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新时期文学叙事与当代史互动密切。赵天成的学术专著《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聚焦归来作家小说的自传性特征，系统探讨重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写作策略与文学功能。该书以传记材料为支撑，秉持“同情式批判”的研究立场，展开更具综合性的“历史化的批评实践”，进而揭示了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修辞——伦理学价值。这就使得新时期文学跳出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的二元价值框架，为“反思”“和解”“记忆”“疗愈”等核心问题提供了可供不断重返的叙事经验，能够在研究者的阐释下具备“再度归来”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归来作家 自传性小说 记忆 新时期文学 修辞—伦理学

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与大历史紧密相连。刘禾所批判的“民族国家文学”1，夏志清所总结的“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2、杰姆逊所论述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3，这些讨论方式虽不无争议，但都指向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即国家民族命运极为深刻地塑造着文学创作与文学史书写。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一体化的文学组织与制度带来文学与国家/政治更多实质性的互动，使得整个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4。当代文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重要历史事件、历史转折节点与各种政治运动都具备某种“叙述”“记忆”与“反思”的价值。

其中，1970—1980年代之交的文学史就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在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转轨期中，当代文学再度成为推动历史转型、重塑文化共识的关键力量。周展安在研究刘心武1970—1980年代之交的文学作品时，曾将之命名为“叙事性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强调这些作品记录了历史转折期的社会心理因而具备文献价值，另一方面又以“叙事”的方式容纳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5 1970—1980年代之交“历史”与“叙事”的高强度互动，也为其他学者关注。仅以近一两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而言，就有石岸书的《重返开端：新时期文学的“群众性”（1977—1984）》（人间出版社2023年版）、蔡翔的《1980年代：小说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以及笔者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三联生活书店2024年版）。这些著作分别从群众性、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科学话语等多重历史视角阐释1980年代文学的发生逻辑与思想内涵。

在此背景下，赵天成的学术专著《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简称《重构“昨日之我”》）为“重返开端”的“故事家族”增添了新成员。本书聚焦文坛的重要构成力量“归来作家”的自传性小说，深入考掘1980年代初期文学破旧立新的叙事策略，为1980年代文学的“发生期”研究带来新路径与新可能。6与此同时，本书的研究价值也不限于80年代研究，而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彰显了当代文学在塑造历史记忆、反思历史创伤中的位置、功用与伦理价值。

何谓“归来作家”？《重构“昨日之我”》一开篇便明确界定此概念：1950年代出道的新中国初代作家，且大都参加过1956年首届全国青年创作者大会，其中大部分人曾于1950年代末被迫停笔，直至新时期才逐步恢复写作权力，成为“重放的鲜花”。如作者所述，这一定义比起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归来作家”7更加宽泛，但在内涵与外延上均未超出张光年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此基础上，作者精心挑选具备代表性的归来作家，组织为全书正文五章，分别为王蒙、张贤亮、从维熙与高晓声四章专论，以及张弦与鲁彦周一章合论。另有绪论概述全书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并以结语概括归来作家自传性小说的基本特征8。在明确这些基本信息之后，以下便可继续追问：“归来作家”为何还要在今天“再度归来”？其人其文到底具备哪些研究上的生产性？研究归来作家对于理解、激活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又有哪些帮助？

一、“真幻接通”：小说自传性的“去暧昧化”

归来作家作为“同时代人”，都有着被文学体制“接受—排斥—再接受”的曲折经历，归来后也将这些特殊经历写入作品之中，因而会使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特征。《重构“昨日之我”》将研究时段定于1977—1984年。1977年为这些作家重新开始发表作品的时间，而1984—1985年前后这些作家的写作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转向。9归来作家这一时段的创作，很容易被收编进“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的文学思潮更迭之中10，其人其文在文学史上也就随之被化约为1980年代文学史新旧之交的间奏而已。《重构“昨日之我”》中便发出类似感慨：“在艺术的长河中，他们的小说和他们的主人公，或许都是必然消逝的历史中间物。”11而本书的价值，恰在于紧紧凝视着“必然消逝的历史中间物”，在文本世界中为读者锚定出一个个进入历史的“闪烁的路标”12。

称其“闪烁”，源自本书论题的难度。小说的自传性特征是极其泛化的，声称所有小说都具备某种自传色彩亦不为过。根据自传性与虚构性的比例与配置，小说的自传性特征辐射出一道光谱，起码包括“自传小说/自传体小说、自传虚构、虚构自传、自小说、自传、类自传小说、私小说……”，有论者则将自传小说定义为“非虚构之我的虚构化”13。也就是说，自传小说极为“狡猾”，闪烁不定，其文体特征是将非虚构与虚构混合起来。自传是在既定历史中寻找意义，而小说是要在想象故事中创造意义，自传小说则将二者的边界高度暧昧化。如此视之，《重构“昨日之我”》的主要工作是“反暧昧化”，揭示虚构与非虚构的互文过程，提炼“诗”与“真”彼此博弈的具体策略与形态特征。如作者总结，本书“尝试经由传记材料的辅助，逼近这个真幻接通的时刻，照亮围绕在其旁边的暗区”14。由此，清晰化、去暧昧化、祛除文学史“暗区”，正是本书的自觉追求。具体而言，《重构“昨日之我”》“去暧昧化”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明确“自我”的实际所指，体认当代中国“制度与人”的文化构成。书中所论归来作家的“昨我”与“今我”，均非内面之我，“展现的则是自我的‘外面’，是将个人与社会接合的截面剖开，显露出外部化、公开化、政治化的自我”15。在新时期历史重评与意识形态转轨的特定条件下，形成新的历史叙述必须依赖文学叙事，因而重述“昨日之我”与重述“昨日之国”彼此需要，重设“今日之我”与“今日之国”也具备高度的同构性16。换言之，这种同构性为个体提供了书写记忆的“正确框架”与“语言秩序”，使得某些记忆得以凸显，某些记忆褪色黯淡。书中特别提及的“档案性自我”便十分典型，强调中国当代语境中的自传是一种放入档案、交代个人历史的自传17。因而，研究归来作家小说的自传性特征，就要特别关注个人微观史与宏观制度史的交叉地带。

保罗·利科在《过去之谜》中提出“记忆现象学”的概念，认为现象学方法“会导致产生一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同时的、相互的、交叉的结构的想法”18。本书对小说自传性的文本细读，同样致力于发掘作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结构以及其中蕴藏的权力关系、文化性格。归来作家重构自我的过程，既具备个体性与偶然性，但也存在着普遍的群体特征与时代征候。

与此同时，即便是研究内外之间的“自我”，书中仍对研究限度抱有可贵的自觉：“我们毕竟无法真正进入作家精神结构的最深处，因而作家于写作的过程中，在自觉与不自觉、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心理活动，实际无法为外人道，甚至自己也难以理清。”19即便进行了传记整理、文本细读、本事考、家世考、版本对比等精细的历史化工作，在文学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可被言说与穿透的“暗区”。而“暗区”中何尝没有埋藏着中国社会独特的制度环境、人性系统与文化性格？在此，研究者的适时沉默是必然与必要的。

第二，明确研究文本，提供可操作的分析工具，进而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书中对所论六位作家在1977—1984年间发表的具备自传性的75篇小说文本做了清晰全面的梳理，并列出名为“小说总目”的表格（第38—52页）。表格包括“作家”“小说题名”“发表期刊、时间”“收入文集”“文末落款”“自传性”等丰富信息。其中“自传性”一栏分为A类（小说主人公以作者为原型）和B类（小说次要人物或部分细节中有作家的影子），这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分析工具。

略显遗憾的是，表格中关于A类和B类的划分相对比较初步，如能在主题、写法上提供更多分类信息，将会对后续研究有更多帮助。在这方面，许子东对五十篇“文革”小说的叙事形态分析或可被借鉴20。其实，在本书论述中已经埋藏了若干更细致的分类标准。比如，书中论及小说自传性叙事里的“重复现象”，说明本书“在全面阅读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的基础上，结合精神分析与结构剖视，发现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有意味的重复。这样的重复，经常与作家刻骨铭心的经历连在一起，因此经由对‘重复’的发现，可以找到一条通向作家精神深层的暗道”21。又或者，书中多次提到围绕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的关系，存在六种距离模式22。如果能以“有意味的重复”或“距离模式”为主轴，将“小说总目”进一步细分，就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清晰、更为理论化的讨论工具了。

此外，归来作家书写的文体除去小说，还有诗歌与散文。如能在讨论自传性特征时增加“文体对比”的视野来凸显小说文体的独特研究价值，似乎也可使论证更加充分23。本书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莫娜·奥祖夫的《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中这样界定小说的独特性：“小说是一个混合的题材，比其他题材更易描述一个交相混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兴趣碰撞着对旧世界的回忆及其价值观。诞生于大革命的社会变幻莫测、混杂不清、极不稳定，深受原子化的个体骚动之苦，小说提供给它的是灵活多样的形式、变幻不定的风格，它善于处理时间延续，内涵极其丰富。混合社会需要一种混合的样式。小说必然看上去是描述现代性的一种绝妙的智力工具”，“小说旨在通过描述这个介于旧有的回忆和新的形势之间的时代来探寻真理，以此来快速地驱散这些迟疑，并令小说成为最有启发性的文学形式……它包含批评和想象，提供信息，给予激励——既是资料、神话，也是教训——，因为它抓住了柴米油盐中降临的大事件。”24莫娜·奥祖夫对19世纪新旧之交法国小说特性的概括颇具启示性，本书所研究的“文革”至“改革”的转型期，同样新旧混杂。比起诗歌与散文，这一语境下的小说文体确实能抓住更日常、更普遍的社会情绪，在更自由的叙事篇幅与想象空间中去确立新旧之交的“共识”。正如本书的研究对象张贤亮所述：“它（引者按：新时期文学）对思想解放、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的促进都立了很大的功劳……那时，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要说。小说作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所以一部小说出来，就会造成人们争相阅读的现象。”25

总之，提出以上这些吹毛求疵的建议，是希望本书能够为归来群体的自传性写作绘制更加清晰的整体图景，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使得原本暧昧的地带能够被总体性地把握和理解。

第三，弥合历史化与批评化的裂痕，展开了更具整合性的历史化批评实践。全书以“考证+细读”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尽可能内在地理解作家作品，而非以后设立场进行道德评判，或是一味从事索引工作。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界中，“历史化”与“批评化”分裂为两大阐释集团。而在“历史化”群体中又可分为“史料派”与“阐释派”。26从整体研究格局来看，《重构“昨日之我”》一书深受洪子诚、程光炜等学者的影响，自然属于当代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与“历史化”的学术成果。但正如程光炜在该书《小序》中所说“天成的研究，带有‘以论带史’的特点，尽管他运用的材料，应该已经相当完备和丰富了”27。本书实际上是一部贯通“历史化”与“批评化”的著作，笔者尝试将其方法命名为“历史化的批评实践”28。“历史化的批评实践”指向史料考证、文本细读、探问人心与时代等维度的综合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本书所使用的传记材料具备发动机般的作用，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使用传记”：历史化的批评实践

本书所论的自传性写作，必须直面作者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罗兰·巴特、福柯、布朗肖等理论家的持续阐释下，“作者”意图的单一性已被破除，作者已不再是叙事源泉或因果逻辑的掌控者。而长期以来，对于“作家论”、作家资料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阐释方式，也令“作家生平”变成与作品平行存在的背景板。《重构“昨日之我”》将研究主轴放在作家传记性资料与小说自传性的互文关系上，也就必须要解决好“作家的存在与功能”以及“传记与文本结合”等具体问题。

为此，书中特别引用了“新批评”主将威廉·燕卜荪的晚期著作《使用传记》29。燕卜荪在书中直接反驳了“新批评”另一干将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理论。“意图谬见”理论认定读者无法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带来文学批评中“去传记化”的倾向。燕卜荪则认为传记是阐明文本结构、反讽布局、修辞策略与思想立场的关键证据，一味“去传记化”，只会导致文学批评滑向教条与抽象。他在《使用传记》一书中强调合理、审慎且积极地使用传记会使诠释更加准确而非更加主观，并通过在书中分析济慈、艾略特、乔伊斯等作家，展示了如何利用法律档案、政务书写、政治处境、宗教律令、版本对比等材料更精细地进入作者的意图与创作世界。燕卜荪的观点，有力声张了传记资料在文学批评中的有效性与正当性30。

《重构“昨日之我”》援引燕卜逊“使用传记”的主张，为自身的研究方式确立了正当性，也打破了对于“历史化”与“批评化”的二分法。在研究界常见的刻板印象中，历史化会带来对文学性的忽视，而批评化会导致结论的主观随意，关于二者孰是孰非，已产生了太多争论。但这些观点近于“执念”，会反过来限制研究者能动性的展开。事实上，在真正有洞察力的研究中，两种模式往往并行不悖、灵活结合、彼此互证，展开的是一种“历史化的批评实践”。

上文提及，本书的研究方式是“考证+细读”，所谓考证是指“一手材料的挖掘与发现，和二手材料的整理与考辨”，而文本细读是“从问题出发，而且是‘使用传记’（using biography）的细读”31。提出“使用传记的细读”并非自然而然的选择。传记研究长期以来归于历史学研究的门类，“传记在口述史、日常生活史、心态史、微观史、性别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中扮演着一个合法角色”32。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也较多，但是现当代文学中长期不受重视。正因如此，在2011—2012年间，“黄子平老师有感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勃兴与学术研究的贫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在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与历史叙事’的课程中设计了一门‘传记文学研究’，并且尤其关注其历史编纂学面向与政治实践意涵”33。近十几年来的当代文学历史化浪潮才真正助推了包括自传在内的传记性材料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与自觉使用，比如对于新时期回忆录的研究便很典型。相较而言，本书所聚焦的小说文体的自传性问题，则必须更加精细地处理在“诗”与“真”之间的写作技艺与修辞选择。

在“使用传记”的意义上，《重构“昨日之我”》调用了多种类型的史料，包括“传记、日记、档案、访谈、回忆录、各种形式的生活记录”34，其中不乏一些特殊类型的材料，比如对作家的揭发材料与作家的申辩材料等35。书中将这些材料尽可能放入具体的历史时空与社会关系之中，注重在材料中构建作家的立体维度，包括：所处的地理空间，从事工作、劳动的状况，婚姻、家庭关系以及阅读书目36。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真正将“考证+细读”从宣称化作行动？在这方面，《重构“昨日之我”》贡献了许多精彩的具体分析，在此可概括出三种类型。

第一，在“年代学”的意义上重视作家人生历程重要时间节点如何进入小说叙事，作家形象又在作品中发生了何种形变。这在对王蒙小说的分析中最为典型。书中具体分析了王蒙生命中的三个转折点——1949年、1957年、1979年——在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比如作者敏锐发现“以‘一九四九年一月’为标题的段落”37在《布礼》中前后两次出现，而且《布礼》中的自传性主人公钟亦成（谐音“忠亦诚”）“升级”为队伍中的领袖，还被增添传奇的英雄桥段。作者认为这种叙事选择既反映出王蒙的少共情结，但又高于王蒙在其时的形象，“以其当时的年纪和资历而言，必然是叨陪末座的‘小不点儿’”38。基于这一叙事“植入”与“变形”，书中认为这反映出王蒙想要证明自己是与共和国同行的“自己人”意识。而这种“自己人”意识也具备一定的普遍性，存在于茹志鹃、邓友梅、方之、刘真等作家的写作中39。

在“年代学”的意义上，书中还排列了不同年代、不同场景、不同文体下作者对于同一时间的描述，彰显了“记忆书写”的复杂面相。比如书中将《王蒙自传》（收入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蒙文集》的版本）、2008年王蒙与温奉桥、郭宝亮关于自传写作的对谈《人·革命·历史》与小说《布礼》进行对照40，不仅考证了《布礼》中“宋明”的原型，而且帮助读者理解了王蒙对于被划成右派的复杂心理：“胆小怕事、迎合潮流、人云亦云，甚至是一种担心‘运动和他毫无关系’的‘寂寞感’。”41其间王蒙不乏自我反思，对待“加害者”的态度亦不全然稳定。在这里，作者展示了“史料考证→叙事方式→权力关系与作家心理→伦理难题与历史意识”的纵深思考过程，关于这点下文再详细展开。

“年代学”的阐释意识，还体现在对于所论作家“路线图”的细致勾勒上：“如果我们将张贤亮的小说讲述的年代，与他改造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相互参照，那么以上引述的材料，就有了显示问题的潜力。”42书中指出，《绿化树》的故事从1961年12月1日开始，当天正是张贤亮首次劳改释放的日子。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写于张贤亮的宽松期，因此能够理解这种小说创造时的氛围与心情，是一种“准劳改文学”。这不仅提升了文学史研究的准确性，更有助于我们更细致清楚地体验作家作品本身。理解作家的生存逻辑以及“切身感”“同感”的建立，对于身处“经验之外”的文学研究者相当关键。

第二，在文史互证的视野中阐释“今昔对比”的叙事结构。王蒙的《夜的眼》十分典型，“以对灯光的感受开篇，以对售票员的白描落幕”，“1979年的‘灯光’与‘售票员’的深层意蕴，是在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的对比中生成的。在‘两个北京’的对比框架中，它们不仅因为‘我观’而‘着我之色彩’，同时也被赋予了‘感时’和‘忧国’的历史性”43。在别人容易一眼扫过的“无用”枝节，或是意识流的画布上，作者敏锐提取出了“今昔对比”的修辞学意义，也正是在今昔对照的视野下，归来者在电车小集体上的弃民意识也就被精准捕捉。

而且，“今昔对照的结构内部、具体时间节点的选择，在写作时间、作者身份的层面，体现出值得辨析的群体性特征”44。比较典型的，还有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中从“劳改队到红地毯”的叙事路径。《绿化树》的结尾，主人公章永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踏上通往重要会议的红地毯，而正是在小说发表的前一年1983年，张贤亮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意味的是，张贤亮坚定地捍卫这一结尾的完整性，反对小说英文、日文、俄文、波兰文等多种外译本提出的删改意见。张贤亮给出了明确理由，认为曾经“不可接触的贱民”踏上红地毯，意味着“身份识别系统”的土崩瓦解，而这带来了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绿化树〉发表后，确实有人讥讽我小说中‘走上了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他们不能了解，我这双跨过死人堆、二十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当年三月我们四个较年轻的作家（引者注：1983年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叶文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刚刚从各自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第一次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怎能不感慨万千？”45换言之，“踏上了红地毯”作为不刊之论，浓缩了最为极致的“今昔对比”结构，而这一结构是“同时代人”普遍的、肉身性同时也是触及灵魂与尊严的经验表征。

传记性材料与文体特征同样可以结合起来分析。在张贤亮那里，阅读《资本论》的读后感直接写入小说之中46。这种直接插入议论的文体并不被所有人接受，比如从维熙对此就有所批评47。但作者却能够从其阅读史出发，把政治哲学阐释与作家精神史有机结合，发现张贤亮在写作中“兼顾政治宣谕、哲学阐释、艺术表现的混合式方法论”48。

第三，借由考证兼细读的历史化批评实践，祛除研究中常见的“人与文混同”的谬误，为研究难题提供说服力的新解。在以往的研究中，作家张贤亮与小说人物章永璘、作家高晓声与小说人物陈奂生，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本书则非常谨慎细致地切割这种等同关系，在此就不得不提及其中对于一份档案材料的妙用。在高晓声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是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其对于农民的态度。书中调用了一则档案材料：“在遣返回乡的二十余年里，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国家户口（非农业户口），而并未在董塾村落户。”49接着，书中借此材料对读高晓声1980年的短篇小说《宁静的早晨》，发现其中的主人公朱谷也持有国家户口，其家庭与高晓声的家庭一样，都是一个“微型的城乡交叉带”50且面临种种困难，由此读解出高晓声与朱谷的映衬关系。据此，本书回应了高晓声的定位难题，即认为他确实存在农民化的部分，但对他而言，并不会纠结于研究者所关心的农民化问题，而是在生计层面操心如何城市化。继而，在高晓声的现实选择与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对读之中，其身份定位昭然若揭：“结合自传性材料看，小说中的陈正清和小说外的高晓声，在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上具有互文性。通过这样的互文，高晓声也悄然完成了身份想象的转换，他不再是接受改造和教育的‘右派分子’，而是如同在野的乡绅一样，发挥着文化领袖的作用。”51书中最终将高晓声的写作姿态定位为乡绅视角下有情的旁观者。以档案材料为证据，以文本细读为路径，采取平视普通人的视角，整个论述再度校准了高晓声的身份意识。

综上，我们可以更加理解作者所言：“作家的传记性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帮助我们把握作家隐秘的动机和内心的冲突。以上的解读方式也许未必更好，或更符合作者本意，但至少……提供了另一种理解的角度。”52经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本书的历史化批评实践真正落在了实处，为我们敞开了更多理解文本的视角，有力证明了在恰当使用传记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提高阐释的准确性，在获得与作家的“共感”之后，更贴切地进入文本生产过程之中。

三、价值选择：同情式批判的诠释路径

细究起来，书中不仅有上述“年代学”的自觉，还对“时间”展开了更多思考。比如，书中提出“空间化的时间”：“如果将‘归来’如实地视作一个漫长的过程，就首先需要对时间——特别是空间化的时间的精细处理。”53其中“北京时间”与“外省时间”的距离，是书中的重要分析框架。归来作家的出场与复归，正是“两次向北京的聚集”。书中引用了方之1979年1月写给邵燕祥的信，从中不仅读出了特殊境遇下的个人心境，亦读出了“北京时间”“官方时间”“政策时间”。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研究者应当像钟表匠一样拥有三重时间：历史事件的时间（社会政治语境）、作家时间（文学创作的语境）、小说人物的时间54。同样是以文本作为工作对象，概念史家科塞雷克把“时间层”作为历史认识论与概念史工具，在本书中亦然。

在这三重时间外，《重构“昨日之我”》实际上还涉及第四重时间，即研究者/读者所处的时间。这重时间的意蕴也非常丰富，关涉时代意识、学术范式、记忆政治的语境与资料可及性，以及自我选择。这重时间决定了自传性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接受与相信的历史本身。书中提及张弦《记忆》发表后获得普遍赞扬，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到了21世纪初小说主角方丽茹与加害者和解的行为却备受质疑，其形象从善良的道德模范变成遗忘历史的争议人物。这便触及了作品在接受层面上发生的形变。

书中没有言明的第四重时间，事实上强烈地影响着本书的观点，尤其是作者的研究姿态与价值选择是鲜明连贯的。这里仅以书中对于王安忆观点的引用加以说明。王安忆曾多次论及叔叔辈作家张贤亮、鲁彦周等。作者在书中大幅引用的是鲁彦周逝世一周年之际，王安忆在《安徽文学》刊发的怀人文章《我们和“叔叔”之间》。作者借此强调了王安忆的自我反思：“在我们，思想解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难免会苛刻地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扛着旧时代的枷锁，觉醒和批判的力度不够。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我们的逼迫……总之是，我们还来不及继承他们，就来不及地背叛他们了。”55相比之下，王安忆“苛刻看待”叔叔辈作家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在书中只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

在此，一个重要的对照，来自和“叔叔”们以及王安忆有过共同在场经历的洪子诚。洪子诚在2025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十六讲》中，将王安忆《叔叔的故事》放在极为显著的位置，并大加阐释。洪著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作结，写出后辈对叔叔辈的犀利批判与宿命般的继承关系。洪子诚的态度是具备强烈批判性的：

他们不敢勇敢承认“复出”之后“所获得的一切”，成为“文化英雄”，“只是体制的一种威慑性的补偿”，这种补偿，“在社会体制中甚至超出50年代的地位和声誉”（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他们不愿得到正视得到的“恩典”，“既是赐予或馈赠，又是威胁”这一事实（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他们也没有能正视，他们的写作不断重复渲染曾经的受害者身份，不厌其烦地采用自传性（或类乎自传性）的材料来维护自身受害者的“地位”，是为了长期保持利益索取的权利。56

洪子诚还引用托多罗夫2007年在北大演讲《恶的记忆，善的向往》中所说：“过去的伤害愈大，现在的权利愈大。”57在他看来，这一逻辑依然被不断复制。正是这种继承与告别的难题，成为1980年代向1990年代文学转折的节点。与洪子诚类似，戴锦华也非常犀利地总结了新时期“文化英雄”“微妙的边缘/主流辩证法”：“类似有限度的政治抗议者的身份，很快被‘转译’为‘新时期’中国特有的文化英雄。……类似启蒙主义的文化行为在80年代的政治格局中，经过一连串的‘轰动效应’与突破马其顿防线式的‘突破禁区’，很快成为一种得到特许乃至极度张扬的主流文化模式，并在两个层面（反叛/主流）上，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累积了政治/文化资本。”58

从1980—1990年代至今，洪子诚对归来作家的“文化英雄”身份持有一以贯之的批判，在《当代文学十六讲》中依旧写道：“若干‘复出’作家呈现出令人惊讶的‘自恋’，絮絮叨叨地反复写作他们的‘自叙传’，这种‘归来’意识，形成了作品的意义结构。”59虽然洪子诚以春秋笔法与“犹疑不决”著称，但对于归来作家的批判却是斩钉截铁、一以贯之的。

洪子诚与戴锦华均见证了归来作家的复出，而本书作者赵天成作为在“归来”之后才出生的后来者，在拉开了一定的历史距离后，与前辈学者批评态度明显不同。《重构“昨日之我”》明确反对将归来作家与体制的关系理解为“共谋”，也反对以道德审判的方式否定他们写作上的真诚。书中试图找到一种更为历史化的方式，以逼近普通人生存经验的视角理解促使归来作家不得不如此为之的历史局势，因而尽可能同情与理解归来作家的选择。“复杂性”是全书的高频词，体现出作者理解这种局势时的多重考量与审慎抉择。换言之，如果不能深入研究对象的难题，再多言之凿凿的高论都会显得轻飘与不及物。

上述这组对比，实则指向人文学科长期演进中形成的两种基本范式：选择批判，还是选择理解？“批判”的研究路径，强调揭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不平等的生产体制，而“理解”的研究路径则强调细读、语境与传统，要求尽量进入文本与作者的处境。单一的理解或批判路径都已暴露出自身的不足。“纯批判”容易将文学阅读转化为“怀疑的阐释学”（保罗·利科语），一切文本都是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征候。而“纯理解”则容易被作者视域绑架，降低阐释的主动性，也容易丧失批判的锋芒。

有意味的是，比起正文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同情之理解”，作者在后记中以第三人称叙事，袒露出其研究立场上的双重性：“‘不理解’和‘不同情’，是他心底从未消失的另外一面。他不断压抑，但又总难克服一个狂悖的想法：如果处于同样的关头，他希望比自己的研究对象更有尊严。”60“比自己的研究对象更有尊严”，让人联想起书中引用的邵燕祥的诗句：“我要让你比一切痛苦都有力。”61或许可以认为，正文中的理解与同情，与后记中不断压抑却无法消失的“不理解和不同情”，并不构成一对真正的矛盾关系。未经同情的批判，大概率是“局外人”的批判，是不及物的批判。此处所说的“同情”，是指经由上述“历史化的批评实践”的一系列严谨的清理、辨析之后而产生的“同情”。在这种“同情”基础上产生的批判意识，才有可能导向更有力的、更多层次的问题谱系。诸如，作为“未经他人苦”的后来者，是否有资格、有能力对历史苦难做批判性的分析？是否恰恰因为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使得对于“文化英雄”的理解发生位移，反倒有可能看到另外的风景？而同情与批判的关系又该怎样具体处理，既避免无限同情之后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困境，也避免无限批判后的“无立锥之地”的虚无感？总而言之，作者谨慎甚至带有自我压抑倾向地选择了“同情式批判”的诠释路径，为我们延伸出了上述问题空间，其核心诉求应当是——“我要让你比一切痛苦都有力”。

四、新时期文学之“用”：苦难的修辞—伦理学

综合史料与批评、同情与批判的诠释路径是本书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作者自述研究方法时也存在鲜明的综合意识：“对于‘归来者’小说自传性的考察，不仅需要精神的考古学，还需要社会的心理学和辨伪的文献学。”62诸多层面夹杂在一起,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特殊时期的写作素材、历史转折的写作时间、期待归来的写作主体，这些要素拧合在一起，自然需要研究者的综合能力与研究的准确性。这也是李杨在论述“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路径时所强调的，一方面要注重文学制度的“实”的研究，一方面也要阐释作品中的政治无意识，深入思考政治的文学性63。因此，本书除去综合性，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一条由实及虚、由具体而普遍的考察路径：史料考证→修辞分析→精神世界与权力关系→伦理难题与思想命题。

这一考察路径反过来提示我们重审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价值，再度发现新时期文学的“风景”。关于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价值，始终存在“艺术性”与“政治性”的二分法，亦即认可这一时期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性，同时否定其艺术审美价值。因此许多研究侧重于产生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历史与思想史价值，这一路径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本书所展示的由修辞而伦理的研究方式，以及对“文学性”的敏锐阐释，同样值得重视。在本书的研究中，归来作家自传性小说的当代价值，均建立在其特定的修辞技艺与写作策略之上。正是在文本修辞之中，我们读到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人心奥秘。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文史互证的解读方式，彰显出了新时期文学的独特价值。至此，我们不需循环于新时期文学价值的“攻防战”，而是可以用更宽广、更具当代性的视野之中，打开新时期文学的修辞—伦理学视野，从中读解出更为普遍的生命课题。于本书而言，这其中重要的书写课题便是“苦难”。

书中多处散落着关于苦难伦理学的讨论，这里仅作简要梳理：在现实与小说双层，受害人如何看待、面对加害人？受害者是否有权直接处理历史创伤，亲历者是否有权保持沉默，是否对于创伤书写负有无限期的责任？如果受害人同时是加害人，又应该如何书写？创伤书写如何不导向一种政治投机？理想是否可以被抽象，在信与不信之间，是否还有广阔的地带？我们是否在生产一种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机制？当代文学是否具备真正的反思能力？带着这些问题意识回看全书，会发现小说中的时间、空间、题材、分寸、情感姿态与情节设计都不只是修辞问题，而是可以延展出更加广阔深邃的伦理精神与政治文化谱系。

由修辞而伦理的研究方式，不是将文学沦为理论的材料，而是涉及文学研究的核心，亦即书写权力与记忆政治的相关话题，而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研究极为重要、特别具备生产性与当下性的层面。这种生产性与当下性，可以用书中的两大关键词“和解”与“反思”加以说明。

首先是关于“和解”的问题。书中第五章指出，张弦的《记忆》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度触及历史和解问题，涉及的问题包括：谁在何时何地有资格和解？在经历极端年代后还能否回到日常生活？如若选择和解，是属于个人正当且必要的选择，还是需要承担遗忘历史的罪名？许子东系统研究“文革”小说之后认为，所有叙事模式背后的主导心理状态是遗忘与告别，以期达到释怀的目的。而莫娜·奥祖夫在《小说鉴史》中也触及小说的“和解”功能：“小说的活力在于，它热衷于悄悄结束大革命，并且忘却大革命。正是在小说中，作者和读者记下了真实生活中的冲突，进行着艰难的和解，放弃了改造灵魂的自负。”64在新旧变动或历史创伤面前，“拒绝遗忘”近于道德理想国，对于普通个体来说有着无法承受之重。小说通过暴露种种现实需求，让作者和读者艰难地妥协于某种实际状况。

费尔曼曾将“见证文学”（literature of testimony）的书写使命称为“指涉的义务”：“当代艺术之所以是见证性的，乃因为它背负着指涉的债务（referntial debt），因为它对于历史灾难与死难者的永久义务（constant obligation）”，“见证的时代是转承书写债务的时代（the age of transferal of a writing debt）。”65对亲历者而言，永久的“书写债务”或许难以真正卸下，但对于读者以及后来者而言，随着时代变化，苦难记忆也随之变色。就当下而言，文学的和解与疗愈功能渐趋显著，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比如近年来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均十分流行的1990年代叙事中，与历史创伤和解成为某种主导叙事框架。贺桂梅在研究近年七部1990年代现实题材剧之后指出：“或许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过去那个关于‘复兴’的未来想象已经成为了现实。直面当下，我们需要重新想象和表述未来，也需要重新梳理当下、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这几部电视剧最有意味的启示就在于，它们重建了中国故事的时间向度，尝试讲清楚中国人如何从90年代走到今天；同时，这种时间向度也修复了某种具有未来指向的历史视野。”66换言之，这批电视剧真正跳出了1990年代“亲历者”的历史意识，开始从新时代复兴的当下立场回望与重构“昨日之我”。黄平在分析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则发现，面对“作为东北叙事起源的‘创伤’，《漫长的季节》以‘救赎’取代‘复仇’”。而且是“父一代”的亲历者开口讲话，重构被“子一代”涂抹过的“自我”。“经由救赎，历史与现实在文化上达致一种集体性的和解”67。这种大和解，在电视剧结局体现得尤为传神：王响对着火车上的“昨日之我”喊出“往前看，别回头”，由此实现了自我的重生。重构“昨日之我”的最终目的，是否正是为了遗忘之后的重生？在此意义上，归来作家的自传性写作具有某种可以不断重返的原型意义。

其次是如何理解“反思”的问题。如何理解在主导意识形态下实现个体写作的反思性？在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内，深度反思是否可能？到底怎样看待当代文学的反思性？书中有段话可以看作对于当代文学反思性的辩护之语：“‘反思文学’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概念，因为‘反思’意味着一种分析、探究历史问题的冲动，是具有‘强主体性’的认识活动。”68作者似乎在提醒我们，以强主体的反思标准来面对这一时期的写作并不恰当。书中在分析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引发的争议时指出，这类作品汇入了集体意志，并不具备历史认知上的独特性与实质推进，因而并不具备独立思考意义上的“反思性”。但作者笔锋一转，指出这便是从维熙所理解的反思性，这就是他所理解的真实观，即站在社会和国家的高度，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此实现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

这也意味着对许多品质，比如“真诚”“反思”，都必须在具体文化语境中落地思考，分析这些品质得以成型、落地、发挥作用的可能空间。在此意义上，本书已经触及的一些案例，比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性归来的代表宗璞、有着异端写作形式的刘绍棠、作为间接当事人的茹志鹃等，似乎还可以扩充篇幅加以讨论，以便更加充分地呈现“记忆书写”一体化趋势下的微妙差异。差异即便微小，也不意味着它们无足轻重，反而是我们理解文学与体制关系、体制具体运转方式的更为落地的入口。总之，经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具备多重功用：改变作家命运、推动思想解放、疗愈集体创伤、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在修辞—伦理学视域中具备广阔的研究空间，在这些领域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塑造记忆、理解苦难的视域中，历史学与社会学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便撰写巨著《世界的苦难》，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记录下田野调查，目的是让不可见的痛苦可见化，将社会苦难和心理问题重新政治化与社会化69。时至今日，比起文学日渐边缘的合法化危机，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几乎占据“显学”位置，主动为大众提供“重构自我”的技术，在日常生活危机中获得和解与疗愈的能量70。相比之下，文学书写与研究很大程度上困于修辞的“牢笼”之中。正如作家林奕含生前发问，文学艺术是否从来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重构“昨日之我”》告诉我们，文学确实不乏巧言令色的成分，但在一个个作家生命史、生活史与书写历程中结出的血泪之书里，也蕴藏着理解历史、书写苦难、照亮当下的公共价值。正如书中所描述的“闪烁的路标”，这些作品需要在特定情境下由研究者打捞、激活，释放出“再度归来”的认识价值。与这些作品深深关联的伦理命题与历史意识——记忆、遗忘、和解、真诚与反思——仍是新时期文学有待不断被重返的理论命题。

注释：

1 参见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修订版），唐小兵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4 洪子诚：《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问题》，《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5 周展安：《1970年代末期的“精神危机”及其克服——以刘心武七八十年代之际的创作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6 “归来作家”的其人其文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比如郭剑敏稍早出版的专著《当代作家复出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就颇为系统。本文所评的《重构“昨日之我”》则聚焦于归来作家小说的自传性特征，其研究价值不在于选择研究对象时的优先性与独特性，而在于进入这一公共议题时的“问题与方法”，下文将对此作出详细说明。

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将1980年代作家的主体构成分为两类，一来为“复出/归来作家”，一类为“知青”作家。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

8 全书的章节标题精练概括出作家的基本特色、整体论述的关键词与问题意识，故罗列于此供参考：《绪论 如何理解“归来作家”小说中的“自传性”》《王蒙：“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归来》《张贤亮：被革命者的启示录》《从维熙：大墙内外的叙述》《高晓声：“陈家村”里的小说家》《张弦、鲁彦周：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结语 “昨我”“今我”的交锋与和解》。

9 29 参见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36—37、34—35页。

10 斯炎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一文中以举反例的方式，反思了“潮流化”思维方式的局限性。《重构“昨日之我”》也揭示了这类谬误：“严格地说，将《绿化树》（初刊《十月》1984年第2期）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初刊《收获》1985年第5期）归入‘反思文学’，实际是个文学史意义上的时代错误。两篇小说都发表于1980年代中期，其时作为思潮的‘反思’已成明日黄花。”参见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第136页。

11 12 14 15 17 22 31 34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60 61 62 68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第294、295、278、273、266、22、33、31、109、31—32、84、84、265、90、120、94—95、269、131—132、138、140、200、203、225、241、15、316、229、294、176页。

13 后商：《“我”何以如此重要？自传小说的全球浪潮》，《新京报书评周刊》2025年8月14日。

16 这一说法受到2025年9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读书会上石岸书发言的启发。

18 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

19 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280页。赵天成2025年9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读书会的演讲中也谈及口述访谈中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口述者会出于各种原因、自觉不自觉地加工、固化自己的记忆。

20 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21 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34页。黄平在分析新东北文艺时曾写道：“创伤在叙述上的症候，就是重复，‘创伤具有一种萦绕不去的品质，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返回持续占有主体’。”参见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23 比如诗歌创作中的归来意识与自叙传意识极其鲜明直接。“这个期间，‘归来’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有众多诗人涉及的诗歌主题……‘归来’诗人的作品呈现某些共同点，如某种‘自叙传’的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等。”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24 64 [法]莫娜·奥祖夫：《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周立红、焦静姝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19、14—15、407—408页。

25 45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8—99、101页。

26 关于当代文学研究史料与阐释的关系问题，有不同的命名与讨论方式，参见程光炜《当代文学研究：问题和史料》，《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程光炜、赵天成《材料、历史感和再处理——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对话》，《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2期；张均《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派”与“史论派”》（《文艺争鸣》2023年第9期）等文。

27 程光炜：“小序”，《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赵天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小序第2页。

28 学界已有“史家批评”“史的批评”“文学史的批评”等说法，用以描述史料工作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参见张均《通向“史家批评”的路径与方法》，《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2期。本文提出“历史化的批评实践”这一命名，意在描述近十几年来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主潮“历史化”更为成熟辩证的形态，而强调“实践”则是指已有《重构“昨日之我”》等“实绩”出现，具体操演了史料与细读相结合的能动路径。因而本文所论“历史化的批评实践”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落地”“如何具体操作”的面向。

William Empson, Using Biograph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32 [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33 卢冶：《雪山，草地，滴与答》，《北京青年报》2019年10月23日。这是《“子平爷爷”的文学课堂》一组文章中的一篇，回忆课堂“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北京大学）”。

40 对比小说、自传与对话三组材料时，如均能使用初版本似乎更为妥当。

54 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7页。洪子诚也曾在他的阅读史写作中区分三重时间，包括作品作家的历史背景、传记资料（第一重时间），文本的主题、情节与人物（第二重时间），流变中的批评与评价史（第三重时间）。参见李静《作为方法的“阅读史”：洪子诚文学批评中的历史、美学与生活》，《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55 王安忆：《我们和“叔叔”之间》，《安徽文学》2007年第11期。转引自赵天成《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第247页。

56 57 59 洪子诚：《当代文学十六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273、273、186—187页。

58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63 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65 陶东风：《见证，叙事，历史——〈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66 贺桂梅：《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近年现实题材剧90年代叙事解析》，《北京文艺评论》2025年第1期。

67 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69 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上、下卷），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70 参见李静《新媒体语境下“疗愈型自我”的养成——以“老树画画”“小林漫画”为切入点》，《文艺研究》2022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