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与“新大众文艺”
内容提要：“文艺大众化”与“新大众文艺”两个概念以及所指称的文艺现象，是我们党探求“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文艺概念和典型文艺实践。两者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又有内涵的显著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对文艺“为人民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基本理念的具体践行。其要义在于文艺工作需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文艺家需要向着人民大众转变主体立场和思想情感。当下时期的“新大众文艺”，既是“文艺大众化”所体现的“人民性”文脉的自然延续，又具有自己时代的新意蕴与新特点。它产生于大变动的时代潮流，依托于互联网的科技手段，并且由普通民众参与创作，广大民众普遍享用。它所具有的新的特质，分别体现于“新大众”“新媒体”“新文艺”三个方面。蓬勃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以不断地跨界和多维地融合，既给文坛带来新气息与新活力，也给理论批评提出了新挑战与新问题。
关键词：文艺大众化 新大众文艺 提高与普及相统一 人民性
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新大众文艺”涌现出许多新的文艺现象，产生出许多新的文艺作品，同时，也触及一些已有的文学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话题。在这些话题中，“文艺大众化”与“新大众文艺”两个概念的异同之处，以及两个概念所指称的文艺现象的关联与区别，因不断地被谈及和频繁地涉及到，越来越被凸显出来，成为必须要予以面对和阐说的重要问题。
“文艺大众化”和“新大众文艺”，是我们党在探求“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重要文艺概念和典型文艺实践，两者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他们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内涵上的显著区别。这种联系与区别，只有回到不同文艺时期的历史现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艺实践进行具体地观察与细致的论析，才能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新大众文艺”以不断地跨界和多维地融合，既给文坛带来新气息与新活力，也给理论批评提出了新挑战与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仔细辨析，并在积极有为的互动互进中努力促进当代文学与文艺的协调发展和更大繁荣。
一、“文艺大众化”的由来与要义
“文艺大众化”有一个从理论问题研讨到具体实践文艺活动与运动的发展过程。
在1930年代前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剧烈变动的形势与需要，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受列宁“艺术属于人民”思想的启发，提出“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开始兴起促进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运动。鲁迅曾发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表达了要批判艺术至上主义，写作和提供更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的意见。当时的左联执委会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郑重提出：“文艺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左联的主导之下，围绕“文艺大众化”的主题，先后开展了语言改革、俗话文学革命和旧形式利用等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左翼作家还创办了《大众文艺》杂志，并实行了工农通讯员制度等。由此，“文艺大众化”逐步由理论研讨走向局部文艺实验。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文化领导权的限定，一直到有了稳定的革命根据地的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才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形成了有规模又有影响的文艺活动与文艺运动，真正得以全面实现。
延安时期，一直从人民需要的角度和事业的全局来看待文化事业和文艺工作的毛泽东，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中，就文化和文艺事业作出了高瞻远瞩的系统思考和富有创见的理论阐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而这个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与方法、结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就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提高与普及、文艺家的立场与态度等问题，作了深入而精辟的理论阐述，提出了恳切的要求与希望。其中谈到文艺的工作对象问题时，特别提到“文艺大众化”。他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许多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
从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可以看出，“文艺大众化”既与文艺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密切相关，更与从事文艺工作的文艺家的立场与态度、思想与情感密切相关。这一切都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文艺家需要在接近群众、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向着人民群众转变立场，转化情感，转换语言。“文艺大众化”体现在文艺工作中，“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体现在文艺工作者方面，则是向着群众和大众的立足与站位，切实具有“大众化”的思想情感和艺术素养。
二、文艺的普及工作与延安的文艺运动
与“文艺大众化”有内在关联的是提高与普及相统一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重点论述了文艺的提高与普及问题。他认为：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我们需要“找到普及与提高的正确关系”。他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而在现阶段，“对于他们，第一步的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2。毛泽东关于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系统论述，以及文艺的提高与普及相统一的重要论述，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和各革命根据地，既给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思想启迪，也在文坛内外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些重要的文艺机构与文化单位，以此来对照检查和切实改进自己的工作，使文艺工作由内到外不断发生深刻而显著的变化。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延安鲁艺的学习与整改。鲁艺按照《讲话》精神检查了学院的工作，充分认识到存在的不足与差距。周扬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的总结报告中，就特别检讨了由于“对提高与普及的二元论看法”“造出了关门提高的错误”。他指出：“很多同志都不愿意做普及工作，而对提高工作又竟那么自信。”3认识到问题所在之后，鲁艺立即进行整改，在原有的专业班之外，开办了部干班、地干班，并为前方剧团举办进修班。与此同时，鲁艺还组织工作团到前方和部队、农村、工厂实习和工作。为了服务边区群众，鲁艺还组建了秧歌队，学习和借鉴陕北的民俗艺术，演出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拥军花鼓》《兄妹开荒》，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之后，连连点头，笑着赞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4
文艺工作向着“普及”调整方向和改变作风，文艺工作者向着“普及”转变主体立场和思想情感，使得延安和根据地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呈现出格外喜人的崭新面貌。在历史剧方面，以平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为代表，开启了“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1945年，鲁艺创作和排演了现实题材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和晋察冀根据地连续演出，深受广大军民普遍欢迎，成为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诗歌创作方面，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借鉴民谣民歌形式表现人民生活，实现了诗歌创作的推陈出新；小说创作方面，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故事反映解放区人民的斗争、生活与情感，显示出新的文艺作品切近现实、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可以说，在《讲话》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扎根群众，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获得了创作的素材与灵感，也焕发出创造的激情与活力，文艺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文艺为人民而创作的新局面由此开启，作品为人民所利用的新形态成为基本定势。
三、“文艺大众化”与“新大众文艺”的联系与区别
“文艺大众化”和“新大众文艺”，从字面上去看多有重合，比较相近，但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个概念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依托于不同的传媒工具，具有不同的文化意涵。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反映的产物。”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内在关系。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在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7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文艺大众化”“新大众文艺”的内核与主轴都是“人民”和“大众”，是我们党在“高扬人民性文艺发展道路”上的两个带有不同时代标记的突出文艺实践和重要文艺成果。
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实际落实和具体践行。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述和延安文艺运动的实践来看，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要素与要义。一个是文艺工作要提高与普及相统一，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同时要把普及工作摆在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位置。另一个是文艺家要在普及工作中，“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8。两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侧重。提高与普及相统一，以普及为首要，是对文艺工作的要求；而在文艺普及工作中学习群众和转变立场，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两个方面的要求，既有针对整体文艺工作的，又有针对个体文艺创作的。而这种思想精神和基本要求经过文艺工作的调整和文艺工作者的吸纳与转化，落实到文艺工作与文艺创作中，就使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切近社会现实，服务人民需要，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朝着“为人民大众”的方向发展和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现实意义和民族风格并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形成了鼓舞人心又生动活泼的全新文艺局面。
发生于当下的“新大众文艺”，既是“文艺大众化”所体现的“人民性”文脉的自然延续，又具有这个时代的新意蕴与新特点。这些新的特质，分别体现于“新大众”“新媒体”“新文艺”三个方面。与过去时期的“大众”识字无多，文化程度不高不同，现在的“新大众”，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有一定的文字驾驭水平和运用网络工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比之过去的“大众”，更具有创作主动性与文化的主体性。从他们与文艺的关系来看，显然已经由过去的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了主动的参与者。在传媒工具方面，依靠手工书写和纸质载体的传统方式，已不再是唯一的形态，键盘输入、手机记录和网络传播更为便利和快捷，已成为更为流行的方式。“互联网条件”给有文化的“新大众”提供了新的平台，新的工具，使得他们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他们的各类作品也因此而广为人知，广泛传播。“新大众”利用“新媒体”创作和制作了从文学到艺术的各类作品，这些作品显然都属于“新文艺”，其“新”不只是随时创作、即时传播，在时间意义上是“新”的，而还在于其内容多为切近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劳作与生活，所思与所感，是“新”的生活故事，“新”的人生体验，具有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精神风貌。
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虽然与“文艺大众化”有一定的联系，有内在的缘结，但显然是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由社会生活、信息科技和文化文艺种种演进与变化所孕育和催生出来的新的文艺现象和新的文化形态。
四、“新大众文艺”开创了新局面，也提出了新问题
“新大众文艺”与我们这个时代密切相关，具有突出而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主要体现为它产生于大变动的时代潮流，依托于互联网的科技手段，并且由普通民众参与创作，广大民众普遍享用。这个来自“新大众”，利用“新媒体”，提供“新文艺”的新的文艺现象，以其富含的人民性、网媒性和公共性的多重内涵，既丰富了当代文艺的构成，拓展了当下文坛的格局，又以种种“超越”和“融合”，给相对传统的理论批评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新的问题。这些既令人为之欣喜又令人有些作难的变化，既需要充分认识，也需要认真面对。
“新大众文艺”给文艺和文坛带来很多新气息与新样态，使得文艺领域不断扩展，文坛样貌日新月异。总体来看，尤以三个方面比较突出和显见。第一，文学的普及一端得到落实，整体文学格局更为合理。文艺的普及问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很长时期我们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服务诸方面，并没有有意识地强调和突出文艺的普及工作。“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来自人民大众的自我普及。即以“素人写作”的情形来看，不管是什么文化基础，不论是什么社会阶层，想写就写，没有顾忌，而且我手写我心，“劳者歌其事”。许多基层的文学爱好者，普通的劳动者，从自我表达开始，走上写作之路，开创自己的文艺天地。“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使文学的普及得到很大发展，也使整体文学的结构更为合理。第二，打通文学与艺术的区隔，文艺走向多种元素的融合。勇于打破文学与艺术的界限的，最先体现于网络文学领域。网络文学以小说IP改编为影视、游戏、动漫等多种艺术形式，使网络文学早已成为网络文艺和网络文娱。近些年，一些传统的文学活动开始采用晚会、盛典的方式，实现破圈的广泛传播。一些作家也利用和借助电视专题片、综艺节目和直播带货等形式，使作家和作品走向更多受众，使得文艺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影响力。第三，“新大众文艺”在着眼于人、作用于人方面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文章里，特别提到要“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实于人”，“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要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新大众文艺”表现出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它由各类文艺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的精神需求与不竭的文学激情，它在文艺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全民共创”，在文化产品欣赏方面体现出来的“全民共享”，在满足人群与影响受众方面，比之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更具大众化与普泛性。这种来自人民大众的自我启蒙、自我教育、自我激励所蕴含的作用与意义，都极其深远而重大。
但“新大众文艺”也确实给理论批评提出了新挑战和新问题。比如：“新大众文艺”的一些现象，包括纳入“新大众文艺”范畴来讨论的网络文学，以及相关的网络游戏，实际上内含了一种专注于娱乐的追求和沉浸于游戏的倾向。但在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观念中，娱乐并非文艺的主要因素，更不能成为重要元素。按照传统的审美观念，确实很难对娱乐追求和游戏现象予以正面的肯定与积极的评价。但娱乐与游戏所主导的文艺现象以及所依托的“二次元审美”不断发展，已是既成事实，我们需要正面应对，合理解释，并给予应有的引导。另外，“新大众文艺”所涉及的现象，具有“超越”与“融合”的鲜明特征。网络文学有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纯文学”，一个是“超越文学体式”；“新大众文艺”也内含了两种“超越”，一个是“超越”“事业”范畴，另一个是“超越”“文字语言”。文艺正从“事业”走向“产业”，文艺也由原来的“文字语言的艺术”扩展为“图像语言艺术”“数字语言艺术”等等。这使得我们原来所熟悉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把握这样的倾向，有力地解读这样的现象。面对这样全新的倾向与现象，我们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准备，不仅理屈词穷，捉襟见肘，而且明显落伍和严重滞后。
因此，我觉得面对“新大众文艺”这样的新现象、新形态，我们需要以考察和调研为主，充分了解现状，密切跟踪变动，根据不断变化的文学文艺现实，在理论上和知识上有针对性进行更新与丰富，弥缺环，补短板，拓观念，使自身真正充实和丰厚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适配和批评匹配，从而才能取得理论的立足点和批评的发言权。所以，面对“新大众文艺”，我们的理论批评既大有可为，也需要奋发努力。
注释：
1 2 5 6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5、67、63、67页。
3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7页。
4 张希贤、王宪明、张伟良、张勇、杨虎编著《毛泽东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