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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清明·记忆
来源:人民日报 | 黄品沅 王彬彬 房伟 杨军民 肖复兴 龚学敏 杨晓民  2026年04月07日08:10

桐花风起,又见清明。

清明,是一个连接过往与未来的特殊节日,既承载着“慎终追远”的肃穆,让我们在祭扫与缅怀中,感念先人的付出;也孕育着“拥抱新生”的希望,让我们在踏青与寻春中,感受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

今天为读者奉上一组清明主题的文学作品。愿我们于追思中汲取前行力量,于展望中激扬生命活力,在这份绵延的文化记忆里,共赴一场关于春天的约定。

——编 者

这些年,我常常回到雨花台

黄品沅

清明,雨落,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静谧庄严。我伫立在外公吴振鹏烈士的展柜前,指尖抚过玻璃,仿佛能触摸到照片上那张年轻的温热面庞——那是属于27岁的青春,却已镌刻在永恒的历史星空里。

1906年,外公生于安徽安庆一户贫苦人家,父母早逝,让他过早见识了世间冷暖。外公青年时接触进步思想,16岁便立志救国,随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将一生献给革命。他主编《红灯》周刊,在白色恐怖中写下“红灯是永远照亮着的”;他深入工厂,用文字揭露剥削;他组织工人运动,奔走呐喊,将青春的热血洒向黎明前的黑暗。

1933年,因叛徒出卖,外公在上海被捕,面对威逼利诱,他答道:“共产党人的信仰,岂容金钱官位玷污!”酷刑之下,他十指被竹签刺穿,却始终默念“红旗,红旗”,未曾吐露半字机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狱中写下绝笔家书:“为了全世界劳苦大众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爸爸不能等你长大……记住,你爸爸是中国共产党人。”短短数语,字字滚烫,穿越近百年风雨,至今读来仍令人热泪盈眶。

这封绝笔家书,母亲珍藏一生,也成为我生命中最深沉的烙印。后来我做了一名演员,每当扮演革命先辈时,外公的身影便自然浮现。饰演《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范希亮,让我懂得了何谓“向死而生”;诠释《四十九日·祭》中的李全有,让我理解了何为“寸土不让”……外公让我明白,那些载入史册的先烈,从来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他们眷恋妻儿、热爱生活,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选择舍小家为大家,以生命践行信仰。因此,我的表演也不只是演绎角色,更是一次次精神的返乡,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些年,我常常回到雨花台。有时是以志愿者身份,为前来瞻仰的孩子们轻声诵读那封家书,描述那盏不曾熄灭的“红灯”。孩子们眼眸清澈,誓言铮铮,我仿佛看见精神的种子正悄然落入新生的土壤。外公以27载短暂年华,践行了对共产主义的承诺;而我,作为他的后人,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唯有坚守初心、深耕不辍,用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筋骨的文艺作品,让更多人铭记英烈事迹,让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永不褪色,让那盏象征信仰与希望的“红灯”,永远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外公当年点燃的“红灯”,如今已化作万盏灯火,照亮这片可爱的土地。而这清明的雨,是无尽的思念,更是我们接过那盏灯时,以初心许下的郑重诺言。

犹是当年问字时

王彬彬

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于2006年辞世,到今年,整整20年了。

20年间,多次在梦里见到潘老师。潘老师饱经忧患,日常的表情是严肃的。但脸上也常常有笑容。不过,那大抵是苦笑。也有开怀大笑的时候,那是笑出声来的。

在梦境里见到潘老师,大都是在他的书房里。我从1986年9月到1992年7月,6年间在复旦大学,从硕士到博士,是潘老师的学生。这期间,潘老师有过两个书房。我刚到复旦时,潘老师一家四口住在国权路上的复旦大学第四教师宿舍。那是6层的楼房,潘老师住在第四层,有3个房间,两间稍大一点,另一间就很小了。没有什么客厅。一家人住得很局促。是水泥地。20年间,我梦到潘老师时,好几次脚下都是水泥地。有一次,我填好了一份表格,送去给潘老师看。潘老师看了一眼,说:“‘博’字不是这样写的。”原来,我把“博”字习惯性地写成了竖心旁。我当时颇有些羞愧,低头看着地面,想找条缝钻进去。地面是水泥的,没有缝,钻不了。这是真实有过的事,后来曾在梦境里重演。还有一次,梦到与潘老师在书房相对而坐,听他讲说着什么。水泥地面上摊放着许多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料。这也是我刚到复旦不久的情景的重现。那时候,《新中国文学辞典》的编纂工程刚刚启动。这部辞典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朱建华先生。朱先生还专程到潘老师家中商谈相关事宜。那时候,潘老师喝酒还相当节制,几乎是不喝。而朱先生嗜酒如命。当时没有电话,潘老师便让女儿向黎跑到学生宿舍向我传达指令,到家中来陪朱先生喝酒。一瓶五粮液,我和朱先生分喝了。

应该是我快离开复旦时,潘老师的住房条件有了一次改善,从国权路的第四教师宿舍,搬到了国泰路上的第十二宿舍。这回,是新盖的房子,住在一楼,算是三室一厅。厅也比较大。我毕业后每次去上海,都是在这套房子的书房里,与潘老师聊天。在梦里,便也多次与潘老师在这个书房相见。一次,梦里与潘老师相对而坐,潘老师苦笑着。地面是地板,地板上摊放着许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资料,不少资料里都夹着纸条。有的夹得多些,有的夹得少些。这时候,潘老师正在写谈论中国近代史上某个事件的系列文章。

也有时,梦里的潘老师是在酒桌上。不知从何时开始,潘老师喝酒不怎么节制了。潘老师喜欢看球赛。晚上,常常是边看着电视,边喝着酒,黄酒或啤酒。这两种酒,总是成箱地买。也因此,我有时梦见他在酒桌上,手捏酒杯,脸酡红着,在说着什么,或者,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苦笑着。

20年间,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事情,是潘老师说过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判断,我当时并不理解,甚至并不认可,而在这20年间,却得到了验证。大而言之,对一些国内国际事情的预言;小而言之,对一些作家前途的看法,对一些文学走向的研判,都被时间证明,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合理性。毕竟,20年的时间,可以验证许多东西。

晚年时,潘老师几番对我说,在别人看来,他应该是生活得很好了,但其实,却是日坐愁城。我当时想,其实您或许是太过操心了,常常在为一些并不相干的事情发愁。

潘老师离开人间20年了,对于我,却是“而今宛尔音容在,犹是当年问字时”。

清明随想

房 伟

春分一过,细雨一来,清明节就不远了。

《岁时百问》曾言:“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节气,前有春分,后有谷雨,恰是“万物显”的关键时节。可以说,清明既是国人祭奠逝者的节日,也是体验生命走向欣荣的聚会。

清明源于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融合寒食节与上巳节的文化内核。读读古人的诗歌,也能了解一二。杜牧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最为人熟知,道尽“慎终追远”的肃穆。孟浩然的“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同样写清明之肃穆,却又多了几分凄苦之意。也有较欢快的写法,例如,吴惟信直言“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晏殊高唱“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其笔下清明尽是踏青寻春、欢乐祥和之气。当然,也有诗人写出清明节“冷热交替、悲欣交集”的生命体悟。比如,北宋黄庭坚的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有万物迸发的“生的希望”,也有荒坟孤冢的“死的沉默”。二者对比,指引着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确实,清明对中国人来说,更类似一场“生命教育”,有着两面性:一面是沉重肃穆的悼念,一面是欣欣向荣的拥抱。

我们70后这代人,学生时期的清明记忆,大多和“烈士陵园”相连。依稀记得,上小学和中学,学校会在清明时组织我们去烈士陵园。青春年少的我们,懵懵懂懂,但到了陵园,自然而来的庄严肃穆,顿时会抑制住我们的散漫与随性。松柏常青,鸟语花香,高大墓碑沐浴着春风,仿佛一件件石质“记录簿”,记载逝者的喜怒哀乐,也记载他们的牺牲奉献。我们不自觉安静下来,听老师介绍先烈事迹,清扫树枝和浮土,认真把墓碑剥落的字迹“描红”。彼时的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先烈的牺牲精神,但总有对生命的敬畏植根于心灵。

成年之后,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清明,也发生在墓园。2018年,我准备写一部应急救援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了解一位安徽砀山籍烈士的事迹,我驱车数百里,去了烈士家乡。他为扑灭大火而牺牲,年仅23岁。时值清明,我去当地陵园祭奠。在烈士墓碑前,我看到一排罐头瓶,盛满新鲜果汁和果肉。原来,烈士生前喜欢吃母亲做的水果罐头,他母亲思念儿子,也惦念那一批批年轻的消防战士,每到中秋、清明这样的节日,总要亲手做出好吃的罐头,摆在儿子墓碑前,也不远数百里,送到儿子生前的消防救援队。那天在墓碑前,这位母亲捧起罐头,轻放在脸颊旁,那个瞬间,我们都泪流满面……

时间如流水,东奔西走,记忆如星光,东升西降,生命于我们而言只有一次。那次清明节祭奠,让我更深理解了牺牲与奉献的价值。

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清明节也变得时髦起来,有了“数字哀悼”的种种形式,例如“网络云祭扫”“AI复活亲人形象”等诸多设计。然而,春风回暖,春雨思人,在我看来,清明节的意义更在于,它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来路,提醒着我们对于付出的感恩,以及永远不放弃对于生命意义的求索与追问。

毕竟,怎样让短暂的一生过得有意义,绽放更大的光芒,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之问。

春色清明

杨军民

清明是两扇门。

一扇在春分之前,深门闭户,阻挡着料峭春寒和冬的痕迹。一扇在谷雨之后,柴扉大开,迎接着温煦和绿意。

两扇门之间,是它自己的波段,在时光的轴线上任意“切割”,似乎每一个点都充满了哲理和诗情。

大地揉搓着睡眼,一个哈欠,又一个哈欠,浑身的毛孔张开了,暖意从土地深处迸发。植物稠密的根须感知到了这一惊喜的变化,手挽手在大地深处揉搓、碰撞、撩拨,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壤渐渐恢复了知觉,醒了。

跟土壤一起苏醒的,是河流,一个冬天的冷若冰霜,如今终于绽出一个笑脸,流凌翻滚,浩荡东去。跟河流一起苏醒的,是春风。春风收起了冬天拿在手里那把割人的小刀子,穿上了五彩的霞衣,轻轻地抚摸着天地万物,在她的纤手和裙裾之后,世界开始斑斓。

万花之中,桃花性子急。尽管脸庞冻成粉色,但仍是春的第一面旗帜,迎风摇曳。

柳叶也是急性子,使劲耸着肩膀,拱出的芽苞错落有致、密密匝匝,远看如一条条灵动的米色带子,飘忽、萦绕。

渐渐地,春的姿容就失去了秩序,争先恐后、扑面而来。清明时的春色不是最喧闹的,但绝对是最富动感的。此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是“满城春色宫墙柳”。

这时候,清明是一幅画。

小学生们在师长的带领下,朝霞般的脸蛋、鲜艳的红领巾和银铃般的童音,在这春天里,向更纯洁、更深远的意象挺进。

他们穿梭在鲜花和绿草之间,用脚步、笑颜和童趣向大自然问安。他们在陵园为烈士献花圈和敬礼,那一只只手臂,坚定地举了起来,带着孩子们最淳朴的情感。

这时候,清明是一种崇高。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农人们是最欢喜的。他们把醇厚的肥料送到田野,用拖拉机犁耕着已经犁耕过万千遍的土地。他们在灯光下掂量着种子的饱满与丰盈。那些种子,和阳光雨露一起播撒下去,落在芬芳的泥土里,如符点落在了五线谱上。一首希望和丰收的歌谣,在这里孕育和传播,从春唱到秋。

这时候,清明是一个希望。

春和景明,吐故纳新,人们更愿意让心情飞翔、起舞。“踏青”,多么美妙的词语,动静相谐,色彩有致,多少脚步落下去,多少欢愉和美好就在草尖上起伏。少女们荡漾在秋千上,老人们缓步而行。画家的画架还没支起来,满目的风光便涌了过来,他只是拿了画笔在那里涂抹,便涂抹出了一片浩荡。落几丝雨,诗人就来了,于是便有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绝唱。

清明时节,生命是一根牵绳,一端用慈爱系牵着儿女,一端用感恩系牵着祖先。生逢盛世,天下太平。他们便向着祖先的方向行走,揣着一腔子思念和怀想,携着饮食和白酒。他们扑跪下去,向祖先诉说着丰年和美好,诉说着幸福和希冀,诉说着四季和远方……

当他们拍着膝上的尘土站起来的时候,表情中又多了一份祖先的神色……

那时候,天地间绽开了许多桃花,粉色点点,春风含笑。

清明春色,春色清明,谁能拒绝得了春天?

我妈去过最远的地方

肖复兴

在北京,我妈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动物园。

1952年,我妈从老家河北沧县东花园村来到北京,一直住在前门外的西打磨厂老街,在那里,把我和弟弟从小拉扯长大。

1970年夏天,我和弟弟分别从北大荒和青海油田第一次回北京探亲。那一年,我23岁,弟弟20岁。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我妈来北京将近20年了,只到过老街西口的前门大街、大栅栏和东口的花市,没到过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更没去过北京的任何一处公园。这样的念头在我心里掠过,针扎一样,有些不好受。

探亲假就要结束,离开北京前,有一天,我对弟弟说:咱们带妈一起去公园转转吧。

弟弟望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有些发愣,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话题。

我也望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我:去哪儿?

去动物园,咱妈从没有见过那么多动物。

弟弟不再说话,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并不情愿。我明白他的心思,毕竟我妈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去世后才来到我家的。

不管弟弟愿意不愿意,我不容分说地对他说:“明天上午去吧,要不就没时间了!”

弟弟不再说什么,勉强点点头。

第二天上午,我妈早早起床,准备好随身带的吃食。看得出来,她很高兴。弟弟起得晚,我们等他起床,准备一起走时,他突然甩出一句:“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我很生气:“说好的,为什么不去了?”

他一梗脖子说道:“我有事!”

我妈不知如何是好,有些尴尬地对我说:“就别去了吧?”

我对我妈说了句:“咱们走!”拽着她走出屋,走出老街,坐上车,很快到了动物园。那时候的动物园,人不多,无论是狮虎山、猴山,还是长颈鹿馆、熊猫馆,都很清静。除了猴子欢蹦乱跳,老虎、狮子、长颈鹿和大熊猫,都很悠闲,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旁若无人地漫步。我妈第一次来,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我问我妈最想看哪种动物?她想了想说,听说动物园里有“四不像”,不知长什么样?

我带她去看“四不像”,一路走,一路走神,心里不住埋怨弟弟。为什么昨天答应好的,今天又变卦了?这么多年了,就陪妈逛一次动物园,不行吗?虽然她不是我们的亲妈,可她毕竟辛辛苦苦把我们从小带大呀。她刚来北京那年,你才两岁呀。这么多年了,我们只顾着自己的事情,哪曾想过为她做一件事!

我猜得出来,弟弟没有来,我妈心里一定不好受。看到“四不像”的快乐,只是一时的。或者,她只是装作很高兴的样子。

中午,我们坐在水禽馆前湖水边的柳树荫里吃东西,是我妈早起烙好的芝麻酱红糖饼。小时候,每次学校组织到公园春游,我妈总是烙芝麻酱红糖饼,让我带去吃。

我们吃着芝麻酱红糖饼,都没有说话。我很想对我妈说点儿什么,却不知说什么好。我想,我妈一定也是这样。

眼前湖水荡漾着涟漪,有白鹅和鸳鸯游来游去;身边有鸟鸣,清脆悦耳地从飞禽馆里传出来。四周显得很静,静得似乎能听到身边我妈心跳的声音。

忽然,我看到湖对面影影绰绰,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起初,我没敢相信,定睛仔细再看,确定了,是弟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了。他到底还是来了。

我站起身来,弟弟看见了我,沿着湖边,向我们走了过来。我妈也站起身来,向弟弟招着手。

这是我和弟弟唯一一次带我妈逛公园。在北京,我妈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动物园。

后来,我妈去世了。她已经走了37年。

她去了更远的地方——天堂。

访赵一曼故居

龚学敏

风在等我。一吹,满山的楠竹叶

还是你年少时的读书声

多年前,它们磨成的刻刀

把白花镇上长大的风,刻成

一只天鹅,朝抗日的东北飞了

桐油灯点亮一次,就把黑暗

烧一个孔。春天

是无数的灯光,一点点凝成的

温暖,是你留给我们的花朵

我在白花藤上,一朵,一朵地

跟你读:自由、平等、解放

识一个字,天空就落一片雪花

直到它们,用纯洁

把李坤泰簇拥成赵一曼

就让这朵叫作赵一曼的白花

盛开在长江边吧

风一吹,整条江,都能听到

雪花,和你的名字

注:赵一曼原名李坤泰。

四月的细雨

杨晓民

你在这些名字前驻足,

时间开始变得黏稠,

像悬在枝头的露珠——

每一瞬都承载着更深的重量。

四月的细雨无声渗透,

浸进石头的纹理,

也浸入那些未完的对话。

生死的边界渐渐模糊,

活着的思念与逝去的回音

在胸腔里悄然换位。

风停了,远山屏住呼吸,

世界收缩成一张宣纸,

等你用沉默写下

最后一个无声的字。

直到两种时间在此刻相遇,

你闯入了永恒的凝视:

既不属于此岸也不属于彼岸,

只属于这场无声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