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文学的问题与题中应有之义
内容提要：新东北文学是近年来批评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但在热烈讨论背后，有关新东北文学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在创作层面得到更多东北作家响应，评论家们的热情与很多东北作家们创作主旨出现反差，新东北文学的概念不断被窄化。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论者开始从文化内涵、东北想象以及名称与概念辨析等角度进行反思。其实，对新东北文学的认识除了应该从地域属性、历史传统、时代特征的视角考察外，还应该兼顾到更为广泛的创作主题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后下岗时代”的工业生活，尤其需要从代际的角度将更多作家的创作纳入批评和研究视野，这才是新东北文学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新东北文学 名称 概念 代际
上篇：问题与反思
一般看来，新东北文学的命名和话题是由评论界对“铁西三剑客”创作的强烈关注引发的。在过去的一些年中，“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形成一种锐利之势，显示出当下东北文学在一些青年作家身上所具有的先锋气质、反思精神和担当意识。围绕着这股创作思潮，评论界把他们目为新东北文学而展开了一场似乎涉及整个东北文学的前世今生的讨论。但目前关于新东北文学讨论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表面上看来越来越被放大的讨论范围却使新东北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出现创作主题和文学价值的狭隘化倾向。借着青年学者刘东的观点来说，就是“东北”符号被进一步放大，“直至成为作家的梦魇”1。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这种狭隘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资研究和阐释的文本并不充分，作家队伍的人数也不多，基本上集中在三至五位作家的十数篇中短篇小说上。这些评论文章反复提及的作品主要有《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生吞》《仙症》《冬泳》《逍遥游》《一团寒冰》等，讨论基本上也是围绕着东北后工业时代下岗潮所引发的底层精神遗产而展开。具体来说，论者们大都围绕着双雪涛、郑执、班宇、杨知寒等几人的创作而展开，在讨论时，也将影视剧《平原上的火焰》《漫长的季节》等列入其中。当然，也有走得更远的。在与宋伟杰、吴晓东的一次对谈中，王德威介绍了他们编写的《东北读本》的意图。王德威从历史的角度，当然包括文学史的角度梳理了东北文学的发展。他将东北文艺复兴列为专门部分，在谈到1990年代以后的文艺发展时，列举了王兵的《铁西区》、张猛的《钢的琴》以及《漫长的季节》和《人世间》等代表作品，这是顺着双雪涛、郑执、班宇、杨知寒等人的创作思路进来勾勒出来的，但我们所熟知的一大批作家作品没有纳入。这就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关涉新东北文学或者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的讨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不过王德威先生也许发现了某种问题，追问道：“我们现在要想到的是，东北给人留下的印象，怎么会从‘共和国的长子’到今天的一种喜剧演员插科打诨的感觉呢？”2可见王德威先生也从他的角度觉察到了某种根源性问题。上述提及的关涉新东北文学或东北文艺复兴有关讨论中涉及的作家基本上集中在辽宁，因此也可以说，评论界在很大程度上将辽宁文学等同于东北文学，至少是代表了东北文学。
另一方面，在对有限的文本解读中放大或凸显了与工业转型和工人下岗有关的社会话题。很多论者将双雪涛、郑执、班宇、杨知寒等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等同于新东北文学。在这样的视野中，他们的作品几乎可以用以下内容来概括：一是对后下岗时代的工业生活和工业文化的追溯；二是描摹了特定环境和背景下的青年人的生存状态。这些青年人大都为前下岗工人的子弟，因为在父辈的影响下而令自己处在一个不尴尬的生活境遇之中；三是这些作品在写作姿态、叙事情感、审美取向上有“泛底层化”的倾向；四是这些作品中几乎都是顺情而发，有叙事节制和现代性的审美创新。但客观地说，这些作品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其沉湎于后下岗时代特定人群的精神状态，区隔了下岗工人子弟和城市边缘青年群体的重叠关系，进而遮蔽了所可能共有的都市生活。特别是当通过“泛底层化”方式将前些年盛行的底层叙事向城市原住民蔓延的时候，无疑强化了叙事上的灰色调性，容易引发读者对这些作品价值引导方面的担忧。我们看到，在现有的阐释视野中，工业衰落+下岗生活+底层逻辑+灰色调性的叙事模式，在当下繁盛的乡村和都市的积极叙事中被凸显了出来。这既为当下总体性叙事增加了异质性力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外界对东北的另类想象。于是这在作家、评论家和外界特定阅读者之间建立了互动关系，形成了“鼓励性”循环。认真梳理最近这些年的很多评论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虽然“铁西三剑客”的命名是由辽宁作协提出的3，但将之与新东北文学捆绑在一起，并且不断地“狭隘化”的新东北文学这一命名确是评论界“强加”的。
大体而言，新东北文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命名。但我理解这个“好”字，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是东北文化的新转型，这是在克服了过去计划经济惯性基础上面向市场经济的文化创造，是在二十多年来中央提出有关东北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新的文化养成。这既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遗产的文化性生成，也包括既有工业运行的再造与现代性新转型意识的确立，既包括面向改革开放的新都市经验的多元呈现，更包括对文化传统的挖掘、坚守与更新。二是东北文学的新创造，这是指在继承东北现当代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呈现了新质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关乎东北整体性的文学创新发展思考。这里需要重点辨析的是，我们在讨论新东北文学时常常将之与新东北作家群并置、互通，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所谓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显然是源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我相信，如果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东北作家群”之名，那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之称。但东北作家群的形成与存在显然是基于文学对时代的担当，使命意识是它的核心议题。今天我们要从东北作家群的惯性思维来命名新东北作家群，必须要首先认识到历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独特性、唯一性和历史性，是不可复制的，它是从地域起步的，又是超越地域的。简单地用新东北作家群来比附东北作家群，这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而东北文学更应该是地域性的，它既包含了历史上的东北作家群所展示出的东北文学面貌，也包含了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东北的文学存在，这是需要用东北现当代文学史来勾勒的。在此基础上来讨论东北文学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所出现的新质内容才是阐释新东北文学的题中之义。这里的关键是，既要把握新东北文学这个名称的时代背景，又不能单独拎出一种创作现象作摸象之论。正如笔者在一篇讨论新东北文学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始终是与时代大背景相结合的。没有宏阔的社会史视野，文学不接纳或者呈现正在变化的时代和流动的生活，在中国语境中是无法完成自身使命和实现文学自觉的。”4
其实这个问题在近两年来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一些反思性讨论已经出现。比如上文提到的与笔者发表在同一杂志上的贺绍俊先生的文章中，就以李铁和“铁西三剑客”的创作相比较，指出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之“新”在于“他们不把自己当成叛逆的一代，他们尊敬父辈，愿意在父辈还没有讲完的地方继续往下讲”。他进而指出，不少人讨论新东北文学时，他们所描述的新东北文学是轻飘飘的，并没有多少鼓舞人心的地方，让“铁西三剑客”来承担新东北文学的未来也确实是令这三位作家“勉为其难”。这是指出了被“狭隘化”的问题了。贺绍俊认为，新东北文学早在21世纪之初就已经露出端倪。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新东北文学的核心内涵是“工人文化”6。笔者对此深以为然。比如辽宁作家万胜发表于2024年的《我们如此热爱生活》就是这样的作品。作者从师徒关系入手，探讨了工业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当下与未来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工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的探讨并未走得很远，但已经行走在可能指向远方的路上了。关于此点，笔者也与作者万胜有过多次交流。除了万胜外，张瑞的《圣地工人村》《铁西那些路》也是探讨工人文化的。他通过旧事重提和旧影追踪，努力呈现工人文化中那种坚韧、温暖和阳光的部分。显然他们的创作与“铁西三剑客”笔下的工人文化是有重叠部分的。只不过，在不重叠部分，他们走向了两个方向。
杨丹丹的《重建黑土地——百年东北文学的经济逻辑、文化重铸与大众文艺的新方向》是另一篇反思新东北文学的文章。作者将东北文学和新东北文学置于更加深广的世界性背景和百年来的文学发展逻辑当中，为重新认识新东北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这是杨丹丹对此前他自己的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深化和理论化。其实他在《“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中就已经指出，“很大一部分东北作家把东北国企改革作为主要叙事对象，呈现父辈下岗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境况，但叙事效果和叙事意愿却总是产生偏离。他们的叙事意愿是想借此修正外界对东北的负面和否定性判断。因为这显然遵循了经济决定文化的功利性逻辑，是为了迎合经济发达地区对东北废墟化想象”“他们企图重建东北现代形象，但实际上却加固了外界对东北认知的猎奇思维和经济逻辑”7。对这段话中的“是为了迎合经济发达地区对东北的废墟化想象”和“实际上却加固了外界对东北认知的猎奇思维和经济逻辑”的判断，这是身处东北的笔者深以为然和感同身受的。但是不是“很大一部分东北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初衷，是不是“借此修正外界对东北的负面和否定性判断”这两层意思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在新近的《重建黑土地》一文中，杨丹丹也提出了“工人文化”问题。这在议题上与贺绍俊的思考是一致的。在这篇文章中，杨丹丹既看到了工人文化自身所有的精神特质，也借助汉娜·阿伦特的理论和对影视剧《漫长的季节》中王响形象的分析，看到了在工人文化中所隐藏着的危机。他说，“工人迷恋、依附和屈从工人身份及其特权，不仅要求成为工人典范，也希望他人对此高度认同”8。因此，这一辩证性论述告诉我们需要重建工人文化。杨丹丹的这一认识还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回应了我前文提到的万胜、张瑞等作家的创作与“铁西三剑客”之间的分歧。这既为我们如何更深刻认识目下所谓的“新东北文学”局限性提供了脱困的理路，也为此后的工业文学创作和研究以及有效呈现其他被狭隘化的内容拓展了空间。
但更为“冷静”的成果则是刘晓丽的《从“东北文学”到“新东北文学”》一文。该文很具学理性，从辨析名称和概念的关系出发，在语言知识和事实知识的两个维度上，对东北文学、新东北文学/作家群以及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考辨。特别指出了东北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的专属性和专用性问题。比如，该文指出，即便“东北文学”具有丰富的概念内涵，可以作为概念词使用，但仍然要注意到“东北文学”概念源于地域化命名，在谈论“东北文学”时，指向的是流亡的东北籍作家创作的东北抗日反日作品，而如果把当时其他地区作家创作的具有抗日倾向的作品——诸如张恨水的作品——称为“东北文学”，也是不能接受的。对于这一辨析，笔者深受启发，前文在提及“东北文学”“新东北文学”时后面没有加上“概念”一词正是这种启发的结果。根据笔者有限的理解能力，作者在此文对当下有关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委婉的质疑，平抑了关于当下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在命名上和阐释上的某些冲动。作者指出：“‘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 源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当下东北作家，但不独属于他们，而是作为一种概念成为一种认识论，与其他概念相配合，构成一种理解文学与世界的方法”9。显然这篇文章把在此前讨论中被窄化的关于新东北文学局限在双雪涛、郑执、班宇、杨知寒等几位作家身上以及在主题表达上仅限于“后下岗”时代的困顿呈现做了一个理论反拨，拓宽了我们对新东北文学的认识。但笔者也担心，如果从刘晓丽所指出的“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新东北文学”或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新东北文学”，则就可能出现凡是像双雪涛、郑执、班宇、杨知寒那样来写工业生活，而不管作者是哪里人，都可能被称为“新东北文学”的情况，很显然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也如作者所说，与把张恨水具有抗日倾向的作品称为“东北文学”一样，“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认为还是回归到新东北文学的地域属性为好，避免因向“概念”的转移而出现对新东北文学的误解。
通过对上述几篇反思性文章的辨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分别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切入讨论如何正确理解工人文化、从批评和阅读角度切入讨论如何阐释作品、从学理角度切入讨论命名和概念的合理性，基本构成了正确理解新东北文学的初步体系，这为后续新东北文学的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下篇：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新东北文学呢？笔者此前在《新东北文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找坐标》一文中已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此针对前述几篇文章未涉及或未重点谈及的内容再谈一些补充性认识。
首先，对新东北文学的命名要辨析的是，不能仅仅讨论“新”在哪里，而更应该与“东北”或“文学”关联起来。也就是说新东北文学这个命名到底指的是“新的东北文学”还是“新东北的文学”，抑或是兼而有之。“新的东北文学”把整个东北文学作为参照和起点，强调了文学上的新旧关系，强调的是东北文学的新旧转换。这其中自然要兼顾到文学的传统问题，没有传统，就谈不上新旧转换。任何一种文学都不是凭空产生，自然会携有原来文学中的传统。对东北的当代文学而言，既有来自以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传统，也有来自从延安传递过来的文学基因，更包括在抗战胜利之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及稍后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文艺传统。应该说，这些基因、传统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仍然是东北文学的主流。比如东北的工业文学传统，正是基于新中国工业奠基时期作家们的创作而形成的。早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一大批作家，如草明、舒群、公木、于敏、罗丹、艾芜、艾青、李云德等就在鞍钢体验过生活和进行过这方面的创作，这一传统是非常强大的。尽管计划经济已经失效、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国企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家国使命并没有过时，关于这方面的创作当然也没有过时。关于此点，已有很多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但我们这几年大多数讨论新东北文学的文章少有从此角度切入的，或者在这些讨论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新东北的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地域属性和时代特征。在我看来这里的“新东北”不是指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的转型和工人的下岗，而是应该指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之后的东北，是经历过转型阵痛后的东北。在这样的东北当中，下岗的创伤还未完全消除，因下岗而给下一代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总体而言，经过二十余年的振兴发展，新的常态性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已经相对规则化，可见的社会文化分享基本得到保障。“铁西区”的工业企业已经完成了现代科技型的重塑，并在沈阳“浑南区”重建、新建，从“铁西”到“浑南”，不仅代表着工业本体的空间迁徙，也代表着工业文化和工人文化的新质内容的生成。因此，如果仅仅从工业生活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新东北文学，那也一定是在地域和时代共同加持下的文学。这样看来，“新东北文学”不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讲，都应该有更加宽泛的理解。
其次，“新东北文学”作为一个以时间和地域组合方式来命名的文学术语，在题材或书写主题上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在工业文学或者工业转型期后下岗时代的工人生活。固然，对东北而言，特别是对辽宁而言，工业生活书写是重要的传统，并有东北所特有的意义，但它仅仅是东北文学中的重要一翼，是重要书写主题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无法涵盖新世纪、新时代以来东北文学的全部。正如贺绍俊所言，让“铁西三剑客”来承担新东北文学的未来也确实是令这三位作家“勉为其难”。近些年产生广泛影响的，标示着东北文学最好成就的迟子建除了个别中短篇之外，基本上不创作工业生活方面的作品。有的论者在论及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举出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部中篇小说。从外在的形式上看，这是写工业生活的底层悲哀，但其主旨强调的是挖掘苦难中的美好人性和面对苦难时的温暖生活。这是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的主线，这一主线几乎贯穿了迟子建的全部创作。不管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后来的《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以及其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是如此。如果从“新”字的角度来讨论东北文学，恐怕在寒冷的东北地域来书写温暖的人性也是东北文学新变的重要表现之一。
还是以辽宁为例，在最近二十几年中，除了贺绍俊提到的擅写工业生活的李铁外，老藤也创作工业生活的作品，比如《铜行里》《北爱》。《铜行里》既写“技艺”，也写“记忆”。从“技艺”的角度来说，铜行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以沈阳为中心东北近现代以来工业发展的缩影，一代一代的工匠的人生经历与工业兴衰联系在一起，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技艺”。从“记忆”的角度而言，它勾连起了近代以来以沈阳为中心的工业文化变迁，特殊地强调了工人文化的历史属性和时代属性。《北爱》在东北振兴的大背景下以飞机制造专业的青年博士生北上加盟高科技企业为主线，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应有的人生追求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作品中着力强调了当代工业文化的形成、传承以及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陈晓明誉之为“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公开情书”。《北爱》的叙事立意显然与评论界所强加给的新东北文学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除了写作工业生活的作品之外，辽宁在乡土叙事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孙惠芬的创作就是其中的代表。孙惠芬有关辽南风格的乡土写作始终将目光投放在东北乡村社会变迁，尤其关注女性在这一变迁中的心灵变化和精神历程。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上塘书》《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中都有精彩的表现，而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既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也为东北文学增添了更加新质都内容。尤其是刚刚出版的《紫山》更是集数十年的观察体验而创作出极富心灵拯救意义的力作。不可否认的是，她是写创伤的，但不停留在创伤的控诉，而是在此当中寻找人性之美和温暖之光。在这一点上，与迟子建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表现出了东北文学的时代新变。从她们的创作上，可以看到，东北文学也有细腻的内转。而津子围的长篇小说则在另外角度上实现了更加纵深的开拓。他2021年出版的《十月的土地》将叙事聚焦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从长时段的历史线索去探讨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和生存逻辑。特别是其中所关涉到的家族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东北文学中关于家族叙事的重大收获。应该说，家族叙事在整个东北文学中并不发达，线索也不是十分明晰，但《十月的土地》却在此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为东北文学的当下发展增添了很多新鲜的内容。而到了2024年出版的《大辽河》中，津子围又将家族叙事的视野扩展至更为广泛的范围。他在作品中，以辽河的历史变迁为线索，以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为经纬，通过对历史长河中不同代际具有拟血亲关系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创设了更大体系的家族叙事架构，全面超越了碎片化的、“废墟”式的叙事格调，显示出了东北文学中所应该具有的更加宏阔的现实视野和历史纵深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存活力，无疑这是近些年来东北文学中的重要收获。他们的创作显然代表东北文学的最新成就。
通过以上个案的简要介绍，我们不难发现，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东北文学有着比后下岗时代更为丰富的主题，这些主题不仅回应着时代的吁求，在时代精神与个体精神间的互动中观察和捕捉着时代的特质，而且与此前相比，他们的叙事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新的叙事经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一定要用“新东北文学”来命名的话，这些创作也是应该被充分考虑的。
再次，近年讨论新东北文学往往与新东北作家群联系在一起，假设新东北作家群真的存在，也应该与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不是在一个逻辑层面上的，其原初的命名也是指向一个更大的规模，而不是局限在几位作家之间。作家群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指称，特别是在构成一个群体的数量和内在特征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较为明晰的界定，但在实践上却被经常使用。比如现代文学时期的西南联大作家群，成员就包括很多，代表性作家有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沈从文、穆旦、汪曾祺、郑敏等一大批人，他们在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比如近些年经常被讨论的里下河作家群，能够列入其中的作家非常广泛，包括曹文轩、费振钟、王干、汪政、吴义勤、毕飞宇、鲁敏、朱辉、刘仁前、刘春龙、顾坚、沙黑等一大批作家，人们在讨论这个作家群体的时候，其晚近的渊源追溯到汪曾祺、陆文夫等人，体裁上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文学批评，到目前为止以里下河作家群为名所召开的大型研讨会也有十几次之多了，其中所涉议题，除了对这一作家群进行溯源之外，更多讨论的是在当下的发展与继承、创新问题。当然，无限扩大的作家范围和文学主题、审美倾向对于研究作家群来说未必就一定合理，而且容易出现泛作家群现象，但就某一确定的主题而进行狭隘化处理显然也是有武断之嫌，这容易出现过度的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人为化倾向。
从现有的关于新东北作家群的讨论来看，显然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强制性选择，而没有关注到当下东北作家的实际状况。其实，从辽宁作家群体上看，也另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比如牛健哲、梁鼐和辛酉等人也应该被列入到新东北作家群中。牛健哲也是沈阳的工人子弟，他的父亲也是当年的下岗者之一，但他的创作资源似乎并非来源于此。他专注于对社会的整体性体察，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的视野中探求生活、生命乃至社会存在的真相，这就使得他必须在细节、瞬间乃至无意识上去寻找意义和真实，因此他的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了浓郁的哲学思辨色彩。比如《造物须臾》就是这种对人生瞬间产生无限想象的作品。作品从主人公半夜从床上掉下来，这一瞬间既让他感觉不知身在何处，又明知身在何处，在知与不知之间，他对造物的世界有了惶惑和新知。又比如在《现在开始失去》中他从夫妻关系入手，抓住了日常生活中凡庸、俗常的一面，开始对生活真相的探寻，表达了对大众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努力维系的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表象的深度关切，归根到底也是对人为什么活着的哲学追问。论者普遍看到了他小说中的寓言色彩，应该说这是他对当下生活的深度体认，也是他对东北文学的新贡献。辛酉是另一位辽宁大型国企工人的子弟，他同样没有把这一身份和成长环境作为他主要的创作资源。虽然作者自己曾经说过他的主要兴趣在长篇小说（已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但他的《闻烟》和《容妆》两部小说集给人印象深刻。他的创作取材多样，不拘一格，确实很难对其总体风格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表现出了其观察社会、表现世界多样性较为宏阔的视野，但其面向社会的情感点却是确定的，他坚定地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同情、理解和宽容，即使像《背对你》《看车人的冬天》这样质地坚硬的、具有抵抗意识的带有鲜明的后工业时代底层文化印迹的小说也都能表现出与社会和解的姿态。梁鼐是近年东北作家中创作势头正在不断上升的青年作家，与牛健哲、辛酉相比，他的创作常以蒙汉杂居地区的草原生活为背景，文学表现上努力挖掘日常生活中温暖、善良的特质，他的叙事常常以温润、体贴的笔触浸润人心，这也许与其小学教师的职业相关。这些在他的《少年宝音的心事》《哈布特格与公牛角》《阿布来接我的那一天》《扎鲁特兄弟》等作品中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即使像《隐身衣》这样的多少带有点黑色幽默色彩的小说中，读者也能感到那些弥漫在生活中的善良。
上面之所以在东北的文学创作群体中选择牛健哲、辛酉和梁鼐三人，是因为在这三位青年创作者的叙事格调和价值追求上能够找到一种可以相互支撑与补充的逻辑关系：从辛酉的对生活的同情、理解与和解到梁鼐的挖掘生活中的善良与温暖，再到牛健哲的对生活的寓言式的哲学思考，构成了这个时代我们看待东北文学尤其是辽宁文学的一个新三角。这个三角对日渐狭隘化的所谓的新东北文学起到稳定与平衡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三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其他作家也应纳入到新东北作家群的谱系当中。这本来就应该是讨论新东北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关于讨论新东北文学的话题，也更应该从是否形成了具有共性意义的新的审美原则角度去思考。笔者在《新东北文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找坐标》一文中已有涉及，此文不再赘述。但我想说的是，就新东北文学这个话题而言，很多评论文章似乎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要么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要么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前者为了论证新东北文学中的后下岗时代文化的灰色调性，调动了庞大的理论和其他学科资源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显然有些理论是过于牵强的；而后者则表现为只及一点，无视其他。一个区域的文学构成，受文化环境、历史过程、时代需求、代际差异以及作家个体创作倾向的影响很大，因此呈现出的文学面貌就较为复杂。如果仅将一点放大为普遍现象，这就失之于简单粗暴。此两者应该说都是与对东北的“不及物想象”有关。以上笔者从新东北文学的含义属性、新东北文学的创作主题以及新东北作家群的群体构成三个方面提供一个“及物性”的补充，期望对正确理解新东北文学有所助益。
注释：
1 刘东：《区域文化、地方情动与作为现象的“新东北作家群”》，《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4期。
2 王德威、宋伟杰、吴晓东：《人文东北：意图与方法》，《小说评论》2025年第1期。
3 5 6 贺绍俊：《新东北文学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4 周景雷：《新东北文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找坐标》，《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7 杨丹丹：《“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8 杨丹丹：《重建黑土地——百年东北文学的经济逻辑、文化重铸与大众文艺的新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9 刘晓丽：《从“东北文学”到“新东北文学”》，《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4期。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