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份自传
近几年，常常有人问我，陈慧，你是不是从小就很热爱文学？陈慧，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很有才华？陈慧，你儿子是不是也像你一样，文章写得特别好？……大概是因为我被社会各界合力刷了点光环，所以，在他人的猜想中，我理应异于常人，方显得合情合理。事实上，我从小到大都平平淡淡，马马虎虎，没有格外特出的地方。
1978年农历八月，我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磨头区长庄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关于我的具体出生时间，我母亲有两个解释。一说我落地后，接生婆把我洗好、包好送到她怀中后，去吃了中饭，该算午时。第二个说法是对第一个说法的质疑。她无法确定在午时出生的，究竟是我，还是长我三岁的二姐姐。
在半个世纪前的苏中乡下，男孩当然比女孩金贵。一户人家的长媳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儿，必然会招来公公婆婆明里暗里的埋怨。我能理解母亲其时的处境，或许正是因为愧疚与惶恐太过沉重，才导致了她记忆的一环撕裂，错位。
我两周岁前在自己家度过，但我没有任何印象。我奶奶在世时，热衷翻老账，笑话我贪食，小小的人儿，一餐喝了三碗玉米糊，仍不罢休，揪着大人的衣襟连声喊“我还吃，我还吃……”。而我的母亲，则着重讲了另一件事：正午时分，我那在区供销社开蓝色大解放的父亲出差归来，疲累无比，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中，他嗅到了浓烈的臭味，睁眼一看，我已在枕头边拉了一坨热乎乎的㞎㞎。当然，这件让母亲历历在目的旧事，我同样一头雾水，严重怀疑她是无中生有。
我三岁后去了十几里外的蔡家庄村一户人家当养女。养母温和善良，梳两条齐腰的长辫子，说话做事温温吞吞。她嫁给养父后，不知何故，迟迟不育。养父聪明，大方，是乡里的电工，会划锯，会车床，会炸油馓子做包子，开过代销店，还经营着一家粮行，一间磨坊。
较为富裕的家境塑造了我吊儿郎当、不思进取的性格。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男男女女十来个，分成两三个帮派。我不站任何一方的队，谁愿意和我玩，我就揣一口袋自家代销店卖的高粱饴加入他们的游戏。如果没人来邀请我，我一个人也能自得其乐，捧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或杂志，坐在家门口的水杉树下，半天也不挪窝。养父家磨坊里请来的帮工师傅斯斯文文，爱看书，他不定期地搜罗些杂七杂八的书籍带来我家。我人生最初的阅读，就得益于那些封面破旧页面卷角的小说杂志。
我自小乖巧，嘴甜，不惹是生非。上小学时，我的语文在班级上数一数二，数学长期倒着数一数二，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爱怜地喊我“瘸子”。他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朗读，读到他赏识的句子，稍稍停顿一下，笑眯眯地望向我。我在他如阳光般和煦的目光中，坐姿板板正正。
读初一时，我忽然生病了，在休学的一年里，养父带着我四处求医。每天早晚，我必喝一碗黑乎乎的中药汤。中药汤的味道古里古怪，连大人们都很抗拒。我却像喝白开水一样爽利，不皱眉头，不发脾气。
初中二年级，定居在县城的生父和养父一家协商好，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生父单位的宿舍总面积不足四十平方米，外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兼客厅，里面一小间放了我和二姐的小床、洗衣机等杂七杂八的物件。小我一岁的弟弟则借宿在隔壁大姐和大姐夫屋里。母亲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蒙蒙亮，她蹑手蹑脚地走进里间，不开灯，咔嚓咔嚓地洗衣服。
等她洗好衣服，父亲起床了。父亲有咽喉炎，我和二姐姐在他的咳痰声中乖乖下床。父亲不允许小孩子睡懒觉。我，我二姐，弟弟，在父亲的催促声中，夹着课本下楼，在宿舍区的大院里找个僻静的角落读书。
父亲托关系将我转学到如城四中，刚插班时，我土气的外表和别扭的农村口音，不时招来城里孩子的耻笑。在一堂英语课上，老师点名让我背诵英语课文，我行云流水般地背完《The monkey and the crocodile》，没打一个顿儿。英语老师带头为我鼓掌。此后，我被嘲笑的几率大大减低。初二下学期的期中考试，全班五十多个同学，我获得了前八的名次。父亲去学校开家长会回来，喜笑颜开，破天荒地奖励了我五元钱。
我们家姐弟四人，大姐受结核性脑膜炎后遗症困扰，学历止于小学。二姐和弟弟的成绩一般，父亲满以为我能圆他的大学梦，结果，我中考以一分之差滑进了职高，学了裁缝。
没有升学压力，老师的管理又宽松，我把大量的课余时间花在学校周边的租书店里。书的日租金是四毛，不论厚薄，没有哪本小说能在我手上超出两天。
职高毕业，我和班上几个同学结伴去了常州高新区一家服装厂打工。在批量化的流水线上，工人们做着千篇一律的机械动作，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情绪。我坚持了两个月，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父亲帮我找了店面，办好营业执照，我开了间小小的裁缝铺子。从早到晚，哒哒地踩着我母亲用过的一台“飞人牌”缝纫机。
23岁，命运再度把顽疾当礼物赠予了我，三年的时间里，西药且不去细数了，光是中药渣，可能一卡车皮都不止。也许是味蕾接受了各色中药高频挑战的缘故，我的味觉变得很敏感，哪怕食物有些微的变质，都难逃我的品评。去年回娘家，母亲包了荠菜饺子。饺子开了锅，我夹上筷子咬了一口，立即询问母亲，馅子是不是时间放长了。
父亲面露不悦，觉得我无理取闹，说他一大早起床，去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猪肉新剁了馅子，绝无变质的可能。我犹犹豫豫地咬了第二口，还是坚信我的判断无误。眼见和父亲快杠上了，母亲不得不跑出厨房，告诉父亲，馅子里确实混进了一小块在冰箱冷藏室里放了三四天的瘦肉。
即使有母亲的举证，我父亲还是翻着白眼批评我“讲究”。
天地良心，我一向不是个讲究人。衣食住行，越简便越好。一件衣服，不穿褪色了，不让它下岗。一日三餐，有青菜鸡蛋就行。住的地方，只要干净，无所谓面积大小。出门在外，能让我双眼大放绿光的，顶多是当地的路边小吃摊和苍蝇馆子。
我不仅活得不讲究，还很懒，很封闭，像一只蜷缩在茧里的蛹，除了断断续续地读点闲书，没有一样摆得上台面的爱好。当然，闲书读到一定程度，也会有表达的冲动。大概是我二十四五岁时，我二姐无意间看到了我在笔记簿上信笔涂鸦的几段话，大为惊讶，小声地问了我一句“真是你写的吗？”。我傻乎乎地点点头，并没有去揣摩二姐的言外之意。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年的我能意会得出，二姐的疑惑约等于赞许，指不定，我的写作之路就会提前十年开始。不过，话又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遇到怎样的人，会历什么劫，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行，该来的终究会来，躲也躲不开。著文如此，婚姻亦如此。
26岁，我被远嫁到浙东小镇梁弄的小姨（生母的二妹）带回家养病。小姨的邻居做媒，一年后，我也嫁到了梁弄，丈夫年长我七岁。婚后，他在四十多里外的市区上班，一星期回家一趟。我在梁弄菜市场边缘开了间日杂店，生意一般。房租到期，恰逢我怀孕，索性歇了业。孩子九个月大时，迫于生活的压力，我进入菜市场谋生。先是在马路牙子上摆地摊卖小百货，后来实在忍受不了凌晨披星戴月出门的惊恐，把儿子睡过的好孩子童车改装成流动卖货车，招摇过市。
我在凌晨四点半闹钟中翻身下床，把熟睡中的孩子送去隔壁婆婆的房间，匆匆奔向菜市场。下午，我安安眈眈地待在家中看护孩子。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就像钟摆一样，在菜市场与家之间做着有节奏的震荡，毫厘不偏。
2010年9月，儿子送进了幼儿园，我的下午半天空出来了，无聊促使我从不多的积蓄里挤出了2600元，买了一台组装电脑。无数个孤独的夜晚和黎明，小小的孩子在被窝里香甜地打着鼾，我点开QQ空间，轻手轻脚地敲打着键盘。
没有任何文学功底，也未接受过正规艺术熏陶的我，想到什么，写什么，从几十个字，到几百个字，再到几千个字。长长短短，随心所欲。不投稿，不设目标，没有成为作家的野心，也从不刻意向谁展示我散漫地构建起来的文字王国。
有人看到这里，一定不服气：既然你不投稿，那你怎么会蹦跶到大众的视野里来的呢？
发现我的人是余姚世南小学的沈春儿老师和余姚交警大队的文书宓水旺老师。他们俩是余姚作协的会员，工作之余在余姚新闻网的“阿拉社区”共同打造了一个供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切磋的“舜江文苑”。我某一天在浏览网页时，莫名其妙地点了进去，随手从QQ空间复制了几篇现成的散文，粘贴了上去。沈春儿老师和宓水旺老师都赏识我的文风，热情地回应了我。他们俩线上与我互动了若干次后，提出了线下见面。
在见我之前，他们俩猜想我在某单位里从事文职工作。然而，在梁弄菜市场大门外，当我推着那辆塞满花花绿绿小百货的流动小摊走出来时，老师们既感慨又心酸，遂将我推荐给了余姚文联。
我首篇变成铅字的是散文《莉莉的黑狗》，承蒙《余姚日报》的编辑张放鸣老师青睐，登在副刊“河姆渡”的显眼位置。2018年，余姚宣传部精品扶持项目资助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上市；2021年，同样是余姚宣传部精品项目的作品《世间的小儿女》推向市场，在大小媒体的滚动播报下，我获得了“菜市场女作家”的名号。
光环从天而降，流量接踵而来，多个知名平台邀约我去做直播，相熟的朋友也劝我抓住风口，赚一波快钱。我想也没想，果断拒绝。我不是清高，而是清醒。如果我和平台的利益绑定，我会为了博眼球去说言不由衷的话，做似是而非的事。我终将失去珍贵的安宁和自由，再也做不成真实的自我。我不愿为了钱，毁坏自己，不顾一切。
202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起床时发现腰部疼痛僵硬，无法自主活动，医生吩咐卧床静养。那一次，我在床上足足躺了半个月，有足够时间梳理往昔的脉络，但思来想去，记忆里似乎没有值得自己反复咀嚼的亮点。腰疾缓解后，我重回菜市场。每天接触的人没有变，周遭的环境也没有变，变的是我的心情。我再也无法发自内心地大笑了，第一次对站了十五年的菜市场产生了怀疑和厌倦。2023年4月，我安顿好读高二的孩子，追随慈溪郑家浦的一对蜂农夫妻北上追花逐蜜，辗转三个省份，四个驻地，历时一百二十多天，总行程三千多公里。
在离群索居的蜂场上，我帮蜂农夫妻烧饭洗衣服，利用和他们一起干活的间隙，把沿途的风土人情，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了下来。回到我居住的小镇后，很快整理出来散文集《去有花的地方》。
它是我已出版的五部作品中，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它是我的勇气，我的转折，我的超越。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人生总有些出其不意的状况发生，无论经历什么事情，好的，抑或是糟糕的，都可以是个人成长的契机。
不久前，有图书编辑来联系我，希望我赶紧写一本自传。他的意思是，我既然从一个寂寂无名的菜市小贩跨界到“作家”的行列，变身为“公众人物”，我就有义务把自己的“成功秘诀”毫无保留地抖搂出来，造福社会，给处在迷惘中的人指明方向，激励他们向上，向善。
在我浅薄有限的认知里，自传这东西，不是马路牙子边堆的大白菜，谁都可以即兴搞一颗。人生的剧情，不到两腿伸直的一天，都不好轻易下结论。我成为如今的这个我，不是全靠个人的努力，有运气的成分，有贵人的托举，有社会各界的成全。我不喜欢当典型，做榜样。十五年前，我无意中开启的书写，所求的仅仅是内心的平静。出书，出名，都没有改变我，直至今日，摆摊依旧是我的第一职业。
我留恋菜市场的烟火气，我享受和顾客谈笑风生的人情味儿，这样琐碎温馨的日常使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之乐趣，让我的文字稳健，富有力量。
我今年才49岁，远远够不上写一份自传的资本，只能勉强凑出以上这半份。惭愧，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