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备忘与新人文批评的精神向度 ——评刘大先《历史与形象——新人文备忘录》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新时代文学批评”，以《历史与形象——新人文备忘录》为个案，探讨其在新人文语境下“备忘”文学的丰富内涵与价值。该著作以“大义”历史观为基础，通过文史相照聚焦文学“历史”与“形象”双重维度，彰显文学历史书写的独有特质与形象价值；以“心物互证”挖掘当下文学形象构筑的时代精神与道德内涵，观照个体与时代的关联；同时回应媒介新变，分析跨媒介写作趋势与文学性坚守的重要性。全书以多元批评话语展现新人文批评的精神向度，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关键词：刘大先 新时代文学 新人文批评 文史相照 心物互证 媒介新变
在辞书语境中，“备忘”被界定为“记录下来以备遗忘时查阅”。然而，文学之“备忘”显然内涵更为丰富：其不仅凝结着承载历史记忆、洞察时代精神与指引文学走向的理性经验，同时又隐含着历史转折时段新生文艺增长点的前瞻性预判功能。当中国现代文学历经百年激荡，学者刘大先正置身于一个愈发错综复杂的“新人文”语境中：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激烈碰撞，跨文化与跨地域的文学元素相与交织。这一切，使得文学场域呈现出德勒兹《千高原》中的“块茎状”无中心特征与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中的散布之网状态。在此语境下，如何呈现“唯有批评所能展示”的认知道德与话语有效性，成为其面临的核心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刘大先以《历史与形象——新人文备忘录》（以下简称《新人文备忘录》）对其做出了有力回应。作为吴义勤先生主编的“新时代文学批评丛书”一种，刘大先在此作中运用兼具精准洞察、理性剖析与灵活多元的前瞻性批评话语，系统梳理文学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复杂文学现象，延续了新人文语境下文学“备忘”的核心功能，并在对文学历史回响、当下凝思与未来走向的多维观照中，彰显了新人文批评的精神向度，充分展现了其批评实践的独特价值。
一、文史相照：“大义”历史观的新人文延续
新人文语境下何以“备忘”，这一基础之思不仅关乎批评路径，更关乎话语姿态。在此，刘大先期望借助回望之眸，来进入历史幽秘地带，连通历史经验与当下话语，实现文史相照下有活力的“新人文备忘”。
倘若允许追溯，早在2017年刘大先便于《必须保卫历史》1一文中提出了蕴含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实现文学艺术与历史共振的“大义”历史观，以防止可能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偏执主义和功利主义消费历史等文学历史观念的危险。而在《新人文备忘录》里，他更是从“新人文”的维度上，延续了此种历史观的聚焦，并积极投身于历史实践的洪流之中，以求摆脱文学历史书写超越怡情遣兴之旧识，使其成为推动时代进步、承载精神追求的坚实力量。为了抵达这一“创造‘历史’以进入历史”2之“新人文”观照的志向，刘大先将其关注重心放在“一枝两叶”上，即对于文学层面“历史”与“形象”两个维度互为依托的聚焦上。
首先，是历史之维的聚焦。面对历史，文学何为？这是《新人文备忘录》基于当下语境，集中探讨的一个古老问题。历史的不可回溯性，决定了其难以琢磨的隔阂感与神秘性，在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乎文学艺术的师徒之歧（“影子的影子”与“更具哲学意味”之辩），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依此出发，文学可能沦为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言说的“桑蚕食叶，不能抽丝”的征实之弊3，以及格雷布拉特、海登·怀特等后现代史学观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式的个人修辞，成为学者刘大先尤为警惕的两个向度。在卒章显志的后记中，作者以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和宋方金的《清明上河图》为警示，指出它们所热衷的政论式叙述和电影化手法，均为“反小说”的非文学化历史叙述4。而真正文学化的历史书写，必然表现出以“当代性”积淀与凝聚过去历史与未来理想的文化重塑的能动性作用，其核心是“以想象力为核心帮助活着的人们做出道德的判断”5。
在《新人文备忘录》中，关乎文学之“历史”叙述的核心要义是其微妙性与超越性。而这，使其对于“历史”叙述的记忆化约以及真实性危机的突破成为可能，也是“创造历史以进入历史”的关键所在。其内核又呈现为共通性的一体两面。其一，微妙性。在《新人文备忘录》一书中，作者至少为我们呈现了文学之历史书写两个层面的微妙性。一是类似于卡尔维诺式的轻逸感，二是心理时间层面的多维性。在《新人文备忘录》中，作者通过列举阿来《瞻对》、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舒立凡》等历史著作，来展现文学以“轻”的姿态抗拒传统历史的沉重，以及突破常规时间限制，以意识流动和记忆翻新来呈现的多维心理时间，进而让口头记忆跃动于文字，展现文学历史叙述毛茸茸的柔软微妙属性。其二，超越性。超越性是文学突破“历史”书写偏狭之所在，进而使其释放出参与历史的能量、以实现重建某种“历史”的可能性。而这一切，均建筑在文学书写独特的可信度之上。因而，在作者看来，通过区别于其他历史流传物（文件、档案、实物……）的独特性，不单使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古老辩论6的文学叙述价值得以呈现，还使得米兰·昆德拉不遗余力所重复“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7的关键质素得以展现。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突破“历史”书写的偏狭性，让自由意志游弋于融合未来、现在与过去的绵延时间中，进而实现基于“过去”历史主体与“现在”文化融合语境下的创造性目标，抵达本雅明所言说的“作为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8的吉光片羽的历史图景捕捉，以实现溢出历史以进入历史、敞开自己并成为“活的传统”的超越性旨归。
其次，是形象之维的聚焦。“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我们关于历史书写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而对于作为历史形象的那位“小姑娘”，在道德星空下独立人格与诗性正义的探究，成为《新人文备忘录》所彰显的核心批评价值。在此，作者基于形象之维的聚焦，集中表现在风物、人物与心物三个层面。
风物，是历史之维的形而上呈现。在《流动的时代、身份与文学》一文中，学者刘大先征引了《毛诗序》以来对于“风”之指向的漫长阐释史，来论证其核心要义，即一种“兼容时代环境与情感感受”与“体现历史转运的轨辙，孕育情感与精神嬗变”之物9。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其不单表现为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形象，还表现为文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形态和表现方式。前者，表现为文学作品所能展现出的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文化特征和时代精神。如《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中，“铁西三剑客”的作品所反映的东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从国企改制下工人阶级的遭遇，到东北地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的演变，这些都是东北社会文化形象的体现。后者，以文学在不同时代发展形态和表现方式的展示，呈现出其物随风动、风寓物形的灵动形态。在此，无论是《当代性与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史写作》中所阐发的随着时代发展所造成的文学观念变革与媒体融合的“风动”现象，以及由此生发的“纯文学”观念到“杂文学”“泛文学”的变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互文交织的蔚为大观“物态”呈现；抑或《拥抱变化》意在叩问的，从“后文学”到“新人文”阶段，融合多种形式、难以用传统文体分类的文本范式（如霍香结的《铜座全集》）的演变，皆从文学之于社会文化形象的镜面映照与多重自我镜像两个维度，诠释了其整体架构与瞬间灵动相与交融的风物特征。
人物，是历史能指系统的核心所指。在《新人文备忘录》一书中，人物既是刘大先对于作品主人公的人文视角解读，也蕴含着他开掘其背后文化价值、精神内涵与人类命运的思考。在此，作者借助于李洱、阿来、陈福民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细致入微地剖析了不同身份、地域和时代的各类人物，并通过对这些“历史中人”的赋性与增重，为我们呈现了这些历史骨骼之韧性与历史血肉之丰富。这类似于本世纪伊始，李洱在历史小说《花腔》中借助于主人公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所呈说的一种关乎历史动荡中的影子拷问。在葛任所书写的那部名为《行走的影子》的神秘之作中，极为生动地征引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影子哲学：“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场；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0是的，没有影子之人，便是没有人性之人。人物情感守望的捕捉，是《新人文备忘录》中极为打动人的地方，也是其作为批评文本极富灵动性与感染力之处。
而在此之外，心物则指向了一种更具当下属性的、蕴含了诗性正义的精神维度。此一维度，我们在下一部分予以呈说。
二、心物互证：诗性正义下的当下形象凝思
2022年，在学者周明全的“第七代批评家访谈系列”中，生动地将刘大先称为“飞鸟型学者”11。而这，又内在地表现为“致广大、尽精微”的一体两面。“广大”如同飞鸟翱翔天宇，俯瞰大地，代表着他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宏观层面把握文学研究方向的能力。“精微”则体现为他对具体文学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以求揭示出其中隐藏的社会意义和人性价值。此二者的结合，在《新人文备忘录》中，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其在广袤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当下社会中，对于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人物形象时代精神与道德价值的挖掘。而这其中，“心物”互证下的人物形象聚焦，是其一切情感与价值的凝思原点。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种时代的大变局中。此种变局，不惟表现为阔大的历史洪流推进，还表现为诸多青之末、细水微澜的变化于不经意间的悄然发生。这些细微变化所蕴含的世道人心的深远意义，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将来回过头来方能看得清晰。而另一方面，此种整体变局与细部变动在一个个具体生命主体身上，又表现为内在的一致性与抵牾性两个层面。基于此，刘大先“致广大、尽精微”的“心物”观照，首先要面临的一个“新人文”挑战，便是对总体性时代风景的有效把控问题。在《新人文备忘录》中，他对于我们时代发展的脉动进行了辩证式的把控，既在整体性中寻求其细部生命，又在历史罅隙中探寻分裂时代的整体价值追求。进而，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和广大的现实世界中，尝试将小说文本作为“赋予外部世界和人类经验以意义”12的总体性历史症候的呈现，从而在时代精神和疑难问题的总体性把控中来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向和芸芸众生的命运归宿。而此种追求，又具象化地表现为“心物”一体两面的“心”与“物”的互证性上。其一，是卢卡奇所言说的“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13的个体之“心”之于时代总体之“物”的辐射性关联。其二，又表现为任何全景式的把控，均要以“心”为注脚，也即“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14为旨归的现实主义书写。通过此种“心”与“物”的互证，他在时代风景进行总体性把控时，竭力将人的需求、情感与价值放在首位。
在《新人文备忘录》一书中，学者刘大先正是在对时代的把控中，以此形象之维下的“心物”互证式观照，真正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向的准确把握和对芸芸众生命运归宿的深切关怀，让心与物在对整体价值的追求中实现深度融合与互证。其一，是对于心之于物广阔外在辐射的把控。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例，在其丰富现代备忘中，我们能看到《故乡天下黄花》《废都》《欲望的旗帜》等作品中的一个个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失却了中心话语空间后或缺席，或扭曲，或挣扎，或虚无的身份确认之困，进而以其启蒙与乌托邦之梦的破碎，来映射我们剧烈世俗化与众声喧哗的浮世时代征候；其二，是对于心之于物精微内在情感的观照。在《新人文备忘录》中，基于丰富的文本，刘大先聚焦了形形色色作为“历史中人”的当代形象。比如《从世情书到风俗画》里滕肖澜笔下众多或精明能干、或怯懦无能的上海市民形象，《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中“铁西三剑客” 笔下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遭遇生活困境的情感铁西区工人及其子弟等等。而通过对其欢笑、理想与失落、痛苦交织的心灵暗角的“备忘”，刘大先将其笔触极生动地伸向了我们时代一个个幽微的、隐秘的精神空间。进而将个人微观生活体验与宏观社会现实紧密勾连，映射时代背景下人们内心的焦虑、挣扎与期待，以此引发读者对当代社会深层问题的思考，为观察和理解当代社会与人的精神状态提供独特的文学视角。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人文备忘录》中，刘大先还注意到，这种从心到物的诗性正义的“心物”确证，并非总能表现为整一现代性下的共同价值观念与情感体验，更多的时候甚至会表现出总体性缺失的碎片化、无序化状态。与之相契，著作中“心物”诗性正义的确证，非常类似于卡尔维诺笔下《分成两半的子爵》与《树上的男爵》中两种形象的结合体。首先，是那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他征兆着现代性境遇下的多元分裂人性困境。譬如，以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为例，刘大先即敏锐捕捉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北京最迅猛野蛮生长中、城市作为陌生人集合漂泊的契约空间里，所隐含的形形色色的个体隐秘激情。在“‘我们’的故事”一节中，他借助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现代性”话语理论，来概括这些“北漂”在整一现代社会发展之“我们”总体性下，所存在的混乱、盲目且充满了艰辛乃至苦难的生命个体之“我”的“奇异的美学展示”15。而正是这些由打工仔、流浪汉、失眠者主体所构成的情感主题，征兆了我们时代发展中基于“清洁、整饬、有序的逻辑”16下现代理想国中，作为被伤害的主体性的人性分裂之痛。而另一层，刘大先基于当下作品诗性正义下的“心物”确认，又往往有着饱含热度的“树上的男爵”式的精神气质。在《流动的时代、身份与文学》一文中，刘大先非常巧妙地借用了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中对于作家的二重划分，将刺猬型人格赋予作家路内身上，以求精准地表现其十足的激情与热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17正是葆有青春的意气与慈悲，刘大先在作家路内笔下那些世纪之交大雾弥漫环境中的孤独行者身上，以及人物身份的游移性与商品化困境中，竭力探寻着能够维系一代人精神之光的恒定道德砝码与情感契约。
三、媒介新变：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与坚守
“备忘”何往，这是刘大先关乎“新人文备忘”未来走向的当下把控，也是其“文学备忘”中极富盎然生机的部分。如果不局限于《新人文备忘录》这一著作，我们看到，近年来学者刘大先始终以前沿视角，持续关注媒介新变对写作模式的影响，逐步构建起以“新人文”为核心的研究体系。早在2012年底，刘大先就在《时光的木乃伊》一书中，系统介绍并评价了民俗学纪录片、人类学影视，以及侯孝贤、陈凯歌等导演的创作风格与变化，其中对当下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和文化表征也多有探讨。而近年来无论是他在《小说评论》上围绕“后纯文学书写”开设专栏并结集出版的《从后文学到新人文》，还是立足近四十年文化发展脉络的《贞下起元》，以及在《山花》《芳草》《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一系列主题文章，都始终聚焦于当下跨媒介写作与新人文趋势下“文学何往”的问题。这些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异域文化与他者美学、新媒体文艺与青春亚文化、当代文化发展脉络与文学话语转型、跨媒介叙事与新大众文艺、数字时代人文主义转型、传统美学的现代数字表达，以及网络文学的东方玄学想象等多个方面，为当下跨媒介写作与新人文趋势提供了精准的时代注脚。在这套具有前瞻性的“新人文备忘”体系中，未来性与文学性相互交融、碰撞，充分体现出“未来已来，过去未去”18这一核心理念下的跨媒介写作与新人文趋向。
首先，是“未来已来”所生发的写作模式的跨媒介转变。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下媒介融合正以强劲态势冲击着传统文学模式，重塑着新的文学形态。对此，刘大先在深入观察后做出精准“备忘”。他认为，以往以文字文本为核心的“纯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口头文学等需经文字化“提纯”才能进入主流；而如今，媒介融合促使文学作品从单一文字形式向多模态转变，“泛文学”形态成为时代主流19。在此影响下，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均发生了巨大转变。此外，文学传播移动化、阅读视频化，短视频重构经典、弹幕再创造文本意义，都显示出媒介融合对传统文学生成与接受范式的大变奏20。其二，近年来，作为热点的新大众文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精英文学的写作范式，深刻改写着文学领域的权力结构与审美标准。在《跨媒介写作与新人文趋向》21一文中，刘大先从创作主体和审美价值两个层面对此进行了深入阐发。从创作主体来看，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精英文学的门槛，实现了全民参与。这种平民美学的兴起，使得文学创作不再被少数精英作家所垄断，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表达有了展示空间。与此同时，创作过程的即时交互性显著增强，网络文学平台上作者与读者的实时互动，促使作品根据读者反馈调整情节走向，打破了传统精英文学创作的封闭状态。不仅如此，新大众文艺的传播与评价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作品的热度、点击量、用户评价等数据指标，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学依赖专业评论与学术认可的评价体系。这些差异，均是刘大先所捕捉到的未来文化景观的雏形。
其次，是“过去未去”所指向的对于艺术核心的文学性坚守，以及未来写作何去何从的思索。当下文艺对传统精英文学写作模式的颠覆，无疑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技术平权表象下，数字鸿沟加剧创作机会的不平等。平台资本的控制让创作者承受数据绩效压力，创作自主性受限；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则可能导致审美趋同与文化单一化。如何在传统媒介与新生媒介协同发展中，平衡大众性与艺术性、商业性与文化性，成为文学领域在新时代亟待思考的重要课题；而另一方面，近年来AI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对文学作为艺术产品出路的深刻思索。从微软小冰的诗歌创作到DeepSeek掀起的“文创”热潮，人工智能不仅能瞬间产出一篇篇网络爆文，更凭借日趋成熟的技术进行着“宏伟大著”的尝试22，这既加速了文字贬值，冲击作家的权威地位，也无情地揭露了当前文坛套路化写作的弊病。在大数据带来的创作危机下，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创作者或许只有两类：一类是善于驾驭人工智能的“流动游牧人”，另一类是固守文学本真的“精神戍边者”。而后者，恰恰正折射了当下文学发展的关键路径。从近年来作家李浩对“无限的少数”的先锋探索、徐则臣对中国“传统”和“民间”资源的独特坚守，到李洱在“讲故事”与“反故事”间建构新叙述方式以展望未来中国小说样态，以及诗人西川强调“从0到 1”原生创造性的价值的理念23，都体现出他们于未来写作路径的探索中，对于“过去未去”文学核心质素的坚守。
无疑，在媒介融合浪潮的推动下，文学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瞬息万变的全新阶段。然而，对文学中历史性与美学性、人民性与时代性、艺术性与知识性等核心要素的“审视与铭记”，却始终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而对这些核心质素的“备忘”，也需要我们永远在路上。正如学者刘大先本人在付诸了广泛调研与真挚的情感而写就的非虚构著作《去北川》一样，文学批评之备忘很多时候正需要这样一个“去”字吧。这种“去”，既是躬身实践的现场求索，也是直面现实的我在担当。我们期待着学者刘大先能够以其“雅努斯之眸”，洞察时代褶皱与人性幽微，挖掘更多文学新质与创作可能，为未来文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本文系2023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当代作家文艺审美共同体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3YJ04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文艺报》2017年4月5日。
2 4 9 15 16 17 刘大先：《历史与形象——新人文备忘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19、222—224、194、139、139、203页。
3 历史学家章学诚在《与汪龙庄书》中提出彼时社会上流行的为史料包裹的历史叙述之弊，即“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参考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5 [美]海登·怀特：《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罗伯特·多兰编，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6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
7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8 [德]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7页。
10 [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IX卷），朱生豪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11 刘大先、周明全：《飞鸟型学者——刘大先访谈》，《名作欣赏》2022年第1期。
12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13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3页。
14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9页。
18 刘大先：《文学：求新以应变》，《人民日报》文艺副刊2025年1月4日。
19 详见《当代性与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史》中“媒介语境的挑战”一节相关论述，参见刘大先《历史与形象——新人文备忘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5—9页。
20 相关论述，在刘大先近期于《芳草》《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历旧弥新：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短视频分众生产与精品追求》等一系列文章中，有着详细呈现。
21 刘大先：《跨媒介写作与新人文趋向》，《文艺报》2025年2月20日。
22 2024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发布了国内首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部作品采用“国内大语言模型 + 提示词工程 + 人工后期润色” 的方式完成，AI 贡献率达70% 。
23 这些论断，源自四位作家探讨文学作品当下发展的四篇文章，详见李浩《写给，无限的少数》，《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徐则臣《AI时代的文学写作》，《芳草》2025年第2期；李洱《未来的中国小说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当代》公号2019年02月15日；西川《写作：从0到1和从1到1万万》，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号2025年03月03日。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