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视域下新大众文艺的对话与回响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各种新技术蓬勃发展，一批强调大众参与、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被创作出来。这批作品在拓宽创作主体面向与更新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与文艺大众化理念有所继承，被学界集合性地命名为新大众文艺。但商业化与市场化浪潮的扑面而来也使得新大众文艺面临的伦理、道德、概念等问题渐次现身。所幸我们有业已成型的《讲话》理论体系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价值规范。《讲话》为新大众文艺架构了历史坐标，而新大众文艺则为《讲话》提倡的大众性输送了新鲜血液与技术手段。在《讲话》视域下对新大众文艺进行研究，不仅是用典范性的理论体系给予驳杂文化现象规范与指引，更是对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深入探索，是以历史样本观照文化新形态的“照花前后”镜。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讲话》 民间原型 民间形式 民间伦理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极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各种新科技如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一般降临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文学的固有形态、创作方法都相应发生着巨大变化。现如今，创作的高墙被AI技术搭上云梯，人人可攀登，人人可书写。文变染乎世情，技术革命下大众创作的时代孕育着新的文艺胚胎，《延河》杂志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文艺报》发表多篇关于“新大众文艺”的集成性文章，“新大众文艺”渐次成为反映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新大众文艺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了文艺的多元化创作。但技术发展在为文学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内含市场化与商业化因素也使得部分文艺作品为迎合大众趋向消费主义导向的同质化与庸俗化。此外，动态发展下的时代变迁让“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难以厘清，文学生态的不断扩容更让“新”与“旧”的界限难以分明。媒介的多样性使得新大众文艺的研究范围包含了跨学科的复杂介质。但若将所有文学艺术产品都归为新大众文艺，那新大众文艺将成为任人填补的空洞能指。
对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厘定，无法脱离对其中“新”所处的新/旧框架的判定以及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大众文化因内含文化趣味的区分而根植于“阶级、阶层、性别与种族”1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探究其本质内涵与外延边界还需回到历史演进中深度求索。围绕新大众文艺中“大众文艺”“大众性”等概念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并非一夜之间骤然生成。在五四时期，平民文学就因内含“普遍与真挚”2的文学精神被倡导。到了1930年代，左翼知识界为了让更多群众参与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深入大众、开展大众化运动来培养民众与无产阶级革命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和审美能力，以期召集更多群众力量，实现民族救亡图存。
而1942年毛泽东《讲话》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3，确立了“文艺大众化”话语体系的人民立场。“在现代中国，‘大众文艺’的实践及其最壮阔的展现自然是我们现在需要认真考察的‘延安文艺’。因为在‘延安文艺’里，‘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直孕育着的在30年代明确表达出来的‘大众意识’，才真正获得了实现的条件以及体制上的保障。‘大众文艺’才由此完成其本身逻辑的演变，并且同时被程序化、政策化。”4《讲话》作为理论指导，促进了大众文艺的实践转型与制度化进程，使其在延安时期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历史性跨越。
自《讲话》开始的“工农兵”范式，与逐步成熟的“人民”理论以及大众化构想，都对中国左翼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艺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讲话》中“普及与提高的统一”“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重视民间形式”“人民性”等理论构成了丰富而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讲话》对文艺本质规律的深切把握在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这些理论架构为我们提供的是可供学习借鉴并运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丰富遗产。《讲话》的影响与辐射范围不止于延安、解放区抑或稍后的“十七年”文学，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的接受与研究中融入时代内涵，以其强大的生命能量逐步发展壮大，形成《讲话》视域，延伸至当下，烛照整个现当代文学。当我们回到《讲话》，探寻《讲话》视域下“大众文艺”的内涵与实践，更能清晰地在比较中观测出新大众文艺对《讲话》大众化立场的继承与发展。新大众文艺为《讲话》的大众性输入了新鲜血液与技术手段，而《讲话》则为其锚定历史坐标与价值规范，两者在交互与对话中形塑新时代文艺形态。
一、新大众文艺的新质特征
在传统文艺体系中，很多掌握话语权的作品生产者大多都经过系统训练。而新大众文艺的“新”在于创作主体的革新，大批非专业创作者主导或参与到文艺作品的生产中来，提供不同视角的文艺架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不只局限于专业的文艺工作者，还包含了广大的普通民众和民间写作者。《讲话》虽然要求作家们贴近群众，但作家很多就是知识分子，纵使深入乡村发出的也不能全然代表农民本真的声音，而农民群体由于当时受教育程度有限，也未能运用创作完全表达自己最贴合的感受。但现在的新技术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新大众文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介手段，实现了文艺作品的快速传播和广泛覆盖。
近年来，关于“外卖诗人”“快递员写作”等新闻层出不穷，《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在菜场，在人间》等从底层视角展开的作品也收获了广泛好评。这些作品延续了《讲话》以来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注，而底层文学常常被诟病的“所获取的一鳞半爪的平民生活，很难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有切实的理解与把握”5的问题，随着基础教育普及，一度被淹没的、需要代之立言的底层人民，如今也有能力贴切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创作者不再仅有自上而下“深入生活”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底层生活的真正参与者，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进一步凸显。
此外，随着大众接受的文化水平提升，当今的大众文艺也几乎实现全角落覆盖，虽然审美层次有一定差别，但精英与大众的隔阂也已日渐消除，大众对自身文化需求的呼声也形成声浪，大浪淘沙般洗炼出属于自己的文艺作品。而在当时受限于历史条件以至于难以达成的“写大众、大众写”的要求，在今天也摆脱了技术桎梏，底层人民能够借助AI技术，更便捷、更直观展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大众文艺迎来了它在数字时代下的新形态。
新大众文艺在传播方式上更加去中心化。在《讲话》影响下的一体化时期传统大众文艺传播渠道是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文学杂志和出版，都由国家所控制、管理，实施监督”6。而新大众文艺更加依赖互联网平台和算法推荐，许多文化产品的发表不再需要多重审核，而是经过网站或应用系统的检测在几分钟内就快速展现在用户面前供用户筛选，一些素人创作者可能因为如此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而一夜爆红，这样简单的对接模式也挑战了传统的权威筛选方式，裂变性地创生出流量推选出的新王。
另外，新大众文艺的接受场景呈现碎片化与个体化特征，区别于延安时期的集体性接受，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产品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仪式与空间，文化接受不再是特定空间下发生的行为方式，微叙事与短内容打破信息接受时空桎梏，与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观看文艺作品，在同一空间下共享同一份情感不同，新大众文艺中许多依托互联网诞生的产品，其小屏幕接受模式将每个人的感知与接受结构分割开来。同一场域下有人因为恶搞视频哈哈大笑时，也有人会因为刷到虐恋短剧而泪流满面，互联网的个性化推荐让人与人即使肉身相贴，也不再分享同一份情感共振。这些创作主体、传播方式、接受语境的分野清晰地划分出新/旧大众文艺的楚河汉界。
二、新大众文艺的民间性传承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新的文艺构想逐步成形。《讲话》要求文学创作在肩担民族重任、关切人民大众的同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7。作为革命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被不断强调。《讲话》认为，如果要文艺真正发挥功用，那么就必须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坚持“人民大众”立场是发挥文艺创作召唤性力量的核心环节。《讲话》不仅提出“贴近人民大众”的要求，更为如何坚持“人民大众”立场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8《讲话》于思想感情上要求作家与大众相统一，在外，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对大众语言的吸收，对大众词汇、语法和表达形式的学习成为通达群众路线的重要路径。而关于如何创作与创作何种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是“萌芽状态的文艺”9，这些作品渗透着工农大众的情感与心血，是与大众血脉相系的智慧结晶。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民间，了解民间文艺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创作具有“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
在语言问题上，《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向群众学习，包括大众广泛运用的方言、俚语等。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才更易被大众接受。延安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学习、收集大众喜爱的民间故事、民歌、戏曲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写出了许多具有民间风光与乡间韵味的作品。“‘民间形式’地位的确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革命战争的外力作用之外，共产党人尤其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对民间文艺的大力提倡是重要因素。”10《讲话》中蕴含的大众化要求通过贴近群众、反映群众生活的方式，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延安文艺的认同感，召唤更多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在《讲话》文艺理论体系指导下，延安解放区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注入民间生命力的大众文艺作品。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融合民间故事、传说和戏曲形成“板话”体式，《三里湾》保留传统评书的风格，继承民间文学“说书”传统，站在田间地头缓缓描绘出活生生的民间日常生活风情画。还有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它“采用了河北、山西、陕北、陕西等地的民歌的曲调加以改编和创造……”11这些曲调不仅富有地方特色，而且能够深刻地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和性格。
新大众文艺继承《讲话》以来文艺对民间形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在创作过程中广泛汲取民间形式的素材和灵感，提炼民间寓言传说、民歌故事中与时代相契合的主题元素，融入文艺作品。伴随互联网技术迭代升级，以数字化创作与传播为基础的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凭借通俗易懂的内容和情节，网络文学天然具备强大的大众吸引力。现如今，互联网如同一张覆盖全球的大网，手机则穿针引线地将大众引入虚拟世界的编织之中。
网络小说与网络短剧将更多人吸引进文艺作品的阅读与欣赏中。“网络文学在创作本体、传播情境、受众模式、故事内核等方面，天然带有民间属性的基因”12。网络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大多数都来自民间，诞生于草根语境下的网络小说的逻辑架构与底层模式都更趋近与其血脉相通的大众审美趣味。它是民众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日常、语言和文艺的综合。愤怒的香蕉创作的历史架空题材网络小说《赘婿》广受年轻读者好评，改编为影视剧后也热度不断。《赘婿》从现代商业巨头穿越成为苏府赘婿，凭借现代知识改变卑微处境的故事讲起，从宁毅个人的微观视角逐步过渡到国与天下的宏大叙事，融合了中国民间故事中“落难书生”的原型来承载当代社会中普遍的“草根逆袭”焦虑与幻想。在小说中，主人公宁毅通过类似传统的说书等民间形式，向学生、丫鬟等人讲述《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这种扎根于民间土壤的传播形式，让宁毅的讲述收获了读者和观众发自心底的喜爱，同时丰沛了主人公的个人魅力。“香蕉在打通各历史类型文模式时，不但充分调动了中国古典小说资源，也调动了由五四新文学引入的西方现代文学资源，并立足于一个‘网络人’对自身所处时代命运的思考，使这部‘集大成’之作的意义超越了网文本身”13。《赘婿》保留了传统家庭结构的外壳，虽在时间上架构于古代但因为是穿越题材，也凭借穿插其中的平等、尊重现代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小说中“妻－妾－丫鬟”的刻板权力关系有所打破，这也成为小说能得到众多读者赞美的关键。
新大众文艺不仅延续《讲话》中吸收运用民间文化形态的理念，更传承其在价值层面上对民间伦理的利用转化。从《讲话》开始，民间伦理就与政治话语有着密切联系，敌人往往有着民间礼制秩序的破坏者与阶级压迫者的双重身份。在具有典范意义的歌剧《白毛女》中，黄世仁在除夕来要喜儿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农民的人格尊严，更是在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点上对传统民间伦理秩序的践踏。无怪乎有战士在演出时要开枪打死黄世仁的扮演者，只有作为民间伦理挑衅者的黄世仁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才能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感受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政治主题的合法性。
在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新大众文艺的作品中，民间伦理不仅是道德审判的一环，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非法药品走私的行为逐渐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但这也确实帮助到了许多买不起药的患者，在情感与法律难以抉择之处，主人公最终还是决定重新卖药并自己补贴差价。这样的决定虽然于法不容，但随着电影叙事展开，观众最终还是在情感上与主人公站在了一处，他的所作所为富有侠义精神，也内含儒家思想“仁”与“义”的传统，符合民间伦理中侠士关注百姓疾苦、帮扶弱者的道德认同。这样的认同感激发了观众对医疗问题的深入思考。从歌剧到电影，从对乡村传统秩序的挑衅到对情与法之间平衡问题的思索，传媒的形态在改变，关注的议题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但一以贯之的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承袭与民间伦理内核的沿用。
但新大众文艺对民间伦理形态的继承上也有一定差异。在一批传统民间伦理表达中，《白毛女》里的阶级仇恨通过除夕夜讨债的集体仪式性场景塑造得以强调，利用红头绳等具有鲜明视觉色彩的象征物穿插叙事从而唤起情感共鸣。而在新大众文艺中，其唤起机制发生了改变。新大众文艺的集体性召唤，并非如同《讲话》时期的政治动员，而是通过信息传播与数据筛选达成的散点式情感共同体：大数据专注于识别特定群体的痛点，这些痛点通过短视频创作实现情感回流，最终积聚成庞大的点赞量与浏览量。
但这些情感投射虽然以巨大数字整体呈现，却是通过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真实存在的人达成，点赞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弹幕等实时互动模式让情感共鸣者不再必须肉身在场，但分享的却是同一份情感链接，更低门槛的参与性使得新大众文艺真正实现天涯若比邻。尽管情感动员的路径发生变形，但平台算法仍旧承载着相似的正义感，将说书、戏曲等传统仪式中代代相传的“反抗压迫、同情弱者”的公共伦理转化为短剧等表达形式推送到相关用户群。《讲话》影响下的大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差异在于，前者依靠社区集体性仪式达成共情，后者则依赖于算法驱动的个体化精准共情。这种转化虽利用了民间伦理的内核，但其实现路径的变革蕴含了异化风险，流量数据成为情感的量化标准后，真实的现实问题可能会向消费主义让步，算法推送进一步加固信息茧房，情绪不断强化后却失去了现实执行力与实践能量。因此，创作者们要吸纳《讲话》内核，结合数字化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转化，延续《讲话》中“到群众中去”的要求，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日常，让创作素材来源人民群众，让数据扎根社会现实。
新大众文艺在继承《讲话》精神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种自《讲话》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大众化诉求，在继承《讲话》所倡导的民间伦理和民间形式后，结合时代精神开拓创新。新大众文艺在满足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于美学范畴上提升大众审美经验，在精神思想上引发大众更深层次的道德思考，将大众引向兼具现实意义与文学深度的文艺新航道。《讲话》还强调，“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4。这意味着文艺工作者需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将这些群众赋予的养料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以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入田间地头的作家们最常获得的灵感样本。“这些民间故事本身讲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正面或反面建构（教育）”15，经典社会主义文学《小二黑结婚》就取材于乡村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并融合了民间故事的讲述方法，在收获大批读者的同时宣传了新政策。横岭村的一对年轻男女相恋，却遭村民嫉妒，村民以腐化罪名拆散两人，甚至害死了男子。这样的故事原型本就包含着大众喜欢看的戏剧或话本中“痴情男女落得悲剧结局”的民间元素，天生更易使大众接受。赵树理在听闻这宗案件后唏嘘不已，正好解放区当时也宣传自由恋爱的政策，他天时地利地将这宗案件作为叙事原型，在小说中增添了政府决断的环节，让原本的悲剧结尾转化为大众更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这样的处理是为通俗故事注入了现代意识与政治观念，让更多群众潜移默化地了解到当时解放区进行的社会运动，从而“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地接触”16。
比起网络小说以文字主导形成二维世界，网络短剧更是摆脱了单一视觉媒介，以动态画面与图像降低了参与门槛，进一步扩大受众圈层。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产品，近年来在文化领域迅速崛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研究。复仇是现下许多短剧频繁出现的母题。从《哈姆雷特》到《基督山伯爵》，从《铸剑》到《鲜血梅花》，复仇母题在文学长河里有着浓墨重彩的篇章，“复仇”这一主题能够贯穿起古今各类叙事，跨越中外不同文化边界，究其根本源自人们内心深处对公正的本能渴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本就是寄托着民间最朴素善恶观。在这类短剧中，复仇行为常常依托着韬光养晦、扮猪吃老虎等叙述模式展开，观众与主角共享全知视角。而处在二元结构位置下的丑角抑或反派会通过挑衅、侮辱等手段制造观众的愤怒情绪与压抑心理。但观众又因处在上帝视角而获得与主角同量级的信息并带着优越心理并等待主角反击，最终在真相揭主角胜利时瞬间释放心理压力，进而代入主角的弱者身份转变，获得大量爽感与快感。
众多网络小说与短剧在构建复仇情节时，有意无意地沿用了传统民间故事与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弗莱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由人类的希望、欲求和忧虑构成的神话世界中写成的”17，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普遍的原型模式，这些模式与原初意象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种荣格批评理论中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譬如一些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复仇题材短剧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经典情节中提取“受压迫者觉醒”与“弱者的反抗”等人物类型的原型，通过对传统故事的解构与再重构，塑造出一批遭受屈辱后奋起反抗的复仇女性形象。杜十娘的故事中，爱情与背叛是核心冲突，而网络短剧则可能通过类如扇耳光等更为夸张的肢体语言和现代化的情节，将这一冲突外化为更具戏剧张力的表现形式。
同时，短剧通过强化主角的复仇动机、刻画其心理变化使得复仇故事直击读者内心从而获取更多市场。“才子佳人”“佳侣/怨偶”模式在短剧中的借用与改编同样常见。这类故事往往围绕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纠葛展开，再从“白蛇传”“牛郎织女”等民间传说与传统戏曲，或“杜十娘”“王宝钏”“潘金莲”等传统经典人物形象中提炼出性格特征。短剧可能会保留原故事中的爱情纠葛，但会对人物设定、情节发展等进行改编。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静止，而是经过读者的不断参与和阐释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动态变化。网络短剧通过对民间故事的现代化改编，不仅满足了当代观众对情感冲突的需求，还通过创新性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让传统文学形象焕发新生。而像潘金莲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负面形象在一些短剧中被重新塑造为复杂多面的女性角色，丰满的人物底色使其不再随着叙事推进被绑上道德审判的高架，这样的艺术处理也让衍生的文艺作品有了复义性的表达结构与阐释空间。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新大众文艺的形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不断源流又不断更生的民间性内核始终未变。无论是微短剧、短视频还是网络文学，都内含着民间故事的胎记，蕴含着深厚的民间情感，它们以更加直观的方式传承与发展着民间文艺的魅力。新大众文艺将这些旧故事与旧原型淬炼出合乎新时代内涵的新鲜叙事结构，建立起平衡大众喜闻乐见文艺需求与时代价值的美学桥梁。区别于旧瓶装新酒的传统改编范式，新大众文艺构建出的是与旧有叙事模式发生着张力关系的新时代文艺范畴。
三、“普及与提高”的当代性价值与人民立场的承续
但在后现代话语瓦解意义与价值的语境下，在商业化与市场化浪潮扑面而来时，为快速获取流量与收益，一些创作者倾向于机械复制已被市场验证的成功模板，使得部分文艺作品同质化、套路化倾向严重，让创作者、接受者以及作品本身都陷入狂欢的欲望沼泽。更为严峻的是，部分如宫斗或由此模式转化出的现代宅斗题材短剧充斥着前现代社会崇拜强权的封建思想残余。在这些作品里，前现代思想掺杂着小农意识死灰复燃，它们秉持出身论，将统治阶层塑造为绝对权威拥有者，这种设定极大地强化了阶层间的巨大鸿沟，扭曲着大众的价值认知。
但这些文化工业下的产品往往又由于其内含的通俗性与富含的感官刺激性更易被大众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大众“喜爱”。将其一刀切或是要求文艺完全与之割席，可能会损害大众情感甚至激起逆反情绪，导致地下涌现更多这样的商品。而放任不管更会使这些被消费的产品反过来操纵群众意志。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迹总是相似，这样的两难处境并非第一天发生。“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18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下改换了面目，但迎合大众趣味与作品艺术价值难以平衡的问题其实就是当时价值宣传与大众审美间矛盾切换时代语境后的再发生。而问题的答案早在延安时期，《讲话》就已经给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19要让人民大众接受某种文艺观念的内在价值，要先一步让大众对作品产生认同，被人民喜爱的作品才能是更易“载道”的作品。满足了大众的基本需求，文艺作品才能被广泛传播。而大众的审美需求也不会一直停留在浅薄的层面，在普及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会自觉追求更有深度与艺术性的内容。但普及的第一要义还要坚持人民史观，启蒙性的提高可以循序渐进，但普及的土壤必须坚守人民立场。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20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原料要符合最广大人民喜好，但其艺术创作过程要经过作家筛选、组织，在形态观念上转化为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架构的大众文艺，最后将话语权交还人民，建构属于人民的话语体系。而延安时期《讲话》要求下关于大众文艺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新大众文艺面对的两难处境提供了打通方案与价值指引。短剧、网络文学以及短视频中低俗趣味与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价值观是一定要规范、剔除的，但仍可以从中萃取出人民喜爱的语言形式与叙事模式上的原料，在普及的同时水到渠成地提高，用扎根人民的、人民喜爱的作品反映人民心声，塑造人民价值观。
现在快手/抖音平台上出现许多现象级“乡土剧”创作者，譬如“张同学”就通过建构土炕、搪瓷盆等农村场景收获过亿点赞，带火“我的乡村生活”等话题，这批乡土剧的火爆昭示着当下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是普通个体，数字传播的算法推荐使得人们更能直接触碰村民用手机记录的真实农村生活，而非专业编剧在写字楼内编纂的农村故事。这些“乡土剧”大量融合真实民俗元素，其高数据现象也是流量逻辑下对民间原生态内容进行符号化提取后的数字转化，其庞大的传播体量说明这批“乡土剧”同时成为城市青年抵抗现代性焦虑的想象性方式与乡镇青年的怀旧情绪寄托空间。但这种平台策略下展开的算法空间在达成精神疗愈的同时也可能对农村进行去苦化处理，被剪裁的民俗和农村场景在成为田园牧歌式的空洞符号后，也可能会面临被抽空真实性与情感灵魂的风险。新大众文艺的使命是在流量至上的网络环境中坚守《讲话》传承下来的人民性和大众性，凝聚人民共同而真实的情感，破算法之阵，达成文化联结下的新共同体。
新大众文艺对这些原则在形式和伦理层面均有继承发展，但在数字技术条件下这些原则也发生了些许形变。《讲话》预设的“大众”是同质的、具有阶级共同体的“人民”，而算法时代的用户是被兴趣、地域、消费能力等标签精确划分的“碎片化社群”或“部落”。流量逻辑驱动的文化生产消解了“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整合性主体的可能性。《讲话》强调的“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在算法主导下可能产生变异。在这套强算法逻辑下，创作者可能不再需要走进田间工厂，只要通过后台数据就能分析出制造怎样的生活叙事进而获得点击量。算法推荐更强化用户既有偏好，那么对创作者来说“生活源泉”的追求可能将被置换为“数据化生活”的迎合，而真实的、复杂的社会实践也会被抽象的数据画像简化、弱化。这样的产品也并非鲜活的社会实践，而是经过冷冰冰的算法提纯的生活拟态。在这样的语境下提炼《讲话》中的“人民性”要义，为算法时代文艺创作注入“人民性”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坚持“人民性”理论需要创作者扎根现实、扎根人民，意味着文艺生产者要打破唯算法论的垄断，捕捉大众最真实的情感体验与生存状态。因此，在算法时代重提《讲话》精神下的“人民性”体系，对新技术条件下文艺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引导作用。
“人民性”是《讲话》理论体系中集中阐释的重要特征，《讲话》强调文艺是为人民的。《讲话》中提出的“工农兵范畴”将人民的内涵历史性地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诉求之下，而《讲话》也被看作是人民性议题的原点。文艺人民性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由《讲话》注入内在生命与未来发展构想，也在作家作品的不断创新中构筑起人民文艺自身内涵。传承至新时代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将人民作为文艺对象的审美呈现，也将“人民性”问题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讲话》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新大众文艺将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中拥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原料融入当下新创作。像剧本杀这种以前被视为纯娱乐性商品的文本，如今有些也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俗文化等为背景，将传统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剧本叙事中。更有一些剧本杀创作融入革命叙事与历史情感，将革命历史小说进行形式上的转化，以大众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其召唤进社会主义叙事。
由延安规范出的“大众文艺”要求并非媚俗的文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是大众文艺从始至终的要求。与此同时，脱胎于《讲话》文艺理论体系的大众文艺也是延续五四国民性批判，去前现代糟粕的。在市场化、商业化大行其道的今天，继承了《讲话》精神价值的新大众文艺，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一面需要警惕并批判网络创作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崇拜、血统论、等级秩序固化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历史糟粕元素，一面远离资本主义审美形态对精英阶层的复魅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评判标准。
但科技高速发展引发的问题也不免引人焦虑。像是一部科幻电影的开头，几乎所有学科、所有使用互联网技术的人都参与到了对ChatGPT、DeepSeek等AI技术的运用与讨论中。在大数据精密算法下，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也充满隐忧。人的知识储备量、词汇占有量丰盈得过机器吗？人对词序排列的工整程度严谨得过程序吗？但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将生活经验、情感共鸣和文化背景融入创作，这是冰冷的算法难以企及的。《讲话》要求下的人民本位并非仅为空泛的政治概念，而是带着思想情感的具体的人，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正如抖音上爆红网络百万点赞的短视频“地理的最后一堂课”中提到的“我们学习的是脚下这片大地的语言，地理的理不在书上，而在脚下”，文学的学亦不在纸上，而在心间。如果在文艺创作的任何环节失去了人，那么即使作品内容再丰满、语言再华美，也会流失所有情感温度与道德力量，无法触摸到人的心跳的产品是失去真实，也是失去一切价值的。
面对技术革新大变局，《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9日刊登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21。面对科技浪潮强势冲击，文艺工作者不能因噎废食、裹足不前，要通过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利用，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大众文化’乃是一个既需填补又需清空、既需接合又需反接合的领域。”22新的文化形式、内容和消费场景不断涌现，需要用新的文化元素、创意和价值观念等去充实和丰富大众文化的内涵。新大众文艺不只具有“被很多人热爱与喜好”的单一属性，而是向历史与时代同时敞开的传统、现代、市场等多元力量碰撞交织的场域。在《讲话》视域下对新大众文艺进行研究，不仅是以期用业已成型的典范性理论体系给予驳杂文化现象规范与指引，也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更是对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探索，是以历史样本观照文化新形态的“照花前后”镜。
注释：
1 周志强编著《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 周作人：《平民文学》，《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3 7 8 9 14 18 19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380、848、851、857、861、861、862、863页。
4 转引自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5 吴秀明主编《当代文化现象与文学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页。
6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8页。
10 汤建萍、周平远：《中国革命文艺形态对民间形式的利用和改造》，《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11 李蔚：《歌剧〈白毛女〉中民歌曲调的演唱研究》，《民族音乐》2009年第3期。
12 朱钢：《网络作家民间性基因的探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13 邵燕君主编《2016中国年度网络文学 男频卷一》，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15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16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 年创刊号。
17 张中载：《原型批评》，《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
2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9日。
22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7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页。
[作者单位：韩春燕 渤海大学文学院 顾吾玥 辽宁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