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王蒙研究述论（1956—2023）
内容提要：王蒙的创作历经七十余载，国内对他的研究与其创作同步，形成了与“王蒙现象”共振的“王蒙研究现象”。王蒙研究覆盖了其创作、文艺思想、文艺批评、比较研究等诸多方面，卷帙浩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总结王蒙研究的得与失，重估王蒙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批评史上的地位，对其研究的资料整理及深化研究应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议题。王蒙研究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展现其丰富的、鲜活的、既“杂色”又个性化的王蒙，使王蒙研究真正有助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与发展。
关键词：王蒙 王蒙创作 王蒙研究述论 当代文学批评
王蒙的创作历经七十余载，国内对他的研究与其创作同步，形成了与“王蒙现象”共振的“王蒙研究现象”。王蒙研究折射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进程与中国式批评理论的建构历程，王蒙研究之研究，不仅是之于王蒙作为个案的研究，且对于认识当代文学历史及当代批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小说研究
王蒙研究与其创作同步，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批评的特色。作为中国后革命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王蒙独特的人生经历不仅反映了共和国曲折的历史，也形成了他难以释怀的革命情怀：热切追求革命的“少共”情结，审慎反思“革命内部的革命”的多重思维，被冠以政治色彩的多变命运等，这些潜藏于王蒙生命体验中的“革命”一方面成为王蒙身份的标识，另一方面成为研究者看取王蒙的首要切入点，王蒙革命叙事中的青春基调与政治色彩成为对其创作内涵的基本判断。王干在《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中直言，“王蒙的小说中只有青春和政治”1。抓住青春，便是抓住了王蒙作品的本质；抓住政治，便是抓住了其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与中国社会动荡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王蒙创作中的青春基调，研究者多是赞扬这种带着青春气息的创作冲动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力量。萧殷的感想式评论《读〈青春万岁〉》2充分肯定王蒙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深邃的观察力、感受力与磅礴抒情诗般的革命热情的同时，也指出王蒙没有从该作品中总结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导致此后的作品缺乏饱满的青春式的革命精神。这种青春式的革命精神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地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3，李子云将其定义为“少共精神”，并执意认为其伴随了王蒙的一生。
如果说王蒙创作《青春万岁》之初带着纯粹的青春稚气热爱生活，那么，在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却表现了面对复杂生活时产生的困惑与思考，而往后的创作又呈现出其理解生活的超然心态。正如董之林所理解的那样，王蒙1950年代的作品在青春评价、代际对比、追逐理想与抒发感伤等不同层面所呈现的样态和基本格局展现了不同的青春心态，成为王蒙作品“更能博得来自文学审美角度的认可和赞许”4的重要原因。
对于王蒙这种赋予青春样式的革命热情，被一些研究者解读为某种政治情愫，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经发表便在评论界引起轰动，当时争论的重点在于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典型性，林震、刘世吾的形象，以及作品的社会效果，5聚讼纷纭，毁誉参半。刘绍棠、从维熙、唐挚等人认为该作以最忠实的笔触描写了党组织这一典型环境与环境里的人物，能“引起人更宽广地更长远地深思”6，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力、情感度和巨大的认识意义7的作品；增辉、李希凡等人则批判该小说严重歪曲了现实8，对典型环境“过分的‘偏激’”9，言辞相当激烈。尽管这种对立式的批评观点推动了王蒙研究的热潮，提升了批评界的活跃度。但为了规避单一粗暴的政治性批评方式，研究者开始从审美的角度审视王蒙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如南帆的《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10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对王蒙文本中的政治辞令的分析，王春林的《政治与王蒙小说》11从学理的层面对政治何以成为王蒙小说的突出位置的探索，郜元宝的《“说话的精神”及其他——略说“季节系列”》12从思想层面对王蒙作品明显表现出一种整体政治——文化反思的叙事向度的剖析，等等，都具有代表性，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以往的评判标准进行诘问与反思，力图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庞杂面貌还给其作品本身。
1980年代，王蒙结合西方的意识流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流，创作出一系列作为新时期中国叙事艺术的转折点与推动力的“意识流”小说，迎来了王蒙研究新的节点。学人围绕这些小说所展开的讨论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关于“现实主义”、艺术形式革新等批评话语、文艺观念的嬗变。
王蒙“意识流”小说诞生之初，研究者便关注到王蒙创作在艺术手法上的突破与新变。在1980年代初盛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中，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别具一格，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新气息。其时，因“意识流”具有某种难以被定义的性质，致使研究者不断寻找新的理论路径，试图构建一套能容纳它的批评话语，为其“正名”。陈骏涛、阎纲、刘淮及朱容等是较早关注到王蒙创作“意识流”手法的研究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内心世界”作为解读王蒙其人其作的重要视点。陈骏涛区分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传统小说写法的关系，更强调王蒙运用人物内心独白的手法抒写人物内心生活对传统小说的突破意义13；阎纲则反驳了王蒙照搬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的观念，认为王蒙的“意识流”是“现实主义的新品种”，并为“意识流”作了东西方的唯物唯心之辩，指出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排斥辩证唯物主义，但王蒙的小说“始终如一地虔诚于‘布尔什维克的敬礼’”14。此后的研究也多围绕这一批评路径展开，如李春林对王蒙“意识流”东方化过程的阐述15，张德祥对王蒙“意识流”是新现实主义的定义16，王干对王蒙“意识流”与中国“意象流”的关系的辨析17等，皆在此基础上有所侧重。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反映了研究者对中西艺术传统的自觉反思与试图建立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诚然，艺术形式的革新不单单指向某一方面，创作手法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叙述语言的变革，王蒙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形成了独特的语体风格，由此，研究者对包括“意识流”小说在内的王蒙创作的研究引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叙事学的理论视角。面对传统的批评话语（现实主义）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境况，郜元宝选择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其在《戏弄和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诡论王蒙》18中阐述了王蒙“反写实”的叙述语言，并沿着这条路径划分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指出王蒙为了“戏弄与谋杀”无处不在的乌托邦语言，倾力模仿这种语言中的伪浪漫的社会激情，达到以语言扼杀语言的目的。不过，过于强调王蒙对乌托邦语言的戏仿，忽略部分作品所展现的民间、自然文化语言对作者的影响，导致其未能更好地把握王蒙的语言和抒情成为陈思和批评的对象，借此，陈思和详尽分析了王蒙创作中“反抗乌托邦”的语言策略背后所牵涉的一代知识分子极其丰富却难以言说的情感，从而将王蒙语言研究引向更宽阔、明朗的境界19。对此，郜元宝以《阅读与想象——致陈思和，再谈王蒙小说的语言与抒情》20回应，对王蒙反抗乌托邦语言的叙述策略有了更深刻的见解与评判。事实上，这种混乱的语言结构存在着“游戏和真诚”21的悖反，表层语言上的“卖弄”隐含着深层语言中的“抒情”——呼唤“一种理智”22，以引起人们的反思，探明与解决语言背后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问题，即如何在这个被架构起来的语言乌托邦所导致的日常语言过剩、文学话语“芜杂不纯”、学术语言“混乱不堪”的时代消解叙述的一元性，实现多元化的可能，这正是郜元宝解读王蒙“反写实”叙述语言的意义所在。
二、批评研究
王蒙是在创作与批评两个领域同时“燃烧”的作家，他于1950年代便开始投身于文学批评实践，1980年代以后达到高峰，成就斐然，他的批评文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时代感。
研究者着力分析王蒙的批评话语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王蒙的文学批评包含两种质素：基于作家身份对文学创作的“理解的同情”与基于文化部长身份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与规劝。研究者集中讨论的是前者，即王蒙“感受式”的批评方法。刘蜀鄂在《论王蒙的文学批评》中将王蒙的批评方法界定为“感受批评”23，认为这种批评方法不仅给中国文艺批评建设提供了借鉴范例，同时对文学创作更具指导意义，对于理解、评析作家创作，总结、判断新时期文学的得与失，以及建设文艺理论都具有高度的实践价值。王蒙一再强调“作家有风格，评论家也应有风格”，评论家的风格就是他们要用“敏锐的知觉，丰富的情感，新鲜、强烈、大胆的想象”，以及“借助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的补充”去“感受（感觉、体验、认识）作品”24，从而对作品形式的探索达到“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25的境地，王蒙将其称为“感觉印象式的评论”26，这种以感受和对话为基本范式的文学批评，“颠覆了苦大仇深似的学术陈见，彰显出一位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和出色的批评家双重角色的智慧和才情，确立了王蒙在中国当代批评史上特有的地位”27。
当这种“感觉印象式的评论”被运用到1990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时，王蒙能更多地从文学与世界、人生的关系的层面进行思考，显示出其开阔的思路、新颖的观点，且引起学界的认同和关注。《红楼梦》阐释与李商隐研究是王蒙文学批评之大宗，冯其庸《快读〈红楼梦〉王蒙评》、何西来《他在鉴赏中的自我展开──评王蒙的〈红楼梦〉评点》、黄世中《论王蒙的李商隐研究》等文皆对王蒙的古典文学研究做了较高的整体性的评价。
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王蒙的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原创性，他以淋漓尽致的笔风与见解独到的阐释较完美地呈示了作家与学者兼存的品格和气质。众人普遍认为王蒙极富创见，其在探索、传达古典文学的意蕴的同时，也透过这些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位当代学者的智慧。冯其庸十分肯定王蒙的《红楼梦》评点对作家、评论家、读者的启示性意义，认为王蒙是“解味较深和较多的一人”，具有高超的鉴赏力、判断力与精准的文字表现力，并希望这种“评批的方式可以扩大运用”。28如何“扩大运用”，何西来的解释是，王蒙的《红楼梦》评点体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超越了以往的局限。29
王蒙的评点不仅继承与转化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言—象—意”的传统批评观与方法论，而且吸收与融合了现代批评理论方法（如现代心理学），能够通过文本分析洞察创作者的意图、小说人物的心理、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这主要在于王蒙自身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有着强烈的敏锐力，他认为不必为某种批评方法和观念所束缚，要“懂得去珍重、去领略、去研究文学特别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本身”30。因此，在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古典作品时，王蒙更注重运用具有中国传统批评特色的“评点”理论、方法解读、理解其中的意蕴，这也是他力图纠正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问题的身体力行。
而这种“身体力行”在王蒙的李商隐研究中也得到体现。黄世中的《论王蒙的李商隐研究》31一文着重分析了王蒙对李商隐研究的原创性阐释，并高度肯定了这一原创性阐释的当代性价值，指出王蒙所提出的“内心体验同构”说、李商隐心灵场的混沌性等是对李商隐创作内容与意蕴的新颖见解，而对李商隐无题诗结构的无序性与诗句的可重组性的阐发，则是对李商隐的创作艺术的新发现。黄世中的这一发现意味着王蒙的李商隐研究标志着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对文学传统的挑战。
王蒙在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也遭遇了诸多质疑。进入1990年代，基于时代语境的变化、作家自身的政治情结与务实精神而展开了一场围绕“文化”问题的积极讨论，形成了众说纷纭的“王蒙现象”。
关于“王蒙现象”，丁东、孙珉将其界定为是自1993年初以来，围绕王蒙的《躲避崇高》等文章和对上海一些中青年学者呼唤人文精神的不同意见引发和延伸出的多种文化话题的讨论，这构成了1990年代中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热点。32“王蒙现象”也因其复杂性与影响力成为1990年代以来最为瞩目的研究议题之一。于此，吴炫、张钟、陶东风等学者皆选择纯文化研究的路径，集中探讨了王蒙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角色、身份、姿态等问题。
吴炫对“王蒙式的忠诚”“王蒙式的批判”“王蒙式的创新”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否定式的批判”，认为王蒙那种来源于民族文化积淀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肯定性批判”具有“超脱性”“比较圆滑世故”；创作上的演变和出新只是对艺术形式的把玩，没有严肃对待真正的社会现实问题。33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王蒙批判》34一文中，吴炫的言辞更加犀利，再次批判了王蒙式的“忠诚”与“批判”对创作技巧的限制。而在陶东风看来，如果“玩文学”“玩世”“游戏人生”是贬义词，用在王蒙身上有失公允，作为褒义词也过于“抬举”。就王蒙所处的文化语境而言，他确实有用文学调侃政治的玩乐心态，但这种满不正经的背后也的确是在认真地较劲，“他要我们面对现实关心当前而不是奢谈人文精神终极关怀”35。陶东风力图通过对王蒙的认识，揭示文化与时代、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注意文化价值建构中的中心与多元、物质与精神、整合与开放等关系。
三、文学观念研究
王蒙大量的文学演讲稿、对话录、创作谈、评论文章等，构成了王蒙丰富的文学观念。研究者聚焦于王蒙七十年以来的社会生活与文学实践，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的角度考察王蒙文学世界的生成路径、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学道路与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拓宽了王蒙研究。
兼有“作家的气息与理论家的气象”36的王蒙的文学观念是极其丰富复杂的，研究者十分关注王蒙作品所体现的创作理念及风格的多样性。“杂多的统一”37是研究者对王蒙创作风格和审美追求的普遍判断，并不断发现王蒙其人其作在政治上、文化上、人格上、精神上所折射出的多层意义。“杂多”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是在多元环境中平等对待一切的博大胸怀，也是辩证、客观对待一切的理性思辨。而“统一”，则是王蒙表现出的“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38。吴亮的“杂色”说、费振钟与王干的“自立、开放、杂色”说、李广仓的“焦虑游戏”说、毕光明的“容忍世俗”说等，皆从不同层面探讨了王蒙“杂多的统一”的文学理念。如吴亮的关注点不仅是王蒙对创作的种种看法与见解，更强调其文艺观念作用于创作实践及对文坛的指导性意义，因为吴亮认为王蒙的创作是“唯人的”39，是对主体精神的探求。吴亮将探讨王蒙创作的艺术表现引入了文艺思想层面的发掘，使王蒙的创作直接指向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激励、净化的作用，从而振奋人心去创造美好生活。就此而言，“杂多的统一”的精神内核不单单是王蒙的文学观，还是“王蒙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在文艺问题中的体现”40。与之相对，李广仓则由对王蒙文化心理和个性心理的分析引出王蒙不同场合下的各种面孔、各种文本、各种话语。他的《焦虑与游戏——王蒙创作心理阐释》41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纵横追踪了王蒙创作心理如何由“单”而“杂”，并追索至贯穿王蒙创作始终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是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催生的“政治焦虑”（也是一种理想）与敏锐聪慧的个性气质之间相互碰撞的结果。由此，一种既表达、缅怀又警惕、拆解政治理想的辩证的思想矛盾在王蒙的小说中超越了“非黑即白”的价值观，使得文本自身的艺术表现更加驳杂、多元。吴、李二人对“杂色”的双向考察很好地反映了王蒙精神世界的嬗变，在彼时的评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当然，王蒙的这种“焦虑”自然与政治上的震荡脱不了干系，这使他一度处于无处发声的“失语”状态，因此，他是急于表达自己的，如何在构建政治话语的同时，进一步克服精神困境，寻回知识分子的身份是王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研究者不断从王蒙的作品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以探视王蒙的这种心态。刘再复、於可训、孙先科、沈杏培等从主体意识的视角切入研究，超越了纯粹主题研究的局限性。刘再复在阅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时获得了新的审美体验，认为 “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42，王蒙对“倪吾诚”进行的“挚爱到冷酷的精神审判”43，是一种作家“审判”他人与“审判”自我的双重“审判”的自主意识觉醒与主体性解放。刘再复揭示了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某种跃进——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初步显示了对“文学主体性”的构想。需要注意的是，王蒙小说中有一类作品似乎塑造了与作家本人或亲友对位性很强的人物形象，但王蒙是拒绝对他的小说进行“传记”的命名的，44他曾说，“除写新疆的《在伊犁》外，从来没有什么原型”，尽管“有生活中某个人物某个事件的启发”，但文本中的人物都是自己的创造与想象。45因此将王蒙的（部分）小说理解为自我意识的书写“无疑存在着理论上与实际上的困难”46。
直到《王蒙自传》的出版，这部被定性为“个人的‘当代史’，更是当代史上的个体史与个性史”47的著作，其中的部分纪实印证了这类作品的“传记性”，也直接揭示王蒙从虚拟文本创作转向纪实文本写作的目的“在于追寻自己的来历，界定自己的身份，寻找通向明天的途径”48。那么，王蒙到底是如何寻找自己、界定自己的？温奉桥、李萌羽在《论王蒙“自传”》49中从“个体史”的角度深入王蒙复杂矛盾的心灵世界探掘王蒙自我形象的多维真相，探讨了王蒙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到理性的经验主义者的主体性寻找历程。在他们看来，王蒙对自我的“定义”是有着从“审父”到“自审”到“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的，这就对应了刘再复所说的“审判”他人与“审判”自我。“审父”的本质在于“叛父”，即大胆地暴露家庭生活，这是王蒙选择“革命”的最初动力，他找到了革命的“我”。“自审”则是深刻地自剖和反思自己某些愚钝、懦弱的行为，以及不敢正视文化或人性的真相。由此，变得“复杂”的王蒙开始了中国传统“恕道”的接受与学习，王蒙重新寻回了自己的文人身份，在文坛大放异彩。从“审父”到“自审”的过程，实际都是“自审”的过程，暴露家庭是暴露早期的“我”，剖析自我则是剖析成年的“我”，从这个层面来看，王蒙的主体意识由虚拟文本到纪实文本的转变是不断强化的过程，并更注重自我身份的确证。
而从总体上把握王蒙的主体意识的是於可训的《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多有新见解、新阐释。於可训全面勾勒与评述了王蒙创作的全貌，既注重对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也强调其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因而，在於可训的研究视野中，对王蒙文艺观念的研究包含了王蒙创作所表现出的主体性。他采用的是“以人释文”（“传”）与“以文释人”（“论”）的研究路径，实质上是对“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回归与超越，50通过“传”进入王蒙的作品，划分出作家主体与作品主体两个部分，借由“论”剖析两个主体的辩证关系，文本中那些微妙的玄机和意蕴也就得到了较为明晰的阐释。51由此，这种理论阐释与具体个案互证、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传论”研究路径进一步拓展了王蒙文艺观念研究的学术视域。
此外，孙先科、沈杏培等研究者接续上述研究者的研究理路，纵览王蒙不同时期的小说，将小说中的“自传性形象”视为与王蒙对位的一个前提，对他们的历史行状与心灵脉络进行了文史互证的探掘，进一步阐释了作家探寻主体性的具体路径，体现了王蒙对人的主体性的呼唤，从而建构出新的“人学”话语和新的价值向度。52
以主体性为重心的研究不再以一种既定的标准来框定作家的创作实践，而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发现新的时代思潮和美学价值，在“理解的同情”与“否定的批判”之间建构起一种多元包容的批评话语体系。
四、比较研究
将王蒙置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进行比较研究，推动了王蒙研究走向更宽阔的视域。
研究者首先对王蒙其人其作与中国古代先贤、现当代作家、学者进行了纵向的比较。基于传统文化热的时代背景，他们从王蒙与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中获取“智者王蒙”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集中在庄子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对王蒙的文化人格、文学观念的引导，庄子的文体风格、语言形式、创作方法等对王蒙创作风格的启迪，以及王蒙对庄子思想的阐释等方面的研究。张啸虎的《王蒙与庄子》53辩证阐明了王蒙对庄子的继承与创新。与此存在的问题是，王蒙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无法从其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中剥离出来，其“蝴蝶梦”的人生体验与庄子游戏人间的消极态度、孤傲情调显然是不相通的。温奉桥的《王蒙与道家文化》54一文，以王蒙对《道德经》的吸收为线索，进一步考察了王蒙与庄子的深层关联，对二者在文艺思想、人生态度、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现代阐释。作者的这一研究将学人对王蒙创作方法上的关注转移到对王蒙思想之源的分析，突破了单一的艺术风格研究，使纯粹的对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于王蒙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以王蒙与鲁迅的比较居多。对于王蒙与鲁迅，学界呈现出三种观点，一是将王蒙与鲁迅置于截然对立的位置，批评王蒙对鲁迅传统的背离。代表性观点如房向东的《相对于“褊狭”的“宽容”——王蒙与鲁迅价值观的歧异》55，其在比照王蒙与鲁迅的价值观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王蒙的人格与文格，引起了学人对王蒙与鲁迅两种精神气质——“宽容”与“褊狭”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索。二是认为王蒙的创作是对鲁迅传统的赓续与创新，王忠愈的《王蒙小说的现代散文化抒情血脉》56一文认为王蒙不仅承继了鲁迅的现代文化观念，更坚持、延续了鲁迅所开拓的现代散文、抒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之路，在创作风格与表现形式上表现出无可比拟的多样性特征。白草和张生也认为王蒙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对鲁迅贴切自如地运用无人能及57。三是认为王蒙与鲁迅尽管存在异同，却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历史的脉络，通过对二人的比较能够从一个侧面发掘出时代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温奉桥的《后革命时代诗学——王蒙文艺思想散论》58、高玉的《鲁迅与王蒙比较漫议》59等对王蒙比较研究都颇有新意。至于王蒙与其他作家，研究者也大多围绕作品进行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层面上的异同比较。如郜元宝就以王蒙的《王蒙自传》为中心，比较了王蒙与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鲁迅、周作人、茅盾、夏衍十一位作家的长篇自传的优劣，对《王蒙自传》给予高度评价，指称其是“现代作家自传理念的接续与充分实现”60。
还有研究者立足于世界文学视野，将王蒙与外国作家进行横向的比较，体现出王蒙研究的世界性意义。唐煜松的《王蒙、米兰·昆德拉兼及后现代》61一文借以王蒙与米兰·昆德拉相同的政治经历却产生不同的创作形态来思考后现代的问题，认为王蒙未达到米兰·昆德拉的高度，评价中肯。朱静宇的系列论文主要围绕苏俄、美国、法国等国的作家与王蒙进行对比分析62，扩大了研究的范围。
此外，王蒙研究以各种活动、方式展开。中国海洋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王蒙研究活动：2002年4月，所属该校的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更名为文学院，下设有王蒙文学研究所，由王蒙担任院长；2004年，王蒙文学研究所、王蒙研究全国联席会议共同主办了《王蒙研究》年刊，成为国内外王蒙研究重镇。
五、王蒙研究的再拓展
在中国当代作家研究中，王蒙研究显得格外突出，成果丰厚，某种意义上看，对其研究与作家的创作共同成就了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纵观王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其研究还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
其一，重复性研究较为突出。重复性研究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表现为对王蒙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探讨，彼时研究者深受时代语境之影响，社会—历史批评作为首要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特别关注王蒙其人其作对于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就王蒙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选题及探讨的问题相似度极高，研究者的兴奋点多限于诸如王蒙与政治、王蒙与革命、王蒙与时代等话题，而真正将王蒙其人其作作为一种“现象”或给予文学史的整体性评价来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对王蒙研究中被忽略的散文、诗歌及作品的人民性思想、女性意识以及与中国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学批评的关系等的研究，仍相当欠缺，更不失为促发王蒙研究新的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其二，缺少王蒙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及批评史评价，王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联性被削弱。研究者多进行的是共时性的研究，忽略了王蒙研究七十年维度的考察，未能从王蒙与七十年历史进程的紧密联系中把握王蒙及其文学活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介入意义与建构价值。由此造成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并不对等的境遇，诸多当代文学批评史63中王蒙是缺席的，从而导致王蒙自身的复杂性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由此，研究者需加大对王蒙文学成就整体性考察的力度。2023年出版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61卷（包括附录1卷）已将王蒙的创作及文学活动延展至2022年，这为王蒙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史料基础，故学科史视野中的王蒙整体性研究迫在眉睫。
其三，“政治王蒙”大于“作家王蒙”与“学者王蒙”。王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是王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常以王蒙的政治情结、革命情怀作为探讨其人其作的“养料”，往往忽略了王蒙的文学成就，一些注重王蒙作品艺术创造的内部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某些政治底色，由此带来的偏颇是，过分强调“政治王蒙”使王蒙研究的泛政治化，并不利于王蒙研究的拓展。因此，如何把握王蒙的政治情结、革命情怀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尤其值得探究。一方面，在文学本体研究中关注王蒙其人其作之原生性，延展“作家王蒙”“学者王蒙”的内涵；另一方面，更多关注王蒙《红楼梦》研究、李商隐研究中尚未开掘或未能深挖的领域，注入新鲜血液，使“学者王蒙”研究形成规模。这既是对其“泛政治化”研究趋向的一种反拨，也是对王蒙长期以来坚守文学本心，探索文学文本内在生命向度的一种回应。
总之，王蒙研究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展现其丰富的、鲜活的，既“杂色”又个性化的王蒙，使王蒙研究真正有助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与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项目编号：21&ZD26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红色中国的域外书写及传播研究（1934—1979）”（项目编号：21AZW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干：《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王蒙研究资料》（下），宋炳辉、张毅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页。
2 萧殷：《读〈青春万岁〉》，《王蒙研究资料》（上），宋炳辉、张毅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296页。
3 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致王蒙》，《王蒙研究资料》（上），宋炳辉、张毅编，第317页。
4 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5 於可训等编《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6 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温奉桥、张波涛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7 唐挚：《谈刘世吾性格及其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王蒙专集》，徐纪明、吴毅华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页。
8 《新华半月刊》记者：《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王蒙专集》，徐纪明、吴毅华编，第379页。
9 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研究资料》（上），宋炳辉、张毅编，第284页。
10 南帆：《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
11 王春林：《政治与王蒙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12 郜元宝：《“说话的精神”及其他——略说“季节系列”》，《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13 陈骏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新作〈蝴蝶〉读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王蒙专集》，徐纪明、吴毅华编，第408—413页。
14 阎纲：《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5 李春林：《东方意识流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148页。
16 张德祥：《新现实主义的还原向度》，《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17 王干：《论王蒙》，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页。
18 郜元宝：《戏弄和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诡论王蒙》，《作家》1994年第2期。
19 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感想——致郜元宝，谈王蒙小说的特色》，《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0 郜元宝：《阅读与想象——致陈思和，再谈王蒙小说的语言与抒情》，《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21 22 王蒙：《王蒙文存：访谈录；王蒙、王干对话录》（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133页。
23 刘蜀鄂：《论王蒙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3期。
24 王蒙：《王蒙文存：创作谈、文艺杂谈》（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25 白烨：《王蒙文学批评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
26 王蒙、王干：《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27 李家军：《感受批评：王蒙的文学批评范式》，《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8 冯其庸：《快读〈红楼梦〉王蒙评》，《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4期。
29 参见何西来《他在鉴赏中的自我展开——评王蒙的〈红楼梦〉评点》，《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30 王蒙：《王蒙文存：论〈红楼梦〉论李商隐》（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31 黄世中：《论王蒙的李商隐研究》，《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32 丁东、孙珉编选《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页。
33 吴炫：《作为文化现象的王蒙》，《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34 吴炫：《城头变幻大王旗——王蒙批判》，《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3期。
35 陶东风：《从“王蒙现象”谈到文化价值的建构》，《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36 曾攀：《文学气息与文化气象——王蒙文艺思想研究札记》，《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4期。
37 40 郭宝亮：《王蒙文艺美学思想散论》，《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8 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39 吴亮：《文学的选择》，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41 李广仓：《焦虑与游戏——王蒙创作心理阐释》，《钟山》1997年第5期。
42 43 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325页。
44 46 孙先科：《一个历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王蒙“自传性小说”中的自传形象与“代际”书写》，《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45 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47 张光芒、吴妍：《一个人的“当代史”——论〈王蒙自传〉的自传叙事及其自我形象的塑造》，《理论学刊》2008年第9期。
48 董之林：《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有感于〈王蒙自传〉》，《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9 温奉桥、李萌羽：《论王蒙“自传”》，《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50 周新民、方莹：《重现传统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光辉——评於可训的新著〈王蒙传论〉》，《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51 贺绍俊：《读於可训〈王蒙传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52 参见孙先科《一个历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王蒙“自传性小说”中的自传形象与“代际”书写》，《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沈杏培《从“政治人”到“自由人”：王蒙小说中“人”的变迁及其危机》，《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53 张啸虎：《王蒙与庄子》，《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54 温奉桥主编《老庄的流韵：王蒙与道家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2页。
55 房向东：《相对于“褊狭”的“宽容”——王蒙与鲁迅价值观的歧异》，《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
56 王忠愈：《王蒙小说的现代散文化抒情血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57 参见白草《王蒙与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张生《“王蒙风”与“鲁迅样”——谈王蒙系列小说〈在伊犁〉的“样式”》，《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58 温奉桥：《后革命时代诗学——王蒙文艺思想散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59 高玉：《鲁迅与王蒙比较漫议》，《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60 郜元宝：《“感时忧国”与“救出自己”——关于〈王蒙自传〉》，《名作欣赏》2008年第17期。
61 唐煜松：《王蒙、米兰·昆德拉兼及后现代》，《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2 相关成果有《王蒙与苏俄文学研究二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倪吾诚与罗亭——王蒙小说的中外比较阅读》（《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王蒙与艾特玛托夫——以〈杂色〉与〈永别了，古利萨雷！〉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等。
63 相关著作除却古远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单列一节“追求‘杂色’的王蒙”阐述王蒙的理论思想，其他著作如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晓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第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76）》（春风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等，皆未讨论王蒙的批评理论与方法。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