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就我有限的观察而言，青年诗人、小说家都比青年散文家多。散文似乎是年长者的事业，和青年的关系倒未必那么密切。你看，有先锋诗人、新锐小说家的说法，散文从来没有类似的叫法，顶多是加个“新”，叫“新散文”，却很难“锋”起来、“锐”起来。这是由其文体特性决定的。中国几千年的文章学传统，诗文向来是正统，小说则为小道，白话散文虽然实现了语言革命，但在这古典文学取得辉煌成绩的领域，散文想有所创新还是难的。也因此，新登文坛的作家、文学的初学者似乎都不太愿意以写散文出道。这该是青年散文家（权当有这么个称呼）少的一个原因吧。

在我认识的青年散文家中，朱强笔耕多年，并且以持续写作的姿态在这一文体深耕，新近又出版了一部散文集——《行云》。我好奇的是，或者说我的问题是，作为同代人（朱强比我年长三岁），他用什么驱动散文向前行进？动力历来是写作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有废稿？就是因为写不下去了嘛。你得有的写，让一句接上一句，把叙述和语言推进下去。大体上说，这动力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经验，二是非经验（比如史料、资料、传说等）。以经验驱动散文写作的最大难点在于，实现经验向文学的有效转化。为什么有的亲情散文，作者自己在文中感动得不行，读者却完全无感，就是因为经验没有升华为文学。此外，成长于现代化、城市化飞速演进中的一代人，个体经验也必然遭遇同质化和窄化的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对地方性的冲击，造成了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的匮乏和消逝，这是当前文坛重提地方性写作传统的原因之一。从个体层面说，在相似的、均质的、同一性的时空和背景下成年的一代人，如何向内深度挖掘，找出真正独属于个人的经验，而不是被公共经验的普遍性话语侵蚀，从而只会写人云亦云的大路货，绝对是青年散文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

将个人经验升华为文学，朱强找到了一条有效路径。《行云》中，他的经验带有个体的深刻烙印。《地址簿里的日常》是集子的首篇作品，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篇。地址，是书信年代人与人保持联系唯一的依凭。“以前的地址，就像一个个结实的树桩，牢牢扎在地上。”朱强写地址的兴废、变迁，实际是写人的聚合、离散。在这样一个寻常事物背后，是时代的沧海桑田，是现代化对旧秩序的肢解，背后则是历史摧枯拉朽的伟力。其中自然有作者的具身经验——陪表哥在南昌寻访失联多年的亲戚，但朱强希望传递的精神性命题很多，比如邻里关系、城乡之变，比如弱关系取代强关系，比如地址的消失与城市坐标的坍缩，等等——这是年轻一代散文写作者的时空感知。朱强的个人经验之所以能升华为文学表达，在于他较好地为精神性命题找到了一个恰切的物质依托。他从地址簿的“物性”里开掘出丰富的内容，让城市成为一个可读的文本。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到“可意象性”的概念，“即有形物体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具备“可意象性”的未必是高楼大厦，只要被人强烈、清晰地感知，便可以是。

朱强散文中的物，多具有“可意象性”的特点。这在《行云》的下卷中体现得更为突出。《瓷上景德》写瓷，《出山》写茶，《行砖小史》写城砖，《绘事》写画与画展，《墟土》写最寻常的土，《碑考》写一块残碑。这种“好古”姿态，使他的经验与诸多同年龄段的作家拉开了距离。在访谈中，朱强说：“我喜欢旧事物，比如老房子、旧家具、各个年代的旧书、故人和老友。旧的表面蒙着的是厚厚的时间，是各种来过的人留下的温度。”恋旧使他不断向家族内部的过往与地方历史文化的纵深处开掘，寻找属于自己的散文叙述动能。《行砖小史》把宏大的历史、小名小姓的造砖者、杨万里，与“我”的外婆和“我”自身寻访古砖的经历连接在一起，以砖为原点，采用箭垛式的写法，不断将不同层次的文本信息射向标靶。《墟土》也有“我”的观看，同时有城市拆迁、建设的历史背景，有“我”的表嫂等人物，但核心却是那不断被推土机和洛阳铲翻动的“土”。“土”作为核心意象在这里并不指向大地的厚重沉稳，而是其反面，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朱强曾被人评说有一个“老灵魂”，他自己更怕别人忽视自己“少年气”的一面。在我看来，这种“少年气”正体现在对时代流动性的感知上，这是由我们一代人的具身经验生成的。朱强固然恋旧，他写那些旧窗棂、旧碑帖、旧吃食，讲那些久远的故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变”，而且他善于写变化、写变迁、写变动，如集子的标题一样，“行云”的“行”是全书的题眼。作者乐于写万物流转，无物常驻，而又在文字中复活它们。

如何处理非经验，同样考验写作者。在我看来，用间接经验驱动叙述，需要作者具备消化能力、召唤能力和嫁接能力。间接经验一般是非亲历性、从外部得来的，比如从书中、网上、资料中得来的知识，或者从别人口中听来、从旅游景点介绍抄来、从采访中得来的内容，这些间接经验都无法直接进入叙述，用得不好反而给人堆砌突兀之感。朱强文笔老道，他叙述历史时不刻意保持距离，而是努力通过想象、还原、虚构，搭建一个实在场景，甚至不惜塑造一个甲乙丙丁，来让场景带有动感。比如《瓷上景德》，在二十几页的篇幅中容纳了青白瓷诞生、景德镇名由来、窑工生活、督陶官臧应选其人、外销瓷、马戛尔尼来华等诸多内容，但作者举重若轻，只直接引用极少数史料，而将重心放在场景搭建和人物塑造上，夹杂议论抒情。应该说，消化能力既意味着作家对材料的选择、理解能力，更考验着作家对相关内容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而当前很多散文写作者常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外部素材疙疙瘩瘩，在行文中化不开，这正是编辑最苦恼之处。

所谓召唤能力也就是无中生有，把本来没有或者不该有的内容召唤到文本中来。且看散文集的同名作品《行云》，由一次家庭聚会，写到“我”小太公、祖父、父亲等人构成的家族史，接着非常冒险地把辛弃疾搬出来，这种大幅度的叙述转向一开始令我惊诧不已，直到后来便明白作者的心思。父亲和家族几代长辈成为城市人的祈盼，实则是获得一种被城市接纳和认可的市民身份，这正与蛰伏赣州、渴望摆脱“归正人”身份歧视的辛弃疾有共通性。作者写道，“英雄与普通人都难逃在路上的命运。他们都可能是行云的化身。”我们看到庄子《齐物论》的影子，而真相有时候就是如此吊诡。作者如穿越一般，从平凡甚至微不足道的家族历史讲述中，召唤出那些成败兴亡的“大历史”，却发现二者何其相似。

有人说朱强的散文带有一点“先锋气质”，我不知道这种“先锋”是从何种意义上进行界定的。我想，或许是有感于他的叙事艺术和写作手法。比如，朱强喜欢用蒙太奇，在不同场景之间切换，这在《有无帖》等篇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是他嫁接能力的一个证明。散文的嫁接主要是看谋篇布局的组织，哪个片段或者段落群，上面接什么，下面连什么。《有无帖》的主体是一次时空快闪，同时嫁接上了王阳明，而且这个王阳明也是经验化的王阳明。散文开篇出现的是“我”与相亲女孩的一次见面，灰蒙蒙的冬日令人心神恍惚，接着主人公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场雪，想象日后的忘年交朱伯伯、黄老师如何与当年的“强牯头”（“我”）共享那一场雪。接下来，因制作纪录片脚本而萦绕心头的历史人物王阳明也登场了。在这复杂的时空中，作者游刃有余地自如切换，将不同时空的切片组装到一起，带有意识流的味道。作者正是以意识的内聚焦为散文组织的逻辑，不断跳跃、闪回、辗转在不同场景中，形成漫漶朦胧的美学效果。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行云》的个别篇章在艺术上还不够圆融，有些斧凿痕迹，比如涉及红军历史的部分，可能囿于重大主题而自我束缚了手脚。一些极个别的语句，依然能看得出时代公共话语的非文学性表达对写作的侵蚀。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时代刻痕呢？

读朱强的散文，俨然已经看到一种大气象。这“大”是以小见大。他不排斥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但绝不沉迷、沉浸于此，也不走知识性、博物式写作的路，而是有一种打通历史与现实、游走于古今之间的气势。不过，他写的又不是重排场铺陈的历史文化大散文，篇幅和味道都绝不效仿这类作品。或许，难以归类才说明他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

（张鹏禹，编辑、记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曾获丁玲文学奖·新锐奖，作品获北京文艺评论年度推优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