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祁云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陕西省西安植物园。散文刊发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入选《中国当代文学选本》《2023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生态文学年选》《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著有散文集《植物，不说话的邻居》《我的植物闺蜜》等十多部。获冰心散文奖、中华宝石文学奖、中国徐霞客诗歌散文奖、丝路散文奖等。

1

像是被风儿托举来的一粒种子，我被种在植物园里。

6月底，我拎着装有毕业证和派遣证的行李箱，最后一次穿过兰州大学校园，出门沿盘旋路走向火车站。这天的晚霞格外铺张，把城市、铁轨、草地、绿皮火车以及前来送别的同学，都镀上了一层金色，那是一幅浸透着淡淡离愁的油画。列车在兰州市的暮色里启程，在晨光中抵达西安。

日升月落间，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出站口，我一眼就看见方姐举着写有我名字的接站牌，晨曦为她镀上了一层柔光。方姐三十出头，白净、清瘦、挺拔如柳。是植物园领导派她来火车站接我的，一路向南，风和景明。

到单位后，方姐给了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一把与人合住的宿舍钥匙。植物园就这样热情地接纳了我。在两把钥匙的叮当声中，我的身份从学生切换成职工。

单位里有一栋五层建筑的办公楼，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都蜷缩在一排人字梁的瓦房里。宿舍只有九平方米，竹竿交叉搭成的顶棚上，铺着泛黄的竹席。房源紧俏，十八平方米的屋子被一堵墙一分为二，隔墙只砌到顶棚下，一点儿也不隔音。夜深人静时，隔壁职工子女的歌声便从顶棚上流淌过来，一首《涛声依旧》反反复复，成了我当年最熟悉的催眠曲。鼠辈们有时会在午夜撒欢，它们踩着踢踏舞步掠过顶棚时，我立刻用被子蒙住头，在簌簌落下的尘埃中，默默祈祷这些兴高采烈的家伙别把单薄的顶棚踩出窟窿。

房间里勉强可塞下两张单人床，我和一位研究生大姐各居一方。就这样，在长安城南这方寸之地，我安定了下来，开始了与草木相伴的工作与生活。

这一年，领了派遣证分配到植物园工作的有两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位中专毕业的同事。我赶上了那个幸运的时代，享受了计划经济最后的红利：上大学不用缴纳学费，大学四年全公费医疗，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并且拥有了这“铁饭碗”。

冰心先生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非常吻合我与植物的相处之道——我对草木的每一分爱，都得到了它们的百倍回报。

正是这些绿色朋友，赋予了我多重身份：科技工作者、自然作家、植物画师、求知路上永远的探索者。

2

我的左手边，是一本摊开的《西安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三千种植物的来处；右手边，摞着成沓的白板纸和一本《中国植物志》。我在巴掌大小的白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不同植物的拉丁学名、科属、产地、用途……白底黑字，塑封后，便是园子里草木的“身份证”。

7月的暑气被头顶吊扇的嗡嗡声赶走，我手中签字笔的黑色墨汁在卡纸上哗啦啦游走，俨然浪花朵朵的溪流。秋风里树叶儿飘落时，一千余张植物名牌整齐地码在办公桌上。我的字虽不及书法作品那般美观，却让主任和方姐笑着夸道“字如其人”。方姐说，我的字像被露水浸润的竹叶，端正间透着灵秀。

往后每年，我都要拿出两三个月时间，重复这项看似单调却充满了仪式感的工作，直到三四年后，金属吊牌取代了手写纸牌的温润，一个时代悄然落幕。

三张木桌，三把木椅，一个木质的简易书架，一台固定电话，是我们科普科当年的全部家当，我与方姐、王主任共享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平房办公室。这是六排瓦房中的一间，单位里只有我们科普科和园林科几个部门在一排平房里办公，另外五排是宿舍。办公室面南背北，窗外两米处，站着一排高大的旱柳，枝叶会在青砖路上画出流动的阴凉。晨光中，浓荫几乎铺满了整条小路。正午时分，树影却只能占据半幅路面。

王主任时年五十多岁，西北大学植物学专业科班出身。户外讲植物时双目生辉，声音如山涧清泉，能让最浮躁的心安静下来，专心听他的草木之道。主任的文笔也好，常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退休前出版了三本科普图书。那本《西安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也是他和邢老师踏遍园中每个角落，一株株实地勘察、统计、鉴定所有栽培植物后，共同撰写的西安植物园草木家谱。

四五年后，推土机轰鸣着抹平了平房区，原地建起了木兰园，我们的办公室一并迁入办公楼。彼时，我也分到了单位家属楼一个小套间，顶层，二十五平方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多年住集体宿舍的我十分满足。

名牌书写完毕，王主任让我拿去街上的广告店铺里塑封，回来后用打孔器逐一打孔。最后一步，是用细铁丝将名牌固定在对应的植物上。

第一次为植物挂牌，我像个迷路的孩子般茫然无措。尽管在兰大学习植物学四载，又在植物园工作了两三个月，却仍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教科书上的铅字与眼前摇曳的枝叶之间，横亘着一条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植物园不同于普通公园，它是自然教育的殿堂，每一块名牌都是不容出错的教具。若是将水曲柳误作白蜡，给月季错挂上蔷薇的名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那些年，植物园的引种名录上赫然登记着三千余种植物。我需要为其中近千种植物制作并悬挂植物名牌。实际制作的牌子数量远超预期，因为同一种植物会在不同区域重复栽种。譬如雪松，就分别在主干道旁、裸子植物区和郁金香园各有一株，这就需要制作三块相同的标识牌。

那时最让我们头疼的，是这些费心制作的植物名牌，常常在挂上几天后便不翼而飞。有的被随手丢在草丛里，更多的则彻底消失。多年过去，我仍会想起那些不翼而飞的名牌：它们被谁拿走了？拿它们做什么用呢？或许，它们和那些被摘下的花朵一样，不过是某些人短暂占有欲的牺牲品。

方姐带我去园子里挂过两次名牌，主要是给主干道两侧的大树挂牌。这些大树的名字好记，之前我都在书本上见过。即便我一时记不清树的具体模样，它生长的位置我也已经记住了。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独自前往，仔细观察它的主干侧枝，看叶子的纹路、花的姿态、果实的形状，直到这棵树如同工笔画般清晰地印在脑海中。此后，无论它站在哪里，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园子里的每株草木，都是我跟随王主任和方姐做科普时慢慢熟悉的。这过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那时没有手机相机，无录音设备，全凭一支笔、一双眼，硬生生将三千草木的容颜都镌刻在脑子里。好在我会画画。每次听讲，我都快速勾勒整株植物的轮廓，标上学名和生长位置，回头再细细描摹其叶片、花朵和果实的特征。回办公室后，一头扎进资料堆里查缺补漏。

园内设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陈列着报纸和科技期刊，最多的，是类似于《中国植物志》那样的工具书。我喜欢翻看书里的植物插图，那些图案线条精准、优雅，每一笔都蕴含着植物独有的生命力。

整理植物笔记时，我会对照书上的插图细细描摹一番，笔尖与纸面的摩挲间，那些草木的形态，便深深印在了心里。

3

一天早上，我和王主任刚进办公室，清晨的宁静便被芳姐慌乱的脚步声踏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事了，药材区的杜仲出事了。”事态严重，三人快速赶往事发地点。

现场比想象的更糟。七八棵杜仲被人野蛮地剥去了树皮，树干惨白地暴露在晨光里，正痛苦地战栗。

白花花的树干，发出了白花花的啜泣。哭泣声从狰狞的伤口迸发，自撕裂的纤维间涌出，在环剥的树身上升腾，凝结成药材区上空凄厉的哀鸣。那声音太过深刻，以至于多年后，仍会在某个瞬间在我耳畔响起，清晰得令人窒息。

掌心贴上树干的伤口，潮湿的木质沁出凉意，像是触碰到了树木的泪。

王主任弯腰捡起杜仲的名牌，那是我亲手书写制作，前两天才悬挂在树身上的，斩断的细铁丝还留在小孔里。王主任重重地叹了口气：“是这块牌子害了它……我也有责任。”语气里满是懊悔。

“都怪我忘记提醒你了，杜仲不能挂牌。”他痛苦地闭了闭眼睛说，“杜仲皮是名贵药材，能补肝肾、强筋骨，很容易被贼盯上。你写的这名牌，是他们盗割的精准指示牌。建园初期，我们园子就因为挂牌出现过同样的事故，没想到重蹈覆辙……唉！”

我浑身一震，如坠冰窟。

“杜仲取皮讲究的是点状剥取，怎能如此丧心病狂地环割？”王主任用手指抚过树干上狰狞的伤口，树皮下的木质层暴露在阳光下，惨白、醒目、惊心动魄。“上下运输水分、养分的通道全断了，这棵树，怕是活不成了。”

恍惚间，我的眼前浮现出昨夜可怖的场景：剥皮者站在杜仲前，借着手电筒的亮光确认名牌上的字迹，没错，这正是他白天踩点时发现的目标。他抽出锋利的菜刀，用斧背助力，刀刃狠狠地切入树皮。先环割了上下两道口子，再纵向一划，整筒树皮便被完整地剥了下来，动作娴熟得令人发指。树皮被生生剥离时发出的“嘶啦”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地上的编织袋很快被塞得鼓胀。黑影翻墙而去，只留下受害的杜仲在夜色中哭泣。

寒意从脊梁上蹿起，愧疚潮水般淹没了我。我竟在无意中成了帮凶。站在伤痕累累的杜仲前，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王主任安慰了我几句，让我赶紧去买伤口愈合剂和塑料薄膜。

被环剥的三株杜仲，未能熬过这年的秋季。叶子片片凋零，枯枝如骨，指向天空。

4

是个闷热的夏日，蝉鸣在旱柳上“热啊，热啊”地聒噪。

十点钟左右，我们办公室来了位不速之客。一中年男子手里捧着一对“人形何首乌”，像供奉圣物般将这对“小人”放在我们办公室青砖地上，汗水顺着他的太阳穴滑落。

“师傅，这是不是何首乌？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啊。你们给看看，我是不是上当受骗了？”他的声音发紧，眼神里混杂着期待与不安。

见我们一脸好奇，他抹了把汗，讲起了前两天的奇遇。原来，是一位路遇的挖掘机师傅向他兜售了这对“千年灵药”，说这是他一铲子挖出来的“天地精华”。说到这里，他颤巍巍地抱起那对“人形何首乌”，掩饰不住的得意：“我活这么久从没见过长得这么神奇的草药呢！人家开口要三千，我好说歹说砍到一千。”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一千元可不是小数目，抵得上普通工人小半年的工资。

王主任、方姐和我围拢过去。这是一对褐色皮肤的植物“小人”，男相魁梧，女相窈窕，像某本杂志上亚当夏娃的雕塑。它俩有胳膊有腿，圆润的曲线勾勒出完美的身材比例，就连男女性别特征都活灵活现，逼真到让人有点儿不好意思直视。两根稍显萎蔫的藤蔓，从“小人”的头顶上分别伸出来。茎秆与叶子，倒真是何首乌的模样。

在青藤缠绕的药用植物展示区入口，两株何首乌静静地攀爬在高大的藤架上。每次路过，我总会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绘的人形何首乌。虽心向往之，却始终不敢也不忍惊扰园中这两株“活标本”。我曾迫不及待地翻阅过《中国药用植物志》，却见其根茎图平平无奇，不过是寻常的块状根茎，哪有什么人形可言。

仔细查看那对“小人”的茎蔓和叶子，的确是何首乌的没错。王主任一时也拿不准，叫来了“行走的药典”秋老师和搞植物分类的邢老师，邢老师拥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

两位老师经过一番查验，结论一致：假的。

空气瞬间凝固。男子脸色煞白，嘴唇哆嗦起来：“怎、怎么可能……”

邢老师拿出小刀，轻轻地在根茎相连处剜掉一小块，两根贯穿根与茎的牙签，赫然显露出来。抽出牙签后，何首乌的茎蔓和人形根茎瞬间彻底分离。显然，这两种植物，被人用粗陋的伎俩，进行了“嫁接”。

“这人形的根，应该是薯蓣的根茎，或者，是薯蓣科某种植物的根茎。育苗后被移栽到人形模具里生长。这种根很容易塑形，生长中遇到石头或者是硬土挤压，都会变形。所以，就算碰巧自然长成了人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效。”

男子呆立原地，抱着“千年灵药”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待他悻悻然离去时，怀中那对人造的畸形植物变得似乎异常沉重。或许因了怀中物褪去神秘外衣后的平凡本质，又或许是被落空的虚妄抽走了他的气力。

我把整个事件记录下来发表在晚报上，之后，再也没人拿了人形何首乌前来鉴定了。

5

鉴定“罂粟”的时候，是个春日，我的办公室已经从平房区搬进了办公楼。

阳光斜斜地切进窗棂，在我的办公桌上投下菱形光影。十余株被密封在透明袋子里的植物，此刻正安静地躺在那里，茎叶微蔫，却承载着一个普通人可能倾覆的命运。

种植者说自己种的是观赏的东方罂粟。罂粟与东方罂粟，仅两字之隔，却隔着罪与非罪的深渊，横亘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一条冰冷的条文——十日拘留，数千罚款。这足以让一个家庭蒙上荫翳。

指尖触碰到证物袋冰凉的表面时，我仿佛感受到了那个种植者焦灼的心跳。这不是寻常的植物鉴定，这是一场关于清白、关于生活、关于法律边界在植物特征间精准落点的审判。

我屏息凝神，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游标卡尺，沿叶子的形状、抱茎方式和茎秆表皮一寸寸游走，像一个在微观世界里寻找真相的侦探，更像一个生怕误判了生命的医者。

我知道，毒品罂粟带着几分疏离的洁净，全株光滑并附着有一层白粉，茎干粗壮，分枝少，叶子厚实、碧绿，叶形不规则、锯齿状，叶面并不分裂；东方罂粟则全株分布着明显刚毛，分枝多，叶质较薄，整体感觉纤弱，翠绿，叶子羽状深裂、全裂或二回羽状深裂。

其实，用花朵和种子更容易区分，可惜十余株标本并未进入花期。

重点是，毒品罂粟的叶子是“抱茎而生”，叶基像两只急于合拢的手，紧紧环抱住茎秆，带着一种禁锢或包裹的意味。而眼前这些植株，叶基从茎秆上直接伸出，显得松弛、自然，并无那种刻意的、全然的抱茎。

目光扫过茎秆和叶面，寻找那层可能存在的蜡质白粉。没有。叶片呈现出一种干净的、带着生命光泽的绿。每一个细微的差异，都在我的眼皮下被放大，汇聚成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光线透窗而来，那些茎叶的脉络、闪光的绒毛、深裂的锯齿，都在金色的光晕中变得无比清晰、透亮，在阳光下如同被唤醒的灵魂，争先恐后地诉说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亲自用光之笔在叶片上签下了“无罪”的证明。

我拿起笔，笔尖悬停在鉴定结果栏上方的瞬间，仿佛看见那个素未谋面的种植者紧握的双手和希冀的眼神。这签名，不仅仅是对一株植物的身份确认，更是对一个普通人生活的赦免。

我深吸一口气，郑重地、清晰地写下：是观赏罂粟，即东方罂粟，非毒品罂粟。笔尖划过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声音，是植物学知识在现实法庭上的落地，是科学为生活划下的清晰边界。一纸鉴定，轻如鸿毛，却在此刻重逾千钧。它卸下了一个人可能背负的枷锁，让十余株无辜的植物，得以回归其作为观赏的纯粹本质。

一种沉甸甸的释然涌上心头。

阳光依旧明亮，照亮了标本，也照亮了那些因无知或疏忽而险些陷入黑暗的命运。毫厘之间，差之千里；草木无声，却有千钧。

三十年里，我参与鉴定过许多植物，有和老师们一起鉴定的，也有单独鉴定的。每次鉴定植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特别的由头，有浮生百世的故事。

直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通过各种平台发来植物图片，让我鉴别，询问相关信息。只要我在线，只要我不忙，我都一一回复。更多的，我用文字加漫画的方式，在我的报刊专栏里述说它们，潜移默化大家对植物的认知。

事实上，每片叶子都镌刻着生存的秘密，每根绒毛都在讲述进化的故事。我们总爱用人类的标准给植物贴标签，殊不知在生命演化的长河里，人类的道德评判何其短暂。或许，科学鉴定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学会对生命保持敬畏。

6

前些年，我有幸参与了一项颇具古意的差事——西安市园林植物资源普查与特色植物推荐项目。简单说来，就是为十三朝古都的花草树木编纂一部“草木家谱”，甄选出最适宜此地生长的园林植物。

古城的主干道、盘道、中央绿化带，乃至公园绿地，处处留下了我们的脚印。七百多个清晨，我们戴着草帽、挎着相机，揣着泛黄的地图与笔记本，像唐代采诗官般穿行大街小巷，将这座城的草木风雅一一记录在册。

那时的我们，活脱脱是一群执着的植物侦探。仰头与千年古树对话，俯身同娇俏灌木私语，连墙头攀缘的藤本、石缝里钻出的小草都要细细问询一番。相机用来取证，笔记本记录它们的口供，在地图上勾勒出它们的居所……两年间，我们收集了无数“植物证词”。我们手里的西安市地图，因为翻检太勤，不久便都支离破碎，不得不用胶带在背面纵横装裱，活似一张张神秘的藏宝图。

两年后，我们项目组对这些草木的适应性及其生态风险做出了全面评价，最终胜出的六十余种草木，进入古城数个角落的草木“模范社区”，向过往行人展示着它们的优雅“草生”。

有些相遇，的确需要穿越风雪。那年，西安的冬天格外冷，六十年未遇的寒潮裹挟着西北风与雪花呼啸而来。我从东北引种的红花草莓小苗，在零下十二度的雪被里与命运对弈了整整十三天。当残雪中那抹粉红怯生生地舒展花瓣时，我蹲在试验田埂上哭了，这倔强的小移民，多像当年那个一遍遍在药材区辨认草药的姑娘。如今，它们已蔓延成曲江池畔的胭脂云，与天目琼花、猬实这些异乡客一起，用绽放的温度，将钢筋森林的剪影，美成了韦庄笔下的花间小令。

我的同事们，也将那些难得一见的奇花异卉，播撒到古城的大街小巷。

城南小学的夕阳里，高级工程师张莹单膝点地，陕西羽叶报春的种子从他的指缝间滑入土壤，学生们纷纷效仿，一千八百粒种子安居在种植箱里。如今七八处这样的报春保育基地如星星散落古城，孩子们清澈的瞳孔中，倒映着种子破土而出的生命奇迹。时光倒回20世纪80年代，老园丁杨廷栋的掌心开出了“玉灯”玉兰，莹白的花盏照亮了三秦育种的长夜。其后，王亚玲博士让“大唐红”“长安香雪”等玉兰的基因，在江南大地上织就新的霓裳。最动人的，是八百里秦川水面上，竟漾起热带的涟漪。1983年夏夜，两万长安人共赏了王莲的初绽。李淑娟研究员常年涉水的背影，终于将这热带的花信风，永远留在了北国的水面上。现在，漫步长安街头，蝴蝶荚蒾摇曳，八角金盘生辉，木绣球团团锦簇，柚子树芬芳四溢，金线吊蝴蝶翩翩欲飞……

这些异乡客以曼妙的身姿、绚丽的色彩，日日柔化着钢筋水泥的冷硬线条。古都西安因此多了几分灵动。

这些草木在西安街头的倔强绽放，重新定义了“故土”疆界。四季流转间，平添了许多异域风情。

生命，从不受经纬度的禁锢，如同希望永远不会蛰伏在冻土之下。当我们为这些迁徙者鼓掌时，何尝不是在礼赞所有突破命运枷锁的灵魂？

7

近十年，我像个痴情的寻宝人，专门去找那些活过了百岁的树。

江南的雨、西域的风、蜀道的云、塞北的黄沙，都叠在我的脚印里。

隔了栅栏，我仰望过五株五千岁古柏的树冠和枝叶，触摸过乌鲁木齐古榆粗糙的树皮，数过西湖最古老紫藤垂落的花序，在晋祠周柏歪斜的枝干下站了许久，也看过故宫里那株千岁的龙爪槐如何把影子投在了红墙上。

最令我震撼的古树，是长沙惜字塔顶的朴树，它的根须穿越长达十二米的塔身，才扎进了坚实的土地汲取营养，它因此得以在塔顶上潇洒又风流。还有，婺源溪边那棵空心的古樟树，内里朽了，春天里却照样绿得晃眼……时光刻进了木头里，就成了另一种永恒。

我跑秦岭的次数最多。这座横亘中国的山脉，是座古树的博物馆。

山里的红豆杉，年轮里封存着第四纪冰川的记忆；珙桐舒展的叶片上，仍然流淌着白垩纪的月光；高山杜鹃岁岁绽放，每片花瓣，都拓印着季风的足迹；王维吟咏过的桑树依然健在；老子手植的那株银杏树，秋冬季节，依旧飘落金黄的叶子；《诗经》里的栎树，树皮沟壑中仍旧回响着“隰有六驳”的韵律……这些静默的智者，用年轮书写着最深邃的时间哲学，向我诉说着永恒的生命智慧。

每当我的手指轻抚它们皴裂的树皮，都像在翻阅一部活着的史书。

这些老树，活得也像本哲学书：嫩芽说，生命短暂。年轮说，坚持就是永远。花开一季是短暂，站立千年，就成了永恒。

这些老寿星记得哪年大旱、哪朝打仗，见过王朝更迭，听过百姓悲欢，现在却像是被虫蛀的日记本，字迹越来越淡了。当然，在古树恒久的凝视下，我们这些匆匆过客，连同我们的悲欢，不过是它们年轮里一缕转瞬即逝的波纹。

有时在树下坐久了，竟分不清是我在看树，还是树在看我。

这些年走南闯北去看古树，最让我心头一热的，是那些默默守护它们的人。

在黄帝陵，我知道了有一群徒手捉虫、保卫古柏群的婆姨和汉子；在秦岭深处，我看见了几个“蜘蛛人”正在帮古树修剪、除虫、喷施营养液；在蜀道的拦马墙段，我遇到了一位几十年义务巡护古树的老者，并和他相谈甚欢；在福州街头，我目睹了许多老人孩子在千年榕树下乘凉嬉戏……正是这些朴素的情感纽带，让古树得以穿越时空，继续滋养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惯常以科学之眼审视树木，测量它的数据，记录它的形态，分析它的生存策略。可当我真正站在这些阅尽沧桑的古木面前时，显微镜下的细胞图谱忽然变得苍白无比。这些活着的纪念碑，早已超越了生物学范畴，成为文明的活化石、民族的精神图腾。

我感觉，每一棵古树，都在讲述另一个版本的家国故事——树是家，它的荫庇让鸟兽有栖身之所；树是国，它的根系网络链接着整片土地的生命。

8

我的世界，因草木葳蕤而丰盈。

我常自比米勒《拾穗》中的那位妇人，在时光的麦垄间，俯身捡拾洒落的金粒。草木赐予我的，都是些灌浆饱满的颗粒，我只需一支笔，就能获取这份恩典。

草木与我，早已血脉相连，我记录它们的智慧与悲欢，它们塑造我的目光与心灵，乃至丈量世界的标尺。它们在我的文字间呼吸，我在它们的生命里汲取养分。这何尝不是一种奇妙的共生？

相互的映照与成全中，生命的边界变得模糊而辽阔。

静卧翠华路近七十年的植物园老区，现如今周边已换了天地。往南的路打通了，墙的东边连同三分之二的园区都被大唐不夜城吞没。节假日，我们门前的车流拥堵如时代的淤塞，刹车灯的红，像是某种警示。

十年前，老区向南半小时车程的马腾空荒地上，植物园人建起了一座六百亩的新园区。曾经承载无数市民回忆的老园区，缩隐为植物研究所。新园区的疆界仍在延伸，只不过，变的是空间和大小，不变的，是“园”与“所”里坚守的人。草木眼里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依旧守护着它们的枯荣。

每次走过老区的木兰园，我总要驻足片刻。当年手写的塑封名牌早已消失，那些学名、科属、故事，却在我的灵魂里扎下根，发了芽。

窗外，水杉的沙沙声与蜀道松涛、洪洞槐荫、乌鲁木齐古榆的絮语交织起来。那些曾经在平房竹席顶棚上奔跑的老鼠，如今都化作我笔下灵动的逗点。三十年前的两把钥匙早已不知去向，而草木赐予我的钥匙，却打开了无数道大门。

毕业二十年后，我受母校邀请回兰州大学开讲座，昔日的生物系已变成了生命科学院。毓秀湖畔，松柏、水杉依旧挺拔，甚至比记忆中更葱茏。恍惚间，我看见那个留着短发的姑娘与草木正窃窃私语。在图书馆，我发现了自己既写又画的好几本图书。忽然明白：生命中最珍贵的钥匙，是那些教会我观察与思考的草木，是镌刻在年轮里不曾褪色的爱。

从我的指缝间流泻的漫画与文字，已分不清是墨迹还是叶脉了。当我的双手悬停在键盘上方时，能感觉到草木的汁液汩汩地涌向指尖。就像此刻，植物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长成了新的维管束，它们借杜仲的伤口渗出树脂，借何首乌的藤蔓攀缘生长……这些文字，似乎不是我写的，而是三千草木通过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集体脉动而来。

在这草木人间，我们都是被光合作用祝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