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5年的小说创作并未表现出明显异于往年的趋势，但往深处看，还是能感受到某种微弱却有着清晰方向的潜流。无论是信息媒介的发达、文学活动的繁盛，抑或是创意写作教育的崛起，都使得当下的写作者（尤其是青年写作者）更具文学的自觉，他们懂得审时度势，在个人才能、读者需求与价值导向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就长篇小说而言，题材正变得愈发重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文字仿佛体重，题材有如骨骼，什么样的题材能够承担数十万字的重量而不松垮，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家族还是一段历史？在特定题材已被一写再写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式与节奏？这是萦绕写作者心头的重要问题。就中短篇小说而言，“小说性”则是牵引叙事动力的那条线。很长时间内，我们似乎更倾向认为中短篇小说写作者的能力在于凭借匠心与技艺去点化日常，但从近年的创作情况看，写作者的天赋、视野、审美与认知无疑更加重要。一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往往在作者下笔的那一刻就已大致确定——他认为什么样的故事更具小说性，什么样的腔调更能激发这种小说性，决定了作品的艺术上限。沿着这条思路，2025年的小说创作更多是在既有的叙事艺术框架内追求进一步的成熟与完整。

抗战书写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许多重要作品都涉及对抗战历史的书写，《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红岩》《当代人》《黄河》《鸭绿江》《胶东文学》等刊物更设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稿、专辑或专号。

谍战是近年抗战书写中长盛不衰的题材，这与其特殊的悬念感、戏剧性与文本张力有关。“潜伏”意味着角色扮演，“扮演”则天然通向叙事艺术的本质。某种程度上，谍战小说亦是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融合的典范。石钟山的《红色密码》（解码：石钟山长篇新作《红色密码》抢先看）采用双线叙事，分述乌坚在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经历和乌果敢、乌文文的成长经历与边防生活，具有鲜明的“心理谍战”风格与理想主义色彩。海飞《残雪》（《人民文学》2025年第8期）描写了发生在南京的一段谍战故事，情节跌宕，其中又嵌入了陈池与苏海棠的情感经历，“雪”的意象贯穿始终，传递出一种无声的悲壮感。赵晖《清泰旅社》（《人民文学》2025年第5期）取材于杭州的“清泰第二旅馆”，该旅馆曾是韩国临时政府人员的居住地，内容则涉及抗战地下工作中多方势力的争斗，小说结尾将戏剧性推向高潮——昔日战友重逢于抗美援朝战场，但已分属不同阵营。

小说的目的不止于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展现历史进程中人的精神生活。王尧的《桃花坞》（《人民文学》2025年第7期）延续了他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关注，小说从1937年苏州的桃花坞写起，以诗性的回望姿态，通过方家三代人的生活轨迹，将朱自清、梅贻琦、闻一多等著名知识分子罗致笔下，书写动荡岁月中的日常生活，文字间透露出温雅的学者气度与深厚的文化情怀。罗伟章的《光》（《特区文学》2025年第6期）取材于抗战时期金陵大学西迁的真实原型，描写了南京陷落前夕，某高校畜牧场工作人员王酉亭、任贵春等将用于科研的大批动物一路送至重庆的故事，虚实结合，笔触细腻。李朝德的《寻找道格拉斯》（《中国作家》2025年第7期）同样取材于历史，小说采用双线叙事，通过惠县文旅局小职员刘升与道格拉斯后人艾米丽的执着寻找，引出一段与“驼峰航线”有关的传奇故事。李黎的《造像之夜》（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 李黎 · 短篇小说：造像之夜）意在挖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既写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人生故事，更以历史的幽思返照当下生活。

还有一些作品试图将抗战书写与更多元素糅合起来。叶梅的《神女》（《今古传奇》2025年第1、2期）将目光放在了抗战时期的巴东县官渡口，通过对覃九河一家传奇经历的描写，刻画出三峡人民的韧性与斗志，小说涉及三峡地区独特的船运文化与民俗风貌。海男的《漫长的秘密》（2025年《红岩专号·长篇小说》）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在“我”与儿子“翅膀”的叛逆生活中，老祖母“春花”当年追随所爱之人加入远征军承担医护工作的秘密逐渐清晰。在老祖母死后，“我”、翅膀与小杏带着她的秘密与馈赠，走向了人生的下一程。

地方经验

近年小说对地方经验的书写已显现出成熟且多元的美学范式。写作者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文本制造差异性空间，也不再执着于对“地方性即普遍性”的反复强调，而是更多将地方视作一个柔性且透明的容器，无论是个体记忆、社会思考，还是文化乡愁、生态意识，都可以在这个容器中得到真切的呈现，并持续衍生出新的意义空间。

贾平凹的《消息》（《十月》2025年第2期）令人想起他此前的长篇笔记体小说《秦岭记》。古人的笔记体作品不执着于虚构或非虚构，不拘泥于故事或人物的完整性，亦不受叙事艺术的因果律限制，其所以能蔚成渊府，端赖乎一种成熟的“意义结构”，《消息》也是如此，而搭建起这种意义结构的，就是地方经验与文化传统。借用萨义德对“晚期风格”的论述，若说《消息》让人看到的是适时与达观，刘亮程的《长命》（《收获》2025年第3期）就更多表现出一种抗拒的姿态——对现代社会“意义结构”的抗拒。这种姿态可见之于小说对地方经验中某些神秘因素的细致描摹，亦可见之于其巧妙的结构设计。

边地书写在2025年小说中仍具分量。马原的《九路马堡的诱惑》（《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2期）是一部小说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其内容围绕“马原”在西南边地的行走、观看展开，通过对傣族文化的思考，揭示出文字、历史与神性之间的深刻关联。毕淑敏的《昆仑约定》（《当代》2025年第3期）令人想起其早期作品《昆仑殇》，二者皆与作者早年在西藏阿里戍边的人生经历有关，这部小说将女卫生兵郭换金的成长与边地环境、军旅生活、医疗题材糅合起来，青藏高原的阔大气象背后是昂扬不息的理想主义精神。董立勃的《帕米尔的阳光》（2025年《红岩专号·长篇小说》）则以新疆帕米尔地区的塔县为背景，双线并行，一方面写老一辈边防战士刘明田的英雄事迹，另一方面写刘明田之子刘星昭学成归国赴疆拜谒父亲陵墓，却为塔县人的热情所打动，留下担任挂职副县长参与当地建设的故事。

苏童的《好天气》（《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也许不能主要放在“地方经验”范围内讨论，但正如他以前诸多作品所展现的，这部小说造就了一种“诗意的地方性”。“咸水塘”不仅是江南城乡接合部的一片小小区域，亦是糅合记忆、想象、思考、情绪、感官的复杂空间。汤成难的《江水苍苍》（《人民文学》2025年第1期）则以扬州的“瓜洲渡”为故事原点，用质雅蕴藉的文字书写古今情事。“瓜洲渡”原本就是一个典型的诗学地理空间，而这篇小说的诗性则产生于由时间与空间所拉伸出的无穷张力。阿贝尔的《关鸠》（《红岩》2025年第2期）同样将诗性注入地方书写，主人公活在疏离感中，小说中的“白羊地区”与“林波寺”始终氤氲着遥远泛黄的色调。

职业、记忆与传承

自移动端阅读代替PC端成为主流后，网络文学中的“职业向”写作就日趋繁盛。耐人寻味的是，在近年的严肃文学作品中，对特定职业、技艺及其传承的书写也渐成风气。写作者似乎越来越意识到，职业不仅关乎社会身份，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技艺则能够成为对抗虚无的重要工具。

路内小说常常凭借职业身份来为人物制造某种“人在江湖”的状态，此前《雾行者》中的“外仓管理员”就是典型例子，他的新作《山水》（《收获·长篇小说2025夏卷》）同样以职业特点引出人物的生活状态。小说主人公路承宗是一位司机，而“驾驶”或“穿行”构成了他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驾驶需要依靠经验与直觉（车感），这种职业身份帮助他建立起某种关于生活、关于世界的朴素却清晰的认知。王富中的《排险者》（《红岩》2025年第5期）则通过虚构“排险者”这一特殊职业来寻求“小说性”，按照故事描述，所谓“排险”更像是一种通过剧本设计与真人表演进行心理干预的工作，故事的巧妙之处在于“排险”的双向性，被干预者是通过对干预者的解救走出了精神困境。

职业题材的小说也天然具有融合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叙事潜能。吕铮的《双刃剑》（《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3期）是一部在人物塑造、节奏把控、细节刻画等方面都十分成熟的刑侦题材小说，涉及办案流程、行业术语以及设伏、追踪等情节，皆能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马家辉的《天恩和他的半个师父》（《收获·长篇小说2025夏卷》）取材旧日香港的武行生活，通过对天恩、王日鑫、聂耀堂、邓奕等武行人物的塑造，以及对猴拳、咏春技艺传承的描绘，写出传统社会结构中职业的复杂性——它不仅是谋生手段，更内含着某种处世哲学与伦理内核。

李铁的《匠户志》（《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5期）写的是新中国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匠人们的心力倾注与技艺传承，小说通过玻璃吹花匠人骆秋生的职业经历，传递出对“精神”的深刻理解。王方晨的《快雪时晴》（《中国作家》2025年第6期）写的是济南故事，也是书法故事，题目来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内容则围绕一位“小厂书法家”老竹的人生故事展开，他在书法技艺中寄托自己的思考与情绪，最终则将作品尽数焚毁。这篇小说引入了“空书”概念，据《晋书》载，殷浩被废为庶人后，“终日恒书空作字”，旁人窥伺，见他所写的是“咄咄怪事”。“空书”的姿态暗示着无法以言语或形迹承载的复杂人生况味。黄海兮的《微水》（《红岩》2025年第5期）则取材于长江流域的渔民生活，“我”在对父亲与老曹的观察中逐渐揭开隐秘的往事，而随往事沉埋的还有渔民的湖上智慧——有关湖底地形、水文、风浪的那套口授身传的知识。

时代、成长与命运

小说家往往对某个已然逝去的时代饱含深情，这可能关乎他们的成长经历、个人情感或某种内在的乡愁。怀旧不是无谓的感伤或面对现实的无能，而是一种自我整理或清醒的回望姿态。只有穿透过去的迷雾，我们才更能够深刻了解自己的轨迹与命运。

陈彦的《人间广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围绕特定时代文化单位的“福利分房”展开故事，不仅写尽了小人物的欲望与挣扎，也写出了一种“微观生活史”的意味，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与扎实的生活质地。邓一光的《海水快乐地说》（《十月》2025年第1期）以平淡克制的笔调展现出时代变动下人的不变，老淡在蚝田的坚守不只是生活方式，也是对虚无的抵抗。胡性能的《猛犸象》（《百花洲》2025年第6期）则更像是在书写一种“时代人格”，作者在创作谈中说这是一篇“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致敬”的小说，主人公许东生的倔强、孤独、不合时宜，都关乎作者对“八十年代”的理解与怀念。朱日亮的《幸运的硕鼠》（《红岩》2025年第2期）写的是一个懵懂少年在匮乏时代的生活经历，他在无意中发掘出一条可以盗取食物的地道，但也由此打开了通向人生残酷真相的门。

不同代际的小说家都试图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成长史与自我认同。杨遥的《太阳离弦》（《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6期）是一部真诚之作，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品质及其对70后一代人成长经验的书写，受到评论界的普遍赞誉，此外，其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以及在叙事技艺上的精心打磨，都值得留意。周嘉宁的《永结无情游》（《收获》2025年第6期）呈现出一种沉郁的气质，这种气质在此前《浪的景观》里已有所显露。这部小说写出了“友谊的失败”与繁华落尽的感伤，似乎人在四十岁后会走到一个散场时刻，但相较年轻时，已有能力不断告别并反省自己。王苏辛的《重新醒来的一天》（《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4期）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互联网时代的生活天然具有某种距离感，人仿佛栖居在一个个小格子里。主人公岳予同在距离感中成长，最终也在距离感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物是时代的产儿，亦是时代的弃子。刘汀的《富贵如云》（《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当代北京人形象，主人公“富贵哥”身上保存着旧式北京市井人物那种略显虚矫却又不无真诚的豪气，这股豪气每每令他的人生陷于尴尬困窘，但若随着作者的笔触步步深入，又会发现其内在世界具有某种迷人的“逻辑自洽”。魏思孝的《好汉们》（《雨花》2025年第1期）虽对地域背景着墨不多，但博山、高密、胶济铁路等信息仍提示我们故事应是发生在山东淄博。典型的华北男性乍看面容相似，“好汉们”与“富贵哥”好像没有本质不同，他们都表面强悍而内心无力，都试图假借某种“想象”以抵御庸常生活却又自知虚妄，都处在生活的夹缝中左右支绌，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遗民”，但细究也会发现其间区别：罗运生与晁保正的痛苦恰恰在于无法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