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任丽，文学博士在读。有小说发表于文学期刊《香港文学》《湖南文学》《山西文学》《特区文学》等，曾获第47届香港青年文学奖、第二届逸仙青年奖等。

福利路

福利东路是兰州市西固区的一条主干道，路两旁林立着西固区的医院和学校。从福利路的东边到西边，有兰炼一中、兰炼二小、兰炼二中、兰化一中等学校。其中兰炼一中、兰炼二中和兰化一中都是省级师范学校。

西固区本身是一个工业区，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工业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西固区也不例外。福利路上除了学校外，还有随处可见的象棋摊和“牛九”局。很多老年人带着板凳把孙子孙女送到幼儿园或兰炼二小，转头就在二中斜对面的菜市场门口下象棋或“掀牛九”，带娃娱乐两不误，晚年生活乐呵呵。

在福利路上是很难看到闲逛着的年轻人的。曾有办公室的同事形容西固区是一个县城，但我从没在西固区见过像“小武”一样的县城青年。这导致我在福利路上走来走去时，总会收获一些意味不明的眼光。

福利路上荷尔蒙最充沛的时候是放假前一天。不管长假短假，放假前一天下午是学生们最骚动的一个下午。很多老师会抱怨“学生心都散了”。下午六点半晚自习一结束，学生呼朋唤友去吃饭，去打球，去看电影。有次小长假放假的前一天下午放学，我在出租车上，看到了我的一个学生和女朋友在福利路上吻得难舍难分。福利路每天都见证着学生们深沉的情感。

福利路是一条很难感受到时光变迁的路。我在福利路上住的那两年，是兰州城市建设发展较为迅速的两年。那时兰州的第一条地铁正在修，兰州西站附近的“兰州中心”（如今已经成为兰州的地标）正在如火如荼地招商。福利路还是那个福利路，颇有气定神闲的意味。

福利路上比较热闹的另一个时段是每个月十号，发退休工资那天。有次我去银行办事，正赶上退休工资发放，银行大厅里白头攒动。大堂经理隔着人群冲我喊：“今天人多，你不急的话明天再来。”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的银行看到过这么多老年人。

西固区的区医院和兰化公司医院的东西院区都在福利路上。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左边是兰化医院东院区，右边过一个路口是区医院。我不知道住在福利路的老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多病要看，但我在福利路上住的那两年里，三个医院都光顾过一遍，即使是离我最远的兰化公司医院西院区。我的学生在运动会上跑步时摔倒骨折，情急之下校医叫了救护车，我作为班主任跟车去了西院区。那是我这辈子第一回坐救护车，到医院后却遭遇了影像科医生下班的窘况。不记得具体原因是什么，但西院区免了那次救护车的费用。

我很喜欢在节假日和下午五点半下班后在福利路上走走看看。最远我走到了“西固城”——西固区最繁华的购物中心。从西固城到我住的地方，走路大概四十分钟，坐公交车一般十几分钟就到了。那段路可以一路走一路吃，牛肉面、麻辣烫、凉皮、酸汤饺子浆水面、章鱼小丸子、流汁宽粉，吃到西固城玉门街那块儿，还有好吃的火锅、砂锅和炒菜，还有电影院和电玩城。

福利路像它的名字一样实惠亲民，链接着我的教书生涯和在兰州的生活。

南山小区

我刚工作的头半年租住在玻璃厂小区，一个大开间，带个小厨房和卫生间，洗澡要去小区外面的浴池。暖气冬天半热不热，房东老太住正对面，经常敲门，或说我没有扫楼道，或关怀我有没有吃饭。我知她也是好意，但实在受不了这份热情，一个学期过后便搬到了离单位更近的南山小区。

南山小区是石化公司的职工房，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砖混结构，隔音隔热差。老人们夏天在楼底下聊天，我在屋子里看剧，剧的声音压不住聊天声，很像小时候住在乡下时，晚上邻居们摇着扇子扎堆“喧慌”（西北话，即“聊天”）的场景。

我的很多学生和家长们租住在南山小区。每次我上完上午最后一节课，学校食堂可能就没饭了，饥肠辘辘的我包都拎不动，我会找和我同路的学生帮我拎一下包。我们住在同一排，我住一单元，他和父母住第三单元。住在南山小区，我还能通过楼上学生的背书声判断出他读高二，因为某天他在背《滕王阁序》，念了五遍“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听上去特别无奈坦荡。有时候他会唱歌，唱那时在高中生中比较火的朴树和薛之谦，唱得还挺好，至少不会跑调。时间长了，我很想去找一找他是哪班的学生（我们住同一栋楼，但一次也没碰到过），因为我也教高二。毕竟和这样一个下午五点半以后还提醒我职业属性的人是有缘的，缘深缘浅都是缘。

南山小区门口经常会贴很多讣告。有时候是一张，有时候是几张，在烈日下总有一种巧妙的熟稔感。讣告前常有驻足观看的老年人，让人觉得这张纸所承载的一辈子既巍峨又倥偬。

南山小区的篮球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我经常在路过篮球场时看到我教的学生在打球，旁边还有女孩子欢呼，特别青春。篮球场旁有一棵极大的泡桐树，花开时一嘟噜跟着一嘟噜，像丰腴的美人。节假日的早晨，篮球场属于十几岁的学生，平时则属于老年太极拳队伍。大音响的广场舞从未在南山小区的篮球场上出现过，新闻里老年人和年轻人抢占篮球场的事件在南山小区也从未发生过。人人都遵守南山小区的自发秩序。

半年后，南山小区的住所因楼上住户忘记关水龙头，水泡坏了地板和电路。时值“十一”假期，我在老家，楼上住的是陪学生念书的家长。我们都不在，水流了好几天，是一楼的住户找到了房东。假期最后一天里，我匆匆搬离了南山小区。

搬来搬去的生活促使我动了买房的念头。回头想想，那是我这些年里做得最正确的决定。我懵懵懂懂地赶在兰州房价爆发前买了房。事实上，买房的另一个原因是工资太低。我交给幸福小区房东的租金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如果买房，每个月的月供占我工资的二分之一，虽然每个月可供支配的钱少了，但房子终归是我自己的。这个逻辑很像千禧年初买房置业人的思维。

前段时间，我看到兰州的中介发布的南山小区拆迁中止的新闻。中介在下面评论说：“南山小区有一段时间房价上一万五六，都是打着拆迁房的名头，这下买房的人踏空了。绿地看拆迁难度太大，也果断放弃，再加上国家政策调整，学区房降温明显。买房就买新房，置业就找小周，186XXXXXXXX！”

徒留我在这则新闻下感伤。

幸福小区

在南山小区租住了一年以后，我搬去了幸福小区。

我在南山小区租住的是一个两室的房子。上世纪的职工房大多没有客厅，厨房也小小的，卫生间只能容纳一个人，洗澡要去小区里的浴室，两块钱一次。因为是两室，一个人住有些浪费，我找了一个女生小赵和我分担房租。

小赵是一个个子高高，细细长长的女生（连眼睛都是细长的）。她很害羞，也很娴静。后来我发现害羞安静的人可能有更多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青春期的学生。小赵有一个妹妹，母亲为了生妹妹丢掉了工作。她妹妹在小赵父母帮她搬行李时我见过，性格较小赵更活泼，也更讨喜。母亲不免更偏爱妹妹一些。

在小赵眼里，自己是家里的那个“多余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小赵说自己是家里的“多余人”，自己的好日子终结于妹妹出生那天。小赵周末不喜欢回县城的家里，能在自己的小屋里窝一整天。有时候我周末不想做饭，但又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小赵，挣扎着起来煮一些饭给小赵和自己。之所以不在外面吃的原因，是小赵母亲觉得外面的饭不干净。

小赵母亲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她要求小赵手洗校服（认为洗衣机洗的衣服不干净），小番茄吃之前要在盐水里泡很久，睡觉的被子必须是蚕丝被，做饭时女儿或者丈夫必须站在厨房门口跟她聊天。这些细节都是小赵告诉我的。事实上，这种严厉中带着一点挑剔的强迫，也部分地影响了小赵与周围人的交往。

小赵渴望班上的同学与她交往，但又对同学带着挑剔的眼光。我并没有感觉到班上同学对小赵有看法，但敏感的小赵总觉得周围人可能对她有意见。有时候，我觉得她可能只是年轻，年轻人就会把别人的意见看得过于重。更多时候，我觉得她像受惊的动物一样处于一种惶惶不安之中，这是处于需要高关注度的青春期学生们所独有的状态。

小赵家里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显然加重了这种不安。小赵有一个在广州做生意很厉害的舅舅。舅舅掌握着小赵一家的话语权，小赵的父母亲都听舅舅的，一定程度上，小赵是父母亲和舅舅的话题之一。用更通俗的话讲，小赵优异的成绩为父母在家族大能人跟前挣足了面子。

因而面对小赵的诉说与苦恼，其实我是很无能为力的。而小赵有时候传递给我的关于某某同学的信息，可能也是片面的。我是不和她住在一起后才发觉这个事实。小赵把母亲对她的苛刻，放在了同学身上。

小赵高考表现不错，读了东南某省的一所211大学，但她不开心。“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小赵跟我说，“但我不选这个专业，我就读不了这所211。”沉默了一会儿后，“我不开心”，小赵说。

那时是2019年，小赵已经大二了。

小赵和我住了一学期后升入高二，因成绩优异进了重点班，她家里人要来兰州照顾她，结束了同我的合租生活。我又面临着找人分担房租的现实。在学校贴吧上，我找到了小陈。

帖子是小陈发的，房子是小陈带着小陈妈妈和三岁的弟弟看的。小陈是一个可爱又独立的姑娘，长相白净，很乖。

相似的剧情可能又要上演一遍。是的，小陈觉得父母重男轻女，更喜欢弟弟。但小陈更理性，也更独立，甚至在某些方面像个成年人。我很喜欢小陈，她教会了我用馄饨皮炸春卷，用小烤箱做秘制鸡腿，吃饭时直接端锅可以少洗一个盘子。李子柒还不火的时候，小陈就关注了她，并推荐我关注。我们像室友一样一起做饭和追剧。我其实不会把小陈当作是十六岁的高一学生，在很多方面，我觉得她更像一个独立打拼的都市女性。

小陈的妈妈特别为女儿的独立骄傲，这份骄傲让她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小儿子身上。小陈并没有想过从父母那里夺一些注意力回来，她想的是三年后就高考了，能离父母越远越好。她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父亲作为知识分子（她的父亲是大学教师）的虚伪和母亲的唯唯诺诺，放在情感博主的投稿里是能一致拍手称赞的那种女性。

这种清醒部分来自小陈母亲的经历。小陈父亲是苦出身，大学毕业后遇到了小陈母亲，结婚后读的研究生和博士。她父亲读研究生和博士期间，家庭的开销都是小陈母亲以及娘家资助的。“我妈就看上了我爸学习好，”小陈说，“学习好有啥用，活不还是你干，生孩子不还是你疼，还生了一个又生一个。”

小陈喜欢汉服，会做手工，日常解压的方式就是做簪子或烘焙，逛街时喜欢夹娃娃，看上去都是很宜室宜家的爱好。但我心里清楚，这个女孩绝对不是甘于做家庭主妇的那类人。她梦想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甚至可以不必有父母。

小陈的父母我见过，我们一起吃过饭。她父亲是很传统的中国男性，想关心女儿，但并不知道女儿真正想要什么。她母亲也是很传统的中国女性，目光被三岁的儿子紧紧牵引着。吃完饭的那天，小陈和我走在她父母、弟弟后面。“姐姐你看，他们是不是更像一家人啊。”小陈说。

小陈叫我“姐姐”。我给她讲过数学题（虽然我是语文老师），听她聊班里同学的八卦，帮她写过语文作业。她小时候生活在母亲的老家山东泰安，对兰州这座城市的方言不熟悉，我也是。兰州对我们而言是异乡。虽然我们在兰州吃得惯也住得惯，似乎也有朋友，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我和小陈在出租屋里吃着煮泡面，有些昏昏欲睡的意味，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个话题。“我觉得哪里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小陈说，“我感觉我没有家。”

谈话一度陷入沉默。我理解小陈的意思。对她来说，姥姥姥爷在的那个家会随着老人家的故去湮灭。

家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我的父母也生了二胎，他们也不会处理一胎和二胎的问题，确切地说，他们根本不会养孩子，但我和我妹妹也长大了。在成长过程中，我几乎不会感觉到父母特别喜欢我们俩中的谁。这源于我父亲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父亲，据说我妹妹出生那天，我父亲看到胎儿的性别后就去我二伯家喝酒。他后来还有过想和我妈去其他城市打工逃避计划生育以再生一胎（主要是生个儿子）的想法。这些细节都确凿地存在于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我念初一的时候，有天副班主任开班会。他讲的很多道理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他说：“女生要注意了，虽然你们小学成绩好，初三毕业奖状也拿了一摞子，但是你们可能还是考不上高中。女生学习一般后劲不足。”

那段话和我母亲的经历影响了我很多——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考过班上所有男生。而我母亲在考入了师范学院后，因为性别，加之我姥爷身体不好，被整个家族收起了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后来我做到了。我想这种咬牙切齿地学习劲头，这种性格里的倔，来自我姥姥。我姥姥一辈子生了三个女孩，没有儿子，年轻时在大家族里话语权很少，连大女儿能否继续读书都不能决定。到抚养我的时候，我常听到她的教导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你不能比谁谁，谁谁谁差”，或者“我当年没本事，你妈没念成书，你要念成书。”我姥姥常常在夜里说起这段往事时淌眼泪。

我确实争了口气，中考时拿到了全校第一，考入了当地最好高中的重点班。虽然这种“争口气”如今看来极为荒谬。某种程度上，很多女孩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挣扎着过来的。

但小爽是个例外。

前段时间，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某个明星的硬照。从某些角度看，这位明星长得很像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小爽。再往前一点，去年十二月，大概是考研的前半个月，焦虑的小爽发微信给我。我喜欢的作家说求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肇事逃逸，像我这样工作又读书，接下来还要去读书的人，可称作是交通事故中的弃车逃逸王者，王者荣耀里的庄周。但很奇怪，我这样一个废柴，竟成了很多学生人生问题的求助者。比方小爽在考研复习痛不欲生时就问我到底要不要读研，我说考得上就读，人生的问题不是考上研究生就能解决的。小爽又问我百强县的工作机会要不要抓住，我说随缘，抓得住就抓，抓不住就是没有缘分。前几天小爽联系我，她考研过了国家线，正在等调剂院校的面试。轻舟已过一半的山，接下来等靴子落地，她显然轻松不少。

小爽是一个自信的姑娘。她是我班上的学习委员，能力很强，很多事我都可以放心地交代给她。例如戏剧节的戏剧排练，她可以把某某人做某某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小爽也可以明确地拒绝她不喜欢的男生。从小爽身上，我能感受到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女孩儿性格的影响。小爽的妈妈在检察院工作，爸爸是律师，以炒股为主业。和很多“丧偶式育儿”的家庭不同，小爽的学习很大程度上都由父亲负责。她的爸爸跟我说女儿笨：“她那个脑子，比我和她妈妈的一半都不如。”

这时候小爽会佯怒，让她父亲去查查是不是抱错了。“就是抱错了也不怕，反正他们这些年的钱都花在我身上了。”小爽说，“我又不亏。”

很难讲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让她更自信还是更焦虑。有时候，对青春期的学生而言，父母和子女之间宽松的关系反而是一种负担。小爽觉得自己要对得起父母的期望，但同时她又是个爱玩爱闹的女孩。这令高中时的她常处于一种焦灼状态——做很多题，总觉得自己少做了题。“我的愿望就是躺平，有一份过得去的工作，不能太忙，闲暇时总要去哪里玩一玩”，小爽说，“我爸天天说我们这一代人完蛋了，批评我不够积极。”

高考结束后，小爽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南京某高校，总算在她的清单上划掉了“对得起父母”的那一项。大学四年里，作为一个气象学专业的学生，她当了很多活动的主持人。终于在考研面试的前一周里，小爽问我：“这些（主持人）经历可以写进自我介绍吗？我好像有些不务正业。”

这才是她，我想。

解决完考研复试的“自我介绍写什么”之后，我和小爽聊了聊明星八卦，还聊了聊以前的事，知道了谁和谁谈过恋爱，谁又和谁分过手，尴尬人和尴尬事之间隔着时间，就有一种云开雾散的平和。我那时也完全不懂他们之间的爱恨，她说副班长还曾因为她谈了恋爱就此跟她决裂。我说副班长毕业填志愿时还跟我说忘不掉她。过了这么些年，我终于知道了副班长口中的“她”是谁（不是小爽，是另一个女孩子，但副班长跟小爽说不希望她谈恋爱），那时我跟副班长讲，忘不了就忘不了，忘不了又不影响你填个志愿。

我不知道这种颇现实的情感教育有没有影响少年人后来的情感之路。总之副班长消失在了我们所有人中间，成了传说。

其实普遍来说，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在青春期以及青春末期成熟得多。聊起恋爱这回事，小爽跟我讲起前男友（高中同学）在分手后，经常在醉酒后打电话给她的经历。我脑中瞬间涌起很多糟糕的经历想要传递给她，但又不知道怎么说。我不认为我的经验是有用的，也不认为有人需要我的意见来指引其生活。我嘻嘻哈哈地给她分析分手后对方可能的哭诉、挽回与拉黑的一整套操作，和她一同感叹社会加诸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例如不理性，例如情绪化。

“我们女的也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小爽说。

或许是观念的转变，或许是女孩子们总是能感知到成长过程中的透明墙壁，又或者是时下流行的女性主义思潮，我目睹了很多聪明的女生面对情感时的果决，相比之下，男生们可能是真的脆弱，也可能是表演脆弱，但显然他们很多人拿到的剧本已经不太适合这个时代的女生。我教过的这些女孩子们，大多有着平等的性别观，这意味着她们更自由，但未来走上社会时可能也更难以适应。

聊天到最后，小爽和我开玩笑说男生在还没吃过生活的苦时，先尝了爱情的苦，而我们女的，很早就吃了生活的苦，爱情那点苦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虽然据我所知，小赵、小陈和我吃过的那种苦，小爽并没有经历过。我并不知道小爽这些年的具体生活细节。

说是这么说，但我知道，如果有爱情的苦，她还是会吃的。活着就是不间断地受苦，不是这种苦，就是那种苦。果不其然，小爽说：“还是高中生活好啊。”

“这下你知道高中老师天天念叨的那句，‘到以后你们就能明白高中生活有多美好了’，是真的吧？”我说。

“是真的，但是我以后又会怀念大学了。”她说。

截至这篇写完之前，小爽获得了调剂院校的研究生拟录取。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了，她又可以开开心心地继续她的学生生涯，恭喜她。

在婚恋方面，女孩子们似乎也更容易被家长的规训，例如找一个比自己强的男人当男朋友或老公。

小佳今年毕业，已经拿到某国内985高校的保研。小佳的男友是她的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都是我的学生。据说两人在念书时互相不来电，小佳还帮男生追过班上的姑娘。真正来电是两人念了大学后。彼时小佳男友因为高考失利，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广东省的一所一本。而小佳则在国内某211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念大二。

小佳也住在南山小区，她母亲陪读。有次我在南山小区的住所因为没有及时缴纳电费而停电，我在班级群内询问解决方案。小佳问了母亲，她妈妈直接打电话告诉我卡里一般还有二十度电，刷一下就可以。

电话那头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小佳的父亲也是一个普通父亲。小佳的普通父亲喜欢刷今日头条和抖音，对女儿毕业后的薪资预期是年薪三十万，并可以在不远的几年后达到年薪百万。与此同时，认为女儿的男友只是普通一本，配不上女儿。

冲突发展得最严重时，小佳爸爸在女儿面前怒斥她男友。那年暑假小佳放假没有回家。“希望爸爸能反思自己的行为”，小佳跟我说。虽然她的爸爸很难反思，但小佳显然不太乖，也坚定且勇敢，这比一个好学历重要多了。

很多时候，家长们对高学历的追逐带着赤裸裸的现实意味。作为老师，我常常会看到这种过于追求实用的期望会导致孩子厌学。懂事、好学又聪明的小佳没有厌学，正正常常地按照父母的期望一路读书，却因为男友的学历和父母闹了三年别扭。

我觉得小爽和小佳真的很聪明。我花了很多年想明白的问题，例如时光一去不复返，例如要懂得及时放弃和做自己。就是到了今天，女性的生存境况都算不上好，太多太多看上去正常的表象，背后都是一代又一代女性血淋淋的挣扎。苹果和葡萄死于果子，活于酒。我相信她们站在了前辈们的肩膀上，可以有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就是因为有小爽和小佳这样的女孩子，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一些。

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身边同龄人的爱情，似乎也并不如青春小说里写的那般绝望。到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旁观了一个又一个少男少女们的爱情。

我记得那是2016年的5月20日，那天就我所知道的，有一个男生向班里的学习委员表白，副班长向班上的一个女生表白（就是上文中的“她”）。

为了记述方便，我在这里用小蕊称呼“她”。小蕊小小的，有点黑，长得很秀气，性格很文静，文静里又有点孤傲。小蕊很乖，成绩也很好，高二被重点班挑走了，和副班长在一个班。我所带的班级是全年级进重点班最多的一个班级。

我对小蕊了解并不多，仅有的一些了解来自小陈和小爽。在她们的只言片语和小蕊的随笔里，我大概知道小蕊小时候在上海上过学。她向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立志要考出大西北。这样的心劲儿我非常熟悉，我成长于位于西北边陲的移民小城里，那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上世纪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时来到此地。这股神秘的一定要走出大西北回归故乡的精神力量带领着家乡小城高中十年内贡献了三个省状元。学生在高二分班时写目标院校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省会名称加大学的组合，所以像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倒很少出现在教室后面密密麻麻的便笺纸上。所有人在高中阶段都仿佛承受着家庭叶落归根的使命。当然状元最后去的是清华大学。小蕊的傲大概也源于这样的心劲儿。但同时我也敏感地意识到，同龄人并不怎么喜欢小蕊。

副班长和小蕊表白的前一周，副班长妈妈同我了解儿子的情况，我说一切都好。他妈妈忧心忡忡地表达了对儿子可能有的恋爱的担忧，我拍着胸脯保证没有。我太了解副班长了，他不像是会谈个恋爱的小伙子。在小爽眼里，他是如假包换的死直男。何况那段时间班上在传小爽和他谈恋爱，我旁敲侧击地问了问，小伙子坚定地表示：没有，不可能，我高中不会谈的。

所以五月二十号那天我多少有些错愕。

但我决定尊重祝福。几天后，小陈和我一道去学校，路上她说起了小蕊和副班长在谈，但小蕊对这段感情似乎并不打算认真对待。“她说就是跟XX玩一玩，高考后就散了。”小陈说。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听完这句话时产生的震荡不亚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

对，就是“不得了”。我当时的第一感受就是“不得了”。这个小女生不得了，比那么多情感博主里的投稿人要聪明多了，也果断多了。第二感受是这样不好。

要经过好几年我才明白，感情里没有对和错，好与不好，只有愿意和不愿意。也许当时刚当老师，满胸腔充斥着道德感，想要“纠偏”。现在看来我跟小佳的父亲，电视剧里的长辈其实差不太多，用现在的话说——充满了“爹味”。

当然，我没有找小蕊，某次副班长来办公室跟我讲事情时，我跟他讲了很多，跟我当年的老师讲过的差不多，大概就是“现在先别着急找女朋友，上了大学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之类的陈腔滥调。副班长妈妈打来电话说到儿子最近的异常时，我讲了这件事，包括其他同学对小蕊的评价。

很无耻。

好在副班长的妈妈很理性，也很克制，大概她跟儿子也讲了和我差不多的陈腔滥调。后来我听说他们（高二后他俩就去二班了，不再是我的学生）还在一起，高三时分手了。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对小蕊的评价有没有影响到我对小蕊这个人的看法，我想多多少少会有的。作为同性，我袖手了同龄人对小蕊或许不客观的认识，选择与大多数人站在了一起——也许是潜意识里觉得这样更安全；也许是太年轻，缺乏对感情真谛的认识。

但时光不会倒流，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多时候挺不屑于跟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的。但我近来发现这种“不屑”只是我在成长过程中慢慢习得的。简单说，是我逐渐长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怂货，整个青春期最激烈的反抗不过是中考百天宣誓被要求发言时就说了两句话。那天太阳很晒，到我讲演前，领导已经讲了太多话，大家都很疲惫，我为了早点结束这种徒劳的宣誓活动，丢掉稿子，讲了两句话便结束了。事后虽然被老师批评，但我在心里记了很久，并认为自己挺酷的。

经验表明，只有怂货才会把这种小事在心里记上很久。二十六岁以前，大多数时候，我都认可这样一种价值观——藏在人群里更安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的本能。在我教的高一六班里，我知道的女生小团体就有好几个。可能这也不能称之为“团体”，就是几个女生关系很好，好到一起去厕所的那种好。如果有女生没有人跟她去厕所，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件怪事。我在高中三年里是寂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一个人去食堂，一个人去厕所。一个人行动在一个集体中好像会被认为“很可怜”。因而我没有在高一六班看到过一个人行动的女生。我有时候觉得有关女性的很多刻板印象和现实说不上是谁推动了谁，二者之间更确切的关系，应该是刻板印象禁锢了女孩子们的想法，促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自觉地按照这些固有印象生活，反过来加重了这些刻板印象（神奇的循环）。例如，很多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跟我表达过诸如“女生事儿多”之类的话，但到了她们走进大学，独立地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人，却没有一个女孩子再向我提起过这回事。青春的世界太小了。

我也是后来才察觉到这一点。我记得作家苏童被问到“怎么看待女性命运”这个问题时，他说：“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都有作茧自缚的选择。”然而为什么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作家张怡微认为是女性“没有扭转命运的机会”。从小赵到小陈、小爽、小佳和小蕊，她们因为各自女性的身份在家庭关系、恋情和人际关系方面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

近年来还有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女性友谊”。当然女性需要发声，需要打破社会对女性固有的看法（女的喜欢抱团；女的事儿多之类），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在我看来，友谊应该是一样的。男性喜欢将友谊以“义”之类的词语命名。“义”有利益共同体和共同使命的意思在里面，男人从小被要求“讲义气”，被要求寻找“同道中人”，女性在这方面的教育就少了很多。在这个衍生的话题下，例如就有男性可以赤裸裸地把野心和欲望说出来，我记得高中的学长考了全省高考状元后回学校做讲座，提到他在上海参加比赛时站在东方明珠塔上俯瞰整个城市，内心的想法是：“我要征服这座城市。”相较而言，女性似乎不被鼓励说出来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更进一步说，对女性而言，寻找利益共同体或者拥有共同使命的盟友是不重要的。

我真正地意识到这一点，是和小宁一起探讨问题时。小宁是我的学生，她在很多方面可以称得上完美。2020年，彼时她大二，我们就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那时我预感这段友谊即将破裂，是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女性之前，首先是一个人——我的友谊应该是基于对很多事物的共同认识之上，而不只是可以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讨论文学作品。

中文世界里女性友谊的书写空间显然太少了，什么时候女性友谊不再只写一些女性的成长和镜像自我（如“世另我”的《七月与安生》），而是写一些像《水浒传》 《三国演义》里的男性一样可以为共同的利益努力的故事，女性的世界可能会更广阔，女性也能更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从而争取“扭转命运的机会”。

我很幸运教了这些女孩子。在教她们的时候，我的头脑里也充满了错误的看法，伴随着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我个人的成长，我努力看清了一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和这些女孩子们相互照亮。

……

本文为节选部分，全文刊于《山西文学》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