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贮 钱 罐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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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意于贮钱罐子时，贮蓄的硬币数也数不过来了。从贮钱罐子里倒出来的硬币堆积起来，这个过程，像时光一边在消逝，一边在积存。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枚硬币，存放在哪儿呢？世事万千，只有回过头来，从贮钱的罐子里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枚硬币，那是天大的欢喜，总是握在自己的小手掌里，害怕一松手，硬币会丢失。特别是在晚上睡觉时，手握得更紧了。是不是因为我常常握着硬币睡觉的原因？母亲老是说，我就是贮钱罐子。在乡村，女子被说成贮钱罐子，这是有出处的。女大必嫁，嫁女有嫁金，女子是贮钱的罐子，自然有些意思。而我是男孩子，再怎么说也是没有道理的。直到我成为公务员之后，母亲才说，这回信了吧？我把你也嫁了，嫁给了公家，别耽误了事业。一场事业，跨越了四十年，林林总总，却耽误了自己曾经的青春与梦想，回过头来，只剩下了几个不起眼的贮钱罐子。

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场猜谜语比赛，我竟然获得了一大半书包的糖果！那时候，一枚糖果需要一枚硬币去交换。也许是我不经意，母亲竟然在洗书包时把糖果浸在水里了。糖果让水一浸泡，全都鼓了起来，母亲只得一枚一枚地摆放在晒谷架上面。那一盘的糖果竟然像花儿一样，全盘绽放。

母亲说，她是在晒钱，这些都是钱啊，一枚糖果就得一枚硬币，这得有多少的硬币。你的书包竟然是贮钱罐子，哈哈，你这孩子，也是贮存钱的脑子。这些钱都是脑子换来的！如此说来，我们的脑子也是贮钱罐子了。像这样的记忆特别多，理一理顺手而来就是一把一把的。只是这些记忆，再也换不了硬币，它只是时光藏在记忆里。

几乎每一趟回家，给母亲一些生活费用，她总是攒着，舍不得花费。也是出于偶然，把一些毛票和硬币落在裤兜里。母亲在清洗衣裳时，发现把毛票弄皱了，又是一番摆晒。这一次特别的经历，看见母亲如此细致，把毛票一张一张慢慢地摊开、铺平，放在竹匾上。这之后，我形成另一个习惯，回家之前，选些毛票杂着硬币塞在裤兜里。

每每这般结果，母亲依着原样，理顺了那些毛票过后，总是说，毛票也是钱，别浪费了。钱再小也得存着，别让水浸坏了。我知道，母亲必是责怪我的大意，怎么能把毛票塞在裤兜里呢？还好母亲用手洗，如果用洗衣机，结果就是坏了。

平时看书时，我常用树叶做书签，看到哪儿了，顺手摘一片树叶夹在书里，久而久之，一本书慢慢地变得厚了，变得松软了。母亲大约是发现我的习惯，把她积存的毛票又陆续存在书页里，几乎是隔着三五页，藏着一张毛票。刚开始我也没有留意，到后来，有好几本我不常查阅的书册都变得肥大时，我才发现母亲把我变着法子给她的零用钱又藏在书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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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的朋友送我一个猪的瓷罐，他的意思是猪的瓷罐比狗的好。原本我是有一个狗的贮钱罐子。朋友说，狗总是要叫唤的，会把钱叫醒，不利于藏钱。那个猪瓷罐有些夸张，是过分大。装了几年的硬币也不见满，顺手掏了底座，一盘子散开，着实吓了一跳，白花花的硬币像众多的花朵开放起来，耀眼迷人。

贮钱罐子几乎都是为孩子备的，孩子长大了却忘记了曾经的贮钱罐子。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在用微信，零用钱只是个概念，发一个红包，送一份礼节，这些富有意义的实体性行为，慢慢被数据替代。转过身来却发现贮钱罐子已经被藏得很深。

德化是产瓷器的地方，弥勒佛体态端庄大度，是财神。我开玩笑地与德化朋友戏言，弥勒佛可以演化成贮钱罐子吧！没想到，朋友说，弥勒是无形的贮钱罐子，虽说他没想演化成直接的贮钱罐子，但是他的微笑，他的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现了贮钱的意念。有福有禄有贵，这些民间传统的理念，其实只有一个理，顺其自然，钱如同汗水，藏在体内，自然滋养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但是汗水也不能一直贮着，只有让汗珠从体内排放出来，身体才能更加硬朗。

我已经很久没有购置贮钱罐子了，有零用的硬币随意地投放在笔筒之间，把好几架的笔筒都变成贮钱罐子。其间，笔用得少了，或者说，很久没有动用笔。早些年的钢笔用得多，笔筒也是置下了许多。孩子喜欢画画，太多的笔需要笔筒，从铅笔到颜料笔，积存了几年，一书屋都是旧的笔头。它们存放在茶缸、米缸，甚至能容纳的旧鞋盒里。一个空间的形成，一座彩虹桥，一个人物的脸部与眼神，或是一笔无意间的涂抹，都跟这些不用的笔有关。往往在清理这些形态不一的笔时，才发现笔筒的更深处也积存了好多的硬币。这是孩子无意间落下的习惯，把不用的东西往笔筒里一丢。这个过程是不是又回到我的记忆，回到母亲与硬币积存当中？

当然，孩子早已经不在意一枚硬币的存在。我已习惯于把旧的笔筒摆放在一起，摆放在贮钱罐子边上，而有些肥胖的猪瓷罐却显得落落大方，就连几罐生锈的铁皮盒子也依样而蹲着，好像它们完全可以居高临下，审视万物。

据说，我的岳祖母也是善于理财的，在非常时代，她竟然能把早期的银圆藏在竹椅子里，让它们安稳地度过了抄家的伤痛岁月。我一度也买了把竹椅子，试图把硬币藏在其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总是弄得竹椅子叮叮当当。有时候，坐在有些摇晃的竹椅子上面，眼里晃动的却是岳祖母坐在竹椅子上面的身影。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岳祖母，但这个故事，就能体现她的冷静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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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的茉莉花不再结果时，秋天也积存了好些时光。从茉莉花摘下来的花蕊，我把它都藏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

这个罐子原来也是贮钱罐子，硬币装在里面，看得晃眼。确实有古人说的那般，钱不露眼的感觉。阳台上的阳光，处得久了，几乎都能感知到，都是熟透的朋友。秋后过午了，一束光影总能钻到书屋里扫一趟，看看那些枯了的书册。我总觉得，每一册的书也都像花朵一样，会自然地开放，自然地枯萎，如果不抓住时光，就无法看透它们，无法把它们的意境捕捉、存贮到位。

从德化拿回猪瓷罐，是看中它的大而空，把原先的几个贮钱罐子都归拢了，包括这个玻璃罐子。那时候，阳台的光影特别好，茉莉花的清香夺人鼻息。装好猪瓷罐时，顺手摘了一片茉莉花蕊，放在掌心嗅了嗅，不由得记起了小时候握着硬币入眠的画面，不由得记起了母亲说的那些古旧的话。

收存茉莉花蕊意在泡茶。茉莉花茶有一股时光输回的气息，让温和而有激情的水冲泡，时光似乎又从花蕊间开放游移。可是，存放在阳台书架上的茉莉花蕊却是一次一次地见长，从来就没有把它们丢失。从花茎到玻璃罐子只是时间的流动过程。从阳台的地板上捡起来，或是从花茎上摘下来，顺手往玻璃罐子投放，刚开始只是浅浅的一层，几朵已经枯萎的花蕊相依地聚在一起，散发着还没有散尽的余香。时光与阳光把它们复制得更多，一朵一朵地加厚，虽说枯萎了，花瓣受伤了，脱落了，甚至四分五裂，但是它们是珍贵的、温暖的。有时候，我会呆呆地拿着玻璃罐子，轻轻地摇着，好像是不让它们睡过去的模样，好像是刻意让它们带着些许的兴奋，带着与阳光一起承受时光的流动与回归。

在这摇动之间，突然觉得贮与藏的不仅仅是这些硬币与花蕊，更多的是时光与阳光，甚至是与之一同存放的影子。我突发奇想，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影子也装在贮钱罐子里，如果有一天累了，就把它们请出来，在阳台上晒一晒，晾一晾，像贮钱罐子一样，摆放在一起，说些往事，说些很久以前的相遇与远离。

秋后的阳光又从书架边滑过去了，我在偶然抬头时发现，我的影子一直藏在自己的身后。能藏住自己的影子的，只有自己，只有这些相互依存的时光与阳光，它们收起来的时候，影子就不再有。影子也藏了起来，它们藏在哪儿呢？

看得见的是硬币与花蕊，看不见的是影子，它们都有自己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贮藏方式。每一回坐到阳台的书架边上，我的目光总是落在这些罐子上面，好像它们还藏着其他的东西，具体藏着什么呢？一时我也无法回答自己，像这来来往往的阳光。

欧 米 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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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茄是我的同事，1988年8月左右，一起在吴山木检站上班。他的工作比较简单，就是放关，把横在公路上的红白竹竿放下来，再升上去。这项工作在木检站当中，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那时候，欧米茄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穿的外衣是军大衣，内衣还是军装，整体看起来有些刚性。过往的商客也算客气，给他递烟，一根一根地递。他也不推，接了商客递来的香烟，就着商客的火点燃，再一口一口地吸，吸得脸上有些光晕。商客办好资料上车时，欧米茄自然会认真地看一眼，这一眼特别认真。看得人会发软，会再从驾驶座上下来，会再次把验证的单据拿出来让欧米茄过目。当然，欧米茄大部分是用手摆了摆，示意快些把车开走，别耽误了后面车辆的行进。

欧米茄是好心的，也就是说是善良的。按过往的商客的话说，欧米茄是有福的，像他的名字一样，叫福气。

原本，福气是蹲在横杆的一头上班的，有两块从河溪上捞起来的黄蜡石套住，可以轻松地让竹竿抬起头来，再自然地放下。上班累了，福气也会坐到黄蜡石上面，屁股一使劲，红白相间的竹竿就抬了起来，办好验证的车辆悄然地滑出了视线，如同流水，闸口打开，自然流放。

我到检查站上班时，给福气备了一把椅子。椅子是站长办公室淘汰出来的，已经断了一条腿，三条腿就三条腿，在岗亭内又服务了十来天。老黄是胖子，坐歪了，把那椅子的一条腿弄折了。老黄说，丢了它，碍眼。我说，还是给福气吧，他那样蹲着，来来往往会弄坏腰的。老黄看了我一眼，他知道，福气跟我都是不长眼的人，就同意了我的做法。在那把不像椅子的椅子上绑一把扫把头，这椅子亮了许多。福气也是坐得特别有意思，把厚实的军大衣顺在椅子上，一般人看不出异样。福气坐得自在，我的心里也是顺顺的，像那根红白相间的竹竿，一上一下，尽量给车辆提供便利。

那天，福气有些异样，把左手抬起来又放下，像红白竿一样。抬了几趟，见我没有反应，才转过身来，咧着嘴说，我也有了。我说，你有什么啦？福气说，就是手上这只，这是好东西！我说，你不是不戴表吗？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福气说，现在不同了，得有这个，这个是欧米茄。我说，是水货吧？福气说，你也认为是水货？反正不管了，水货也是货，反正是欧米茄就成。

我一脸无奈。那些时候，站里时兴弄欧米茄手表，这是背地里的交易。如果说老黄，或是其他人，这种暗藏着的交易，也许说得通。但是对于福气，就说不过去了。别人在一包一包地拿烟，在一条一条地积累香烟时，福气是一根一根地接，一根一根地把别人丢在办公桌上的香收起来，一根一根地塞到香烟的壳里，再码整齐，俨然是新的好的香烟。

那一次对话过后，福气就跟其他的同事一样，被请走了。所以，那次对话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对话，关于他的欧米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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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过后，我们都退休了，在城里的木栈道上再次相遇时，我不敢与福气相认，他老得太快了，脸上的腮帮收得特别紧，应该是牙齿掉得多，没有及时补上的原因。相遇了几趟，总算相互之间又有言语。

我说，你是欧米茄？他站住了，眼睛突然放亮起来，左手不自然地收了收，好像刻意要掩藏他曾经戴手表的手臂，要把他的手藏起来一般。

我说，你真是欧米茄！

他说，还是叫福气吧，多少年，人都忘了。

我说，好啊，忘了就成，别一直放在心上，多少事都过去了，过去就好。

福气却说，其实，也没什么，认就认了，那些年，为了红白竿，多少人进去了呢，一拨一拨的，都是为了欧米茄。只是那些木料，能留住吗？留不住的。多少的木料被砍下来，被运走。其实，如果没有那杆红白竿，一样还是让砍了。

我知道，对于受贿，福气是冤枉的。他的同事都供了，都说他也有份。确实，他也有欧米茄，他又怎么能说得明白？我说，欧米茄只是表象，背地里，他们还有交易，所以法律不能放过他们。而你没有拿过钱是吧？这一点是肯定的。办案人员也说，你没拿钱。

福气说，是这样，所以判得少，只有几年！

我说，你的欧米茄是水货，是假货，这不值得，你可以让办案人员进行司法鉴定，这一点，你怎么忘了？

福气说，不是忘了，而是无所谓，不管真假，是欧米茄就成。

我说，你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工作丢了，大半辈子，不值得！

福气却说，值得，做人为了什么？就是被人尊重，被人认同。要是被人瞧不起，那种感受，你也懂得！其实，反正都是工作，做什么不是做呢？

在吴山时，我一直清白，所以能顺利过关。

木栈道沿着河岸一直修着，有十来公里的路程，福气每天早上走一趟，晚上还得走一趟。与他相遇的机会就多，比在吴山的时候还多。有时候，是自己孤单的影子在前面引着，我们踩着影子行走。有时候，影子被拉走了，掉到河里去，两个瘦瘦的影子在河面上一晃一晃的，其模样显得可爱真实。

福气把他的欧米茄拿出来那天，河面上的水光特别柔和。一辆挖掘机正在水面上操作。几乎是每一年，河道总是在改造着，好多的鱼在水下面窜来窜去，无法安静。

福气说，就这玩意，我一直藏着，没有拿出来，那年，办案人员也要我拿出来，但是我没拿。为什么呢？就一假货，那一层黄金是涂上去的，会搞黄金手艺的都会，才几年就掉光了，就一个普通的手表！刚上手时，我就知道，这是假货。但是，我还是拿了它，而且跟你显摆。我们跟老黄与小郭同一班，他们被看得像干部，而我却是临时工一样，这不地道。

我也当过临时工，有时候，待遇确实不一样。

我接了福气的欧米茄，这表早就不走了，时针和秒针停在同一个位置上面，都指向零点位置。这是不是福气恰巧走到那个位置呢？也许，这就是造化。哪还有黄金的痕迹？还好表框的钢质过硬，也显得特别的锃亮，确实是一块普通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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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福气。我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在木栈道上行走，河道里的挖掘机一直挖着，总是停不下来。福气说过，这河道总有一天会像吴山的道路一样。那时候，多忙啊，现在，才几辆车路过，都在走高速公路。我在孤独的时候，大脑总会跳出来，他一个人蹲守在红白竿之前的模样。他说，那条竿也是十二条红白相间，像手表的节点，只是，它是直的，没有闭环。

也许，福气不是为了看时间，他要了那块手表，是为了被尊重？

小时候，母亲说，时间是有脚的，走起来像马，得抓住它，要不然，时间一旦跑起来，是追不回来的。

那些年，福气一个人打扫着值班的岗亭，整理零乱的资料、杂乱的包装物，打扫干瘪的香烟壳、散乱的香烟头，这些工作，他都能承受下来，又为什么要被尊重，被商客认同呢？这种想法，原来一直想问问福气，但很久没有见到福气。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这也是没有闭环的结果？

那天，我接过福气的欧米茄时，发现表芯上有两个珠眼掉了，一个是零点位置，一个是九点位置。少了珠眼，也许再也闭环不了！或者说，时间也是不走的，是人在走，人走得累了，才会停下来。

铁 算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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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盘时代，铁算盘是有，但用得不多。它更多的是抠门的别称，是一种绰号。

单位的会计老陈就有这个绰号。

当然，老陈也用铁算盘，它的外框是铁的，珠子却是石头的。同事老刘说，老陈的珠子是玉石的，亮着呢。老刘的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说老陈滑着呢，玉石用久了，光亮温润，顺滑是自然的。老陈的珠子，是指老陈的眼珠子，是说平常的工作状况吗？这当中也暗藏老陈看不到别人的脸色的意思，他只认算盘，算盘的结果才是真。

老陈退休那年，我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要监管财务的交接，亲眼看见了老陈的铁算盘。老陈一共拿出了三架算盘，说是他一直都在用的，用了四十年了。一架是纯竹木质的，已经掉了几个珠子，算是不全的算盘；还有一架可以挂在墙壁上，内框套着一层厚厚的棕毛，珠子是菱形的，看起来更有立体感；那架铁算盘确实有年代感，锈迹斑斑，珠子齐全，但有修补的痕迹。老陈说，这架铁算盘是他自己带到单位的，是他的祖上留下来的，现在退休了，能不能拿回去呢？接手会计的老刘说，这不应该，你用了四十年了，自然是单位的财产，这要拿回去，得按固定资产的处理走程序！

老陈没有言语，呆呆地站在那里，双手不自然地相互扣着，手指明显在颤动。我说，固定资产有账吧？老陈说，有呢，当时为了齐整，也入账。我说，这就难办了。单位的财物有严格的管理，不能坏了法度。老刘说，就这个意思。老陈还是没有开口，只是点了点头，算是同意把他的铁算盘留在单位。其实，那阵子已经不再使用算盘，几乎都在使用计算器，简单的计算器，还够不上电子计算器那一类，按一个键，按一个数字，会跟着喊号。老陈用不习惯，还用着算盘。如果老陈私下里自己处理了，谁也可能不当回事。放在退休交接的时机，老陈是敌不过老刘的。其实，在单位大家都知道老陈的铁算盘是他自己的私人物品，他习惯于这物件。老陈为何要入账呢？他是老会计，能不知道入了账后就是单位的财产？

老陈与老刘交接，要签字时，老陈又打开抽屉，拿出了两小捆的毛票，说是卖报纸的，退休了，没用的报纸都卖出，这是款项，都是毛票，有15元3角2分。老刘说，老陈就是认真，这点钱够干什么，买两瓶可乐还不够。算了，你拿走啦，反正没有入账。老陈也没说什么，把字签好，很认真地看了看我和老刘，又在他的藤条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过后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和双手，说他要走了，他要回家啦。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失落，但是很知足。两小捆毛票呆呆地落在那里，像玩具，也像两只小鸟，给老陈干净的办公室桌面增加了许多的立体感。

对于老陈的退休，我总觉得欠了他什么，像一个人欠别人的钱，一直无法还上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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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单位收集老物件，收集到的有省劳模老苏的自行车，见证新中国税收事业发展的老税务员的旧挎包，其他许多杂物也不少，可就是仓库里的存货却不见了许多，比如老陈的铁算盘，还有我曾经收藏起来的海鸥牌老照相机。再问单位的同事，都说是搬家时弄丢了。

如此这般，我欠老陈的感觉越发强烈起来。老陈在退休之前，原想着要一个副主任科员的名额，这种愿望放在谁的身上，都是自然的愿望。可是老陈不好明说，想通过我与局单位的领导沟通。我说了几遍，单位的领导说这是人事部门的工作内容，不能越权。缘于这件工作上的事情，老陈壮着胆子要去向领导诉求。从不喝酒的老陈，喝了一瓶啤酒，才跨上三轮车，结果没有踩到点上，就把自己摔了，把下颌骨摔骨折了。原本不善言语的老陈更是不爱讲话。

是这件事情让我愧疚呢，还是老陈的铁算盘？

搬家确实也落了许多东西。

原来挂在单位食堂内的宣传语，有一幅是朱先生的作品。是早期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期，税收宣传月的宣传语。宣传语的内容也真实普遍：“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从字数来说，非常可观。如果没有认真研读细看，很难看出是朱先生的字。那时候，这幅字还保存着朱先生的稚嫩字迹，简单地说，就是字的结构还没有成熟，但看起来特别顺眼。当时，确实想把字幅收起来，藏在办公室或是其他的地方。只是一个念想，没有下文。后来搬家时，想把朱先生的字一起搬到新的办公楼，结果，那幅字竟然被收走，壁上只有蜘蛛网交杂着。

朱先生的字，老陈的铁算盘，如果在我的手上，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存放在单位的老物件展示厅里。可是错过了机会，就再也无法面对自己，无法弥补曾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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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退休后，还来了几趟单位。他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沙发木椅子上面，拿着报纸看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说起他的亲叔叔。老陈的老家在惠安东阳，他的老家人都认得他的叔叔。他的叔叔位高权大，却犯了错误。老陈说了很多。说完了，他强调一句，这些话只有跟你敢说，跟别人是不说的。其实，对于老陈的叔叔，我的朋友到过他北京的家，看见了他家的电视。朋友说，那是什么电视，只有手掌那般大，一个人也看不齐全。我朋友说得也许有些过分，黑白电视真就那般小吗？

我知道，老陈不说的另一句话，是那架铁算盘，其间的暗示，这架铁算盘是他的叔叔给的，要看好。那时候，老陈的嘴不敢多说话，说多了，下颌骨会自然脱落。还好，老陈习惯了，下颌骨落了，自己能把它托上去。

老陈说他的铁算盘是规矩的，从梁到档到框，那是骨气，一根一根架得四四方方，来不得半点的弯曲，不像人的骨梁。人的背弯下去了，就再也直不起来！那些珠子，虽说安定了相应的格局与位置，珠子是相同的珠子，但数字显现却是不同的。顶珠与上珠只有两枚，下珠与底珠就不同了，五个兄弟，打硬仗还得靠底珠，最后一枚没有站出来，上珠就无法越位。这些都是规矩。他一辈子都在乎这些规矩。不像计算器，只有乏味的数字按键。退休了，这些规矩还丢不了，它们一直都在弹来跳去。他一直都是那枚底珠，没有后悔。

那些日子，老陈过得挺开心。从他走路的模样看得出来。老陈的脚也是摔得入骨，走路时，自然得一提一甩，别人走两步，他得走三步。他也习惯地甩三步了，而且刻意地扭起了身板子，从我的办公室扭出去的时候，扭得特别有分寸。他知道，我必定是要看他的，看他的背影，看他从办公室的通道上走过去，再折到电梯口。

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老陈。同事说，老陈早就回老家了。老陈还在想着他的铁算盘吧？如果老陈知道他的铁算盘丢了，已经没有存放在档案室里，怎么办？这种结局，我几乎不敢想象。事实上，老陈的铁算盘确实给弄丢了，具体丢在哪儿，我没有亲眼所见，只能存着一个猜想。也许，我弄丢的不是一架铁算盘，而是老陈，我把老陈给弄丢了。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我没有看好他的铁算盘，就像当时没有看好朱先生的字一样。

缝 纫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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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用闽南语讲，叫针车或是尖车，缝制衣服也称车衣服。车与缝有快与慢的语言效果。我还是喜欢“缝衣服”的说法，有手工劳作的意味。

苏东坡时期，他推广的插秧工具，叫秧马，形状像小船，人可以跨在小船的背上，看起来像骑马。秧与马联结在一起，形象又具体。插秧是古朴而久远的传统动作。缝衣服大体上也是如此，如同田野间的秧苗分布的四方结构，针眼之间的跳动，快而准，几乎按着手上的力量往来布局，不离左右。

小时候见过的缝纫机，八成是上了锁，几乎成为摆设。摆放在客厅的正堂之下，盖了罩子，像供祖宗一般供着。细心的主人，怕脚踏板让人随意踩动，在转动轴处挂了一把锁。堂哥家有一台缝纫机，是他的爱人陪嫁的嫁妆，珍贵着呢。他的爱人是走路进的门，陪嫁的缝纫机却是从远方抬来的，像抬轿子一样。看热闹的人还以为是抬新娘子，没想到是抬缝纫机。

我结婚时，岳母说，也陪嫁一台缝纫机吧！那时候，已经不兴几大件了，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样也不时兴。物总是以稀为贵。只有稀少的物品才会被珍惜与爱护。岳母跟我们住在一起时，把她的陪嫁存放在一楼，两个皮箱，一个是皮质的，是岳父出行的随行物件，一个是藤条的，是岳母的旅行箱。还有就是那架缝纫机，很老了，面板破了一角，但很耐看，还可以使用。岳母时常坐在缝纫机前发呆，那时候，最多也只是修补些边角，不时地踩一踩缝纫机，对身体也有好处，我们就随她的意，没有过多干预。

抗战期间，厦门集美海洋职业专科学校搬迁到大田，岳父是当时的文科教员，岳母是商业专科学员，岳祖是地方管理人员，一家子几乎都投入集美学校的安置与管理之中。按当时的说法，岳母是大家闺秀，会一手好的手工。家里人曾经说，岳母帮助的学生多啊。她是本地人，而且家在东街口，各方面比较方便。学生的衣服坏了，或是学生需要再加新衣裳，岳母总是尽心操劳。刚开始大部分是手工，到后期才有缝纫机，缝纫机帮了很多忙。这种事情，在文档与资料上是看不见的，岳母从未说起，知道这事的只有少数人。

岳父留存下来的旧照片，让集美海洋专科学校的时光也更丰富地保存下来。岳父多次组织给前线的官兵捐款捐物也记录在册。

有一天，我无意间打开岳母的藤条箱子。原以为箱子里会装一些书，或是笔记本一类，或是旗袍一类的。家里人也常说，岳母制作的旗袍不亚于上海老师傅的。可是箱子里的贮存却是一片片水竹兰布的布头，全是做衣裳剪裁时剩下的碎片。岳母为集美海洋专科学校的学生制作衣服的说法得到印证，而那时候，岳母已离开我们多年。那些碎片是另一种语言吗？它一直居住在藤条箱子里，等待我们把它打开，等待向我们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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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疚有时候就像老物件，待在某一个柜台上，任由时光摩挲，直到落满尘埃，直到改变颜色，直到四分五裂，直到面目模糊。

重新把岳母的缝纫机架起来，重新注入缝纫机油，重新把脚放在踏板上，却再也听不见原来的声响，再也踏不动过去的时光。

一盏马灯，一间小得只能容纳缝纫机与几位同学的阁楼，缘于能看见文昌阁，看见学校的操场，学校的女生便时常挤在阁楼上面，还好顶棚上的玻璃窗帮了忙，能看见星空的高度，能感受到天亮的时辰。

岳母就在东街口的三层楼房的阁楼上，赶制了学校的许多服装。这种记忆留存在她自己的脑海里。人的一辈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都是有缘由的。岳母就是到了八十几岁的年纪，也还是喜欢水竹兰。她的衣服依然是那种民国时期的学生装的模式，袖子稍短，露出大半截子的手臂。而她留给我们的照片，也是那种模式，几乎都没有改变，到厦门鼓浪屿时的照片是水竹兰，坐在家门口的竹椅子上还是水竹兰，在我们的客厅与孩子们一起拍的照片依然是水竹兰。水竹兰是一种特定的记忆吗？在岳母的心里，水竹兰源于同学，源于那段青春时光，她可以活成她自己的模样，一直就没有改变！

县城的繁荣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年代，几番大的修建早已经把原来的格局打通与拉直。原来的阁楼变成了成片的玻璃幕墙的大楼。抬头仰望的机会不多，只是偶尔路过的时候，内心里有暖暖的感觉，这个地方，曾经是抗战时期集美学校的迁居地，曾有太多的年轻人把笑声存留在这里，把青春的语言浸润在东街口。不管从哪一条道路出行，他们都能回来，回到文昌阁，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

与物相遇，虽不能言，却也有语，锈迹斑斑，锃亮或耀人，贮藏与丢失，变化与遗存，这些都是一种机缘，一种语言。人与物，物与物，在时光的通道上，他们的相遇与离别依然愁绪满怀，如同眼下的老缝纫机。我已成习惯，几乎每一天，都会从书桌的椅子上转过身来，默默地与它相视，看得久了，似乎找到了岳母的眼神，找到了岳母的水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