构自反性和主体层面的自我自反性36，是现代化在新阶段的自我对抗和自我修正，“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37。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经济建设到危机反思，从注重现实到着眼未来，这样的现代化阶段划分及不同阶段的特点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走向：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是工业社会的简单现代化，那么“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则进入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8其中强调了城市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39。后来还有1990年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出台，2002年国家建设部发布《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走深趋广，城市作为人类文化的集合地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身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同时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环境污染方面较为明显。对应中国式现代化及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大规模铺开，城市在文学中的体量、分量、深度都大幅度地飙升，城市生态状况在文学中得到了科学的反映与深入的思索，弥漫在文本中的不再是乐观高亢的现代化颂歌，而是转变为充满危机意识的生态批判。

“城市是现代文明成果集中展示的地方，它代表着人类社会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经济、文化中心，显示了人类力量对自然最有成效的改造。同时，城市也是自然生态被破坏得最彻底的地方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401985年前后，敏锐的作家们开始创作生态环保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作品揭露批判了城市环境问题，城市的政治属性逐渐淡化。1986年沙青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深入调查了北京水资源匮乏的现状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被认为是推开中国生态文学大门的标志性作品之一，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水资源问题突出的中国城市典型。更有意义的是这部作品在生态问题上恰好与之前的《龙须沟》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延续性对读关系，其价值坐标已经从政治合法性论证转向了生态可持续性质询。《北京失去平衡》中仍旧有“新”“旧”的对比，但是从生态环保角度出发的“新”与“旧”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过去的生态环境是美好和令人怀恋的，而环境问题丛生的当下却如此糟糕令人忧虑，“我走到自然界一边，用它们的眼睛去看我深深眷恋的城市，啊！她面目全非，竟成了如此模样！”41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几个突出案例不遗余力地进行“新”与“旧”的对比描述：

朱自清不曾用他的神来之笔写过《荷塘月色》，描述了这北京西郊万泉河的旖旎风光吗?可是，当我面对万泉河时，心凉了,冰凉彻骨。万泉河在哪里?这只是一条人工的河，一条没有活水的死河，一条污秽的臭河。42

北京城治理了一条龙须沟，却出现了近二十条龙须沟。43

二十多年前，无数双红领巾稚嫩的小手搬走污泥浊水，捧出了一个红领巾湖。

眼前的是什么？是湖？凝滞、浓腻的水,灰如铁，黑如墨，没有波光，没有涟漪。炎炎夏日,居然热气腾腾，撩起缕缕白烟。她死了！散发着腐败的恶息。44

作家张炜曾经清醒地指出，“我们无法简单地苟同所谓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现代化之路给全世界造成了那么多的苦难。现代化运动之中蕴含的野蛮和粗暴成分，没有人更多地研究”45。万泉河、龙须沟是激发现当代作家创作出名篇的灵感源泉，但此时都散发着恶臭，而红领巾湖和龙须沟皆是由“死”到“生”又重新“死”去，北京城不止一处的、水质的几番变化令人唏嘘扼腕。恩格斯曾经断言，“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46，很不幸当时的北京水质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这种水质之“变”的前后对比和“怀旧”叙事解构了发展等于进步的现代性神话，带有厚重的历史反思和尖锐的现代性批判意味，“城市居民的生活是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的，他们直接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47，而且还需要“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疾病和死亡去使下一代，下下一代人获得免疫能力”48。其时的作家们已经意识到，单纯的工业现代化之代价是多重的，既有生态环境的牺牲，也有人类健康的牺牲，还有长久的代际牺牲，不可谓不惨重，这正是贝克等人站在自反性现代化立场所指出的工业现代化的严重缺陷之一。城市的发展活力堪忧，资源配置布局有待调整，“若不及早解决，即将影响首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49，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呼之欲出。

但作者也充分正视城市水危机的本质及其复杂性。首先，作品直接点明了水危机背后的人为因素。“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出现了危机，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出现了危机。”50正是人类因素催生了环境问题，而人口密集的城市其环境问题复杂难解也源于此，“从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环境看，这里是人类对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最强烈、改造最彻底的地方”51。其次，北京水危机的背后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纠葛，涉及生态环保与经济开发、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等诸多错综交织的两难选择，这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生态治理的难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复杂现实和深刻变化。最后，作家更进而揭示了人被城市异化的问题。“人造就了城市安乐窝，城市安乐窝反过来重新造就人，使人生态变异，前额缩小脑容量增大；终年圈在城市里，使许多人患上了心血管病、高血压病、肥胖病，以至癌症等等‘城市文明病’”52。城市严重摧残了人类的身心健康，城市是致病源，这是从1980年代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诸多作家的共识，比如邱华栋在1997年的《城市战车》中甚至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城市本身就像个巨大的子宫，孕育着各种胎儿、病菌，携带着各种炎症在地球上狂奔”53。

由此，城市发展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从物质层面走到了必须重视精神层面问题的阶段。其实，党中央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已经高瞻远瞩地反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专章，明确指出如果忽视精神文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4，之后还有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出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明确指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型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55，并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56。但在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操作中，这种“畸形”还是令人遗憾地出现了，社会发展呈现了偏重物质忽略精神的明显倾斜。所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57。可以看出，迈入新世纪，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强调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与现实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的城市生态书写格外重视表现人类精神危机：一味地强调物质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情感纽带的断裂，还有精神世界的坍塌。如果说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只是聚焦单维的显性的水危机问题，是采用实证主义手法揭露发展代价的“问题之书”；那赵本夫创作于2008年的小说《无土时代》中生态问题已经侵蚀到了人的肉体和灵魂，出现了各种畸形和病象，是一部荒诞化的都市生态“病症之书”。作品中的城里人即病人，“厌食症、肥胖症、高血压、性无能、秃顶、肺病、肝病、癌变，以及无精打采、哈欠连天、心浮气躁、紧张不安、焦虑失眠、精神失常、疑神疑鬼、心理阴暗、造谣诬陷、互相攻讦、窥视、告密、歇斯底里等等”58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城里甚至有病态聚集的狂躁症酒吧、沉默者酒吧、天足酒吧等等，林林总总囊括了人类从生理到心理的各种类型病症，连仅仅在木城待了几天的村长也患上了失眠症，简直堪称人类病例大全。斯蒂格勒认为“文明的历史和疾病的历史是相通的”59，社会越先进文明越发达，人们的疾病就越频发越严重，莫利斯认为混凝土丛林中的城市居民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并可能会变成“一所庞大的疯人院”60。“精神污染”这一概念是迪维诺提出的：“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61。由此《无土时代》中的城市症候群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层面症状，突入到深邃的精神生态，从而演变成现代性危机的隐喻系统。这意味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态书写深刻揭露了发展主义观念与生命伦理间的根本性冲突。

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和广泛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更新。中国生态文学应时而生，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出现本身就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反性。城市生态书写方面，1980—1990年代，作家们怀着一腔忧虑切入现实，以生态预警的姿势着力捕捉生态问题，进而对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反思姿态，作品兼具力度、深度和温度，多采用兼具真实性与快捷性的报告文学体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到了本世纪初，城市生态书写的关注中心逐渐转移和聚焦到城市文明病，从精神层面深入刻画了现代性危机，多采用虚构、夸张、荒诞等手法，城市生态景观越发具有了立体感和艺术生命力。

三、“人类世”： 时空双维下的文明差序平衡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生态文明更是被写入宪法，成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治理准则。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62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点中有四个直接与人有关，也就是其聚焦点是人，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利益与需求，维护人的发展与完善，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情怀”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具体到城市，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继续强调城市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人是城市发展问题的归结点，生态型生存是其鲜明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63由此，近十余年来作家们落笔城市生态的时候，基本没有脱离人的维度，“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 城市现代化当以‘人的现代化’为伦理核心。城市文学叙写现代化的焦点, 也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64。作家们紧密围绕人与自然双向的、多维的关系展开创作：一方面展现人对城市生态的深刻影响力和强大塑造力，另一方面也揭示城市生态对人从物质到精神的深入持久作用。诸多作品在城市生态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实现了双重的意义坐标构筑：揭示城乡生态状态的联系与对比，注重城市生态的历史性与当下性的回顾与展望，并适当进行跨学科的信息传达与艺术表达整合，城市生态书写的广度和厚度皆大为增加，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人类世”（Anthropocene）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在21世纪初提出的一个地质学概念，认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规模可以与古代一些重大事件相媲美，已经具备地质转变的级别”65，即人类创生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明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空间、时间层面强调了人对自然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和根本性塑造力量，这一概念随后得到科学界的认可且逐渐溢出至人文学界，赵德发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直接用《人类世》命名，从地质学维度解释和展示了城市生态景观。如果说之前生态书写中的城市文明病着重描述病相症状，那么《人类世》则把城市病症放在了长时段、全景式、多种生态关系、多综合因素的系统考察诊疗中，也就是从“揭出病苦”发展到了“针砭病根”。小说用一座海晏城全面呈现了当下城市中人与自然紧张对峙的生态关系，小说中的鹰窝崮并不见老鹰，原因是人类打农药，野兔吃了沾药的庄稼和草就流产或死掉，随之鹰、狼、蛇无法获取兔子作为食物也就消失了66；同时人吃的水果蔬菜也打农药，“运到城里，城里人照买不误”67。这里存在着两条生物链：一条是人—农药—草—野兔—鹰，一条是农药—食物—人，两条生态链都是崩溃的，且都是通过人类形成了生态系统的闭环式毁灭；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形成了施害者—被害者关系，且人类自己两种身份兼具，贝克形象地称这种生态现象为“飞去来器效应”，“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68。“鹰窝崮无鹰”不仅在现象层面解构了传统的自然神话，更在本质上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生态危机，很明显，作家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人类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世》也体现了一个重要趋势：作家用公正平和的眼光看待城市，城市虽然问题丛生，但它不再是饱受诟病甚至被严厉批判的渊薮，其本身也是被人类戕害的无辜角色。《人类世》中的主人公孙参就是一个极度膨胀的人类征服者的典型形象，他大规模搬山、填海、造地，甚至狂妄地喊出了“改写中国海岸线”的口号。文中的“金钉子”意象承载着性器官、高层建筑和地质标记等多重内涵，而孙参简直就是一枚滔天气焰的人形金钉子，他身上呈现了资本逻辑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叠加，印证了鲁枢元在《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已有三重膨胀出现在我们面前：自然界出现了人的膨胀；社会出现了城市的膨胀；精神出现了欲望的膨胀。这三重膨胀就是酿成人类社会困境的原因，尤其是‘欲望的膨胀’”69。继而作品通过“沙粒的诉说”等元叙事策略把人类进化史及孙参发家史融为一体：人类从一诞生，就吃同类，后来吃动物、植物，“人类喜欢争斗，为了地盘、资源与统治权经常打仗”70，由此《人类世》超越了城市本身，是站在地质进化史以及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人类思想和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这里面包含了三层辩证关系：首先是过程与目的的辩证，先和谐才能共生，和谐是模式和过程，共生是目的和结果；其次是尺度与程度的辩证，和谐强调生态关系相互制衡和妥协的“适度”，共生是强调生态关系存续和发展的“持久”；最后是主体与责任的辩证，和谐共生虽然是涉及人与自然双方的生态理想，但实则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体现了生态公平性，更强调人类责任，是对人类自身提出的规范和要求。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71，所以作为生态关系的把控者，当城市生态遭到破坏，这样的疗愈任务也只能人类自己承担。习近平也说，“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72，尤其城市是人口密度高且人类占有绝对优势的区域板块，这更需要人类进行自我约束。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放纵欲望不等于禁欲主义，赵德发没有给孙参彻底灭亡的结局，而是留给了这个生机勃勃的人类代表一个相对温和公允的结尾，雷蒙·威廉斯认为狄更斯笔下的城市体现了社会流动性，“城市不仅作为一种异化的和冷漠的机制，而且作为未知的，或许也是不可知的如此多的生命的总和，这些生命在推挤、碰撞、瓦解、调整、认可、停留，再向新的空间移动着”73。孙参以海晏城作为活动空间，充分发挥了生命活力，也给海晏带来了一连串的生态后果，展现了“人类从此成了一个超强地质因素”74，证实了“人类世”的存在与巨大影响，他最后的幡然醒悟也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总结、修正和探索，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规划层面的国家发展蓝图，也是现实层面的全国上下持续进行的发展过程。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跨越的空间辽阔、延续的时间长久，所以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来衡量人与自然和谐，万不能搞一刀切的统一要求。中国生态书写呈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同生存环境的参差，以及不同发展阶段文明的交叠，作品中的城与乡往往联袂出现，并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城乡生态书写叙事范式：第一种是城市与乡村泾渭分明互相对立，比如张炜《刺猬歌》（2007）中的紫烟大垒和棘窝镇，赵本夫《无土时代》（2008）中的木城和草儿洼，陈应松《森林沉默》（2019）中的省城和咕噜山区等等，两者皆被提纯化、浓缩化甚至夸张化，“乡村—天然—本真”与“城市—技术—罪恶”的叙事模式经常把生态环境差异转化为道德伦理冲突。第二种是城乡之间人员流动频繁，乡村趋向城市化，比如胡发云《老海失踪》（1999）、赵德发《人类世》（2016）、贾平凹《河山传》（2023）、苏童《好天气》（2025）等等。《河山传》中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文丑良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乡村的堡垒打开”75，同时作家对城市的腐蚀性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心，文丑良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化身，他提出了“大城市好吗？一切都好吗？”76这样的问题。现代化征程中，当传统城乡边界被消解，城乡之间必然存在生态正义的较量，生态代价成为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

城市与乡村不同空间生存环境的参差，也表征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存。丁帆在散文集《消逝的风景》（2024）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前中国是原始自然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并置交叠于一个时空的“四叠纪”文化格局77。沿着这一思路从空间维度继续细分，不难发现前两者主要分布于原野乡村，后两者则主要集中于现代都市之中。这种鲜明的文明差序格局，催生了人们心态的双向流动：一方面乡人们因物资相对匮乏而抱有“进城”心态，另一方面城里人因生活疲惫紧张而常怀“思乡”之情，也就是无论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皆处于肉体与精神脱节的状态。从生态学角度来看，人们憧憬地点挪移的表象下潜藏着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调适机制，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自我演进。此类生态书写的价值在于，它深刻反映了生态现实的复杂与多样，进而揭示了空间和文明落差所引发的生态理念差异。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焦虑的现代人塑造了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现代形象并赋予了不同的思想价值，应该在社会实践和文化想象中慎重看待这种区别。“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78，这样的二元论思维定式是否客观公正？看上去，乡村似乎是现代化弊端的解毒剂，比起城市“它提供了更为朴素而本真的体验”79，因而承担起了人性救赎与生态补偿的想象功能。但需要警惕田园主义陷阱，乡村的烦琐、贫穷和枯燥无法忽略，现实中“空心村”的出现说明乡村吸引力的散失和治愈力的可疑，且乡村本身也是现代化的参与者，“农村生活和景观仍然是构成和体验现代和后现代生活的核心”80。而似乎无可救药的城市实则是人类文明的具象载体，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便捷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给予的恩惠，一边又诅咒它的历史进步”81。人类之路去向何处？布伊尔认为，“无论是繁荣都市和偏远内地之间，还是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的关注之间，都是互有渗透的”82，城市与乡村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苏童小说《好天气》中，咸水塘就像一条脐带把乡村与城市紧密地连接起来，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生态环境影响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家进而把笔触从以往常见的“城市文明病”扩充延展开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咸水塘两岸居民都患有的名目繁多稀奇古怪的“城乡生态病”。环球同此凉热，乡村与城市是相生相依利害攸关的生态共同体。

近期，不止一位作家不止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人类世”和“金钉子”这两个地质学名词，人类世如前所述，金钉子则是划分年代地层的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除了赵德发的小说《人类世》，至少阿来的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2024）也运用了这两个名词，且都被赋予了生态、地质、人文等多种复杂含义，这就提供了看待世界、认识人类的新立场、新基点，意味着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人类世》中，赵德发不惜笔墨大篇幅地详细介绍了人类世和金钉子的科学信息，能够看出作家对于地质学的熟谙。阿来热衷搜集植物学知识，被称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李敬泽说：“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83他的诸多作品都涉及丰富的植物学、博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翔实到了宇宙射线粒子、冰川漂砾、花距雌雄等专业冷僻的程度。其实早在2012年，阿来的散文集《草木的王国：成都物候记》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写作特质：用诗意浪漫的笔触描绘成都的花木胜景与人文雅事，但在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中也传递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比如自述其题目来源时就引用了气象学家竺可桢关于物候的描述，作品中更出现了植物分类的界门纲目科属、梭罗的物候笔记《野果》、宋代的草药书《本草图经》等科学信息，几乎每一篇章都是灵动人文与严谨科学的交融。2024年11月阿来在浙江大学“汉语写作与自然”的演讲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是在现代科学观念烛照之下的自然，达尔文的进化论、洪堡的地质学、林奈的植物分类学等自然科学为近代以来的人们奠定了观察世界和认识自然的基本方法，文学创作要积极地向自然科学汲取经验。可以看出，无论是创作观念还是创作实践，近期作家们具有了明确而强烈的跨学科意识，在宏阔的人类文化谱系中“将科学与诗意的描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84，这就为观察自然及城市、辨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内查人类进一步打开了宽广的视野，从而使得生态写作抵达包罗万象又生机勃勃的境界。

从追求工业文明建立物质基础，到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矫正现代性之弊，再到提倡生态文明筑造可持续发展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坚实有力地走在探索与进步之路上，融合了中国性、时代性和前瞻性。城市生态书写作为文化表征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城市生态是明镜，清晰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寻轨迹；城市生态是档案，准确记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与得失；城市生态还是检测仪，细微捕捉了中国式现代化路途中社会主体的心态嬗变。同时城市生态书写本身也呈现不断开放、不断深入、不断扩展的行进态势：价值取向上从外在的物质提升到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建设，时空维度上从区域问题反映到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艺术方法上形成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城市生态书写从人与自然层面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而文学与政治、中国化与全球化、城市与人、生态与人文等多元框架的交叉融合更使得城市生态书写积淀深厚饱满充盈。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语境下，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号角中，城市生态书写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探索。

注释：

1 [美]理查德·福尔曼：《城市生态学——城市之科学》，邬建国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2 9 71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239、53页。

3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4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5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7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709页。

8 30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7、68页。

10 79 80 [美]萨拉·法默：《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叶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36、88、46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15 16 17 18 19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郭小川：《两都颂》，辽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4、21、43、42、3、12、36、2、4、4、5、8页。

20 蒋述卓、贺仲明主编《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建构》，广东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页。

24 [美]若昂·德让：《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赵进生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3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2 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33 34 老舍：《龙须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45页。

35 36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9、146页。

37 68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9—40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39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40 吴晓曦：《现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研究》，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95页。

41 42 43 44 48 49 52 沙青：《北京失去平衡》，《北京失去平衡》（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地球家园卷），周明、傅溪鹏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38、238、238、239、220、236页。

45 张炜、唐朝辉：《你在哪里？——关于〈你在高原·西郊〉的对话》，《你在高原·西郊》，张炜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72页。

46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47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50 林兵：《环境伦理的人性基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51 陈浩：《自然与经济》，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140页。

53 邱华栋：《城市战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5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55 56 江泽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571页。

5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3—624页。

58 赵本夫：《无土时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9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60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人类动物园》，何道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页。

61 [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6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63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

64 卢桢：《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Jan Zalasiewicz, Mark Williams, Will Steffen, and Paul Crutzen ,“The New World of the Anthropocene” ,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44/7 (2010),p. 2228.

66 67 70 赵德发：《人类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153、188页。

69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

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73 78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1、401—402页

74 [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页。

75 76 贾平凹：《河山传》，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第15、210页。

77 81 丁帆：《消逝的风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17、121页。

82 [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83 傅小平：《阿来：大地上的行者，像山一样思考》，《文学报》2023年8月10日。

84 阿来：《去有风的旷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4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 文艺批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