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秋日的午后，仍有些炽热。客厅的大门静静地敞开着，没有一丝儿风吹进来。可阳光却像名莽撞的大汉，一头闯了进来。大概阳光也有些困乏吧，想溜进屋里，小憩一会儿。在乡下，秋天的阳光四处耍泼、撒野，山林里，溪流中，田野上，无处不是它们的身影。可真进了屋后，它们又像戴上了一只嵌金花帽，顿时变得乖顺起来。客厅里，铺着灰色的地砖，想必它们该有些魔力吧，别看它们紧贴在地面一动不动，等到它们念起那支神秘的紧箍咒时，再调皮的阳光也动弹不得，想多挪寸步也不行。

房屋的对面，是一年四季都敞开着大门的祠堂，祠堂两侧是常年紧闭大门的高矮不一的房子。祠堂和对面那些房子的背后，是一片密不透风的竹林。由于地势的原因，那片竹林就像是生长在祠堂和房子的头顶上。竹林密集、簇拥，在深秋里葳蕤葱茏，仿佛想要在那里彰显或宣誓些什么。

村庄坐落在山坳唯一的一块平坦处。乡亲们的房屋依山而建，除了南面是一堵后建的院墙外，其余三面都是两层或三层的水泥格子楼群。“凹”字形的中间空地上，过去是一大块泥巴地，猪粪牛粪鸡粪满地都是，每逢下雨便无处下脚。前几年搞硬化工程，浇了一层厚厚的水泥。一条绸带似的马路翻山越岭，穿村而过，这块水泥地像是马路绸带打的一个结。时不时，会有牛吼般的渣土车滚滚而过。

阳光下，灰白的水泥地显得有些刺眼。硬化后的场地，如今被用作秋天的晒场。金黄的稻子被倒在水泥地面上，摊成薄薄的一层。不过，晾晒的稻子并不多，远没有铺满整块晒场。这要是搁我小时候，僧多粥少，为争一块晒场，邻里乡亲们轻则言语相争，重则大动干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于过去的乡村来说，都是大事。

假如，我能站到更高处，或有一双翅膀飞到村庄的正上空，并以俯视的方式来看我们如今的村庄，这些晒场上的稻子，一定是村庄众多颜色鲜艳的补丁里最温暖的一块。和蓝色的太阳能板，绿色的琉璃瓦，泛白的水泥晒场，灰色的铁皮棚一起，它们构成村庄凌乱又斑斓的油彩。

这块黄色的油彩之上，穿着土蓝褂子，手里握着竹耙的，是平佬的母亲，她正佝偻着腰身，踩着比她还要佝偻的一小坨影子，从油彩的一头来到另一头，又从另一头回到这一头。她的动作不紧不慢，早没了当年的利索。竹耙的爪子，与稻谷和地面接触，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所经之处，金黄的稻子翻出一层细微的波澜。

土黄色的沙发前，便是那块闯进屋内后一动不动的矩形光影。我揉了揉眼睛。我的右眼没有泪水，到了秋天会显得更加干涩，多么像是村头那口几近干枯的老水井啊。我有午睡的习惯，眼皮儿有些打起架来，耳边仿佛有一只墙角的蟋蟀，正以秋天的悲鸣，一声一声催我入眠。我强迫自己不要睡着，起身，倒茶。我的手中捧着一只粗瓷海碗，碗里泡着一撮粗茶。

二婶坐在靠近大门的那一头沙发上。她从袋子里取出一只折叠“金元宝”的黄锡纸来，薄薄的黄锡纸里，像是装有弹簧机关。只见她两手轻轻一拉， “呱”的一声，一只“金元宝”便折叠好了。折叠好的“金元宝”立体，饱满，有型，在大门口光矩的映射里，闪闪发光。

“敏嘞，奶走了十年不是？”见我回来，二婶在众人的喧嚣中问我。

国庆节那天晚上，我被同学喊去吃饭。

直至饭局结束，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在小区买了一个地面车库，有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车库上面是住宅楼。早年修建的小区并没有地下室，为了解决停车问题，就将第一层盖成车库。精明的业主将车库买回来后，转手卖给父亲这样的老人们。车库和房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前后的阳光也算充足，门口还有一块空地，唯一的缺点就是高度略显不够，人走进去，会有些压抑。

父亲当年执意要回到山里去盖房子的。他愤愤地说，其他退休的人都回山里盖了房子，我又不要你们出钱。父亲一边说，一边数着那些回老家盖房子的人的名字。他每数一个人的名字，大概脑子里都想象着一栋山里盖的水泥楼房。对于父亲要回山里盖房子这件事情，小弟基本持支持的态度，我和大弟并不同意。那年冬天异常寒冷，进山的路面结满厚厚的一层冰。爷爷当时住在山里，突然得了急病，120救护车根本上不去。后来找了几个乡亲，用麻绳绑足，用竹床将爷爷抬到山脚下，这才给抢救回来。我担心这样的事情重演。这几年，父亲和母亲一直住在小弟县城的房子里。小弟常年在外，家也基本落在成都。非得要回老家盖房子干吗呢？房子里有个人住还不至于沉寂，落满灰尘。当然，我和大弟多少还有些私心。这几年，我们投资房产，背着一屁股债务，总担心父亲或母亲哪天突然生了个病需要花钱什么的，如果父亲不回山里盖房子，他们的积蓄至少可以用来抵御一阵子，也好给我们一个喘息的空间和余地。

我们阻止了父亲回山里盖房子的想法。不过，执拗的父亲瞒着我们，买下了这个车库。现在，他们从小弟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车库。那天我回到那里时，他们老兄弟姐妹正围在一起，开启了他们惯有的争吵式的聊天模式。

我翻了一下手机的朋友圈。十年前的9月22日，我的祖母魂归西天。按农历算，正是八月二十九，到今天正好十周年。9月10日晚上，我终于读完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愤怒的葡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爸说：“那么奶奶是很不好了。”

妈抬起头来望望那片平原。“奶奶死了。”

大家都望着她，于是爸问道：“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夜里，他们叫我们停车以前就死了。”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让他们检查行李呀。”

读到这里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却突然间催人泪下。去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奶奶几乎就没有好过。快要到了“理想目的地”，奶奶却走了。——想起我的奶奶了。再过几天，她走了整整十年了。

二婶大概是看了我的朋友圈。她偶尔会给我点个赞。这些年来，二婶的微信头像换成了一幅蜡烛的图片，昵称则改为“涛声依旧”。这个“涛”字，是二叔的名字。

十年前，我和二婶都在温州。我在温州乐清一家公司谋生，二婶在温州平阳做保姆。有时周末，我会坐个车去看她。每次去时，她总开心不已，离开时，她又总是眼含热泪。我深知，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突然外出务工，那种对于家和亲人的无限思念。

那天应该是周日，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我躺在宿舍里翻手机，突然接到三叔的电话。三叔在电话那头说：敏嘞，奶可能不行了，你们抓紧回来吧。三叔说的你们，指的是我和二婶。挂完电话，我的眼泪便如窗外的暴雨一般，凶猛地砸了下来。我一边掉泪，一边给二婶打电话，说，奶奶不行了，赶紧准备，明天一早回去。

如果换个场景，可能也像《愤怒的葡萄》里一样，大家都没能准确地记住祖母离开我们的具体时间了。“奶奶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时间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常常冲淡我们许多记忆，哪怕是至亲离开我们的时间也都会被渐渐遗忘。

“今天刚好十周年。”我关了手机。

刚才的热闹顿时安静了下来。

“你这两天有时间上去吗？”二婶打破了沉静。二婶说的上去，指的是回山里。

“你们哪些人上去？我也一起上去耶。”的娘（小姑姑）跟着问。

“我可以。”三叔说，“我要回山里值班。”三叔在村里当会计，平时住在山里，周末回到县城。

“我这两天没时间，看四号，四号应该可以。”我每次回家也就短短的几天时间，说没事吧，又有许多推不掉的饭局与其他安排。

“那我明天一早上去。我要回去折些金元宝。”二婶接过话茬。

“你四号再上去吧，折什么金元宝哪。”三婶跟二婶说。她们正好坐在一起。

二叔走后，二婶每年都要回山里给二叔折金元宝。这一折，也有五年多了。其实，二婶在县城也有房子的。房子在一所学校附近，是他们老兄几个合伙买地皮找人盖起来的，一共三层，第一层就是二婶家；第二层是三叔的，不过他一直没入住；父亲和母亲住在第三层。五年前，二叔就是在那里摔了一跤后走的。二叔走时，年轻得很，才五十多岁，他的离世，比起爷爷和奶奶，更让大家心里难受。睹物思故人，最是令人悲。父亲最先卖了那套房子，搬了出去，住进了小弟的那套房子。不久后，三叔也将房子出了手。唯有二婶还留着那套房子，现在租给了别人。

 “你说，你二叔怎么就那样走了？”二婶一边折叠金元宝，一边淡淡地问我。二婶并没有看向我，她的声音很弱，似乎还没有她折叠金元宝的声音大。折叠好的金元宝被放进一只透明的塑料袋子里，看起来已经有不少了。

我又起身倒茶。门前的矩形光影纹丝不动，灼得直晃人眼。暖水瓶就放在我左手边靠客厅墙的高茶几上。大约两三步，我就可以拿到水瓶。我穿的是网状的鞋子，鞋底很软，踩在地板上，像是踩在棉花上，有沉闷的响声发了出来。我按下按钮，将瓶身倾斜了起来，开水从瓶嘴里“汩汩”地往外倒，流进粗瓷海碗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来。

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面对二婶的这个问题。与家里其他人比起来，我和二婶这些年因为同在温州打工，走得可能更近一些。也许，还因为我没事时写些文章，我的文章里也会写到家中的这些事情。

我倒好茶，转身，看到沙发背后的墙上挂满了二叔的照片。二婶就坐在这些照片下，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折叠金元宝。二叔生前是一个喜乐之人，照片里的他笑得灿烂无比。不要说二婶了，就连我，也常常觉得这是一场虚幻。二叔哪里像不在这尘世间呢？我们的周边，仿佛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我们的梦里，还有他的音容笑貌。

“他要是还在，家里热闹多了。”二婶继续折叠着她手中的金元宝。摆在我和二婶中间的，是金元宝的半成品。半成品看起来与一张折叠的小纸块差不多，被整齐地码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她左伸手进去，娴熟地取出一个来，放在胸前，再将右手凑了过来，两手轻轻地拉了一下，纸块儿发出“呱”的一声脆响，一只金光灿灿的金元宝就折叠好了。每折叠好一个，二婶都要将它托在手掌心上，端详一番，检查一下，生怕哪里没有折好。她那样子，就像是捧着一件艺术珍品，托着一只刚孵出的小鸡，抑或捧着一只即将扑翅远行的信鸽。

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们祭奠逝去的人，要烧些黄色的纸钱。早前的纸钱，是用“钱凿”（乡间专用的印制纸钱的工具，凿子头是铁铸的，上有内方外圆的印，凿子头后面套上木头，用木槌敲打木头，凿印就在黄表纸上留下钱币的印子。凿子头有单个的，也有四五个连在一起的。讲究的人家，基本是单头且铁铸的凿子头；马虎些的人家，直接用木头雕刻四五个头连在一起的，这样敲印起来，速度要快不少。）在黄表纸上一个个敲印出来的。每到清明节、中元节和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买几刀黄表纸，用钱凿印好，烧给逝者在冥间用。后来，精明的商家发现黄表纸的利润太薄，又印制了长得像真钱一样的冥币和金元宝这样的东西。二叔生前大手大脚惯了，二婶担心他在另一个世界里钱不够花，于是她每年都要折叠金元宝。

二叔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大家庭都少了些过去的热闹。小叔不止一次说过，要是老二还在，酒也要多喝几杯。以前每次回县城，到他们三兄弟一起盖的房子那儿，二叔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抽烟、喝茶，然后一起喝酒。现在放假回去，很难得大家庭聚在一起了。尤其是二婶，从堂妹来安的家里回来后，她在县城总是待不住，晚上到县城，第二天一早就找便车回山里去。二叔走后没多久，二婶将山里的老房子重新修建了一下，盖了一个两层的小楼。在二婶的心中，也许她只有回到山里这个家中，才会与埋在屋后青山上的二叔又在一起了。

“他不该跳绳。”二婶继续说道，“他那时候每天都跳绳啊，跳得肚子上都没什么肉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叔开始了跳绳这项运动。我每次回去，总会看到二叔在他家的客厅里跳绳。二叔说，跳完绳，出一身汗，感觉人轻松多了。跳绳的确是一项不错的运动，可对二叔却并不适合。二叔患有高血压，但他一直拒绝吃降压药。听人说降压药这玩意儿，一旦吃了，就得终生服用。他大概不想终生吃药。二婶说到“肚子上没什么肉了”时，我看见她的眼角里似乎有一些泪花儿在转。

一个人要真正走出悲伤其实很难，也许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当着二婶的面，我们从不提二叔，纵使这样，她但凡见到家里的人，不管在怎样的场合，她都忍不住啜泣，有时候还会大声痛哭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看不得人在我面前哭的。

“敏嘞，你有空就上来哒。”回家后的第三天清晨，二婶给我发来微信，“我刚才把路‘泼’出来了”。“泼”是我们老家的方言，意思是砍斫的意思。山中的杂草疯长，封住了通往埋着亲人坟墓的小路。

老兄弟姐妹几个在父亲那里聊完后的第二天，的娘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问有谁上山里去？一整天下来，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回到山里，交通不便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如果真想回去一趟，找辆车子也并不是件难事。二婶就是在他们聊完后的第二天一早搭乘一辆便车回到山里去的。二婶给我私发微信，也许对于她来说，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可能是她最合适的倾诉对象吧。

作为倾听者，我不知道我合不合格。这世间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没有相同经历，没有相同的背景，我们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对他人遭遇的同情，很难去感同身受别人的悲伤与苦痛。——哪怕我们是至亲的人，哪怕我们失去的是同一位亲人。我清楚地记得，奶奶的葬礼上，他们或忙着操办丧事，或招呼亲朋好友，唯有我独自坐在奶奶生前的房子前旁若无人地失声痛哭。是啊，有谁能真正理解别人的悲伤呢？悲伤也许是一种无法分享的孤独。保罗·奥斯特曾说过，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是不可能的。

脚底下的矩形光影依旧没有挪步的痕迹，阳光的强度也没有半点减弱的意思，它仿佛是二婶最值得信赖的聆听者。村庄太安静了，好久没有过争吵，甚至没有人聊天了。我和二婶，两个从异地赶回来的故人，在这位忠诚的聆听者陪伴之下，聊一个已故的亲人的故事。也许，这天底下，仍有阳光并不知晓的秘密，比如二叔的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二婶。这些年里，我曾做过许多尝试，可发现其实不管我怎样劝慰她，效果并不大，作用并不明显。对于一个失去自己丈夫的妇人，说什么可以减轻她的那份悲伤与苦痛呢？许多时候，语言其实是苍白无力的，倒不如让她痛痛快快地哭出来。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是凡人，某些无助的时候，总需要有一个宣泄的方式与途径，眼泪或许便是其中之一。

“他怎么没有症状呢？他就是上洗手间出来摔了一跤啊。”二婶眼角的那丝泪花欲掉未掉。二叔的死，其实是心梗引起的。可我并没有说出来。或许，有些事情，不知道真相可能会更好些，比如一个人的死。不明死因的离世，对于逝者也好，对于存者也罢，看起来也许会有些残忍，可又何尝不是逝者悄悄留给存者的另一份“遗产”呢？逝者已去，而存者在这个世间依旧需要坚强地活着，熬着，挨着，用她可能的各种推测、假想，去复原逝者离开的那个瞬间。会不会在某些时候，逝者能在存者的某些臆想中突然间复活过来呢？

“他也许是该死……”说话间的工夫，二婶又折好了一个金元宝。塑料袋里，折叠好的金元宝已经不少了，堆叠在一起，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挤着一个。大门口矩形的光影反衬里，那一只只饱满的金元宝闪闪发亮，反射出比稻子颜色更深一些的金黄来。坐在沙发上，二婶吸了一口气，挺了一下腰，然后又叹了一口气，再将背弯了一些下去。二婶始终没有看我，她好像是在跟我说，也像是一个人自言自语。那滴眼角的泪水微微颤动，终究没有掉落下来。

我再次起身，倒茶。转身时，又看了一眼满墙的二叔。午饭前，我在平佬母亲开的小店里买了香纸炮，和三叔去了一趟墓地。我们踩着二婶砍倒的杂草尸体，艰难地攀爬到了墓地。爷爷走了十三年，奶奶走了十年，二叔也走了五年多，他们先后被安葬在这块墓地里。爷爷奶奶的坟墓紧挨着，与二叔的墓地隔了块空地。我知道，那是风水先生特意给我的父亲和母亲百年之后留下来的。我揩了揩额头渗出的汗水，在杂草丛中，在墓碑前，弯下腰来，献上祭品，烧纸，焚香，点炮，倒酒，磕头。清脆的鞭炮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从大门口溜进来的阳光，或许是上天的某只耳朵，又或许是时间的另一只针脚吧。二婶折叠金元宝的声音，将折叠好的金元宝放入塑料袋的声音，二婶吸鼻子的声音，和偶然间的叹息声，是那么真实，又那么虚幻。满墙的二叔，在二婶的唠叨絮语里，在时间的针脚里，依旧笑得那么真实，那么灿烂。而二婶，仿佛从始至终，一直保持着折叠金元宝的那个姿势，那种神情。也许，在她的后半生里，折叠金元宝将成为她一项重要的生活仪式与纪念方式。也许，我能做的只是，尽量挤出一些时间，多回到山里，默默地陪着她，看她仔细地折叠那一只只金光闪闪的金元宝，听她细念她和二叔的那些说过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听她重复问我二叔为什么死得那么突然和离奇。

我已忘记了我起身倒过几次茶了。我手中刚才还略显苦涩的茶汁，已经越来越淡。我早已喝不了浓茶，浓茶有一股苦味。生活本就很苦，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苦啊。我觉得，茶还是淡些好，你细品起来，会有阳光的芳香，会略有一丝丝的甜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