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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西路军事迹为核心的甘肃河西红色文学，是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于1980年代末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为这一题材的典范之作。本文一方面从史学视角出发，结合时代语境与具体史料，探讨该书创作的历史基础与时代契机；另一方面聚焦文本中西路军女战士在战时及战后承受的战争创伤，揭示作品对西路军创伤记忆的深刻呈现。通过对该书的深度剖析，既揭示出西路军题材在文学书写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突围，也彰显出作者对女战士命运起伏的深度思考，以及对西路军历史的当代审视。

关键词：董汉河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报告文学 红色记忆 实录精神 创伤书写

“红色记忆”1题材的文学作品自当代以来迎来了一次次创作高峰，作家们围绕厚重的革命历史，以探究历史本真为追求，完成了对红色记忆“有力的丰富、深化与拓展”2。甘肃这片土地在现代时期见证了红色革命早期发展的艰辛曲折，同时也留下了豪迈且又悲壮的红色革命奋斗史。借助丰厚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甘肃目前形成了以长征故事为核心的陇南红色文学、以根据地建设为背景的陇东红色文学，以及以西路军事迹为主体的河西红色文学。河西红色文学在新时期的繁荣拓展了甘肃红色文学写作的深广度，西路军研究者董汉河基于史料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1989，以下简称《蒙难记》）是该题材的典范之作。《蒙难记》以西路军女战士的多维创伤为切入点，深入尘封已久的西路军历史，在钩沉战斗全貌与审视个体命运沉浮的同时，完成了对西路军红色革命记忆重构的再探索。

一、红色记忆的复苏与突围

长征结束后不久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按军委指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形势发生变化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3，历时四个多月，“红军西路军两万多英雄儿女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终因力量悬殊等因素而失败。这一历史事件是“红军在甘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4不过，与展现长征革命历史的红色文学创作相比，这段历史在1937年之后受多重因素影响，使得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进入漫长的沉寂期，除了李聚奎和程世才等人撰写的总结反思材料《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与《关于西路军的材料》5，相关的回忆录创作主要集中于1950年代后期，从文学与政治互动的角度看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为满足革命历史总结的需要。1957年中央军委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开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征文“撰稿者都是历史亲历者，从开国将帅到普通战士，从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复转军人，参与人员广泛且有代表性；稿件内容都是‘亲历者说’，生动展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不仅文学价值高，而且史料珍贵”6。西路军参与者借此机会也进行了创作，程世才曾谈道：“西征的历程是如此悲壮，它的片片断断时常在我脑海中翻腾……于是直到总政治部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时才想把它写出来。”所以，《悲壮的历程》一书旨在通过动人心魄的故事，突显“广大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的英雄气概”，以及“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革命气节”。7随后，李天焕的《走出祁连山》和戴克林的《回到党的怀抱》也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的《星火燎原》（第三、四辑）上发表。

另一方面是受到出版机制引导。“靠英雄人物传记故事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拓展出版业务范围，“1956年，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后，文学编辑室分成了四个组，其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传记组，来编辑出版为群众所欢迎的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传记小说和老一代的革命回忆录”8。1957年之后，出版社以《红旗飘飘》为阵地刊发了诸多高级将领的革命回忆录，这也成为西路军参与者撰写回忆录的又一契机，1957年8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3集收录了《苦战临泽》（秦基伟）、《陷入绝境之后》（李天焕）和《从祁连山到陇东》（肖永银）等作品。1959年出版社又推出了李天焕的长篇回忆录《气壮山河》，该书与同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的《悲壮的历程》相互呼应。两部书的作者分别是原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创作前互相有过沟通且都共用了邢石操等人的实地采访资料，因此回忆录内容互为补充，都从“虎豹口”写起，结束于“历史的总结”，较完整地呈现出西路军河西之战的全貌。

西路军话题重回文学主流视野是在新时期初期，不过最初仅仅是旧作重印式的回归。1979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的《〈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二集）收录了《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和《苦战临泽》两篇回忆录，随后其他出版社发行的选本也沿用此法，这种旧作新发的方式仅仅只是对西路军历史记忆的再唤醒。“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9，叙述赋予了历史记忆长久的生命力。西路军史蕴含的复杂性在1980年代史学领域探讨10的同时，文学层面的观照也稳步推进。

新时期初期关于西路军的文学创作主要由原西路军战士和西路军研究者共同完成，作者们并未从河西之战的全貌展现西路军战士的命运沉浮，而是有意聚焦于西征历程或个人成长中的某一特定片段。1980年原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在《解放军文艺》第3期发表了以“巾帼英烈”为题的短篇“革命斗争回忆录”，文章以亲历者身份详细描述妇女团退守祁连山后最后一仗“悲壮惨烈，惊天地而泣鬼神”11的情景，再现了妇女团掩护总指挥部和主力突围的全过程，以及妇女团指战员王泉媛、彭玉茹、吴福莲等出色的指挥才能。次年，西路军研究者董汉河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物传记《董振堂》，这部中型篇幅的传记用二十一节内容回顾董振堂将军的革命成长史，不过略显遗憾的是，传记对主人公进军河西走廊最后血洒高台的场景，仅用“英雄战死错路上”一节来呈现。

深耕西路军史的董汉河并未满足于人物传记《董振堂》的面世，而是基于史料档案信息与实地考察12所得，完成了专述西路军女战士命运的报告文学《蒙难记》。尽管1983年中央通过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5年前后有多部（篇）回忆录和纪实文学出版，不过《蒙难记》在1980年代语境下依然是带着话语突围的姿态出现的。文本内在蕴藏的思想锋芒让董汉河在最初投稿时，被《昆仑》等文学刊物以不宜公开发表或文本太长等理由委婉拒绝，随后其主动给兰州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文学双月刊《西北军事文学》投稿，被看中后根据编辑部意见以及主编“你如实道来，解除顾虑，不要吞吞吐吐，欲说又止，其它问题由我们负责”13的鼓励，于是他把六万字稿件扩充至内容更加丰富的十五万字。为从题目中突显出西路军女战士的悲壮辛酸命运而弱化被俘的遭遇，《西北军事文学》1988年第2期以“蒙难记”为题全文发表，实现了董汉河“想借报告文学的发表，为西路军的研究和创作找一个突破口”14的期许。

以《蒙难记》为起点，西路军题材逐渐成为1990年代以来红色革命题材文学的重要一支，紧接着出现了《西部悲歌——人类战争史上一页惨烈悲壮的实录》（袁志刚执笔，1990）、《西路军战俘纪实》（董汉河，1992）、《西路军喋血河西》（冯光亚，1993）、《红西路军丰碑录》（郭梦林，1996）、《磨难：西路军女红军团长的传奇》（王霞，1998）、《西路军》（三部曲：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冯亚光，2009）、《幻想症》（秦岭，2016）、《找寻》（秦岭，2016）、《西路军转战甘州》（王月明，2022）等多部呈现且反思西路军历史的红色文学作品。

二、史料钩沉与《蒙难记》诞生

1980年代“是一个报告文学狂飙突进的时期，或者说是报告文学快速成长的年代”15，报告文学成为与小说等并肩的重要文体。被报告文学创作热潮深度浸润的董汉河，结合自己史学研究背景，以及该文体以史料为基础和以真实为核心的特点，于是选择用报告文学来呈现西路军往昔历史。

报告文学写作需紧紧围绕“真实性”展开，并重点突出“生活真实”以此来保障文本的“艺术真实”与“本质真实”，而要确保生活真实，就必须建立在史料收集整理与考证辨析的基础之上。所以说，一部富有灵魂且具震撼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作者必然是“一个真实、自由、有赤子之心兼具智慧和胆识、深怀道德情感的大写的人”16。通过梳理创作脉络，可以发现《蒙难记》是一部意外之作，董汉河曾谈道：“《党史研究》编辑部先是给我寄来了两份《西路军大事记》的‘送审稿’，后又当面告诉我‘上面’不允许发表。投到他刊的相关论文，也迟迟不见刊用。怎么办？在困境中，我写成了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俘》。”17

这部意外创作的“很踏实、很有份量的报告文学”18，在史料运用与考辨方面颇为出色，作品“发表时，所有被采访者都健在，无人对其总体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19，这源于董汉河作为史学研究者从1970年代末便开始从史料的有形和有声两种存在形态持续收集西路军资料。

有形史料主要以文本或遗址等形态存在，是一种本就存在却常被世人忽略或遗忘的史料。董汉河在甘肃省档案馆发现的西路军专题档案和关于西路军的回忆录，以及从中央档案馆收集到的相关电报文献等均属于文本类有形史料。这些史料囊括了1936年西路军西渡黄河开始之后的大量第一手文献，为阐明“西路军西进的准确时间、准确地名、战场实况”20等争议性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让长期存在的相关学术论争得以平息。

另一实物类有形史料呈现为战场遗址和战争遗物等。董汉河重走西征路线时“从西路军当年抢渡黄河的地点——甘肃靖远县河包口开始”21，实地考察了西路军作战的战场遗址，并通过各类途径收集到大量当年西路军惨遭残害的原始照片。这些图片史料在对文本类史料提供补充印证的同时，更增添了作品内容的沉重感，所以《蒙难记》初版和再版时在文中或在开首页都引用了相关照片来呼应文本内容。

有声史料是以声音呈现出来，后经整理又以访谈稿或回忆录形式，成为有形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汉河在取证过程中不断深挖有声史料，多维度展现出原西路军妇女团和其他岗位女战士在战时及战后的曲折命运。他擅长顺着有形史料发现线索去寻找西路军战斗的当事人，第一次重走西征路线期间，他依据各类档案访问了多名流落到各地的西路军老战士，倾听原妇女团张怀碧、吴兰英和陈茶秀等老兵讲述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当然，他也通过熟知的老红军介绍西路军当事人。经老红军廖作庭夫妇介绍，他认识了原西路军前进剧团女战士陈淑娥。根据廖夫人对“陈淑娥的儿子刘龙，就是西路军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遗腹子”22的提示，他围绕这一话题对陈淑娥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对于陈淑娥讲述中的疑惑点，他多次赴北京采访其好友王定国，这位原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的讲述释疑了他对陈淑娥身份的猜疑，同时还收获了前进剧团其他人员的战斗事迹。此外，利用帮老红军整理回忆录的机会，他还“采访了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烈士的妻子杨文局（曾任西路军供给部保管科长）、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23散落全国各地的老兵。以实录的有声史料为底稿，加之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与考证，董汉河完成了《蒙难记》中“被俘的妇女先锋团女团长”“前进剧团的覆灭”“西宁‘新剧团’”“军长和他的亲人们”“11岁参军的陈茶秀”“甘州星火”等章节内容的撰写。

除了对西路军女战士史料的独家占有，时代契机也成为董汉河关注西路军女战士的重要原因。1981年开始受“党史研究有禁区，西路军史的研究就是禁区之一”24等观点的影响，西路军史研究随之遇冷25。西路军文学创作还未形成规模的背景下，影视产业迅速介入，并在1984年集中推出了西路军题材的电影《姐姐》和《祁连山的回声》26。两部电影均聚焦于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这一特殊群体，前者讲述了妇女先锋团幸存的战士“姐姐”在返队途中救助“小号兵”和裕固族小姑娘的故事；后者叙述妇女先锋团在向祁连山撤退时，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主动承担阻敌任务，最后全部光荣牺牲的故事。与同年上映的《人生》《黄土地》等西北题材影视作品相比，《祁连山的回声》虽未受到热议，但影片通过对革命背景下女红军群体内心情感、战斗行动、革命意志的描写，充分展现出革命女性的人性光辉。银幕上对西路军故事的呈现并未引来政治话语的批评，《祁连山的回声》同年荣获由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二等奖。随后，西路军文学层面的探讨便开始倾向于西路军女战士，以刘学江的《三个女红军的命运》（1984）为前奏，董汉河也逐步向这一焦点话题靠拢。

当然，个体内在的强烈使命担当更催生了《蒙难记》的快速问世，董汉河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露，“由于西路军女战士被俘后的悲惨遭遇和艰难的生活状态、使我寝食难安，不吐不快”27。不难看出，董汉河被她们身上的革命意志以及经受的苦难经历所感动，事实上，早在西路军史料收集整理初期他就已关注到“女战俘”这一群体，并持续采访原妇女先锋团和前进剧团的女战士多年而未断，形成了成体系的西路军女战士史料库。面对别人“你要写西路军女俘？我反对……你写她们被俘后的遭遇，不是给她们伤口上撒盐”28的提醒，董汉河始终坚持以告知世人真相为己任，于是在1985年写出了长文《西路军妇女团考略》，次年完成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俘》，一年后综合多方意见，最终定稿为《蒙难记》。

三、革命女性与被遗忘的创伤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延续”29，以极大破坏性带给参与者无可估量的创伤。“西路军失败后，遭遇最悲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她们“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回到延安者是极少数”30。董汉河从西路军繁复的历史中聚焦这群年纪尚小、走过长征、悲剧收场的革命女性，围绕战争创伤的“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三大本质特征”31作深度剖析，从被遗忘的创伤中审视惨烈的战争给个体带来的悲壮命运。

《蒙难记》中西路军女战士的故事主要从战时（西征开始至西路军营救结束）和战后（西路军营救结束之后至1980年代）两个时空并行展开叙述，其中战时时空重点描写战争创伤入侵到每个西路军女战士身体内部的具体表现，而战后时空则侧重呈现战争创伤后延对西路军女战士及其后辈人生轨迹的无形影响。沿着战争创伤在西路军女战士身上从入侵到后延的过程，董汉河透过创伤在历时时间线上与个体沉浮命运的共振，试图进一步阐明“西路军的失败，广大将士是无罪的”32，幸存的女战士不应在创伤影响中度过余生。肉体的、精神的、命运的战争创伤，撕裂且改变着战时及战后西路军女战士的生命轨迹，为《蒙难记》奠定了深沉的叙事基调。

战争暴力造成的肉体创伤是革命者无法回避的，在西路军女战士的记忆中，战斗中及被俘后时刻遭受着身体之痛。妇女团秘书李开芬记得倪家营子战斗是与敌人在恶劣条件下的浴血奋战，也是一场与饥饿的“战斗”，“妇女团剩余的四百多名战士，每天只能分到一桶水……每人每天的伙食是一两把炒谷子或炒荞麦”33。失败被俘后女战士处境凄惨，“三个活埋未死的女红军”34李桂珍、姚芝珍和马玉莲都经历了活埋前被残忍砍杀的遭遇，而其他每一位试图逃跑抑或反抗“分配”婚姻的女战士都惨遭凌辱与毒打。饥饿、砍杀、毒打的层层叠加持续摧残着深陷困境的女战士，形成了河西之战中妇女先锋团最显性的悲壮。

精神创伤把满怀期待回到延安的女战士推向无尽的绝望。《蒙难记》中多次写到西路军女战士突破重重困难到达兰州寻找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场景，结果多带着失望离去。书中以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的遭际为例，再现了营救接收政策变化后给“归来”的革命者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当王泉媛走进“八办”激动地诉说了“两年多来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要求尽快归队，回到党的怀抱”时，却被接待人员告知接收西路军失散或被俘人员的规定有新变化，即“三年归来不留”。拿着补助的五块银圆，流着不被组织理解的伤心泪，王泉媛沉痛地说道：“这里不了解我，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我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35一个“求”字，包含着不能回到组织怀抱的失落无助感，以及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西征失败也让落难中的西路军女战士的命运走向发生急剧转变，她们在坚决反抗被支配与被动隐退革命者身份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创伤。被支配的命运突出个体的内在被动性，陈茶秀、陈桂兰、苏佩珍、陈秀英、李玉珍、苟兴才、何德珍、何芝芳等大量被俘女战士惨遭敌人随意分配嫁给传令兵等，陈秀英落得自杀的结局，其余人则悲戚而木然的活着。而被动隐退则更强调个体的外在主动性，生存欲与责任感驱使从敌军魔窟中逃出的李桂芝、姚芝珍、马玉莲等流落民间的女战士，在回延安与被营救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与甘肃当地的马车夫、农民、放羊人、小摊贩、理发匠、小商贩、汽车司机、皮匠等结婚，然后默默等待时机寻找组织。其中，杨文局投靠好心的回族皮匠以此来保护革命烈士后代的选择是“痛苦的抉择”36，为了孩子她用漫长的一生忍受革命失败与失去至亲的悲痛折磨。

聚焦战后更长时段，河西之战给西路军幸存女战士带来的战后创伤，是历史问题持续争论以及战时创伤后延的结果，而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战后创伤波及面广且时间长。由于战后西路军诸多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且又受“左”的思想持续影响，大量女战士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生活困苦的同时政治上长期蒙受不公歧视，直到新时期以来才得到全面改善。与此同时，历史遗留问题将幸存者卷入战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给她们命运底色涂抹了悲壮色彩。幸存女战士的战后创伤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的同时，也不断波及子辈，形成强势的“跨代创伤”37，如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1968年去世第二天，女儿和女婿也难逃噩运38。

从创伤维度展现西路军这段“很悲壮的历史”39，董汉河结合口述史的历史叙事特点，“通过激发不同声音的发出、不同声部的合作”40，让女战士命运悲剧得到深度揭示。《蒙难记》透过女战士创伤完成对西路军历史的观照，也标志着“对西路军老战士们从精神上平反的开始”41。

结 语

“过去的事件和情形在根本上是不可观测的，只能通过对它们的记忆……来接近它们。”42存储于档案文献中的、散留于战斗遗迹中的、留存于幸存女战士回忆中的西路军红色记忆，历经漫长等待在新时期互为佐证补充的同时，共同编织出西路军历史应有的复杂性，也深度阐释了红色记忆的“精神指向和情感倾向本身”43与时代环境之间的繁复交织关系。报告文学《蒙难记》是西路军记忆的深度展现，在无限接近历史现场的过程中，融入对西路军历史的审视，使得西路军题材的文学创作走出了以往亲历者回忆录的沉浸式叙事模式，进而走向对西路军丰富历史内质的探索。

[本文系2023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甘肃当代红色文学的革命记忆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3QN02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红色记忆”从狭义的维度阐释专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1921—1949）的革命记忆。

2 43 刘起林：《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3 秦生：《红西路军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 21 32 董汉河：《关于西路军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一》，《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5 《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写于 1937年7月，参见李聚奎《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关于西路军的材料》写于1945年2月，原载于《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一书。

6 刘翎、闫永春：《红色经典带来读者新收获新体验》，《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2日。

7 程世才：《我为什么要写〈悲壮的历程〉》，《文艺红旗》1959年第2期。

8 石湾：《〈红旗飘飘〉的创办与结束》，《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10日。

9 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0 话题性文章有《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刊发了朱玉的《“西路军”疑》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以及丛进的《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等。

11 33 34 35 36 38 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28、11、48、180、165—166页。

12 “1979年9月，以董汉河为组长的课题组三人（包括郑子文和张德芳），重走西路军征战之路……经过两个多月的走访调查……根据所获材料，完成了三份关于西路军的考察报告，并先后在《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参见朱羿、黄珊《坚持以唯物史观研究西路军——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汉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2日。

13 18 39 编辑部：《在花岗岩上雕凿的女战士群像：〈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作品讨论会纪要》，《西北军事文学》1988年第5期。

14 17 20 22 23 24 27 41 董汉河：《卅年磨一剑 泣血祭英魂——我的西路军研究和创作》，《踏寻西路军足迹》，魏胜文、刘青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250、248、248—249、249、249、250、257页。

15 龚举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武汉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6 黄菲菂：《报告文学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112页。

19 董汉河：《西路军回忆录和采访调查著作的价值及局限性——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审读意见〉谈起》，《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5 相关事件有1983年的“《党史研究资料》事件”和1987年的“《历史研究》事件”。参见姜帆《碧血黄沙西路魂——西路军真相澄清始末》，《踏寻西路军足迹》，魏胜文、刘青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22页。

26《姐姐》由吴贻弓执导，叶楠担任编剧，宋春丽、王之夏等主演的剧情电影。《祁连山的回声》由张勇手执导，李茂林、张凤雏担任编剧，倪萍、王宝坤、张潮、周生等主演的剧情电影。

28 30 董汉河：“引言”，《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29 李公昭：《战争文学》，《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37页。

3 1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37 [美]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40 郑佳佳、马翀炜：《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2 [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