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街角的马路牙子是她的根据地。她不停织着，像是在织一顶帽子，又像是在织一截裤腿。一旁停着辆三轮车，电焊的白铁皮车厢，里边只售卖三种东西——香烟、打火机和纸巾。有人买东西，她并不与其对视，似乎怕别人的眼神把她烫伤，只匆匆一扫，目光便落回自己的手里。

她坐在一棵槐树下，树影旋转，她依旧不动。身后是新建的小区，对面是片圆形草地，像一个句号圈起的风景。草地上一黑一红两匹马，黑的在凝视路上的行人，红的低下头去，准备吃草。它们站在一丛月季和几棵柳树之间。小孩们每天都会跑过来围观，要么骑在马背上，要么揪一把青草喂给它们吃。而她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相比那两匹马，织毛线的她反而更像个雕塑。

少年时，我也曾苦练织毛线的技艺，两根细长的针棒握在指间，毛线绕来绕去，正针、反针，那线渐渐垂下去，细看，像一堵柔软的墙。从一根发带开始，我又织了围巾、毛衣、毛裤。女孩们上学之外的时间，都陷在一团又一团毛线里，要么就从大人那里分来彩线，绣鞋垫。后来流行的十字绣，是我们祖祖辈辈女孩们的必修课。堂姑坠子姑姑便是织毛线、绣花的好手。我至今记得她给小表妹织的粉红毛衣，胸前一只举着翠竹的大熊猫，侧边两个小口袋，领口处用白线锁了边。女孩们看了都服气，说简直跟买的一样。大家总缠着坠子姑姑问，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手艺，她笑着答，老人们以前总警告，不好好学习针线活，到了婆家净受气。我一直不解，为什么非得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才能不受气，难不成婆家是个比拼手艺的地方？

在山村里，手工鞋垫、毛衣都是最重要的嫁妆。不管多粗野的汉子，只要结了婚，一脱鞋，里边都有精致的鞋垫，什么鸳鸯戏水、锦绣前程、好运连年，多是字画相配，作为妻子的一腔柔情全在这里了。

马路牙子上的女人，她织的那些东西会穿在谁的身上呢？

那个夜晚，我领着孩子刚进电梯，忽然，一个人影闪了出去。细看，正是织毛线的女人。她捂紧口罩，躲在一侧，拒绝跟任何人同乘电梯。

她竟是我同楼的邻居，住在二楼。绕过门口的月季花坛，去往西侧，便能看到她家阳台，那里布满了数量惊人的纸箱和塑料瓶。邻居们说，总坐在河边木椅上的男人就是她丈夫。路过的人，不管大人小孩，也不管是否认识，他都要搭上句话。不下楼时，他会站在窗前看人来人往，不时大声招呼两句，嘻嘻哈哈地说笑。同我一起带娃的女人无不感叹，只有这样的晚年才算享福呢，看上去没有丝毫衰老的痕迹，却已经退休，时间和金钱都充分自由。

他常跟楼上一位穿着清凉的时髦大姐坐在木椅上抽烟，谈天聊地，亲昵到旁若无人。有几次，我们在电梯里相遇，他正端了洗好的水果，往那位大姐家送，还有两次是刚做好的螃蟹和皮皮虾。看到我们，直问孩子要不要吃。

织毛线的女人呢，她瘦削，走路时，像是衣服成了精，往前飘着移动。衣服上永远都罩着一层雾，看上去不大清洁，款式又老旧，仿佛已经穿了几十年。她独来独往，似乎在逃避人群。

我总好奇，他们家是否存在着平行空间，是否他们推开了同一扇门，却并未进入同一个世界。

我不知道那女人手里的毛线跟婚姻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我们村庄里那些针线好的姑娘，婚姻都没像她们手里的活计那般完美。

二

在圆形草地上，孩子们正驱策着那两匹马，我接到了坠子姑姑的电话。她客气两句，便火急火燎地催我看信息。

坠子姑姑已经过了六十岁，十几年前天南地北地打工，终于在北京落了根，给人当保姆、护工。有一回我去北京开会，联系她，她声音极小，说雇主家的孩子病了，实在出不来，还专门转给我二百块钱，让一定收下，给孩子买好吃的。

我急忙翻开信息，上边只有两行字：帮我找个律师吧，我要离婚！

早在三十多年前，她就闹过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风波。她一次次逃回娘家，牛圈、地窖和空的大缸都曾是她和小表妹的藏身之地。

那时候村子里两口子打得再凶也没有出现过离婚这回事，人们轮着劝，让她为了孩子赶紧回去。可当她撩起后背，人们都沉默了。我清楚记得，在她背上，旧疤新痕重叠、交织在一起，有些伤口因为感染无法愈合，像是生出了一张张殷红的嘴唇。我顿时觉得，看起来唯唯诺诺的姑父是个十足的坏人。

听说，之所以痛下狠手，全因为他母亲的挑唆。在她眼里，媳妇进门就得降服住，尤其像坠子姑姑这种长相出众、干活麻利的，没准以后就会跟谁跑了。

织毛线的姑娘们围坐在一起议论，像坠子姑姑那样的人在婆家竟还受气，便对手里的针线没了信心。我呢，干脆把织到一半的毛裤扔给母亲，去地里给牛割草了。

在亲戚们的看护下，坠子姑姑跑医院鉴定伤情，跑法院打离婚官司。但终于有一次路过原来的家，被姑父拦住，见他又是下跪又是发誓，坠子姑姑便心一软，带着小表妹回去了。第二年，又添了小表弟。

她还打过一次电话来，刚要讲话，便又说病人拉到了床上，急忙挂断了。半小时后又打过来，先是沉默，好半天才抽泣着说：怎么跟你说呢。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她才终于说出口：他怀疑我外边有人。坠子姑姑是个传统的女人，就连说出这句话都觉得羞耻。电话那边又响起催促她喂饭的声音。她的倾诉再次被打断。

下午，我照例带孩子在小区里玩耍，忽然，太阳被一团乌云吞掉，大雨倾盆，人们急忙跑向门口。织毛线的女人推着三轮车也回来了，衣服、帽子和口罩都已湿透，露出一副瘦骨架，整个人显得轻薄起来。雨说停就停了。她看看阴沉的天空，决定把烟搬下来。一个正跟丈夫聊天的时髦大姐急忙把香烟掐灭，上前帮她一起搬。看丈夫还在那里发呆，她隔着好几个人喊道：你，快帮忙啊！

她丈夫无动于衷，把燃起的香烟举得更高些，仿佛身陷无助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个仇敌。两个女人合力刚把香烟搬进楼道，雨点又重重地砸下来。对于时髦大姐的帮忙，她没有拒绝，也没有道谢。时髦大姐并不在意，而是扭过头质问丈夫：你怎么不帮忙？她丈夫皱起上嘴唇，低沉有力地甩出两个字：“丢人！”

她的表情遮在口罩后边，这时，电梯门忽然猛地关上，把我注视她的目光夹断了。

三

为了一次性把事情说清楚，坠子姑姑请了半天假，专门给我打电话。

这次离婚最初是姑父提出的。他原本跟坠子姑姑一起打工，却因为吃不得苦，自尊心又强，没几天就跑回了老家。坠子姑姑拼命工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攒钱把老家的房子翻了新，又在城里给儿子买了楼和车，娶上了媳妇。家里条件好起来，姑父却忽然开始疑心那些钱的来路。

为了消除误解，坠子姑姑曾特地请假回过一趟老家，但孩子们个个冷落她，亲戚们也一脸狐疑，认为姑父不可能平白无故捕风捉影。她不知如何解释，气得指甲直往肉里挠。

她想跟姑父谈谈，但他不理她，连卧室都不让进，等到半夜，却跑出来折磨她，让她赌咒发誓，可不管说什么又都不相信。坠子姑姑抽泣着说，她胳膊上现在还有淤青，胸口似乎折了一根肋骨，好长时间了，一出气就疼。最可气的是，坠子姑姑发现他在跟一个女人通视频，言语暧昧，可是刚要问，他却一巴掌扇过来：我还想查你的手机呢。

有天她正在儿子家做饭，姑父一身酒气冲过来，对她拳打脚踢。儿子、儿媳闻声赶来，正好看见她披头散发地被姑父摁在地上，却没有为她说话，而是一副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央求能不能为了他们二人的脸面消停点儿。那一刻，眼前的房子、楼下的汽车都显得那么讽刺。她想起自己多少天里给人擦屎擦尿，白天夜里不能合眼，多少回把男病人抱起上厕所，又抱回床上……

她决定回应姑夫离婚的要求，没想到姑父却说，离婚才是正中她的下怀，绝不能这样便宜了她。她连夜回了北京，火车上接到女儿的电话，哭得比她还委屈：这么大年纪还离婚，是成心让我抬不起头吗？

我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想到她六十几岁深陷在无助的婚姻里，不由得流下泪来。在看向窗外的模糊视线里，我看到织毛线的女人正在锁三轮车。她瘦弱的身子忽然跟坠子姑姑的身影重叠起来。

四

大部分时间，她就坐在那棵树下，哪怕后来因为妨碍电线树冠被砍，再没有影子供她遮阴，她也并不在乎。仿佛，一团又一团的毛线就是她想说的话，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从她指间不断涌出。有时是单色的，有时是多彩的。她日复一日重新排列这些特殊的语言，将其组成毛裤、毛衣、围巾。她拆了织，织了又拆，生怕别人窥见真实的心思似的，就连编织时也总戴着手套，似乎连自己的双手都不可信。  

夏天的午后，蝉胡乱叫着，孩子们在楼门口玩耍。她忽然蹬着三轮车出现在拐角，正从那里跑过的孩子吓了一跳，尖叫着躲开了。她也吓得不轻，跳下车子，沉默片刻，手指着那孩子骂起来，声音沙哑中带着一种尖厉，像一架多年不用的老旧机器重新运转起来一般。

她的身体颤抖起来，骂小孩没家教，骂小孩的妈妈不会看孩子。她的眼睛躲在帽子上的黑纱下边，没人能看清她此刻的神情。反正，她一直在骂，骂住在她楼上蹦跳的小孩，骂每天在窗外吵闹的小孩……仿佛天底下所有的小孩都在故意惹她不高兴。说着说着，她竟哭起来，仿佛小孩对她的惊吓是一个开关，让藏在她身后的巨大的委屈借机暴露了出来。但没人听她讲这些，小孩的妈妈只问了句：“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她便立马泄了气，整个人委顿在了那里。

路口的两匹雕塑马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毁坏了，黑马屁股上露出了巨大的窟窿，红马少了条腿，几乎就要栽倒下去。没几天，圆形的绿化带被拆除，路口又拓宽了些。那辆常驻的三轮车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她不再去卖烟了。

听说她丈夫瘫痪了，脑出血，他们女儿要上班，她只好留在家中照顾丈夫。不久，便看见她丈夫坐着电动轮椅进进出出，笑声依旧爽朗，却支支吾吾，很难说出一句别人能听懂的话，并且，身后并没有跟着人。

终于有一天一大早就听到哀乐，楼下，门两边全是花圈，她丈夫的照片赫然摆在棚子中间。谁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离世，人们不禁唏嘘。

此后不久，我在楼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反常地没戴帽子和口罩，从袖口隐约露出细长却满是皱纹的手指。风吹着细长的树枝，也吹着纤细的她，仿佛她也是一棵柔软的树。并且，她换了鲜亮些的衣服，也不再刻意躲避什么。她开始驻足下来欣赏花草，观看周围的人，也抬起头追寻一只鸣蝉可能的位置。她仿佛也在努力地破茧。随着老伴的离世渐渐摆脱厚重的装束——那层与所有人疏离的盔甲。

我给坠子姑姑找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律师，她却犹豫了。当年她父亲的斥责，现在从儿子嘴里冒了出来：“离什么婚？离了再嫁不出去，百年后尸骨都没地方埋。”在老家，女人是不能进娘家祖坟的。她不想把如何处理自己尸骨的难题压到孩子身上。

有一部只有几分钟的芬兰动画短片，叫《最后的编织》，一位女子坐在悬崖边上编织红围巾，毛线用完后，她把头发也当作毛线继续织进去。围巾越织越长，就要将她拖下悬崖，她用针织棒扎进崖壁挣扎抵抗。但她永远无法停下编织的动作，编织、坠落、上岸，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她忽然意识到一旁有把剪刀，果断将头发剪断，才终于为这场西西弗斯式的搏斗画上句号。坠子姑姑和织毛线的女人，都像是这女人的现实化身。她们为了维持生活的完整，与他人一起编织起一条长蛇般吞噬并将自己拖向深渊的围巾。她们在陡峭的悬崖上编织着自己的欲望与希冀，哪怕剪刀就在身边，她们也很难将它真正举起。

我跟坠子姑姑通了电话，并没有问她是否离婚。其实这个问题从她在朋友圈晒出的孙辈的照片中就能看到答案。我们闲聊着各自的近况，好像都在有意绕开那个旋涡一样的话题。婚姻宛如一件轻衣，用生命编织又被覆生命，或许有时好像很容易就能摆脱，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剧本换成另一个剧本罢了。

【刘云芳，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天涯》《文艺报》《儿童文学》等。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