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2026年第4期 | 朱瑞：无桅之船
1
我应该选一个宽阔的城市去，可我偏偏来了这里。这座城市如此狭窄，竟比兰州更窄。来之前我不知道这点。它在我回家的路线上，符合我需要距离居中的条件，于是我将它定为理所当然的停驻地。
在白龙江边散步时，我给母亲发去消息，说后天到家。母亲问我为何突然回去，我只说想家了。母亲没再来消息，她的关心如落入白龙江的一片树叶，仅在江面颠簸一瞬便随水流奔腾远去。我沿着堤岸走了一阵儿，原路折返。天很阴，没意外的话很快会下雨。
我是喜欢下雨的，但我不喜欢淋雨。离开江边后我走得很快，仅用十五分钟就到了酒店附近。去时我可走了将近二十分钟。酒店在车站对面，以高楼之姿伏低做小，眺望筑在高台上的车站。车站后是敦实的山体，上面绿意无几。我没有径直回酒店，而是先在附近吃了碗面。就因为这一耽搁，雨下起来，将我短暂隔在了面馆。
通常按照小说的推进，主角应该会在面馆中遇到有趣的事，或者听面馆中人分享过往经历。但我不是主角，也不外向，没有意愿听平凡的个体讲述能猜到结局的故事。戏剧化的小说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即或我身为一个失败的小说作者，亦知晓这点。于是那八分钟我是在寂静中度过的。我站在面馆的落地玻璃门后，看着雨滴在地面上嘈嘈切切地弹奏，凌乱而不成乐章。
谈不上烦躁，不悲不喜也非悠然。我没什么可开心的，也没什么可悲伤的。准确是写作的道德，我描述自己的心情也应准确。所以，它在一个区间里，突出的特质是空茫。
雨小些时，我回到酒店，换好睡衣，站在窗前望对面的陇南站。雾气已升起来，灰蒙的天色下，零星有撑伞的人沿着台阶向车站攀爬。伞面颤动，风一如我刚到时那般大。
从成都到兰州，自西南至西北，无论车程、气候与景色，陇南都居中。它是个分界地带，有“陇上江南”之称。我生于西北，对“江南”怀有别样情愫，这想必不难理解。人总是向往远方、向往别样风景。但别样风景未必有眼前风景清丽，远方也常常令人失望。甫出车站，尖啸的风便令我心生不悦。一层层走下车站的高台，在街边极目看去，城市攀附在山谷之间，于狭窄中游走蔓延。
我喜欢宽阔。这也是我当初敲定新工作地点时，在重庆与成都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平原与高原是宽阔的，大江大河也是宽阔的，所以我将东西安置到酒店后，很快去往白龙江。白龙江是嘉陵江支流，嘉陵江发源于宝鸡市凤县境内，凤县县城的江面上矗有一尊展翅欲飞的亮黄色凤凰雕塑，那里我恰巧去过一回。
我并不常旅行，说白了，因为穷。那次去凤县是个偶然。那时我刚丢掉一份工作，不是主动辞职，是被辞退。不过我挺开心的，那份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暗地里已经开始面试新公司。一番拉锯后，我拿着结清的剩余工资以及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欢天喜地离开了那个一刻都不想多待的工位。在住所窝了没两天，朋友说想去秦岭玩，自驾，问我要不要一起。我想着工作暂没着落，手头也不算太紧，就应了。
我不会开车，好在她是老司机。我们当天到汉中，在汉中停留一天，第二天早晨吃过当时特色的槟豆米皮和豆花，向留坝县出发，中午在留坝古镇吃饭、闲逛。镇子巴掌大，数家饭馆、几家饮品店、一间书屋，很快便无处可看，于是下午就赶到了凤县。黄昏，我们在凤县嘉陵江边散步，我拍下一张夕阳将金光铺满半个江面的图片，很漂亮，所以我对那里印象深刻。
这回跟那次有些相似。因为我又失业了，亦是被辞退的。说来着实窝火，不过比起烦躁，我的忧伤更多。我不知该如何跟父母亲说。窗外雨还在下，但已接近尾声，我听到断断续续的滴答声，想起了蒋捷笔下的听雨三阶段。
2
我一向以为橄榄这东西国内少见，没想到清早在街头散步时，竟在路灯底座上看到橄榄字样与装饰。手机搜索一番方知，这里有个“中国油橄榄之乡”称谓。我虽是甘肃人，晓得本省文化历史悠久，但对境内风物所知也有限。当初王煜跟我介绍她的家乡时，说得很不用心，她以为我是甘肃人，自当知晓陇南的诸多事，就像我妈曾经以为我读了本科出来，就能轻轻松松找个好工作。
王煜是我前同事，年岁跟我相仿，我们在一家公司时，她工位就在我旁边。她爱笑，会沟通，但我不是很喜欢跟她待在一块，因为话总说不到一起。她经常说起与前男友们的纠葛，吐槽他们又穷又抠门，还反复提及追求者种种令她难解的行为，比如向她借钱。我对她挂在嘴边的恋爱、相亲、结婚生子一类话题缺乏兴趣，没有任何参与欲望。但我不讨厌她，因为她对我很好，送过我不止一件礼物。
所以在跟王煜的交往中，我既被动又主动地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甚至在她提起她的家乡陇南时，我也没过多追问。
在王煜嘴中，陇南是酸菜面片、洋芋搅团、油茶、热面皮，是白龙江、西狭颂、万象洞与鸡峰山，但无关橄榄，也不狭窄。也许这些对她而言没有提及的必要。生活在风景秀丽、物种繁盛的成都平原，山坳里的陇南是远方，是安逸之外的颠簸与闭塞。但王煜到底还是回了陇南工作。
我从那家公司离职大约半年后，王煜也离职了。某天她发微信跟我说了这事，顺便约我吃饭。那阵子我刚入职新公司，尚在生手阶段，有些工作拿不下来，心里烦，不太想去，但她补充说自己考上公务员，将回陇南工作，此后怕难寻觅再见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去了。我祝贺她寻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暗喜中带着些许失落。她离开成都，我少了一项需要定期“应酬”的“工作”，也少了一个可以约见的伙伴。这对不愿交际也不善交际的我，意味着孤单的版图上又多了小小一块。
那天王煜回应了我的恭喜，然后说起自己并不想回陇南。问原因，她说回家就得相亲，感觉以后的日子一眼能望到头。我宽慰她这样的人生蛮好，平淡自有平淡的箴言，而且公务员福利好、长久、社会地位高，多少人想考还考不上。王煜聊作哀叹，收起沮丧，让我去了陇南一定找她，到时她要尽地主之谊。
要不要给她去消息，昨天江边散步时，我就纠结。现在我仍在江边散步，也仍在纠结。
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人，我曾以为会跟他们成为亲密长久的朋友，但随着现实相处的结束，毕业或离职，他们与我，无分主动或被动，淡漠、远离，联系日渐成为稀罕事。王煜回陇南后，我们的交流不出意外地少了。仅有的三四次，也都三言两语就收尾。大约又过了半年，她突然在朋友圈晒出婚纱照，说自己快要结婚，我这才知道她的人生即将迈入新阶段。我给她转了份子钱，道了贺，借口工作忙，没去婚礼。
后来的联系倒也固定，隔一两个月问候下对方，无非最近好不好、工作忙不忙、当天吃饭了没有，节日送上简短的祝福，总之处在一个进也可以、退也无碍的状态。直到一个月前，王煜突然说自己离婚了。问及原因，她说男方坏习惯太多，而且并非一心一意。我顺着她的话安慰几句，跟她说重要的是自己得有底气。她却看得开，表示幸好没有孩子，算及时止损，而且这下家里再不会催婚，又说等我到了陇南一定要找她。
我料想现在约见她，必得听她倾诉导致婚姻破裂的种种事项，也许，我该为这份友情作出努力。或者，也当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为小说搜集素材？
我下定决心，怀着一股悲壮给她发去消息，很快就迎来她的回复。
3
依稀记得在留坝古镇的那间书屋，看到过一本名为《士别十年》的小说集。最初步入写作赛道时，一位成名已久的作者跟我说，要坐得住十年冷板凳。当时不以为这糟糕的状况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权当是心理底线，那之前已有好几位成名作者夸我文字老到、语言的文学性强。现在，差不多十年了，除出版一本长篇小说，发表几个中短篇小说以及数篇可有可无的书评外，没什么值得摆上台面的成绩。至于王煜经见了的婚姻，对我还是充满陌生化的东西。房子、车子、票子，一无所有。
世界展现给我一条坦途，却又蒙上我的眼睛。我达观地迈开腿，坦途悄然化作泥潭。
无论将精神追求拔高到何种境地，以世俗的眼光看，失败总归是我摘不掉的标签。我怕王煜追问我的状况。我宁愿听她不理性地吐槽自己逝去的婚姻。然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与王煜相别两年多，她变了。她既没揪着失败的婚姻不放，也没揪着失败的我不放，她谈起成功，说她有个朋友靠直播成为人生赢家，在成都全款买下一套房子。
“可惜我们不能去直播，不然也去培养几个‘大哥’，说不准也能大赚一笔。死工资还是不行。”她使劲吸溜插在果茶杯中的吸管，试图将杯底沉积的碎芒果肉纳入嘴中。她说的“我们”不是我和她，而是公务员群体。“不能浪费不是？”将吸管从嘴中挪开时，她说。“我觉得你说话很有意思，要不你试试？”扔掉果茶杯后，她又说。
“你看我像是会去直播的人吗？”我淡淡反问道。
“像啊。为啥不像？”她亦是反问。
“我是个写作的，这不适合我。”
她嘻嘻笑着：“试一下才知道。不要跟钱过不去嘛。”
我苦笑一下，没再说话，喝起自己杯中的红茶，心想她这觉悟可不行。
赶上中午她有事，没约成午饭，我们见面是在下午五点多，地点在白龙江边的一家饮品店。约的五点整，她迟到了。我见怪不怪，从前她也这样。买完饮品，我们沿着白龙江旁的栈道漫无目的地走，边走边聊。还是她说得多。我接话时有意无意地打量：她比从前胖了些、黑了些，不过气色不错。垃圾桶在栈道远离江的一边，她走过去扔果茶杯时，我看到她背上有亮晶晶的东西，似乎是婚庆现场会撒的彩纸屑。
“你明天就回去啊？为啥不多待两天？”她又问。
“家里有点儿事。”我说。这是借口，我没有合适的语句回答她的问题。我岔开话头，“你不觉得陇南狭窄吗？”
“啊？”她站定看着我。
“地形。”我提示道。
她“哦”了声，说“有点儿”，然后跳到了晚饭吃什么上。我表示只想简单吃点儿，面片就行，她坚决不同意，说我难得来，不能敷衍。最后我们达成一致，去吃了黄焖羊肉，配了炒时蔬和面片。饭桌上她聊起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事，某个领导和另一个领导不对付，开会时各单位头头脑脑的座次怎么排，听着尽是可以写进小说的细节，我颇为开心，多次追问，气氛活跃许多。这样直到吃完饭，她买了单。
走出饭店，等车时她对我说：“工作嘛，再找就是了。开心点儿，别让生活压住你。你看你这么瘦弱，哪承受得住生活的千斤重担。”
我调侃她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一点儿也不像她。她回说现在觉悟高了，再也不是在成都“摸鱼”的她了。我们一齐笑起来。片刻后，我坐上“滴滴”来的车回酒店，她在原地目送我离开。路上，我想起我们同事时的情景。那家公司有一部分业务需要跟政府对接，她负责联络。事情不多的时候，她拿着手机“摸鱼”，看到有趣的东西，会忍不住低声嗤笑，也会急急分享给我；而打联络电话时，她的声音总是温柔得让我难以置信。
昨日仿若就在眼前。
4
火车上，母亲发来消息，问我几点能到，赶不赶得上午饭。我当然赶不上，到兰州就是中午了。我希望时间变慢一点儿。
近乡情怯的感觉母亲想必是不会理解的，她关心的一直是吃了没、工作忙不忙、天气冷不冷一类的问题。她从不问我开不开心、有没有什么忧虑与困惑。
有时候我不太能看得起母亲，她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兰州，这对她而言已是远行。有时候我又觉得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担当着家族中某种隐性的权威，也能不时蹦出金句。看吧，我的确是个糟糕的小说作者，爱使用直接陈述和评论性语言，而不是用具象的场景描写让读者自己感受。这是坏习惯，我知道，但很难改掉，所以它成了习惯。
在火车上看书也成了习惯。可这似乎不坏，能增长阅读量，能打发时间，还能避免和人交流，一举三得。我拿出电子书阅读器，接茬看之前没看完的《纯真博物馆》。每看一阵，我都会拿出手机各处翻动。没什么人给我消息，我也没给什么人去消息。我在朋友圈的页面上下滑动多次，没给任何人点赞或评论。
我觉得我活该孤独，失败也在情理之中。我爱这个世界吗？爱的。可我又总对人间怀有疏离之心。凯末尔爱恋着芙颂，却选择和茜贝尔订婚，多么现实，又多么让人恼火。更恼火的当然还是我没能好好融入这现实的人间。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哪管我对套路化的抗拒、对不真诚的厌憎。文化公司也是公司，它需要的是能快速让读者感受到有用、能带来利润的东西，而不是我那种慢腾腾让人感受深意与美，于现实又比同鸡肋的。我自以为是的深刻和高级在这个时代并不受欢迎。
我不是一个能提供他们所需的员工。我也不是左手边工位上那个听话的年轻小姑娘，做不到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她在两个月前曾劝我，不要太看重自己的想法，好与坏不重要，套不套路、真不真诚也不重要，公司需要什么做什么就好了。当时我觉得她像个傀儡，失去了自我。可现在，未失去自我的人失去了饭碗。
想到这些事，我心情一下变得黯淡，索性收起阅读器，靠着椅背假寐。阳光透过车窗一次次打在身上，暖意肆虐，我没有一点儿困意，也不想睁开眼。我感受着自己的呼吸，思绪随胸口的起伏上提下沉。很平静。我开始想手头正在写的小说。我不善构建外部冲突，小说“平”的问题总解决得不好。我知道人物除了内心矛盾，还得与外部环境，包括人产生磕碰——最好是尖锐猛烈的，我既拒绝刻意安排此类情节，又往往做不到设置足够的铺垫让其自然发生。蹩脚的写作，正如我蹩脚的人生。我不忧伤了，转而在内心嘲讽自己。
让我睁开眼的是手机的振动。母亲发来一段几十秒的语音。她嫌打字麻烦，总爱发语音。而我在工作中养成的习惯是，能发文字消息的绝不发语音。语音多有不便，文字则能留下明确的印记，且基本上没有文字说不清楚的。我随身没带耳机，又不好意思公放，只得带着无奈稍稍调出声音，将手机贴到耳朵上听。母亲话音平静，语气中却显出急促，说姥爷突然厥过去，眼睛大睁着，喊他碰他都没有知觉，现在已经送到镇里的卫生院；又说我父亲去县城参加战友聚会了，回家约莫就晚了，我到家很可能进不去门，让我到时就在门口待着。
母亲言下之意，是叫我不要自以为是地跑到卫生院去找他们。我的心顿时揪起来。我虽没在姥爷姥姥身边长大，与他们相处不多，但血脉的联结驱使我快速坠入紧张状态。我先想到了姥姥。一定是姥姥先发现的，她必是佝偻着腰、扶着炕沿下炕，颤颤巍巍地去喊舅舅。而现在，她也必是被遗留在家里、独自惊惧的那个。
5
地图上，甘肃像一把二胡，狭长倾斜。二胡是唐代时从西域传过来的。甘肃恰是出入西域的关键通道。在这关键通道上，兰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沿黄河而建，东西向带状分布，亦是纤长狭窄。我来来往往，经过兰州很多次，为它认真停留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我总会在去往火车站、机场、汽车东站的中途，潦草地吃饭，然后疲惫地踏上去程或归途。今天亦是。
我吃着有些咸的擀面皮，心里不安，又无可奈何。发车时间是固定的，不会因我的急迫而改变。不像我说少放盐，店家就会为我改变。但我忘记说了。我也有点儿忘记姥爷的长相了。如今每年见他和姥姥的次数顶格也就两次，春节一次基本固定，年中若请假回家，就会有第二次。姥爷在我记忆中一直是一种样子，慈祥的、模糊的，又越来越老的。我记得他眼角深深的皱纹、飞起的眉梢、翕动的厚重的鼻翼、古铜色偏黑的皮肤，但无法用意念勾画出他的面容。就像一叶漂在海上的轻舟，看得见身侧涌动的水波，却描绘不出大海的样子。
回忆是让人叹息的东西。可我又不知悔改，总爱回忆。我拉着行李箱进到车站。车站里人不多不少，没什么大声说话的，我却总觉得喧闹。我坐到冰冷的铁质镂空椅子上，闭眼皱眉，感觉眼球下有沙粒一样的东西在来回硌。昨夜睡得不踏实，虚浮的梦做了好几场，醒来后眼睛干涩得厉害。
椅子刚坐热，又起身。检票、进站、放行李箱、上车，拢共三四分钟的事。坐定，车里气味不好，我提醒自己，不要想晕车，不然会真晕。我从随身包里拿出电子书阅读器，强迫自己进入阅读状态。比起其他事情，这更能聚焦我的注意力。乘客陆陆续续上车，将空座填满一大半。我旁边是一个高瘦的中年男人，看着像少数民族，他拎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塑料袋，坐定就系好安全带、闭眼靠着椅背。司机发动起车子，有跟车人员过来查票。一切都是我熟悉的流程，就连发车前的争吵也像是被预设好的。
买了前排票的小姑娘上车晚，坚持按号就座。占了她座位的中年妇女扯着嗓子说反正都有座位，瞎坐的，哪儿有空位就坐哪儿。小姑娘说自己怕晕车，不想坐后边，特意早早买的票。中年妇女大剌剌地指着最后排中央的空座，不耐烦道：“你就坐那吧，事儿真多。谁叫你不早点儿来。”两人开始争执……后来中年妇女在跟车人员的“请求”下挪去了后排。这期间，中年男人未曾睁过眼睛。我想他可能很困，已经入睡了。
车子开动，在城市之间时走时停。远处的山色，近处公路的颜色、建筑的颜色、植被的颜色、人的衣服的配色，一切的一切都和成都有着明显的区别。西北城市总灰扑扑的，像是被尘土追着缠着，又因此显出粗糙、荒鄙、落后的质感。父亲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出来搞副业，从老家到兰州要走上三天。现在，三个多小时的大巴，我就能去到县里，再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就能回到镇上，然后步行十来分钟，就能到家。但还是折腾。所以并不轻易回家。
上了高速，许多人都开始靠着椅背睡觉。我旁边的高瘦男人却反其道行之，他睁开眼调整好坐姿后，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包辣条，吃了几口，又从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等他拧开瓶盖喝了两口，我意识到了不对。是酒，白酒，味道冲人。我讶异极了，想着他或许只是馋酒了，马上就会收起来。但他没有。他继续喝了两口，然后将辣条送进嘴巴。
我实在难以忍受，努力压住心中的怒意，柔声问：“您可以下车再喝酒吗？”为表不是找茬，我还特意皱眉补充道，“车里喝味道比较大。”中年男人停下咀嚼乜我一眼，冷淡回答说：“不能。”我真想立时站起来训斥他，或者揍他一顿。可我只能更努力地克服自己的不爽。
小说喜欢的冲突，我不敢赋予自己。
6
橄榄枝是油橄榄的树枝，是和平的代名词。我刚离开一个种有许多油橄榄的城市，就把和平甩到了身后。我一路悬着心到家，却发现家门是开着的，母亲在堂屋。问姥爷怎么样了，她说没事，又好了。我问怎么不告诉我，她愣了下，说告诉你又没什么用。我霎时不知该说什么，脸也拉下来，半晌才闷着气拖着行李箱去了自己的房间。
我在房间换上厚衣服窝了十多分钟，母亲终于忍不住来寻。她问我晚饭想吃什么，似乎刚刚的不快只是我一人的错觉。我带着愠意说随便，她哦了声，扭头离开了。我想她是去守着家里的小店，看有没有人来买东西，借此赚点儿小钱。我打开手机游戏开始玩，直到听见母亲出门的声音，估摸着她走出门前小巷，才暂停游戏走到院子里。
太阳还未落山，但余晖已无多少热量，温度正迅疾地低下去。这是属于西北小镇的特征，成都不会有这样大的温差。我的心和怒气都跟着凉下来了。我承认，大巴车上的怯懦让我觉得憋屈，并且我把这种憋屈和母亲的话搅拌在了一起。
其实有什么呢，那个男人没喝一会儿就收起了酒，后来他几乎睡到了下车；姥爷没事，便是最大的幸运，告不告诉我的确没用；因为是母亲，是家人，所以我敢把不悦夸张地挂在脸上和言语间，换成陌生男人就怯懦了。我痛恨我这种敏感的人。小说作者需要细腻，但在现实世界做人得有钝感力。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也开始有点儿后悔。我拿着电脑到堂屋茶几旁坐定，打开小说文档，半天却没接续上一句话。我不能让主角像我一样内耗而不爆发，也不能让主角只跟自己较劲。我没起身离开，固执地坐在那里。一方面我希望自己坐着坐着脑中能蹦出点儿灵感，另一方面我希望母亲再度回来时，以为我在认真工作，以为我本就没有生气。
我等来了想等的东西。我想到了编剧技法中的一种，现有条件构造不出冲突，那就从外部引入冲突。我的小说主角由此被迫与之前出现的一个次要人物产生冲突和龃龉，而这又带动了更丰富的情节发展。我为自己的灵机一动得意不已，欢快地敲起键盘。刚写了几行，院门响了。我身形没动，心提了起来，余光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窗户瞥。
脚步声不对，紧接着，余光中现的身形也不对。是父亲。他走过窗户时就瞟到了我。“回来了？冷吗？”一进屋，他就带着笑意问。我抬头嗯了声，说还行。“你妈呢？”他又问。我说出去了。然后他坐到对面，看起自己的手机。我和他从来都是这样，交流不过几句话。
大约十来分钟后，母亲回来了。她提溜着几个蓝色塑料袋，里面是各种菜蔬。她看着我们，没有说话。我目光和她对了一下，片刻后她笑了，把袋子往高举了举说：“我给咱做麻辣烫。”
之前的不快的确像是没发生。
晚饭过后，我们坐着，各自玩着手机。父亲问起姥爷的状况，母亲说，就是害老病，这回好了，下回就不知道了。他们合计起姥爷的岁数，说起姥爷的过往，连带着也说起姥姥。我打着游戏，留心听着。其实他们每次说的都差不多，偶尔才会有些从前没说过的东西。姥爷当过大队支书，曾是当地的风流人物，组织过庄子上的生产劳动，也组织过平地、修渠这样的大工程。然而这些我都没有印象。我对姥爷的记忆，是和我的成长粘连在一起的几件独立的事。尽是小事。
“对了，”母亲突然叫我的名字，说，“我们过几天再去你舅爷家。你请了几天假？哪天回去？”
终于还是来了。“我没请假。离职了。还没想好哪天回去。”游戏角色迎来第一次死亡，我端着手机如实说。
7
舅爷便是姥爷，是我们方言里的叫法。按照语言学的划分，我老家所在的甘肃河东地区隶属中原官话片区，陇南跟我们一样，而兰州则属兰银官话片区。然而，兰州比陇南离我们更近。我不知道陇南方言里姥爷怎么称呼，但我知道，我一直是姥爷嘴中的“人家的孩子”，是他用来比较的标杆。哪怕我小时候的糗事，他也认为那是可爱。于是我无形中成了小范围里的“知名人物”，尤其当他看到母亲拿过去的我出的那唯一一本书。
“作家哦，出书，看看，你们几家的孩子哪个能比得上人家。怕是让写这一页都写不出来。”母亲曾生动地模仿姥爷夸奖我时的语气、神态和动作，她说姥爷的话让她颜面有光，让作为听众的亲戚们相觑无声。她显著的得意在模仿时根本掩藏不住，我却为之烦乱不堪。我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个作家。他们太看重这两个字背后附着的文化含义。他们当了半辈子庄农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孩子考上大学，成为知识分子。而作家显然是他们概念里更独特更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
他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小作者有多少，也不在意我写了多少，又发出去多少。我是作家，与众不同，这就够了。同时，我得是个他们认为的稳妥的女孩儿，像其他人一样，有份稳定的工作，找个差不多的对象结婚生子。
而这些我都没有。我没有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年龄步入婚姻，也不曾拥有一份他们认为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像王煜一样。
“咋又离职了？这次又是啥原因？”母亲的话听着真是刺耳。她在知道我离职后愣愣地看着我，然后用两个“又”表达她的不满。我对母亲的反应早有预料，但还是按捺不住地生气。我不想起冲突，于是放平声音说转岗后的新工作干不来，跟新领导也不太合。母亲追问道：“咋合不来？你是干活的，听人家安排就行了呗。”
我不想费过多唇舌向母亲解释，反正最后她都会归为我的问题。这是从小到大积攒的经验。我看着她，皱眉瘪嘴一下，随即低头继续游戏，角色早就复活了。我感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又落在对方身上。我怕母亲问是我主动离职还是被辞退的。
“行吧，那就在家里多待一阵再说。”
出乎意料，母亲没追问，也收起了斥责的态度。真难得，我当时想，和平维持住了。孰料是我太乐观。
隔天下午，我照旧在堂屋写小说，母亲领了两个人进来。是一对母子，母亲说是她的老同学和老同学的孩子。我赶紧收拾东西要去自己房间，母亲喊住我，让我陪客。我合上电脑，尴尬地坐在那里。他们寒暄几句，然后我便感觉那位母亲的目光落到我身上。她夸赞我一番，问我成都好不好，有没有想着之后回老家工作。我敷衍地说成都不错，回老家找不到我原本行业的工作。她说我要是想回来，她有办法让我进县里那个什么融媒体中心，就是工资比不上成都，但稳定得多。然后说起他儿子，说他在县文化馆工作，跟我都是文化行业的。
我察觉到了不对。她怎么知道我原本的工作、工资？我看看她，看看她儿子——他冲我笑着点点头，又看看母亲，顿时明白这是一场相亲。汹涌的火气瞬间冲到脑门。我再三跟母亲强调过，找对象和结婚是我的事情，不希望她插手。什么用都没有。
出于礼貌，我没有起身拂袖而去，只是态度更为冷淡，遇到不想答的话题，勉强一笑作罢。那位母亲意识到我的不悦，也没久待，很快就提出离开。母亲送他们出去，我在后面磨蹭着挪动，远远跟着。他们走时，那个男孩又看着我笑，我假装没看到，没做任何反应。他们转身后，我也立马转身，徒留母亲站在原地。
我大步流星走过小巷，回到堂屋，气囊囊站着。母亲进来，我立马甩出话：“你这是在干吗？我说了我不相亲！”
母亲一声冷哼，“你看你那样儿，人家就是相看一下，都不一定看上你，你还给我、给人家甩脸子。你真个以为自己是功成名就的大作家不成？啊？失业的大作家？”她拂袖而去，少顷将两扇发锈的铁门摔得哐当响。
8
作为小说作者，我知道出现的事件要有功用，要有意无意地导向某种结局，而结局背后通常隐藏着必然原因。所以我当然也知道和母亲爆发冲突是迟早的事。
王煜回陇南时，我虽恭喜和宽慰她，但我看不上那种选择。我努力从一个山间小镇走出来，不是为了再回去过那种平庸、逼仄褊狭的生活。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走向都市化的当代、走向宽阔和辽阔，所以我漂在都市，哪怕像一艘没有桅杆、撑不起风帆的船。而母亲更希望我过安定的生活。她不觉得平庸有什么不好。
我还没有转回老家，相亲就被母亲安排上了。一旦回去，我大概率会像王煜一样，很快结婚生子，或者也很快离婚。大概率也不会继续写作。
我必须要写下去。这是我拒绝平庸的方式。可我要如何走向宽阔和辽阔呢？我不知道。也许这要用一生去探寻。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化解与母亲间的冲突。那之后的几天，我和母亲都对彼此抱持着冷意，我们鲜少说话，即或说，也都短得不能再短——宛如语言极度简洁的小说家。我们努力显得自己不在意芥蒂，但这恰恰说明我们被芥蒂牵绊。
在家的日子没有多少事可干，母亲和父亲白天轮番守着他们的小店，我则常对着手机或电脑，打游戏、写小说、看电视。电子产品看久了，眼睛难免干涩。我于是每日下午都会出去散步。我沿着家门前的公路南北向走上一段，遇到通向山脚的东西向支路，就调转方向沿其而去。
那些支路有的是公路，有的是田间小路。公路旁有高高矮矮的房子、棚子，一些沿街的屋子被辟成了铺面，做面食的、做早餐的、做门窗的、卖菜的、卖化肥的，不一而足；田间小路旁则是暂时呈荒废状的果园、玉米地，有时偶尔见一两户带着圈舍的养殖户，他们的院子里通常有看着很不好惹的护家犬，我走过时它们会朝着我狂吠。
虽然小镇的风景有些贫乏，与秀丽相去甚远，但带给我别样的感觉。我再也不纠结花在每件事上的具体时间。有时我留心看视野中出现的每一个人，他们在做什么、神态如何，说话的语气语调又如何；有时我长久地站在路上或路边，听周围各种物什，遗落在田间的玉米枝叶、半风化的地膜、苹果袋等，被风吹动发出的声响，环视远处高高低低重重霭霭的山。在独属于家乡的面貌与色调中，我会突然感觉到一种辽阔，一种独属于西北的大气与悲壮。
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生活过那么多人，每个人都用实践书写过自己的故事。成都也好，兰州、陇南也好，山村小镇也罢，没有一方土地上的人不在认真活着。地域的狭窄与宽阔是存在的事实，我的认知偏见是更粗鲁更鄙陋的事实。我凭什么看不起母亲，又凭什么看不上王煜的选择？——不能让生活把人压住，王煜说得多么在理。
无桅之船也许暂时撑不起风帆，但绝不该走向狭窄；无桅之船正因为没有固定的方向，才有更多机会走向宽阔。丢一份工作到底不算什么大事，写作久不见起色也不是结局。我还年轻，人生还能捡起来的。
我在自省中换了心态，瞬间有了去写完手头小说的冲动。正欲踏上回家的路，母亲竟打来电话。她说姥爷再度厥过去了，情况很不妙，正在往县医院送，让我赶紧回家，同她一起赶过去。她还说，如果这是与姥爷的最后一次相见，她不希望我错过，我已经不小了，该面对很多事了。
没有心思再关切周围景物，我连走带跑往家赶，忍不住往最坏的地方想，又努力安慰自己，要坚强。人生一半，忧愁风雨，另一半，总还有清风皓月。身侧的水波平静也罢、汹涌也罢，总会多多少少给船一些驶向广阔的动力。
选自《四川文学》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朱 瑞：90后，甘肃人。出版有长篇小说《追猎》，短篇小说、评论见于《草原》《青年作家》《北方作家》《文艺报》等。现居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