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王尧不仅是杰出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更是一位极富艺术天赋的小说家。近年来，在潜心学术研究之外，他也热情躬耕于小说与散文创作。浓郁的苏州情结与高校教师身份，使其作品总是充满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地域韵味与“学者型”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其长篇小说《桃花坞》正是这一特质的典范之作。作品通过对姑苏这一特定区域的地理与人文书写，以及对三代知识分子不同生命轨迹、成长历程的描绘，在纪实与虚构间，王尧试图在完成着“以个体再现时代”的文学使命。

关键词：王尧 《桃花坞》 姑苏 “学者型”作家 知识分子

以其精湛深厚的学养而长期蜚声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王尧，同样是一位拥有极高艺术天赋的小说家，早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曾经以长篇小说《民谣》惊艳文学界。不仅一时洛阳纸贵，而且还赢得了批评界的普遍好评。令人倍增敬意的是，在《民谣》大获成功之后，忙于行政与学术的王尧不仅没有停止小说创作的脚步，以愈加谨慎与精进的姿态继续酝酿新的作品。之所以一定要强调“谨慎与精进”，主要因为他这部据说原本早在两三年前就可以拿出来的新作，竟然一直拖延到现在方才正式发表。貌似一种习惯性的拖延，但实际上，却是在进行着精益求精的持续打磨。这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作为一位文学批评的行家里手，王尧首先必须得让拥有恒定思想艺术标准的自己对作品感到满意才行。因为王尧对自己的新作持如此谨慎的态度，所以当这部《桃花坞》最终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7期全文刊发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无论如何都得谨慎对待。

五年前，我曾经给《民谣》专门撰写过一篇题名为《自传性、结构或者“小说革命”》1的批评文章。尽管说其中的很多看法我到现在都依然坚持，但关于“自传体”的观点，却略有改变。发生改变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对于小说创作的理解已经有所变化。在我原来的理解中，因为一直都在强调小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所以，生活经验的丰富与否，自然也就成为决定小说创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活经验的丰富与否当然不能说不重要，但与生活经验的丰富与否相比较，更重要的其实是创作主体对生活的发现、理解与认识能力。更进一步，作为以想象虚构为艺术本质的一种文体，只有在发现、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身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才有可能充分展开自己那天马行空一般的艺术想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作家的小说创作是要再现或者表现生活，反倒不如说是要完成一种对生活的艺术想象。“说到底，不真之真不是经验之真实，而是一种文学更深刻的真实性。”2大约也就在这种想法生成不久，我读到了巴尔加斯·略萨关于小说创作的一段言辞：“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靠生活生出来的；小说是用语言造出来的，不是用具体的经验制成的。事件转化为语言的时候要经历一番深刻的变动。”3一个是杰出的作家，一个是文学批评从业者，巴尔加斯·略萨和我相关看法上的殊途同归，所充分说明的，恐怕正是想象虚构能力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我此前曾经从“自传体”角度立论的比较性分析，如果从生活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想象的角度进行论述，很可能更切合真理性。

在以上论述的前提下来观照王尧的《桃花坞》，我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其中带有明显纪实色彩的一部分。具体来说，这纪实部分又可以被进一步切割为姑苏与知识分子两个板块。先让我们来看姑苏这一板块。姑苏是苏州的别称，这一别称借唐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样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而广为人知。只是这一个案例，就足以证明优秀文学作品在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倘若说《枫桥夜泊》是中国古代书写苏州的名篇，那么，王尧长篇小说《桃花坞》的努力方向之一，很可能就是要打造一个当代苏州书写的文学篇章。虽然肯定并没有局限于苏州，但既然大张旗鼓地把“桃花坞”这一真实的地名征用为小说的标题，那么，对苏州的悉心关注与深度描摹，就应该被看作《桃花坞》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尧祖籍江苏东台，并非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从1981年进入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开始，到后来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所唯一供职过的高校，就是自己的母校苏州大学。虽非故土，但王尧在苏州生活的时间，却很明显已经超过了他在故乡东台的生活时间。有了超过四十年时间的苏州生活历程作支撑，说王尧已经是一位颇得苏州生活三昧的地道苏州人也不为过。一方面，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客居者王尧对苏州那一方水土多方位的关注与思考，肯定要超过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从根本上说，正是如此一种堪称“苏州通”的身份定位，为王尧在《桃花坞》中的苏州书写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前提。

正如小说标题所强烈暗示出的那样，在《桃花坞》中，我们几乎随处可以触碰到各种各样的苏州元素。即如“引子”开头的那一段：“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桥上张望的少年。”“引子”部分的具体时间节点，是1937年的8月17日。那一日，眼看着日寇的铁蹄就要踏上苏州的土地，苏州沦陷在即，当时正在就读初中三年级的方后乐，要和自己的父母一起，随着父亲供职的图书馆一起，逃难到苏州郊区的明月湾去。携带着早已打包好的各种物事，离开桃花坞大街上的居所之前，放心不下的父母唯恐有所遗漏而专门回去再做检点，方后乐遂站在桃花桥上等候他们。兵荒马乱中的一个少年独立于桃花桥上的这一剪影，从此便永驻在了方后乐的记忆之中。接下来的正文部分的小说叙事，正是从这一时间剪影开始，既往后回溯，讲述方黎子与方梅初他们父子两代的故事，也向前推进，聚焦于方后乐与黄青梅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需要特别注意的，首先是那句“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桥上张望的少年”。年方十几岁，初通人事没多久，即使他再早慧，恐怕也不容易生成如此一种简直就是横贯一生的人生感叹。也因此，与其说这句话是方后乐的一种意识，莫如说是那位隐身的叙述者强加给他的。倘若说隐身叙述者背后的隐身者又可以被理解为是作家王尧，那么，如此一种感慨，就可以说是方后乐的创造者王尧自己在目睹方后乐数十年人生之后某种顿悟的表达。

其次，就是有机融入于文本中的那些苏州元素。比如，方后乐站立于其上的那座桃花桥。方梅初与周蕙之他们俩的恋爱，最早就肇始于这座桃花桥上。无独有偶，当方后乐准备随同父母一起去往明月湾逃难的时候，他在如此紧急关头，所情不自禁牵系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那位青梅竹马的女友黄青梅。比如，那条即将成为小说潜在主角的桃花坞大街：“阊门的烈火浓烟再也没有从方后乐的眼前消逝，战争的烟尘落在他初中三年级的课本上，即便白天走过桃花坞大街，也如同在黑幕中穿行，他甚至觉得似有若无的黑色如旋风一样随时会把他卷走。”一提及阊门，就会有朋友迅即联想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部旷代巨作的开篇处，便是“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里的阊门，不在别处，就在苏州。作为苏州的西北门，因为明清时代曾经一直是苏州最为繁盛的商业街区，在很多时候，阊门如同姑苏一样，甚至会成为苏州的代名词。与桃花坞大街紧密相关的一件重要物事，即是大名鼎鼎的桃花坞年画：“父亲告诉母亲，车站前面护城河的南岸便是桃花坞。母亲点点头，方梅初则想起桃花坞年画，便问父母：‘是桃花坞年画的桃花坞吗？’父亲说是。”在凸显桃花坞年画这一元素的同时，既然是桃花坞大街，那一定也得联想到桃树与桃花。站在桃花桥上，第一次来到这条大街的方梅初，一个本能的疑问，就是“既然叫桃花坞河，河边为什么没有桃树？”面对这个问题，父亲的建议，一方面是让他去阅读南宋时的《烬余录》，另一方面是告诉他，唐宋时曾经遍植的桃树，虽然已经不复再现，但“桃花坞的妙处就在没有桃花”。之所以会是如此，主要还是因为想象空间由此而得以预留：“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虽然被命名为桃花坞大街，但眼前却分明已经看不到桃花。尽管已经看不到桃花，但依照方黎子的说法，却是只要“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我们注意到，如此一种说法，曾经在《桃花坞》里被重复了好多次。一句话被重复数次，只能证明它的重要。以我所见，这句话除了暗示桃花坞一带曾经的桃花灼灼状态，恐怕更具有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方法论意义。那就是，不管你是否可以看到眼前的桃花，只要从桃花坞的命名出发展开想象，自然就会出现“桃花灼灼”的繁盛景象。从根本上说，王尧之所以能够依照苏州和知识分子的若干史实的前提下，最终创作完成《桃花坞》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充分发挥自身艺术想象力的结果。一种实际的情形是，从1915年夏天随同母亲一起定居于桃花坞大街起始，一直到最后终老于此，其间除了短暂的师范学校读书的那几年，方梅初的一生可以说都没有走出过这条大街。至于他的儿子方后乐，则是在桃花坞大街度过了上大学之前的全部青少年时光。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桃花坞大街在方氏家族的数代人生中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所以王尧才会把自己的这部作品命名为“桃花坞”。

但其实，进入《桃花坞》中的苏州元素并不只是被征用为标题的那条桃花坞大街，其他的很多方面也都在文本中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比如方梅初似乎一直都在修改过程中的昆曲《浣纱记》。与方梅初的修改《浣纱记》紧密相关的，在把昆曲这样的苏州元素巧妙嵌入的同时，借《浣纱记》中的相关对白把方梅初与周蕙之他们俩的两情相悦表现出来，王尧的这种艺术处理方式的确称得上是一箭双雕。当然，正是借助于昆曲这一元素，作家同时也把那位被命名为苏云的昆曲演员有机纳入《桃花坞》的文本之中。比如，方后乐他们一家曾经一度暂居的明月湾那个偏僻的所在。位居太湖之中的明月湾，是一个远离尘嚣的苏南乡村。一方面，只有到了烟波浩渺的太湖中，面对着天高地阔，方后乐方才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另一方面，同样也只有在逃难到明月湾后，他才会不期然间生出对桃花坞大街的别一种怀恋感觉：“在明月湾沉寂数日后，方后乐意识到，他仓皇出逃时的步伐，其实一直夹带着桃花坞大街的尘埃。现在尘埃落定，那座虚空的小城和大街，反而在他的眼前清晰地铺开。”只有到这个时候，方后乐方才意识到桃花坞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

但与那些外在的苏州元素相比较，王尧最为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竭尽全力地写出苏州内在的精气神。这一方面，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方梅初的图书馆同事徐嘉元，哪怕拖着羸弱的病躯，也要努力完成他那部意在真切记述日寇铁蹄下苏州生活惨状的《劫后之苏州》的著作的相关情节：“从明月湾回来后，徐嘉元开始实施他写作《劫后之苏州》的计划，他要做一次历史学家，记录劫后苏州的种种变化。这个名字他想在心里，没有落在纸上，他怕有‘劫’字的稿本万一散失，会带来麻烦。他走遍苏州大街小巷，又访问有关人士，在报上检索新闻，最近接近完稿。”从根本上说，徐嘉元之所以一定要拖着病躯去完成这样一本书的调查写作，主要因为他要“为历史留下第一手资料”。在书稿不仅终于完成，而且也知道自己身将不起的情况下，徐嘉元在把书稿全权委托给好友方梅初的同时，也更是恳请他为这本《劫后之苏州》作序：“拜托梅初兄：一是帮我补缺，二是赐序。”针对徐嘉元这部耗尽心血的《劫后之苏州》，王尧曾经巧妙地借方后乐之口给出过高度评价：“两个月后，方后乐在书房里看到了《劫后之苏州》稿本。‘劫’字撬动了他日渐麻木的内心，他没想到嘉元伯伯会写这样一本书，而且用最准确的词传达了苏州沦陷的遭遇。”大约也正是因为估计到了这部《劫后之苏州》意义的重大，叙述者才会把它与《越绝书》并举。肯定是因为内心里对徐嘉元的壮举高度认同，方梅初才会在序言里写下这样充满痛感的文字：“丁丑兵燹，非为吾苏之劫，亦吾国之大难。徐君忧国之涂炭、民之流离，详录劫后苏州面貌。”在充分评价这部民间史书意义的同时，方梅初也更是对著者徐嘉元的作为赞不绝口：“若徐君者，以忧患之余身，成此忧患之作，实吾苏之潜德幽光也。”能够在遭遇丁丑兵燹的大劫难后，以绝大的勇气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完成这样的一部自制史书，凸显出的正是著者徐嘉元的超人胆识。但无论是徐嘉元的冒险著述，还是方梅初的慨然为序，抑或方后乐的阅读与评价，全都出于作家王尧的想象与虚构。如此一种状况，再一次强有力印证的，正是我们曾经强调过的想象乃是小说创作本质特征的观点。一方面，无论是被称为姑苏，还是阊门，客观上都只存在一个苏州。但在另一方面，面对同一个苏州，不同的小说家依凭着自身的艺术想象力，所最终呈现出的肯定又都是不同的苏州。倘若不是王尧，而是另一位作家，他所呈现出的苏州肯定会是完全有别于《桃花坞》的另外一种面目。

与徐嘉元的《劫后之苏州》相类似，对出自方后乐之手的那一篇《桃花坞赋》，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解。肯定是出于长期以来养成的对桃花坞那种浓烈的感情，在眼看着就要携同黄青梅一起离开苏州前往昆明之前，一向自诩为新文化人的方后乐，竟然以古文的方式开始撰写《桃花坞赋》，并且在辗转去往昆明的路途中得以最终完成。作为一位已然从古文语境中挣脱出来，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方后乐能够既中规中矩又洋洋洒洒地完成一篇《桃花坞赋》，的确称得上是才华横溢。但如果考虑到连同方后乐全都出于王尧的想象虚构，那《桃花坞赋》事实上的作者就不是别人，只能是王尧自己。就此而言，与其说是方后乐完成了《桃花坞赋》，莫如干脆直接断言是王尧完成了《桃花坞赋》。在充分肯定王尧出色才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联想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从文体的角度来说，除了最基本的小说叙事，诗词歌赋，乃至曲、诔诸体等各方面的表现也殊为抢眼。从这个角度来说，诚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借助于才华横溢的《桃花坞赋》，王尧其实是在向堪称旷代奇才的曹雪芹遥遥致敬。

姑苏这一板块之外，《桃花坞》里的另外一个重要板块，就是篇幅更大的知识分子书写。提到这一点，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依然是历史上那些真实知识分子在《桃花坞》里的粉墨登场。最早是柳亚子：“这次是南社雅集，你知道吧，明代浙江也有南社，现在这个南社是吴江人成立的，操南音不忘本。给你话梅花生的是柳亚子先生，吴江人。”接下来，便是经亨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尤其是性格中和的朱自清先生：“朱自清先生性格平和中正，从无刺激的言辞。”他们几位之外，曾经被提及过的，也还有鲁迅、夏丏尊、沈雁冰、丰子恺诸位。然后，便是不仅到苏州讲学，而且最后还定居于苏州的一代宗师章太炎先生。由他而牵扯出的，便是李根源、金松芩、张一麐诸位。当然，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中登场，还要等到“卷九”与“卷十”中方后乐与黄青梅他们俩辗转抵达昆明并在著名的西南联大入学之后。先后被提及的真实知识分子，分别是梅贻琦、何泽慧、钱锺书、费孝通、周炳琳、张奚若、闻一多、刘叔雅、朱自清、浦江清、汤用彤、蔡维藩、冯友兰、吴宓十多位。这其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王尧着墨最多的，不是别人，正是个性特别鲜明的闻一多先生。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王尧对以上罗列出的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有着通透的理解与认识。尤其是对西南联大这一段历史，更是进行过精深的研究。唯其特别熟稔，所以他才能够在《桃花坞》中不仅将他们信手拈来，而且还可以安排在合适的位置。

说到这些真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王尧在《桃花坞》里用力最勤的，是闻一多先生。这里，我们且首先将王尧历史散文集《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中与《桃花坞》相关的一些片段对比性地列出。《日常的弦歌》里，曾经这样叙述闻一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闻一多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代表之一，担任文书工作，留在校园，没有出去参加，‘五四运动’起来的时候，他抄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饭厅墙上。”4到了《桃花坞》里，则是闻一多一段妙趣横生的发言：“五四运动的中心是在北大，而清华是在城外，五三那天的会不能够去参加。至于后来的街头演讲，清华倒干得很起劲，一千多人被关起来，其中有许多是清华的。”停顿了一会儿，闻一多继续说：“我那时候呢，也是因为喜欢弄弄文墨，而在清华学生会里当文书。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间偷偷地去贴的。”《日常的弦歌》里，关于闻一多，还有这样两段记述。一段是关于闻一多心里的“五四”情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5另一段则关乎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两年来，同学们对于学术比较冷淡，确是事实，但人们由此而悲观，却是过虑，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初听这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旦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6到了《桃花坞》里，相关的段落则转换成了如下的两段文字。其一：“闻先生告诉他们，前几年教授和学生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不像现在这样整天谈政治、谈时事。他先讽刺了中国人的‘真命天子’观，直接抨击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其二，“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初听这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旦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问题在于，仅仅只是这些历史上真实的现代知识分子，仍然并不足以建构起一个《桃花坞》。王尧的难能可贵处在于，以自己长期以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钩沉、浸淫、了解为基础，更为充分地展开想象虚构的翅膀，最终在《桃花坞》中完成了他关于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切合艺术逻辑的一种想象与虚构。从根本上说，正因为王尧不仅身为知识分子，而且也对以上所列出的那些知识分子有着殊为真切通透的理解与认识，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刻画塑造出《桃花坞》里那些别具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代际构成的角度来考察，出现在《桃花坞》里的，可以说是三代知识分子形象。形象一点表达，也不妨被看作知识分子的三代同堂。第一代知识分子，是方黎子与杨凝雪他们这对夫妻。关于方黎子其人，不容忽视的一处细节是，他曾经与夫人杨凝雪在一起讨论过自己的两个孩子。讨论的结果是，生性平和的方梅初与他的激进性格有那么一点不同。与方梅初相比较，更像方黎子的，是他那位很早就自作主张的大儿子方竹松。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由于不同政治道路的选择，等到“方竹松和他道别时，他再次意识到，这孩子和他的信仰并不一样。最像他的儿子，突然又不像他了”。与此同时，令方黎子感慨不已的，还有他那位看上去同样很像年轻时的自己的孙子方后乐。虽然身为一家之长的他深知“叛逆，解放的是个人，砸开的是家里的门锁”，但也莫可奈何。肯定是由于方黎子的过于强势，与长期游走于革命与实业之间并乐此不疲的丈夫有所不同，杨凝雪虽然接受过女塾教育，但却终于还是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而是乐于守在家里相夫教子。尽管从表面上看，杨凝雪一直都处于不显山不露水的状态之中，然而，一旦方黎子不幸染病身亡，潜藏在她骨子里的那一种不失阳刚与坚强的男儿本色就会浮出水面。无论是方黎子出殡之前一个人静悄悄地站在院子门口，还是意外获知方竹松的消息之后毅然赶往重庆，无论是拍照时看似有违常理地把黄青梅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还是获知周蕙之不知所终消息后断然决定回到苏州陪伴方梅初，所有这些举动背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都是她那种处变不惊的非凡人生定力。《桃花坞》里关于杨凝雪，虽然涉笔不多，但一个人物形象，仅凭简单的勾勒便可以跃然纸上，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王尧在人物刻画方面的艺术功力。

接下来，就是第二代。从人数的多寡来说，这是《桃花坞》里数量最多的人群。方梅初、周蕙之、黄道一、徐嘉元、方竹松、邱复生他们几位，可以被看作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首先是邱复生这个令人不齿的民族败类。在《桃花坞》中，这个人物虽然没有正式出场，但仅仅通过他人对话中涉及到他的只言片语，他那丧失民族气节的卑躬屈膝，就已经让人不由生厌。一处，是善本书藏书处的告密。因为这批善本书的安置，知情者只有姜馆长、方梅初、徐嘉元以及邱复生他们四位，在其他三人的嫌疑被排除后，告密者就只可能是邱复生。再一处，则是出自黄道一的转述：“你们知道一起过来的教育厅官员是谁吗？此人见到我便说：‘敝姓邱，邱复生。’我没搭理他。”原来，邱复生所扮演的是一个引狼入室的角色。他的引领日本人登门的行为，乃是为了索要黄道一的画作。还有一处，是在方后乐与张若溪的对话过程中：“‘要不要去图书馆上班啊。’方后乐靠近张若溪，低声说，‘他担心去上班了，会被人说是非。他的同事邱复生做汉奸了。’‘等会儿我去你家里，跟姨父说说我的意见。他去上班和那个人做汉奸是两回事。’”然后，是同样只在别人的对话里出现过的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竹松。小说里，与方竹松有关的细节，一处，是他少年时曾经与弟弟方梅初谈及过秋瑾：“在白堤西泠桥西侧，方竹松说：‘秋瑾之前葬在这里。’方梅初似懂非懂，父亲说起过这个名字，好像认识秋瑾。方竹松看着弟弟懵懂的眼神说：‘你以后就知道秋瑾了。’随后轻吟道，‘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这一细节说明，年龄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方竹松，还只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秋瑾这样的人生榜样。再一处，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不久的一天，方竹松不仅突然出现在方梅初面前，而且还送给方后乐一支钢笔做留念。那一次，方竹松只是在抱了抱初次见面的方后乐并与弟弟做短暂的交谈后，很快就赶往火车站。这一细节，在充分说明方竹松革命意志坚定的同时，也凸显出了他看重亲情的另一面。还有一处，就是方竹松把自己身在重庆的消息传递给母亲杨凝雪之后。正是在这一次，革命者方竹松从上海，到江西瑞金，再到陕北，然后是重庆的人生轨迹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也正是在这一次，一直不能够理解伯伯的方后乐，感觉自己开始有所变化：“方后乐曾经很长时间无法理解伯伯，一九二七年以后，伯伯就和家里音讯中断。一个人如何能做到这样？需要怎样的力量？他真的无法理解。”只有到了这一次，或许与年龄阅历的增长有关，“方后乐一下子觉得自己以前多少误解了伯伯，即使他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遥不可及的伯伯”。借助于方后乐的从误解到有所理解，王尧巧妙勾勒出的，便是方竹松这样一位不失人情味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至于徐嘉元其人，我们在前面分析姑苏书写的过程中已经有所涉及。不管怎么说，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能够在抗战期间，不顾病魔的突袭与折磨，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劫后之苏州》，所充分彰显出的，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精神风骨。唯其因为如此，徐嘉元的病重才会让老朋友方梅初倍觉难受：“方后乐看到过父亲三次丧魂落魄的样子——章太炎先生去世，祖父去世，徐嘉元病危又给了他重重一击。”但其实，方梅初对徐嘉元的痛惜，却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作家王尧对徐嘉元的高度肯定与认同。

相比较来说，第二代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作家用力最为集中的，恐怕还是方梅初、周蕙之与黄道一三位。首先，是那位名字出自于李清照那首伤春名作《浣溪沙·髻子伤春懒更梳》的方梅初（李清照的原句为“晚风庭院落梅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如此一种伤春诗句暗示影响，与乃父的叛逆、勇毅、练达性格形成鲜明区别的是，方梅初的性格似乎更加柔弱平和，更偏向于女性化一点。正因为明显看出了儿子的这一特点，所以方黎子才会把他安顿到城市总体特征较为温柔的苏州，而且还进入远离社会喧嚣相对要安静许多的图书馆去工作。用父亲的话来表达，就是：“你的性格不像我，安然一生就行。”背着方梅初，在与妻子杨凝雪对话时，方黎子对儿子的评价是：“这孩子也不是一点不像我。懂是非，不付诸行动，是半个革命者。让我放心的是，他不会激进，也不会堕落。”既不激进，也不堕落，那一定就是不走极端的中庸。以此来观照方梅初的一生行迹，也的确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进一步说，方梅初的性格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对妻子周蕙之的用情极深。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这一段感情格外满意，方梅初也不会在很多年后，专门告诉方后乐：“我和你妈是在桃花桥上开始谈恋爱的。”唯其因为方梅初不仅对周蕙之用情极深，而且自打婚后便长厢厮守在一起，从来都没有分离过，所以等到罹患失忆症的周蕙之不幸走失后，方梅初的感觉才会是那样的痛不欲生：“该找的地方，方梅初都找了，他觉得自己要疯了。”自从周蕙之不幸走失再无消息之后，方梅初的突出表现有二。一个是到桃花桥上去守候：“方后乐在桃花桥上找到了父亲。这已成了方梅初日常的习惯，下班后会在桥上待一会儿，礼拜天会站立半天，即便雨天也会撑伞站在桥上。站在桥上的方梅初沉默着，但方后乐知道父亲在和母亲说话。”再一个是坚持住到了书房里：“方后乐一直没有寻思明白父亲置身这间书房的真实心境，但肯定与母亲的失踪有关，父亲把与母亲一起同枕共眠的岁月凝固了。这是父亲缅怀母亲的一种方式。”在妻子不幸走失后，身为丈夫的方梅初竟然会委顿到如此一种程度，我们在其中所强烈感受到的，的确是他一片毫无遮拦的真情。其二，是文化层面上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虽然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的社会语境之中，肯定与生性的柔弱不无关系，方梅初所认同与倾心的，竟然是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的那种国学研究：“徐嘉元说：‘先生论读经之利，突出修己和治人，在意的是世道人心。’方梅初非常认同：‘以经读史，牢固民族精神。’”或许正因为方梅初他们认定只要文化在，民族就不会亡，所以方后乐才会把他们定位为思想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此时，方后乐已经熟悉了一个词：文化保守主义。他想，父亲他们应该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吧，他们想以文化去救亡。”其三，肯定与他们的文化救亡思想紧密相关，当日寇的铁蹄踏上苏州的土地，苏州被迫沦陷之后，方梅初与徐嘉元他们所采取的抵抗方式，同样与文化紧密相关。无论是徐嘉元的带病坚持完成纪实性的民间史书《劫后之苏州》，抑或是方梅初的慨然为序行为，均可以从文化抵抗的角度去加以理解。

其次，是方梅初的爱妻周蕙之。如果说方梅初其人的生性已经与一向吴侬软语的苏州殊为合拍，那么，真正能够将苏州的钟灵毓秀集于一身，可以被看作苏州化身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一贯都温婉可人的周蕙之。倘若借用方后乐的感受，那就是：“方后乐对母亲的细致特别感慨，她总能把平常的日子过得优雅。他后来甚至从母亲生活的细节中理解了苏州文化的要义，那便是在世俗生活中酿出诗来。父亲和嘉元伯伯他们则不同，他们的文化在纸上，在高谈阔论中。”说起来，周蕙之的身世颇为坎坷。因为母亲陈小惠生她时难产而死，周蕙之可以说从来就没有见过母亲。因为从小便由姑姑一手抚养长大，所以，与其他孩子不同，她最早学会的称呼，不是妈妈，而是姑姑。肯定是为了能够一心一意地照顾周蕙之，姑姑竟然没有再生孩子。以上种种，均属人间惨痛之事，但到了王尧笔下，却被他处理得特别平静，看上去竟无一丝波澜。然而，也正所谓静水深流，越是平静平淡，所传达出的那种沉痛效果便越发明显。与周蕙之的身世不幸紧密相关的，是父亲与昆曲演员苏云之间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明明早已两情相悦，即使是周蕙之也能明显感觉到苏云阿姨几乎替代了姑姑的角色，但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她从未见苏云阿姨和父亲亲昵过”。为什么呢？答案或许就潜藏在这样的一个细节里：“她说：‘我想学昆曲。苏云阿姨说，她可以教我，但不要我做戏子。’父亲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既然身为昆曲票友，那父亲对昆曲的热爱就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他与苏云的感情，毫无疑问建立在共同热爱昆曲的基础上。问题在于，在父亲的心目中，昆曲是昆曲，戏子是戏子，二者的界限特别分明。他与苏云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尴尬状态之中，根本原因恐怕正是他骨子里对戏子亦即演员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遇到方梅初之前，周蕙之是皋桥国小的老师。他们俩结婚后，由于不愿意家里平白多出一个女佣，周蕙之遂决定自己辞职后，退守家里相夫教子。前面我们也曾经提及过杨凝雪的相夫教子，同样是相夫教子，婆媳俩的差别其实很大。在杨凝雪那里，是被动，是由于方黎子的过于强势。在周蕙之这里，则是主动，因为方梅初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要求。即使周蕙之主动提出来，方梅初的态度仍然是“让她好好想想”。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身世坎坷，另一方面，也由于婚后一直独守家中，对周蕙之的内心世界，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情”字加以统领概括。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自不必说，同时总是让她牵肠挂肚的，还有姑姑与苏云阿姨。首先是姑姑，由于日本鬼子是从娄门进城的，而姑姑他们家恰好就住在娄门那里，所以周蕙之便特别为姑姑担心：“听说日本鬼子从娄门进城时，周蕙之坐立不安。”那整整的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的周蕙之辗转反侧，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黑夜里的血色。”问题是怕什么偏偏要来什么，就在方梅初他们即将从明月湾返回桃花坞大街的时候，噩耗传来，姑姑不幸殒命。周蕙之顿时失声痛哭。这一次的打击，对周蕙之来说绝对难以承受：“丧母、丧父，她在这两个冰窟中的身躯好不容易复苏过来，视她如己出的姑姑又殒命于炮火之中，她感觉自己跌落到万丈深渊之中。”与此同时，专门前去探望苏云阿姨的时候，从阿祥那里得到的消息，不仅她的避居乡下，而且还从此音讯全无。就这样，在迭遭包括日寇入侵在内的各种打击的过程中，周蕙之的身体情况便每况愈下。先是“连续几天话很少，也不写日记了。方梅初和方后乐都发现她除了少言寡语外，记忆好像出了问题”。到后来，等到阿荷被拘押的事情发生之后，她的情况就更加糟糕：“过年后周蕙之短暂的康复一下子还原到之前的状态。黄青梅看周蕙之呆滞的眼神，心生悲戚。”到最后，只是在方梅初出门去买菜的一会儿工夫，这位温婉的苏州精灵一般的女性就这么永远地消失不见。她的人生结局很容易就可以让那个我们联想到沈从文《边城》那个著名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我们注意到，在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王尧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不少读过的朋友说自己最喜欢周蕙之，说她是桃花坞大街地母式的人物。我也很喜欢周蕙之，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包括说话的腔调。”7熟悉王尧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看重亲情的人。对已经去世的母亲，更是有着一种深情的依恋。从根本上说，周蕙之的形象之所以会如此这般打动人心，只因为在她身上投射着王尧母亲的影子。

然后，是以画而名世，具有一定名士风度的黄道一。黄道一是方梅初的好朋友：“或许因为方竹松在生活中的缺席，长三岁的黄道一成了方梅初情同手足的兄长。”倘若说方梅初的性格是如同温暾水一般的中正平和，那么，一向恃才傲物的黄道一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狷介与刚直，无论如何都不肯轻易从俗。《桃花坞》里，最能显出黄道一性格特征的，有这样三处不容忽视。一个是当方梅初他们准备逃难到明月湾的时候，考虑到在哪里都是亡国奴，黄道一的决定是不动，“实在不行，到时让青梅跟着惠之吧”。尽管说到后来他们家还是被迫逃到了光福的司徒庙，但从这一细节中却还是可以见出黄道一性格的某一侧面。再一个是他与政治长期保持的那种疏离关系。这一点，集中不过地体现在他对女儿的一番恳切言辞中：“关心和介入是两回事。我关心，因为政治因为时局，时局有影响我们的命运，你如果介入就无法脱身；你关心，那没有问题，可进可退。明白吗？”但请注意，虽然黄道一一直试图与政治保持疏离关系，但政治却并没有饶过他。由于他的画作名声很响，日本人曾经三番五次地采用各种手段索要，都被他以各种借口婉拒。到最后，那帮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他施出残忍的下三烂手段，亏得有方后乐与黄青梅的及时寻找并送医，方才保下一条命来。那一次遇袭的结果是：“右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断了半截，右眼被砍了一刀。”但即使在如此一种情况下，等到方后乐和黄青梅要一起奔赴昆明的时候，他还是坚持给方后乐画了一幅《屈子行吟图》：“黄道一的画作以山水为主，很少见到他的人物画。方梅初仔细地看着，画中草木山石不必说，屈子行吟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也比陈洪绥的木刻版画生动丰富许多。”无论是拒绝给日本人作画，还是临别时赠送给方后乐《屈子行吟图》，所充分凸显出的，都是生性狷介的黄道一内心深处所潜隐着的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

第三代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就是方后乐与黄青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说，方后乐更加值得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祖父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不断接触到诸如阿发、张若溪、王恺之，乃至后来的闻一多先生这样一些思想左倾者的缘故，方后乐的成长过程中，的确呈现出了一种日渐趋于左翼，变成黄青梅嘴里“左翼青年”的性格演变状况。他名字的命名者，是祖父。祖父的命名很明显典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既然被命名为后乐，那方后乐作为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忧国忧民忧天下。西南联大毕业后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他之所以毅然决定不携同黄青梅一起去美国留学，而是留在国内，一方面固然是考虑到了父亲和奶奶的家庭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他那左翼青年的思想价值立场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到小说结尾处，原本还只是一位倾向于革命的左翼青年的方后乐，毅然决然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不管怎么说都是他性格特征一种合乎情理的发展结果。

无论如何，在一部篇幅不算很大的长篇小说里，能够在丰富生活经验积累的前提下，完成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姑苏的想象性书写，《桃花坞》所充分彰显出的，其实还是作家一种出色的想象并重构生活的能力。如同王尧这般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能力，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足够的敬意。对《桃花坞》的这一突出特点，或许有人会从非虚构因素介入的角度给予阐释，但在我的理解中，却只能被看作真实基础上充分展开艺术想象力的一种结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项目编号：23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春林：《自传体、结构与＂小说革命＂》，《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2期。

2 阎连科：《小说的真实与不真之真》，《当代文学批评》（第2辑），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107页。

3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收获》公众号2019年10月22日。

4 5 6 王尧：《日常的弦歌》，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08、116—117、117页。

7 王尧：《每个时代都有难题，知识分子既清醒也困惑》，《澎湃新闻》2025年7月2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238416。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