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美国大学有举办“新生周”的传统，即让大一新生提早一周适应校园。新生周的内容因校而异，我所就读的莱斯大学便是用常人难以想象、酷似刑罚的活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住在北边，美国人在凌晨五点拉响火警警报，把我们像赶牲口一样赶到学校南边的草坪上跳舞，看学长们穿着内裤在撒满泡沫的塑料纸上用腹部滑行。我被折磨得够呛，仅仅两天后便开始用高中用惯了的伎俩偷奸耍滑，要么逃了这个讲座，要么混在人群中提前溜回宿舍。

我们这群新生被分为几个小组，我所在的小组中有一个乌克兰女孩，四个不会说中文的美籍华人，还有一个安静的白人女孩，她来自纽约。我们几个人之间没有更深的羁绊，负责带我们的学长喝醉之后抱怨我们组“每个人都安静得像出生前就死了似的”，我对此深以为然，并且十分满意。隔壁组那个聒噪的华人男生是我们组里其中一个华人的室友，他在新生周的派对上和我打了个照面，在开学第一周的星期三中午坐在我旁边不停地说话，直到现在仍然试图找机会在吃饭时坐到我旁边。我们组的沉默似乎只是一个意外，大部分时候我都在不停地讲话。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家乡、专业，然后问我喜不喜欢在这里的生活。他们有钢铁般坚韧的苹果肌，能够整日微笑，隔天便把你忘个一干二净，再把同样的问题又问一遍。一周下来，我交到的能够算是朋友的人中没有一个说英文的活物。我不为此感到羞愧，只是有点遗憾和一个可爱的土耳其女孩没能够保持联系。她曾给我看她名叫“月亮”的猫。

我要讲的是我们组里那个来自纽约的白人女孩，她名叫EL，读作“L”。一开始我以为她来自英国，因为她有两片没有血色的薄唇和浅金色的毛发，在哪里都鲜少讲话。新生周结束那晚，我们组所有人都挤在学长的宿舍里喝酒玩游戏。我本不想去，可最后在学长的撺掇下还是去了。我到的时候乌克兰女孩已经喝了大半瓶韩国烧酒，满脸通红，正跟着音乐扭动。我开了两瓶啤酒，坐到L旁边。啤酒味道很好，劲头也大，游戏玩到一半的时候，乌克兰女孩指着我通红的脸大笑，低沉的贝斯声震得人五脏六腑都在发抖，心脏在模糊的意识里清晰地鼓动。L没有拿酒，她坐在桌上撑着下巴，笑着观察我们意识模糊地玩游戏。我问她为什么不喝酒，她说没有什么理由。我想如果一个行为没有什么理由，那它一定像本能一样来自一个人心底所赞同并遵循的某种守则。后来我们没怎么见过面，有一次我偶然在宿舍楼梯间见到她和她姐姐。我惊讶于她们的相似，她姐姐看见我的神情，抢先禁止我说“你们长得好像”之类的话。“对兄弟姐妹这样说是一种‘禁忌’。”她说。“我讨厌L。”她还这么说。L在一旁笑着捶她的肩膀。L的姐姐比L高一些，体格健壮，手臂上依稀可见结实的肌肉，后来我在攀岩社团招新时又见到她一次，她还记得我，用那张和L别无二致的脸跟我眉飞色舞地打招呼。

几周前的傍晚，L忽然走到我旁边，告诉我她有两个问题要问我，彼时我们已经许久没见过面。第一个问题，她说：“我能坐在这儿吗？”我说不能，然后笑着拉住作势要走的她。L问我是否想和她一起弹琴，因为她在我的Instagram上看见了我弹贝斯的视频。我答应了她，那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情，我们至今还没有坐在一起合奏过，甚至再也没提过此事。当天晚上她带上吉他拉着我上了宿舍天台，一边弹她最喜欢的歌一边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最喜欢的歌手是Hozier，因为他的歌词富有诗意，而且通常指向哲学思辨或社会时事。她喜欢的另一个歌手在今年三月去世，说到这儿时L的语气很平静。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望向她身后的夜空。天穹是一片广阔沉静的深蓝，天空的下半部分则被城市的灯光照映得褪了色。这里说是天台，其实是一个位于五楼的小凉亭。只有一盏小灯散发着昏沉温暖的橙黄色光芒。L抱着吉他坐在桌上，我斜靠着木质扶手椅的靠背，把腿架在扶手上，听她刻意放得轻柔的琴音和偶尔吹来的夜风声。莱斯大学离休斯敦市中心不远，有时可以听见呼啸的车流，像夜晚的爵士酒吧里为音乐点缀的交谈声。我趴在桌子上用L的手机翻她的歌单，她在旁边漫无目的地拨弄琴弦，我们没说话，却感到很惬意。我找到一首我喜欢了两年的民谣，L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听这个乐队的歌的人。我问她为什么不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她说她绝不会在别人面前这么做。“是害羞吗？”我问。“不，”她答，“因为没有什么必要，也没什么理由。”

天台之夜后两三天的中午，L忽然给我发消息，说看见我在吃饭，问我吃完饭后想不想为她弹钢琴。宿舍一楼有一架走音严重的三角钢琴，就摆放在电梯门口，日日有人去弹。

我和室友曾在那架钢琴上消磨过一个疲惫的傍晚，她凭记忆断断续续地弹了萨蒂的《裸体舞曲》，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曲子，全都是（据她所言）和弦不大完整的华尔兹。她演奏时，我反坐在旁边的高脚椅上，盯着她瘦削的后背发呆。大厅里一片寂静，偶尔有人经过，静谧的和弦从琴键间流泻出来，在墙壁和天花板之间回响。

我走到钢琴旁边时，看见L坐在不远处吃饭，盘子里剩了些豆腐和菜叶，上面沾着咖喱酱汁。我弹了Summer，最后因为忘谱而草草结束。我有点尴尬地坐回她对面。“嘿，这可不是你说的只会弹点和弦。”她说。我笑了。L说自己每天都坐在钢琴对面吃饭和自习。“每天都有很多人弹琴，”她说，“有的人弹得很好，有的人根本没学过。”无论什么样她都喜欢看他们弹钢琴时专注的样子。我说自己只有画画、写作和弹琴时会投入到忘记这个世界。

L问我能否看我写的东西，我告诉她我极度害怕别人看我的文字，甚至害怕阅读自己的文字，因为它们实际上令我作呕；无论是它们本身、它们可能招致的批评，还是我向他人投射的自卑。我用英语磕磕绊绊地解释这一切时，意识到在L面前我正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坦诚，此前哪怕对自己也从未有过如此袒露心扉的时刻。曾经读过的一篇社会语言学文献提及人在使用第二语言时会在情感上相对“抽离”，我对此相当认可。英文写作对我来说远没有中文写作那么难堪，这门陪伴我十几年却仍然显得陌生的语言无法承载我全部的情绪，反而让我能够将大部分心思放在语句的逻辑和构成上；当我用中文遣词造句时，我们就像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一样拥有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些被省略的、难以言明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拥挤感，让我如鲠在喉。

九月的休斯敦还是彻底的夏天，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L的盘子里。事情就是这样，我写作了十几年，小说、散文、随笔……而它们几乎从未在我脑海里留下过痕迹。

我反问L能否给我看她写的作品，她笑着拒绝了，说她只写些绝不会给任何人看的东西。我则相反，我写任何东西的目的都是给人看，事情就是这样，我写作了十几年，从未给自己留下过一词半句。L显得很惊讶，她很聪明，稍加思索便问我是否一直在为别人写作。是的，她的精确让我感到苦涩。是的，我一直在为别人写作，我的作品永远在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一批假想的读者，若是无法发表，若是无法得到认可，它们便没有存在的意义。考虑到写作在我生命中所占据的分量，我沮丧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即我大概花费了十几年时间为别人活着。L还是淡然地坐在那里，好像她的话落在我心中的巨震难以撼动她分毫似的。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抿了口柠檬水，灰色的眼睛盯着我，“从今天开始你给自己写点东西，发誓绝不给任何人看，就这么简单。”

写作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可我这才发现。后来我在飞机上敲敲打打，弄出一大段文字，混乱不堪，语无伦次，我心中却畅快不已，仿佛正在拿一坨污泥随心所欲地抹在过去十几年间他人为我砌的金身塑像上。当我不是所谓“才女”，不是“青年作家”，不在任何人的视线之中时，我的文字便属于自己，即便它只是一摊烂泥。

休斯敦下了几天大雨，随后便是秋天。我总是在雨天头痛乏力，连着逃了两天课，整日昏昏沉沉，撑着力气去食堂吃个饭又躺回床上。有一天下午我睁开眼，天色阴沉，绵密的雨丝让窗外的景色雾蒙蒙的，室友的台灯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她本人则睁着眼睛躺在床下的地毯上，两只手垫在脑袋下面，跷着二郎腿。我下床，就着早上从食堂接的咖啡吃了颗止痛药。天台传来若隐若现的琴声，大概是那天晚上残留的记忆幽魂。

室友见我难得清醒，问我能不能指点她的论文，我答应了，她站在一边看我把她写的支离破碎的要点连词成句。过了一会儿，她说起羡慕我的写作能力，甚至有点嫉妒。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天赋，我告诉她，相反，因为这么说的人太多，我反而很自卑，害怕辜负他们的期待，害怕他们某天发现“这女孩也不过如此”。

我是否真的在书面表达上有所谓“天赋”？即使这样的褒奖从小听到大，我也始终持怀疑态度，尽管在心里某一处也忍不住为之窃喜。可写作天赋说到底无非是用最短的句子表述最精确的意思，如果好好说话也能称得上天赋，那这个世界的信息传递效率是堪忧的。

我的室友学艺术，她知道在褶皱的阴影里加上饱和度较低的灰蓝色，用暖色在明暗交界线上描一遍，把明度统一的亮色藏在画面里，让人怀疑她眼中的世界是否比常人看见的更缤纷。她的线条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乳房、肋骨、髂骨、肩胛、腘绳肌、肩三束，她能够用画笔诠释美，用笔触和色调传递情绪，让绘画成为仅需运用想象便能实现的巫术。这样一个巫师，正躺在我面前告诉我，她对我怀有同样强烈的、名为嫉妒的情感，这听起来简直像我们正在相爱。

“我知道我有想法，可我说不出来。”她这样说。她说自己好像习惯性地逃避真实的表达，而当她反应过来时，诚实的语言已经离她远去。

我说你写信吧，不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这个想法自从看完《挪威的森林》开始就一直盘桓在我脑海里。我想像渡边一样写信，抱着极大的决心，不允许自己提前在电脑上敲好草稿。写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大尾拟八哥，它们美丽的蓝色羽毛总是闪着金属般的光泽，叫声婉转动听（如果不模拟割草机的声音的话）；松鼠最近越来越少见了，它们从树枝上跳到落叶堆里，再过段时间就要冬眠；工程楼的实验室里养了一条抚慰犬，一到考试周就被焦虑的学生们摸得疲惫不堪；猫头鹰雕塑旁边住了一窝猫头鹰，夜晚散步时偶尔会听见它们的咕咕声……这些真实的景象全是巧言令色，可我若不在信里耍点花招分散一下注意力，能写的东西就只剩下“我很想你”了。

我们使用文学技法，使用修辞，故意让文字变得轻飘飘，因为现实像太阳一样刺眼，写作者不得不戴上墨镜。有的情绪太赤裸，我得给它们穿上衣服，否则便羞于面对。这么一想，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勇敢的“自虐狂”和“暴露狂”。窗外在打雷，她看了我一眼，我也看着她。

“我跟你这种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因为我不用解释太多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她说。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认可。说起来，L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不用在她面前解释太多，不同之处在于那是因为L根本不认为哪句话需要解释，就像她一贯来的态度——没什么理由。我告诉她去年冬天我在一个刚认识的男生家里跟他学会了调酒，他告诉我什么时候用柠檬，什么时候用青柠，然后我们接了吻；我告诉她我的朋友凌晨拉着我坐在宿舍天台，在沉默中把绿茶味的电子烟雾喷到我脸上。我们走在夜晚的校园里，L静静地听我回忆那些往事，它们在英语的掩护下陌生得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也可能是我从某部电影里看见的桥段，我几乎感觉不到我声音中所蕴含的情绪（如果有的话）。L听完后往往只是挑一下眉头，我知道她在听。

上大学前，我意识到我已经过了需要靠社交来获得关注的年纪。我仍然需要朋友，但是他们得是什么样的人？我问室友时她正躺在地毯上。过了半晌，她说她想要被车撞、喝一杯咖啡、一下吃掉一整板思诺思，或者买一双新鞋。我忽然心情很好，因为她认真地听了我的问题，而且知道我其实不需要她的回答。她是能够让我安心地沉默的人，让我在没人说话时心里不需要焦躁地寻找话题，并且能够不损害任何人利益地发呆的人。我们又安静了一会儿，她开始哼《裸体舞曲》的后半段。

我们的晚饭吃到一半时，她告诉我她只想和“有东西”的人交往。“你的意思是‘有思想’吧？”我问。她立刻制止我，说自己不想用那个词，因为会显得傲慢。“那什么是‘有东西’？”“就是有自己的观点，哪怕没有观点，也得是选择不发表观点，而不能只是简单的‘没有观点’。”

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中午她失魂落魄地拉着我坐在庭院里吃饭。刚下过雨的云层是死气沉沉的铅灰色，庭院中间那棵长成球形的树像一棵巨大的灌木一样盘踞在草坪中央，到处散落着被狂风搅成细绳的深蓝色吊床，我们就着这番光景进食。

我试着用勺子将鸡腿肉和油乎乎的鸡皮分离时，她突然开口，说跟她约会的那个男孩似乎并不像她想的那样“有东西”。最初她为他平和的气质着迷，现在她发现他好像只是脑袋空空，才显得柔软无比。说到后面，她显然已经为自己看人的眼光一再出错而气急败坏，可我在想别的。脑袋空空，也是一种“没什么理由”，可显然和L的“没什么理由”是两回事。

今天晚上我和L散步时，她忽然说她想把上衣脱掉。她先是提出了一个涉及量子力学的批判性问题：“如果我在足够暗的地方脱衣服，就没有谁知道我在裸奔，那我到底算不算没穿衣服？”然后问我会不会觉得她很奇怪。

她揪住衣摆时我问她：“你真的要脱衣服吗？没什么理由？”

她看着我想了一下，说有，她有点热，这就是理由。

（陈迪，本名陈衍霖，生于二〇〇六年，现就读于美国莱斯大学。广州作家协会会员，艾奥瓦青年作家创意写作班成员，《英语世界》特邀翻译。二〇一七年开始发表作品，散见于《草原》《西部》《厦门文学》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