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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众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审美与价值取向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6年第1期 | 谭旭东  2026年02月27日15:52

内容提要:媒介文化环境的更迭与文艺生产的不断发展是同步的。在新媒介和数智媒介并存的大众文化时代,文艺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在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中,文艺大众化和文学的大众化成为无须论证的事实。在数智媒介环境下,文艺的变革是多维度的,一是纯文学的“文学性”的重塑。二是文艺结构性变革与“文艺扩容”。三是文学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文化增殖。在新的媒介环境及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的价值不仅仅是语言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在社会文化发展和大众文化的思想引领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新大众媒介文化 文艺审美 文艺价值取向

自网络媒介和以手机移动端传播信息的新媒介的出现,尤其是以人工智能(AI)技术为支撑的数智媒介的出现,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大众媒介文化阶段:数智媒介文化时代。与之前的报刊媒介和电子媒介相适应的大众文化不同,这是一个新的大众文化语境,文艺大众化和文学大众化成为无须论证的事实,人人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介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智媒介,人人会写作,人人会阅读,人人会消费,社会各阶层、年龄和性别的大众全面参与到了文化的生产、文艺的传播和接受之中,且在文艺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中,随着媒介形态的更新,文艺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

一、新媒介与大众文化语境

媒介的变迁与文化的转型一直是同步的,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工具也在不断更新,而作为人际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工具的更新与媒介文化环境的更迭及文艺生产的不断发展是同步的。媒介多维度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也形塑着人类的文化,促成了新的社会场景和文化空间的产生。从媒介对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改变和促进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几个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口头声音媒介与民间口头文化的形成。口头声音媒介也被称为口传媒介,即人类的信息传播主要依赖口头传播。在没有文字,主要依赖口头交流来传播信息的原始部落时代,人类文化主要是原始文化,而且口头讲述变成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因而民间文化的主要形态是讲述故事、吟唱和表演。在民间文化中,讲故事是一个核心,讲故事是文体形态,也是一种交流方式。讲故事的人和游吟诗人是文艺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播者,讲故事形成了民间文学和民间口头传唱文艺。麦克卢汉认为,口述交流存在于即时的、往复的“听觉文化”中,口述“部落的”的听觉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缺乏个性的“封闭的社会”1。口头传播的民间文化以听觉文化为主体,主要刺激的是人的听觉器官,听故事,听吟唱,人类从声音里捕捉信息,实现交流和理解。如新疆维吾尔民族流传的阿凡提的故事,讲故事的人阿凡提就是这个民族的民间文化的传播者,也扮演着一个民间教育家和智者的角色。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的发展给人类留下了童年期的故事,也为后来人类的叙事提供了“元叙事”,提供了故事讲述的范本。

第二个阶段是印刷媒介与纸质读写文化的形成。古登堡发明轮转印刷机之后,有了现代印刷术,现代印刷媒介的发展造就了图书出版以及报纸和刊物的出版。所谓“阅读文化”的形成,就是在印刷媒介时代开始的,因为这一阶段的大众文化的核心就是纸质读物,阅读意味着纸质图书和报刊的阅读,意味着对一个一个字词的凝视,因而形成以印刷媒介所导引的纸质阅读文化,它是从视觉器官开始运作,调动情感、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一个过程。在阅读文化基础上,人类开始真正形成以读写为基础的学校教育文化。学校教育就是以阅读为基础的,学校里的每门课程都要读教材、课本和专业书籍,学好课程和专业意味着要阅读大量专业的书籍,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阅读能力,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不但要有阅读能力,还要会写课程作业和专业论文。尼尔·波兹曼说过,“印刷机发明后的五十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界线”2。现代印刷术和轮转印刷机的发明造成了“书籍易得”,也造成了阅读文化成为大众文化,同时,也造就很多会写作的人:思想家和作家都以写作和发表著作为标志。出版书籍、发表论文和作品,成为思想家和作家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展示自己艺术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式。虽然报刊和图书出版推动了大众阅读和现代教育的发生发展,但相对于民间文化、民间文艺,阅读文化相对而言则具有精英文化性质,因为识字和阅读能力区隔了会读写的人和不会读写的人。

第三个阶段是电子媒介与大众传媒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借助于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传播而与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相对应。电子媒介中电影、广播和电视影响最大,尤其是电视在20世纪的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这个被人称为家家户户“墙角的盒子”的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时代纸质阅读所形成的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区隔、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之间的区隔,也打破了会阅读的人和不会阅读的人之间的区隔。“电视如同一双眼睛,借助它,观众可以观察世界。”3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电子媒介就像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延伸,覆盖了整个地球。4“地球村”的概念也意味着电视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时代所形成的信息封闭和信息垄断,促成了日常生活叙事和消费文化的结合,也改变了人类的叙事系统,类型文化、类型化叙事和类型文学的产生就与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及其所推崇或导引的文化密切相关,如电视连续剧(肥皂剧等)和类型电影就直接由电视和电影催生,且这些类型文化和流行文化产品也培养了一种区别于纸质媒介和口传媒介文化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趣味和生活习性,这也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并促进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并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文化研究潮流。

第四个阶段是网络、新媒介与融媒介发展阶段,这几个媒介所形成的大众文化和之前的大众文化有所区别,形态多元,类型多样,跨媒介叙事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也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甚至改变了文艺的体裁和传播方式。马克·波斯特把电脑和因特网誉为“信息超级高速公路”5,不但使传播流量大大增加,而且这也是第二电子媒介时代,新技术将迫使电视、电信、电脑、电子消费品、出版和信息服务融合成一个单独的互动式信息工业。电子媒介时代的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类型化电视连续剧及类型电影等密切关联,但网络媒介使得大众成为“网民”,写作者变成了网络写手,且催生了网络文化和网络文学,而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发展与电视文化的类型化发展虽有关联但也有很大差异,因为网络文学的类型化某种程度上是民间文化的复魅,网络给予了大众写作的平权和表达的自由,在人人可以写的心理驱动下,在古老的民间故事中蛰伏的叙事模式被现代网络所激活,于是,各种类型小说自然就出现在网络平台。而手机移动端等新媒介所导引的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介文化并不能简单地归于类型文化,而是快速消费文化,也是具有典型的即时传播和消费的多模态文化。这一阶段印刷文化、电子媒介文化、网络文化和新媒介文化并置于一个大的空间,而形成了多层次的大众文化景象。其中,网络文化和新媒介文化影响最大,不但造就了所谓“网生代”和“数字公民”,还造就了新媒介叙事和跨媒介叙事,使得文化偏向于跨媒介、融媒介文化。

第五个阶段是数智媒介阶段,即当下的文化语境,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超越了前面的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和新媒介,且还有效地结合了以上这些媒介,并形成了智能文化、数据文化和算法思维。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之初就预设了“人”及其智能的最核心表现是“语言符号能力”,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对机器而言属于“外语”的人类自然语言。人工智能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史,其语言符号表达是对人类语言的模拟。6以大语言模型为重要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人工智能的技术路径,在内容创作领域带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新发展的同时,也在人机交互的各领域展现了颠覆性的泛化能力和自主交互能力,形成了全新的人机关系,同时也引发了在人类文明发展相关重大问题上的激烈争论。7OpenAI 开发的ChatGPT和DeepSeek这样的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不只是对媒介环境的影响,它本身就是一种智能媒介,不但影响了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影响了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方式,甚至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人的主体性焦虑。人工智能技术和媒介也推动了文化的新形态和新业态,智能文化涉及文化和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人工智能文学就是一种新的文艺形式,也将改变文艺生态,重塑文艺生产、传播和阅读接受,形成新的文学生态。人工智能写作没有确切的“作者”,不再需要以往文学创作的构思、写作和反复修改打磨文字的过程,不再需要“作者”去充分感受、感知、运思、想象,也不再需要像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字修改和打磨,只要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掌握了恰当的提示词的输入,就能借助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系统和算法逻辑,生成不一样的文本。如果说,创意写作从文学教育层面推动人人会阅读,人人会写作,那么人工智能技术会从技术与工具层面解决人人会阅读,人人会写作的问题。

但无论是口头声音媒介、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网络媒介、新媒介和数智媒介,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促成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只是在不同媒介条件或媒介环境下,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作为大众媒介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样态有所不同而已。在口传媒介阶段,人类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就是口语化的大众文化;而印刷文化时代的文学,是通过图书、报刊来传播和接受的大众文艺;网络媒介阶段的网络文学也是网络时代的民间文学和大众文艺,所谓“草根写作”就是对网络文学写作这一大众文艺属性的最透彻的表达。而新媒介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更是人人都是文学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及接受者的新大众文艺时代,文艺的形态跨媒介化、多模态化,且形成了一个真正多元共生的文艺环境。

二、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的审美转变

在新媒介和数智媒介并存的大众文化时代,文艺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首先是,文艺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的自主创作和技术生成二者之间形成了共时共生的关系。文艺的传播和接受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依靠纸质阅读来促进知识生成与传播,与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生产和消费也共时共存。原来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构成的文学读写关系,也变成了一种以作者、智能媒介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而重构的文学读写关系,其中,作者的主体性、作者模糊性和智能媒介的主体间性形成了互相渗透的关系,而且读者也和原来的读者的概念有了不同,阅读和写作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游移。无疑,数智媒介语境下的文艺的审美也发生了转变。

一是纯文学的“文学性”的重塑。之前的印刷媒介所形成的纯文学写作和阅读,都围绕着“文学性”而展开,追求的是文艺的审美性,彰显的是文艺的审美价值。而纯文学的“文学性”就是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化样态的属性,即文学的特殊性。因此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建立文学的审美空间,就是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一个目标和使命。文学理论的重要功能就是帮助读者认识文学,促进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文学共识,文学批评其实就是以专业读者的眼光,借助新批评、形式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方法论来寻找和确认所解读的文本的“文学性”。如一位专业读者用新批评、形式主义去解读一个诗歌文本,就是要借助这些方法论去寻找诗歌文本中是否具有意象变形、张力、反讽和语言陌生化等特点,是否实现了诗歌应该有的创造性,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诗歌文本作为诗歌应具有的审美属性,即诗歌的“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核心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就声称:“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的整体,而是文学特异性,亦即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8而“纯文学”的概念并非口传媒介时代形成的,它是在印刷媒介时代形成并以培养纯文学的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概念。但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尤其是电子媒介以来,原来以经典的文体创作和接受为基础的“纯文学”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学经历了创作、改编和跨媒介传播的多元样态,文艺形态更加多样化,且建立起一种多模态结构的文艺生态,因此对文艺作品的界定已经不再单纯凭借“纯文学”的概念,因此,原来的“文学性”的定义和标准的有效性也就变得模糊或者不确定。在电子媒介、网络媒介、新媒介和数智媒介所导引的新的大众文化语境里,一个文艺作品的“文学性”不但包含了“审美性”,还包含了“媒介性”和“跨媒介性”,也包含了一种新的“景观性”和“通感性”,即文艺作品具有了立体的可观的景观特点,而且更能体现和激发感觉器官,形成文艺与人的通感。且文艺生产与大众的趣味和需要的形式等进行了结合,因此原来评判文学性的审美标尺也发生了改变。如果一部网络小说不具有改编的可能,那它就很难真正实现跨媒介传播,也很难变成网络文学经典。如果一部小说不具有“媒介性”,那也意味着它很难被改编成影视及其他新媒介形态。因而“文学性”的重塑是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审美性转向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是文艺结构性变革与“文艺扩容”。在口传媒介时代,文艺主要包括口头文学,其中民间故事、民间童话和叙事诗(史诗)是最主要的形式,也会有一些民间歌谣,因而文艺的结构比较单一,那时也没有文体概念。有了现代印刷书和图书及报刊的出版,文艺样态就多了很多,出现了诗歌、小说、散文、童话、随笔、新闻作品(各类非虚构写作)等文学的文体样式,特别是报纸副刊促成了小诗、小小说、微型小说、千字文、随笔、散文诗、短论、讽刺、幽默和小品文等多种小文体的产生。尼尔·波兹曼认为书籍印刷的排版绝不是信息的中性传播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9。文学的“文体意识”就是从印刷媒介时代开始的,而文学创作也与文体创造和文体嬗变紧密结合。进入电子媒介时代,文体更多元发生,单单主流文学就在原来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分法基础上,变成了“五分法”:文学文体和文类里增加了影视文学。而且仅仅电视就催生出了纪录片、新闻、游戏节目、肥皂剧、警匪片、惊险故事片、情境景和访谈节目等,这些都对应着新的文艺类型。再接着,进入网络媒介时代和新媒介阶段,文艺又增加了“网络文学”和“媒介文艺”这两种大的文类,而且网络文学又派生出多种类型小说及其他网络文学类别和文体。如近年流行的“网络热梗”,有人就认为“有望成为新大众文艺创造的全新文体形式”10。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文艺创作不但出现了“人工智能文学”,甚至出现具有“泛文类”和“泛文体”意义“智能文艺”。而随着数智媒介从科技教育领域不断渗透到大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场所,“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已有不同的意义,“作家”和“艺术家”及“文学”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人工智能写作必须面对“作家是谁”的问题,原来的印刷媒介时代的“作家”和在网络媒介、新媒介和智能媒介上进行写作和传播的“写手”相比,已经有了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以新文体和新文类发生为标志的“结构重组”和“文艺扩容”也带来了文艺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变化、文艺批评标准的变化及文艺经典重估、价值重估的问题,自然也带来文艺理论批评话语和体系的更新。

三是文学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文化增殖。在口头媒介和民间文化语境里,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都是非自觉的,人类在口头讲述和流传民间故事和歌谣时,不存在“文学性”的问题,也没人考虑“文学性”的问题,而且也不存在结构性问题,故事和歌谣是后来者界定的两种民间文学的文体类型,在口头讲述和传播者的意识里,只有讲述和传唱(吟唱)两种形式。自然,人类在听故事和听歌谣时也不考虑“消费”的问题,也不存在买卖关系。在现代印刷媒介时代,只有在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之后,进入邮局发行和书店销售系统,文艺才会产生市场价值和消费性。也就是说,文艺的市场性和消费性只有到了市场流通和消费环节才可能实现。但进入电子媒介阶段,在以流行文化为主的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也和纸质媒介时代有了变化,以赢得读者沉浸式阅读的“纯文学”也渐渐结合了媒介传播的特点,且更多的是直接以文化消费品的身份出现的,写作本身就具有消费属性,文艺作品它在市场中的价值与作为文化消费品的价值是同一关系,也就是说,文学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更多的是属于公共文化消费的产品。当文学作为消费品的观念和形式出现时,文学创作就更加类型化和大众化,市场和接受对文学生产的形塑力是很大的。而且人们去阅读文学作品,既是一种个体阅读,也是一种公共文化消费。且文学作为文化消费品时,只有文化增殖才更能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如果只是个人阅读、私人阅读或仅限于文学圈的品鉴和评论,而没有“出圈”,那这个作品就难以形成更大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意味着文学无法赋能公共文化。因此,“文学出圈”意味着审美增殖,更意味着文化增殖。

三、新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的价值取向

在新的媒介环境及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的审美属性发生了变化,文艺的边界也得以扩展,且文艺的价值阈也在改变与扩大。文艺的价值不仅仅是语言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尤其是文艺在社会文化发展和大众文化的思想引领中扮演的角色,是考虑文艺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是文艺的社会服务价值。“文化生活不可能与经济生活绝缘,文化观念不可能不适应、不反映人们的经济观念。”11文艺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艺不但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还要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中,文艺不再只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所形成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作者—读者”或“读者—作者”单向传播的关系,而进入了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态链条和环节,文艺也是社会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文艺创作为公共文化建设服务,文艺的高质量发展也决定着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作者—读者—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且形成了一个互动性更强的文化生态,可以说,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但会迎来人人会阅读,人人会写作,人人会批评,人人会表演,也人人会传播,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文学很难被垄断,也很难被遮蔽,所有人人都可以参与对文学的评价,对作家的评判也不再是专业文学机构或大学文学课堂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作家和艺术家仅仅沉湎于自我创作的境界,把创作看成个人行为,无疑很难做到与社会大众生活相联系,也很难做到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作家和艺术家都要有自觉的“读者意识”或“接受意识”及公共文化服务的立场和姿态,也要有意识地以文艺创作、阅读和批评的方式赋能社会文化,并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在美国,创意写作开始学科化并实现社会化传播后,就特别提倡为社会服务,甚至进入社区进行写作服务,为社区老人开设家族史、个人史写作培训,为残疾人和其他遇到生活困境的人提供疗愈写作课程,进中小学开展创意写作课程,也进监狱为犯人开设非虚构和虚构写作课程,帮助犯人走出认知困境和提供情感引导。在香港特区,不少作家也自觉进社会和中小学开展文学写作服务。也正是创意写作自觉承担起为社会服务的角色,赋予了自身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于是,创意写作迅速传播和发展,不但影响了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促动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在我国也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参与与建设作用。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其社会服务价值。

二是文艺的文化创意价值。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都受到市场规律和读者需求的调适,文艺作品如果没有市场,无法获得读者、观众和接受者的欢迎和肯定,就很难真正进入传播流通环节,文艺作品也无法实现其市场价值和大众文化产品应有的价值增殖。在大众媒介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学生产和传播,大众的阅读和接受也反过来促进文学生产,共同构成了一个互动性、共生性很强的创造和创意系统。如电视的类型,“就是制作人与观众达成的某种共识。观众知道自己要了解什么内容。事实上,部分的愉悦在于知道类型的要求是什么,了解在类型框架下该节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想弄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12。如网络文学的写作就是按照网络平台的定位和网络读者的需求去进行的,网络小说连载时,写作者和读者实时互动,几乎每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都有读者的参与。不但网络文学创作和批评受到读者和受众的影响,而且抖音、短视频和网络微电影、微短剧等新媒介文艺更加受到大众的趣味及内容偏好的影响。但文艺作品要实现价值增殖,就需要突破类型常规,走出对读者、观众的过分依赖,并增加创意形式和创意内涵,挖掘和再现大众文艺本身蕴含的文化价值,形成真正的创意产品,且文艺作品的创意性也是大众文艺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意自主性的生动体现,是大众对文艺审美新追求的具体体现。因此文学作为创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必须加以强化。在创意文化中,文学不仅仅提供了想象力和审美力的内涵,也提供了故事内核和文化的原创性、艺术的原创性。由新媒介和数智媒介传播的文学,不但符合了大众对优质文化的需求,也会带来创意文化的体验。随着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和全民阅读政策的推进,以及创意写作的学科化和创意写作的社会化传播与扩展,文学更加发挥了其创意文化核心部分的功能,在创意思维、想象力激发和创造力培育方面发挥着其他文艺类别难以替代的作用。

三是文艺的思想引领价值。文艺自诞生始,就不自觉和自觉地承担了教育教化和文化熏染功能。薄伽丘认为诗是艺术的创造。诗的来源是优秀的谈吐,诗意味着优秀的语言风格。诗是最美的语言艺术,其产生与表达带有崇高的天性。13贺拉斯在《诗艺》中就认为诗人教化野蛮的民族,订立文明的法则。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诗人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重新审视,是人的意识对‘事物的本来样子’的重新建构”14。雪莱认为,“诗人是那些想像并表达这种不可摧毁的秩序的人,他们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以及绘画,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建立者、生活艺术的发明者”15。在口传媒介时代,会讲故事的人和游吟诗人就是教育家、思想家,他们讲故事或游吟歌谣的方式传递基本的认识,参与社会交往,也传播和建构人类最初的美德规范。民间故事,尤其是民间童话中宣扬的“善恶主题”就是口传媒介时代文艺的教化功能的体现。在现代印刷媒介时代,文学的语言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更为突出,而且文艺不但满足文学教育和大众阅读的需要,还促进人文精神的构建和社会风俗的优化。现代学校教育和语文教育就是在印刷媒介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也直接参与了现代语言启蒙,参与了基础语文的奠基。现代经典的确立也是在印刷媒介时代借助大众阅读和学校文学教育而开始的,如果没有现代学校教育,尤其是现代文学教育、语文教育,古今人文经典是很难被确立的。在新的大众文化语境里,多元话语的表达和多模态的叙事使得文艺更加具有受众亲和力、生活的适配性和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干预力。尤其是短视频、微短剧、抖音、视频直播等新媒介文艺形态具有辐射力和大众性,且这些文艺样式都极力追求“流量”,以粉丝评价取代了专业评价,还带来了媒介伦理和文艺伦理的新问题,因此,文艺的思想引领力不可忽视,甚至要着意加强。如何增强文艺的思想引领力,就需要文艺创作增强主体性,增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文艺创作要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还要在保持个性化多元化之时讲述中国故事,同时,反映与大众的文化需求最直接的问题,并表现最基本的主题,关注人和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提升人的观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

结 语

梅罗维茨提出了“新媒介,新场景”和“新媒介,新行为”,他认为,“信息传递是社会状态的基本元素”16。尼尔·波兹曼指出,“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17。无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媒介在新技术条件下也在发生变革,如技术的迭代就直接导致了ChatGPT的更新,与新媒介与数智媒介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模式与机制也在发生变化,文艺的样态、形态、主题内涵和社会功能都随之改变化。在新的大众媒介文化语境中,文艺的大众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左翼作家提出的“文艺大众化”,强调作家必须深入群众,和工农兵大众相结合。新时代的“文艺大众化”依然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表现现实,书写时代,但文艺无论是生产、传播和接受,还是其他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且新时代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势必赋予社会生活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作家所面对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势新挑战。因而身处人工智能技术导引下的数智媒介环境,我们一方面要确认“新媒介,新行为,新思想,新文化”的现实,另一方面要研究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遇。相信在新大众媒介文化语境下,文艺的大众化和大众文艺的生产将塑造更新的文化景观,文艺的媒介融合性和社会参与性将会不断增强,当然也会发生文艺边界的扩展和文体形式的扩容,而文艺研究也将迎来新的课题,面临话语更新与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总之,在新的大众媒介文化环境下,无论是大众文艺的体裁、内涵和表现形式及传播方式,还是大众文化的思想及价值的提升等其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媒介视角,从时代的需要和文化构建的角度去考量,去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研究”(项目编号:23&ZD28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4 16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15、48页。

2 9 17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47、13页。

3 12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4页。

5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6 胡易容:《人工智能如何理解语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0月16日。

7 殷杰:《生产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8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0 郑绩:《新大众文艺生产模式下的网络热梗》,《文艺报》2025年6月13日。

11 陈晋:《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需要梳理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2年12月17日。

13 刁克利:《作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14 15 [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