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幻象与爱情故事——论徐则臣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两个维度
内容提要：“北京”在徐则臣的小说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与认知作用，他将不同面向的空间形态重新定义或打乱组合，以此酝酿出差异化的个体叙事与精神话语的复杂语境。这其中，“都市幻象”与“爱情故事”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维度。徐则臣通过“都市幻象”建构出自己的“都市民间”，其根本意图在于以“平视”的视角与“反复”的手法揭示出表面上欣欣向荣的现代生活，却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层层褶皱，以此传递出作者对“北京”的主体想象与空间反思。而在他的“爱情故事”中，无论是“浪漫之爱”还是“愚昧之爱”，无论是“完美之爱”还是“伴侣之爱”，女主人公都拒绝“他者”的世俗规约与男性的肆意“消费”，在做出主动选择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成长与精神自洽。
关键词：徐则臣 中短篇小说 北京书写 都市幻象 爱情故事
对徐则臣而言，“北京”这一都市形象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学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1。因此，“北京”叙事空间的塑造为徐则臣的一类中短篇小说阈定了形式上的美学规范，为俗世人生的发生、发展提供着实时的社会背景与生活资料。在徐则臣看来，“北京”空间具有重要的结构性功能与认知性作用，在反思“失语都市”与“狭隘都市”的基础上，不同面向的空间形态被重新定义或打乱组合，以此酝酿出差异化的个体叙事或精神话语的复杂语境，它既是梦想图腾与欲望沟壑相互纠葛颉颃的容器，又承载着主体自我体认的镜像性观照，表现出人性异化、情感危机、道路选择等多重意义，而这其中又以“都市幻象”与“爱情故事”最为发人深省。
一切的意义起源于徐则臣在这类小说中借助“北京”织就的种种幻象。他毫不犹豫地让小说人物一脚踏进表面光鲜亮丽、极富质感的都市场域，在他们近距离瞻仰这座水泥森林的峻拔伟岸的同时，却也发现自己早已身处一座光怪陆离的“人类动物园”2之中，人人带有假面的雄心壮志或勃发意志实则掩盖着疲惫、漫漶、六神无主的精神暗影，现代规则与都市伦理肆无忌惮地重新划分朋友圈与交际网，魅惑与惶恐之下，艳羡与惊骇之中，“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孰轻孰重、孰优孰劣早已暧昧不清。孟繁华在讨论当代都市文学时曾指出：“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3。正是这种带有“城市”与“乡土”重层气质的文明形态引发了徐则臣对都市幻象的思考，他借助文学直言不讳，充斥着欲望与幻想的现代生活对单纯传统的人格仪范极具杀伤力与颠覆性，其批判指向直抵消费时代下的精神症候。
弗朗西斯·培根在延续柏拉图的“囚徒困境”话题时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理论，本意在于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宗教思维展开反思与批判，以便为科学与经验的真相拨开认知的迷雾并打破主体关联的幻觉。无独有偶，在徐则臣有关北京书写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中，都市幻象的表述也和种种“假象”密切相关，这些“假象”甚至已成为串联起这些小说的一种鲜明的叙事线索，时时昭示着它对人们的诱惑与吞噬。
培根指出，族类假象主要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不论感官或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凸凹镜，它接受光线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4因此，族类假象的出现并不源自种族的差异，关键仍在于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集体”。在某些传统影响和文化熏陶的情境之下，集体的主动转型简单而纯粹，他们相信、接受、依赖，甚至产生信仰，继而在集体无意识中生发出一个个“原型”。不难发现，徐则臣小说中的北漂族群在奔赴北京前或刚到北京后都带有这种集体无意识。如《啊，北京》中的边红旗，他辞去教职离开故乡小镇，第一次来到北京后由于和自己的远房亲戚联系不上，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半夜三更的马路上，“但是感觉很好，满肚子都是诗人的情怀，觉得路灯下的影子也是诗人的影子。然后他来到天安门前，见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眼泪又下来了。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现在竟然就在眼前了，像做梦一样。他趴在金水桥的栏杆上，看见自己的眼泪掉进了水里，泛起美丽精致的涟漪”。再如《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敦煌，刚来北京时，为了赶去看升旗，凌晨四点就爬起来，那天大雾，但他就是忍不住要去看。平时的“梦里除了数不完的钱，就是迎风飘扬的国旗，他能听见仪仗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整齐划一地经过他的梦境”。应该说，此时的北京不仅具备国际大都市的空间属性，更是在政治、文化、人文精神加持下的首善之都，人们对它的眺望与凝视是在历史岁月的磨砺中不断累积与叠加的。其中渗透着国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这种心理认知是真挚的、动人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小说人物在麻木与沉沦的过程中依然保留内心的人性微光起到了积极的指引作用，只是边红旗错把这种认知当成了自己“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的工具，而敦煌则直接把它与“数不完的钱”做了勾连。因此，当这种集体无意识“被动”的与形而下的物质需求和虚荣心态相结合时，才对这些北漂群体形成了族类假象。只是这种自欺欺人式的优越感维持得并不长久也不稳固，宏伟庙堂的幻境毕竟距离他们太过遥远，也无法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庇佑之伞，都市边缘的处境倒是随之而来尾大不掉不掉，成为泥淖一般的存在逐渐将其吞噬。此般重压之下，北京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他们于北京似乎一丝痕迹也不曾留下，最终只能像边红旗一样，“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
相较于族类假象的“集体”性特征，洞穴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这个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个人固有的本性，或是由于个人教育及人际交往，或是由于阅读引发的权威性崇拜，又或是由于各种内心感应刺激而成。5因此，洞穴假象主要源于个体的性格养成和认知建构，由于遗传性因素和非遗传性因素的共同介入，洞穴假象在每个个体身上呈现出差异性与丰富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则臣的北京书写中，他在将这类洞穴假象通过男女人物的复杂关系加以表现的同时，又做了一种同质化的处理，试图以此凸显出城与乡之间的某种混构与抵牾。在《啊，北京》中，已婚的边红旗来京后不久和房东女儿沈丹谈起恋爱，在与沈丹“夫唱妇随”的日子里，边红旗好像真的爱上了这个北京女孩，沈丹也一心要嫁给他，并一直催促他回老家离婚。但边红旗无论下了多大的决心，当他想到或看到自己单纯善良的妻子时，内心只剩下愧疚和不舍。实际上，边红旗对沈丹的欢爱也来自对妻子的“移情”，他对沈丹的感受是“他喜欢这种娴静的平和的女人的味道，他老婆就是这样的人，处处都像一个女人”。同样，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敦煌先是碰到了时时念叨想要返回老家结婚生子的夏小容，后又遇到了即使漂泊无定也要在北京混生活的七宝，他喜欢这两个女人也愿意以生命相护，但她们的不同人生选择常常让敦煌进退失据、徘徊不前。再如《天上人间》中的陈子午，缘于对初恋女友离他而去的介怀，他以龌龊的嫖娼举动选择了一种另类惩罚或情感发泄，随后在拒绝了初恋女友的复合请求后决定要找一个北京女孩，闻敬的出现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满足了虚荣，成为他向往北京的证明。几部小说中，人物情感迷离之际都存在性行为的介入，边红旗在自己的出租房内和沈丹发生了关系，敦煌在租住的违规搭建的小棚屋和七宝有了肌肤之亲，子午则是更为夸张地和闻敬在夜半时分的圆明园发生了“野合”之举。法国学者乔治·巴塔耶曾在《色情史》一书中提出，在社会方面，我们自身的表现总是涉及以增长为目的的行为。但是，在性欲高涨的时刻，我们表现得恰恰相反：我们不假思索地耗费我们的力气，无节制无益处地丧失大量的能量。这是因为我们只有在徒劳地消耗时才有真正的幸福，这是因为我们总是试图确信我们的消费是无用的，感觉自己尽可能地远离一个严肃的世界。6应该说，沈丹、七宝、闻敬们很明显都是都市生活的象征，她们的身体诱惑和身份诱惑对边红旗、敦煌、子午们构成了强有力的洞穴假象，他们希望借助与这些女性的结合完成对都市在思维与情感上的融入，同时驱散内心深处拂拭不去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尽可能远离那个严肃的世界”，从而完成在北京语境中的主体性转换。然而假象终归是假象，边红旗被捕入狱后还是远在老家的边嫂专程赴京缴纳罚款把他领了出来；敦煌为了夏小容而被警察追捕，在逃跑的过程冥冥中他又跑回了夏小容身边；子午为了让闻敬能有一个体面的婚礼和幸福的生活，不惜以身试法最终惨死刀下。在这些小说的结尾，作者残酷地戳破了萦绕于每个男主人公生活中的洞穴假象，似乎也在暗示，每一种三角恋情中的欢爱（沈丹、七宝、闻敬）与真爱（边嫂、夏小容、初恋女友）都形成了地域对峙的隐喻关系，某个时刻，这种关系投置在这些小说人物身上，形成了两种地方、两种观念在某一瞬间的叠合。情感危机中的身份游移，最终锚定于出走的故乡，来处即归处，这或许就是徐则臣给出的答案，也或许是他内心深处永久保留的一种生活的“温度”。
“市场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义。人们靠谈话来联系，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文字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7正是由于语言自身的模糊性、丰富性、歧义性等因素，以及能指所指的时常错位，造成了人际交往中的市场假象。这里的语言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传媒工具，是人与人在交往中试图传递信息而实现“视域融合”的载体。但当语言的形式在特定的语境中失效后，就需要其他的工具加以替代。徐则臣曾在小说创作谈中提及，“如果必须求同存异，那相同的只有一点，就是北京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看不明白了，这个流动的大都市、首都、文化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和目标、全球化里的大驿站大旅馆，过去被指认的符号和符号系统功能空前失效”8。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面前，任何一种固定的、传统的符号系统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就造成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变异与错乱。对于生活于北京的外省人、边缘人，徐则臣对市场假象做了艺术化的改造，巧妙地借用“虚假”来继续编织他们的都市幻象。《啊，北京》中的边红旗在“蹬三轮”的工作由于三轮被没收而彻底结束后，做起了兜售假证的生意，日子竟然很快好过了。之后的边红旗豪言壮语：“到了北京我真觉得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头了。这话是不是像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没关系，随你们怎么想，就是这样。感觉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那个点了，别人可能看不见我的那个点，可我自己看见了”。以假证为线，《跑步穿过中关村》似乎成为《啊，北京》的续集，敦煌因贩卖假证被捕入狱，出狱后一个偶然机会下又干起了贩卖盗版光盘的买卖。敦煌在倒卖盗版光盘的过程中觉得“生活充满激情”，甚至刻意跑步去给客户送光盘，“他一路跑得意气风发，闯了三次红灯，两辆车为他紧急刹车，很多人盯着他看。在拥挤繁华的中关村，很难看到狂跑不止的疯子”。而在《把脸落下》中，“我”迫于生活压力跟着魏千万卖起了假古董，在被妻子发现后，“我”激愤地做出了反驳，“‘下三烂吗？我不觉得，它也是挣钱的方式之一，愿打愿挨，就跟买卖房子一样，为什么房子卖那么贵？值那么多钱吗？那帮混蛋，他们挣了无数的巨款为什么没有人指责他们下三烂？他们下得七烂八烂都不止。’我的激愤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严重的是，当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坦然，甚至感到了某种庄严的正义”。这几部小说中，“假证”“盗版光盘”和“假古董”共同构成了小说人物用以和外界交流的“话语链条”，通过这种语码移借的方式他们在变幻莫测的都市中找到了自己的“占据点”，重新让生活“充满激情”，也再次收获了“坦然”与“正义”的快慰。都市边缘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借助“伪造”的沟通路径去追求真实的生活梦想，即使这种梦想只是一场都市中的海市蜃楼。以“假象”回应“幻象”或许是无奈之举，但却是他们以此定义自己、定义世界的唯一方法，因此，在他们身上总会产生许多看似矛盾的关系，既指向建构又随时被解构，镜中月水中花的虚幻感无时不在，造成了人的孤独与无助、彷徨与扭曲。同时，商品的“虚假”与内心情感的“真挚”有时也会形成某种伦理冲突，小说中一些“盗亦有道”的表现以及生活细微处透露出的“善”与“美”，实际都是对都市幻象的自我嘲讽。而假证、盗版盘、假古董在某些场合或某些人群中的大受欢迎，法律（警察）的“在场”与“失范”，也都揭示出都市幻象的种种荒诞。
“剧场假象”是四假象中的最后一类，它主要来自有关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被移植到人们心中。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作出来的一些世界。9剧场假象又被称为“体系假象”，是人们在流行语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建构出的虚幻的理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规避世俗烦恼或求取精神安慰，而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在徐则臣对都市幻象的营造中，剧场假象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小说人物却同时抱持的一种高度相似的人生信念，这种“教条”在此类小说中反复出现，为文本主题的解读与深化起到了重要的阐释作用。以《啊，北京》中的一段话为例，“人人都说北京是个机遇遍地的地方，只要你肯弯腰去捡，想什么来什么。正如所有人说的那样，这是个做事的地方，先来了再说。既然别人能干出名堂，我们就没有理由两手空空”。对摆脱现实困境的渴望、对北京的无限憧憬、对现代化生活的极度向往共同造就了“人人都说”的“哲学体系”，五彩斑斓的都市幻象像一张巨大且绵密的丝网牢牢裹挟住边红旗（《啊，北京》）、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子午（《天上人间》）、林慧聪（《如果大雪封门》）等人的身体感官与精神世界，使其纷纷义无反顾地赴京、恋京、留京。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对北京的臆想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对“物质”与“财富”的追求与拥有之上，这种“单向度”的欲望诉求只会为他们带来自我疆域化的结果，当理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他们能选择的只剩下对幻象的“戏仿”，制假售假的行为举动和对家乡故人的言语欺骗已说明一切。当然，徐则臣的小说笔调绝非一味地呈现苦难岁月与人格失落，“戏仿”本身也蕴含着文化冲突的复杂面目。于是，就出现了诗歌朗诵会上的边红旗，他情绪高昂、精神饱满，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反战诗歌，那一刻他不是假证贩子，他是诗人“边塞”；出现了即使落难也拒绝卖煎饼大妈施舍的敦煌，他说“我他妈的不是个要饭的，不要人可怜”，那一刻他的腰杆僵硬挺直；还出现了梦想“开十家旅馆，让第一次来北京的穷人免费吃住，想吃多少吃多少，想住多久住多久”的子午以及期待“大雪封门”的北京（安宁、饱满、清洁、祥和的理想国）的林慧聪，等等。人性光辉的乍显无疑具备了刺破假象的冲动与可能，至少升腾出一种反思的希望，结合着小说人物的准知识分子身份（边红旗赴京前是一名中学教师，而敦煌、子午等人也大多是大学毕业生），知识在“有效”和“无效”的冲突、翻转中便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叙事企图，面对着都市幻象中种种规训空间的隐性架构，它凭借自身强烈的对比与昭示特性传递出对现实的间接批判，作者疏淡的写作笔法使它弥足珍贵，已然褪去了与主流话语“协商”的浓重色彩。
“都市民间”是隐匿于现代都市庞杂意识之中的一个审美文化空间。它与都市文化中底层的日常生活记忆和个体存在的边缘意识相伴而生；相对于主流意识话语而言，它处于权力边缘化的弱势一端，是现代知识分子以平等的姿态参与都市文化书写与精神建构的一种新的写作立场选择。10徐则臣正是通过北京书写建构出自己的“都市民间”，其根本意图在于以“平视”的视角与“反复”的手法揭示出表面上欣欣向荣的现代化生活，却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层层褶皱，种种都市幻象之中传递出作者对北京的主体想象与空间反思，也勾连出外省人、底层人、小知识分子等边缘个体在消费语境中的困窘与失落，多重人性的重叠与交锋中表现出的是作者抗拒都市意识形态板结化的审美自觉与精神自觉。
“都市幻象”之外，我们还不应忽视徐则臣北京书写中的“爱情故事”。在小说集《青城》中，作者借助《西夏》《居延》《青城》三部中短篇小说，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系列。小说分别以“西夏”“居延”“青城”三位女性为主要人物，姓名中文化意涵的加入显然是作者颇具匠心的叙事策略，以女性指代历史，不难发现徐则臣尝试改写原有历史图谱的某种企图，他重新建构的历史是一种微观历史或历史微观，是作者希望在小说中获取的一种可靠的叙事维度，以此拓展和深化文本的意义空间。小说集《青城》依然以“北京”作为或远或近的地域背景，借助两性关系中的情爱叙事探讨了驱离与回归、寻找与收获、诱惑与选择等诸多人生旅途中的复杂难题，人物要解决的不再是生存问题，也不是作者在“北京视域”下一直关注的城与人关系中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问题，显然也不是简单的爱情问题，这些女性人物经由爱情，解决的却是某种女性的精神自洽问题。11由此，在这三部发表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成长”脉络，不仅仅是小说人物的成长，也反映出作者自身的成长，从而表现出其逐渐走向成熟与深入的女性观和历史观。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曾提出著名的爱情三角形理论，认为爱情可以经由三种元素来理解，分别是亲密、激情和承诺。亲密是指在爱情关系中亲近、连属、结合等体验的感觉；激情是指引发浪漫之爱、身体吸引、性完美以及爱情关系中相关现象的驱力；承诺主要指一个人维持爱情的承诺。12以这三种爱情元素为基础，又衍生出不同组合的爱情类型，其中尤以“浪漫之爱”“伴侣之爱”“愚昧之爱”“完美之爱”为典型。而在小说集《青城》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这种种爱情的蛛丝马迹，隐喻其后的则是作者举重若轻、以小博大的抒情气质和人文关怀。
《西夏》中的“我”（王一丁）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从派出所中领回了从天而降的哑女西夏。西夏随“我”返回住所，虽是初次见面，但毫无违和感地像小屋的主人一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对“我”照顾周到，“我”受宠若惊却又满怀疑惑，有关爱情的故事随之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与西夏产生情感的过程中，首先迎来的是“我”对西夏的不断驱离与西夏的不断回归。第一次，由于对邻居钱财丢失的误解，我把她赶出小屋，当误解解除“我”一夜寻找后却发现她就在屋门口的那棵柳树肚子里，而她见到“我”的第一个举动竟是帮“我”系好鞋带；第二次，“我”想把西夏交还警方，但面对胖警察的“不作为”，同时也不忍西夏流落收容所，最后只好领回；第三次，“我”想在报纸上刊登招领启事，却由于西夏的拒绝而作罢；第四次，外出散心时在火车上临时起意，“我”中途落跑试图以此摆脱西夏，但西夏竟夜半返回。在若干次的尝试后，“我”发现无论是误解驱离、原路驱离，还是“广告”驱离、强制驱离，这些手段皆处于无效状态，最终结果却使“我”和西夏的心理距离不断靠近。应该说，“驱离”行为本身反射出外在世界传递给“我”的种种偏见，“我”在各种“生活智慧”与“人生经验”的好言相劝中“受迫转型”，看似清醒而理性，实则是一种自我放弃与自我沉沦。“失语”的现状和来历成谜的出身，使西夏的出现于“我”而言更像是“圣婴”的降临，她对“我”一见如故的态度和不离不弃的执着让徘徊于生活边缘的“我”重新感受到了内心的悸动和久违的温暖，西夏的种种举动都在表明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化解对立、臻于和谐的生活目标。
在“我”最后一次驱离西夏的过程中，“我躲在站台的柱子后面，突然觉得无比悲伤，眼泪都出来了。西夏终于走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真的，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原来，“我”的恐惧并非源自爱情本身，而是对“未知”的胆怯与懦弱，哪怕这种“未知”能给“我”带来希望与曙光。当西夏再次倔强地回归后，“我”终于打破心防，“永远也不会错过的两列火车重合了，你找到了我，我找到了你，黑夜没有了，火车也没有了，只剩下同一节奏的呼啸声”。“亲密”的关系早已存在，当“激情”来临时，“浪漫之爱”随之产生。由于身体和精神上的强烈共鸣，“浪漫之爱”会带来巨大的幸福感与忘我感，这让“我”真正看到西夏原来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和西夏一样，“我”对北京这座城市而言也是“空降”（北漂的身份）与“失语”（无话语权的边缘处境）的，镜像映照之间呈现出的是“我”的常态且“变态”的生活现状。年纪轻轻的“我”早已将日子过得了无生气、暮气沉沉，也习惯于将自我意识不断内敛，尽力避免与外部世界的触碰，直至将内心世界收缩成一个实心的球体，以此来获取个体的自在与平静。“我”与周围的现实世界存在着一种“在而不属于”的游离关系，虽然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却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与飘浮感，这种个性独立或性格乖僻的陌生化印象无疑来自某种自我保护的敏感而拒绝外部世界的入侵，其代价就是孤单压抑和精神上的流浪荒芜。徐则臣曾说，《西夏》就是要“以实写虚，以无限的实写出无限的虚”13。因此，西夏的来处并不重要，去处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无论现实如何残酷、条件如何约束，都无法动摇人们对美好信仰的向往与追求，而“我”与西夏之间的驱离与回归则正面回应了这一议题，也为人与现实之间的博弈留取了想象的空间。当然，“浪漫之爱”的缺陷在于它的时效性，短时间内它可以让人忘却或忽略伴侣的某些缺陷（如“我”对西夏的“哑巴”身份从耿耿于怀到坦然接受），只是由于这类爱情缺乏“承诺”而大多难以持久。但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处，“我”在明知西夏有治愈可能的前提下，依然选择挂断了医生的电话，失智的行为表层下实际是理性思考后的抉择，“我”用行动对西夏做出了自己的“承诺”。
相较于《西夏》以一个人（西夏）的突然出现为开端，《居延》则是以一个人（胡方域）的突然消失为肇始，小说主题更明确地指向了“寻找”。居延和胡方域原是师生关系，在领略到胡方域在课堂上的雄辩口才后她渐生仰慕之心。在一次胡老师的主动邀约后，“那天晚上十点，她就被一个已婚男人抱在了怀里。那男人对她说，像做梦一样。她听了也像做梦一样，觉得相当幸福”。居延对胡方域的投怀送抱换回了对方的“承诺”：“评上教授就结婚。”“居延慢慢习惯了，她喜欢听自己男人胸有成竹地说：这事你别管了。他能把所有事情都搞定，生活规划、人情往来、工作方向，统统搞定。”由此可以发现，居延和胡方域之间的爱情属于典型的“愚昧之爱”，这种类型的爱情充满虚幻色彩，主要由“激情”和“承诺”构成，即双方在并不了解对方或并不适配彼此的情况下仅凭生理驱动产生爱恋关系，性冲动和身体诱惑之下，所做出的种种承诺往往是空中楼阁一触即溃。当激情逝去，面对琐碎的现实生活时爱恋双方必然在精神层面出现落差，于是总怀有雄心大志的胡方域选择了“逃离”。胡方域的离开迫使居延走进了北京，踏上了茫茫寻人路。在此过程中，她碰到了唐妥，继而完成了在“寻找”表象背后的个体成长与精神重建。唐妥在北京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大学时期就在居延居住的海陵度过，源于两人共有的“大操场情结”（唐妥大学时在这个操场和初恋女友被迫分手，居延也是在同一操场和胡方域散步时被突然“抛弃”），唐妥加入了居延的寻人旅途。两性关系中依恋对象的突然缺失造成了居延和唐妥相似的精神性创伤，也为他们“亲密”关系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合理化的前提，再加之唐妥的温暖和真诚以及居延的绝望和孤独，相互慰藉、共享忧伤的情感“联结”终于形成，最终在春节假期的祥乐喜悦中两人也完成了身体的“团圆”。然而，感人的爱情故事似乎都需要历经考验，居延和唐妥也不例外。唐妥对胡方域的“惊鸿一瞥”造成了他和居延之间的交流障碍，两人关系变得微妙且迷离。但唐妥并未放弃，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自己的“承诺”，他不间断地到北大和清华去贴寻人启事，在这看似无意义的举动中他实际要找寻的恰恰是居延，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居延释放自己，从而走出人生的阴影。小说结尾处，居延偶遇了心心念念的胡方域，但那一刻她心如止水，平淡地告诉电话里刚刚找到新工作的唐妥，“我要做一桌好菜，都是你爱吃的。咱们就在家里庆祝”。居延的话语中流露出果决和自信，也将对住处的称呼由“宿舍”改为了“家”，至此，居延也完成了对唐妥的“承诺”。斯滕伯格对“完美之爱”的界定即为亲密、激情、承诺三者同存，而居延与唐妥的爱情故事也最终走向这种爱情模式，从而实现了爱情的升华。
居延从“愚昧之爱”到“完美之爱”的华丽转身离不开坚韧且带有苦难色彩的“寻找”，而“寻找”本身即意味着“成长”。因为原有生活秩序的解体来得过于突然，居延一时手足无措，此时的她由于情感的迷失与经济的窘迫徘徊于都市底层，处在崩溃的边缘，然而随着唐妥等人的出现（可视为导师角色）以及独立经济地位的获取（在教育机构中任教），她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寻找对象的替换，“她生活中的局限、精神上的弱小与依赖，在北京的寻找过程中一点点得到反思和克服，胡方域没找到，自我找到了。对方身上那永不可能相融的弊病也一点点水落石出。因为精神强壮、自立了，她才获得了平视胡方域的机会”14。居延借助“寻找”的力量实现了对传统性别等级话语的翻转，在北京摸爬滚打的人生历程中，她成功地建立起自我启蒙式的性别主体地位，并凭借这种主体意义的建构完成了对唐妥的“收编”。当然，徐则臣笔下的居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女权形象，即使萌发了主体觉醒也是建立在对“两性和谐”的追求之上，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作者的爱情观和对居延的期待，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而爱情就是在对象中找到“自我”，是对自己一种更高的要求、更好的向往和归宿。建立家庭是容易的，而爱，却是难以寻觅的，因此，它又是无限的。15从《西夏》到《居延》，成长的主角由男性（王一丁）变为了女性（居延），体现出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持续探索与深入思考，应该说小说中的这种成长都是互动的、双向的，只是唐妥与居延两人之间的“完美之爱”固然令人羡慕，但由于激情易逝的客观现实，他们的爱情故事通往何处尚未可知，也许作者直至在《青城》中才给出了答案。
相较于《西夏》和《居延》的中篇体量，《青城》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由于象征手法和空间叙事等小说技巧的恰当运用，《青城》不仅不显寡淡，而且在小巧中透露出隽永，精细中彰显出丰厚。严格意义上，《青城》的叙事时空定位于成都，并不属于北京书写，然而因为小说人物“我”来自北京并最终重返北京，“北京”空间对“成都”空间就形成了某种“挤压”或“诱惑”的隐喻，再加之都市生活的趋同倾向，因此我们可以将成都视为北京的空间外衍来一并讨论。
表面上与居延和胡方域的关系类似，《青城》中的青城与老铁之间也属师生恋情，但青城并未介入老铁的婚姻，她是在老铁无奈被迫离婚、考研屡次不中的情绪低潮时重新回到了老师的身边，原本是想请教人生困惑，但看到正处于人生困惑中的铁老师时，青城诸事不提，从洒扫庭除做起，用无言但温馨的行为举动给予老铁以无限的宽慰。两人在“同居”的十天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的身体接触，青城就是陪着老铁抽烟聊天，还学会了烹制老铁最爱吃的平桥豆腐。至此，和居延与胡方域的关系又有所不同，青城和老铁的爱情并非兴起于“激情”，而是首先建立起“亲密”的情感关系，正如老铁所说，“一个人在你一穷二白又六神无主的时候能守到你身边，你要感激她一辈子。青城说，已经没得啥子可失去的了，那就挪个地方，你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每一样新东西都是你的。我觉得她说的好，醍醐灌顶”。这既是老铁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青城做出的“承诺”，他们相携入川、以艺为生。青城和老铁的爱情呈现出“伴侣之爱”的典型特征，这种爱情建立在“亲密”和“承诺”的基础之上，两性之间除了“激情”的冲动之外更多表现出彼此的依赖信任与理解尊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激情转移”带来的种种弊端，使之成为最为稳固也更为持久的爱情类型。在“伴侣之爱”的规范与映照下，“我”与青城的关系只能表现为“浪漫之爱”的转瞬即逝。由于对藏区尤其是对鹰的热衷与喜爱，“我”显得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工作单位拓展业务的过程中，“我”抓住机会自告奋勇来到了成都。“我”与青城和老铁租住在同一座公寓中，“我”的洒脱豪迈、老铁的久咳不愈、青城的美好憧憬很快就使三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情感氛围。“疾病”的出现为“我”和青城创造了机会，“我”和她的共同话题似乎越来越多，都对鹰抱有强烈的兴趣，都对赵熙的书法倾心不已。最终，在共赴的探鹰之旅中，“我”和青城有了“激情”一夜，“亲密”和“激情”的结合使两人产生了“浪漫之爱”，但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这千金春宵中，“疾病”的影响再次出现，青城胸口的一块瘀青似乎在向“我”昭示着老铁的存在，“我不再吭声，抱着她一直清醒到天亮。看鹰回来，我开始刻意疏远他们”。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阐述其“神话空间”理论时提出，人不仅生活在物理空间中，而且生活在符号世界里，“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16。“我”对北京的主动“驱离”、鹰的永不坠落、艺术作品的不朽传奇都对青城形成了一种符号化的暗示，诱发了她原本并未察觉的“艺术天赋”，随即建构起内心深处的“神话世界”，她和“我”一样都想摆脱一切凡俗，化身成为展翅翱翔、唳鸣长空的雄鹰，因此“浪漫之爱”的出现似乎水到渠成。然而，敏感的老铁早已觉察“我”与青城的秘密，在一次悄无声息的跟踪后，老铁彻夜未归直至被送进医院。“疾病”的再次出现于“我”而言不再是机会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幻灭，于青城而言则是一个将理想置换为诱惑，将“乌托邦”物化为“异托邦”的契机，当青城面对“我”的安抚却一把将“我”推开并说出“别碰我，让我走”时，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此时“伴侣之爱”凌驾于“浪漫之爱”，“承诺”迸发出引人注目的熠熠光辉。青城的爱情故事反映出人的生命形态由破碎到整合的过程，在种种异质性因素的渗透下，青城经历了“都市生活本相”17的洗礼，正如胸口的那块瘀青，身体与精神的意外出轨让她在感受兴奋的过程中却领悟到切身的“痛”感。在真正感受了和老铁的“生离死别”之后，青城决定以“回归”来捡拾散落一地的精神碎片，通过对家庭伦理的再建构来完成对精神世界的重建。小说结尾，青城对即将离去的“我”留下了“鹰不会咳嗽”的箴言，这只鹰将在心头永驻，而她对赵字坚持“临摹”绝不“假冒”的态度，则说明她会脚踏实地地活在人间。徐则臣通过青城的爱情故事，明确回答了在《西夏》和《居延》中遗留的问题，即“伴侣之爱”才是真挚爱情最该拥有的结局，也是两性关系和谐发展的最佳归宿。
在小说集《青城》中，徐则臣跳脱宏大叙事精雕个人情感，用微观视域透视都市背景下的两性关系。表面看来，三部小说中的爱情故事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男性中心色彩，西夏的失语成为依附男性的一种手段，居延被男性始乱终弃是“小三”的因果报应，而青城在危机（疾病）面前对爱情忠贞的背叛则令人不齿。但实际远非如此简单，徐则臣笔下，三部小说通过意味深长的历史表意与一波三折的情感嬗变呈现出作者所认知的不同女性类型，虽然她们都不完美，都存有身体上或道德上的某些缺陷，但她们并没有因此放弃自我，都通过各自对生活的拥抱去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无论是“浪漫之爱”还是“愚昧之爱”，无论是“完美之爱”还是“伴侣之爱”，在任何一种爱情关系中，她们都拒绝“他者”的世俗规约与男性的肆意“消费”，在做出主动选择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成长与精神自洽。与此同时，徐则臣通过对西夏、居延、青城的塑造，鲜明表达出自己的“感觉结构”18，这是他作为70后作家应对变幻莫测的新的时代语境的独特反应，也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主动应对。由此，北京书写中的“都市幻象”与“爱情故事”之间就具备了某种审美的张力。“幻象”的呈现似乎戴有“现代性”的两副面孔，一方面附着其上的欲望与冲动不断激发着人们的奋斗激情，并以此产生摆脱原有生活秩序、重塑既定等级划分的“狂欢”想象；另一方面，“幻象”也在不动声色之中挥发出自我质疑与自我消耗的绵密力道，使人们无时不在面对精神层面的迷茫与虚无。而“爱情故事”的诉说却宛如在“幻象”迷雾中浮现出自带“光晕”的殊异个体，它通过充满真挚情感与自由意志的两性承诺赋予人一种可贵的内在独立性，使人们有机会以现代主体的身份与种种“幻象”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从而在“被建构”与“被复制”的夹缝中抽身而出、回归本真。至此，“都市幻象”与“爱情故事”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无疑在广度与深度上完成了作者对北京书写的价值体认与意义增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2&ZD280）、江苏师范大学“十四五”第三批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及教学策略研究”（项目编号：JYKTZ20240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页。
2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人类动物园》，何道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版，第1—3页。
3 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学报》2012年7月5日。
4 5 7 9 [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20、20—21、21—22、22页。
6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151—152页。
8 徐则臣：“后记”，《天上人间》，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34页。
10 聂伟：《“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1 13 14 徐则臣：《作品专访》，《青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5、186、189页。
12 [美]罗伯特·J.斯滕伯格、凯琳·斯滕伯格：《爱情心理学》，李朝旭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年版，第196—197页。
15 张抗抗：《北极光》,《收获》1981 年第 3 期。
16 甘阳：《〈人论〉中译本序》，《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17 陈思和：《都市文学中人性探索的两个维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8 [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