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系之舟：贾梦玮散文的越代感通
内容提要：贾梦玮的散文写作呈现出一种越代感通的特质，主动破除代际框架，借由绵延的非线性时间观实现了广阔的灵魂延展，跨越今生、近世与远古：于今生，他钩沉日常、提炼情感原型，并与先贤同构精神谱系；于近世，他以文化侦探之姿深入历史的罅隙，显影被遮蔽的公共记忆与城市旧痕；于远古，他则回溯历史深处重估叙事，将历史悲剧的根源超越具体议题，最终归结于专制对人性共相的普遍倾轧。这种写作根植于赤子之心的纯粹驱动，因而蕴藏着强大的道德势能，完成了情思共冶的知识分子伦理实践，在智性思辨与仁者悲悯之间确立了深广的人文向度。
关键词：贾梦玮 散文写作 知识分子范式 公共记忆
当代散文的蕴深在其超验性，此种超验性体现为对文明精神积淀的深度贯通，并借此实现文化体系的活化与再赋能。写作者需深汲历史文化精粹，于绵延时序中越代感通，完成文化融会，借此拓延文本的精神向度与认知视域。散文家贾梦玮的写作于多元时域间穿行，熔铸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普适，回望远古、近代与今生，为当代散文写作探赜历史与记忆之钩沉提供了殊为重要的范式。
一、越代之思：时间绵延与精神恒道
在探究当代散文范式的批评实践中，代际划分是长期通行的宏观坐标。研究者们多将特定生理年龄段的作家群体与其所历社会变革、思想浪潮、文化风尚强关联，进而归纳代际共性，尤以“70后”“80后”作家群研究为显例。然而，当目光聚焦于贾梦玮这类个案，既有的线性、共性导向的代际划分便暴露了适用边界。出生于1968年的贾梦玮在生理年龄上与“70后”作家非常接近。成长于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受市场经济、都市化与消费文化浸染的“70后”作家，其创作普遍呈现出个体经验内向化、都市空间日常化以及精神状态的游离与困顿，而贾梦玮的创作显然有别于这些代际症候。他不囿于同代经验，主动向更广阔的历史纵深与文化场域借取精神资源，于是不仅题材与主流写作有疏离，文本也呈现出了无龄感的气质。所以他可以向“60”后及更远处借砝码来称量历史的重量，也能与“70”后甚至“Z世代”写作者对话当下的世情人心。
贾梦玮的散文的无龄感根植于生命深历与阅读膏沃的交互涤荡中，少年时代的孤身涉世，十年谷仓书斋中的沉潜阅读，世事风浪与万卷涵泳的滋养奠定了丰厚的生命与文学实践。出版于1999年的《红颜挽歌》（再版更名为《红颜》）、2005年的《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再版更名为《南都》）和新近出版的《往日情感》辑录了贾梦玮不同时段和题材的散文，呈现了他与纷繁之物的心灵共振，以及一种流动的、具有生命力的绵延特质，并殊途同归地抵达对人的普遍性关怀。
贾梦玮置身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宏大叙事与个体关怀的多元张力之中。其独特的间性位势非但未引致迷惘，反而内化为其拓宽视域、深植识见的滥觞。此种贯穿多重场域的审视姿态，形塑了贾梦玮内在的复调性思辨特质。他能够同时容纳并理解多种声音、多种观念，从而塑铸出融汇多维、深度交织的认知体系，使其思想不显滞涩，反而流转自如，从而对线性单一的宏大叙事形成了内在的消解。由此可见，其“非代际”并非简单地“不属于”某个时代，而是一种主动的去中心化姿态。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提出了“绵延”的哲学概念，指出“绵延”揭示了一种非空间化的内在时间，展示了记忆与生命的堆叠与互渗，过往、此刻、未来可视为融为一体的动态进程。1贾梦玮的散文正构建了这样的主体性时间，其内在的时间绵延性带来的是灵魂延展度。《往日情感》《红颜》《南都》所涉时域上至商周，下及现世，如此广阔的时域中完成的是一种书写即在场的记忆再现。他将枯燥史料、沉寂遗迹与日常见闻，经由赋情与赋理，重塑其生命。这种诗性勘探使得读者得以遥想古代仁人志士之面容，触摸红颜之泪痕，谛听南京公馆建筑群之讲述，乃至深潜个体记忆之江河。此种跨越三生三世的精神向度，具象地呈现于其散文三部曲，今生一梦溯洄而上，穿梭于多元时域寻觅粲然开显的魂灵，构建出以当下意识对历史深层进行叩问与激活的独特场域。
《往日情感》完成了今生今世所见所闻、所爱所感的生命化回溯。《此岸》探讨人们在对彼岸的憧憬和对此岸的留恋之间徘徊，这种对存在境遇的深刻叩问，使得散文超越了个人视域，展现出灵魂向宏大命题的延展。《摇篮》这一常见的私情题材书写中，贾梦玮的笔触超越了对私人生活记忆的复现，其深邃洞察源于生命经验的本真体察与书卷涵养的内在驱动。他并不囿于个体对摇篮的温情回望，而是以其独特的生命化阅读，将个体经验置于宏大的文化与历史参考系中进行审视，钩沉剔抉，融汇百家。这种贯通古今、横绝中外的材料取用，使得摇篮的意象得以脱离单纯的物理承载，升华为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命依归与精神原乡。贾梦玮的创作实践证明，有效的抒情生产往往建立在作者与不同时代、地域的精神对话之上。正是在这种广阔而精微的穿梭与汲取中，贾梦玮赋予文章丰赡的思想维度与人文底蕴，从而超越个人叙事之囿，直抵对人类共通情感与生存境遇的深层叩问。
《南都》则承载了对城市文脉所追溯、所考辨、所重建的近世记忆。这部作品聚焦于南京古都，以文化侦探之姿考辨历史遗迹，钩沉被时间掩埋的记忆。他笔下的权力更迭、文明劫难、信仰韧性、人道主义，让过往云烟与当下社会发展、人性困境乃至个体的情感挣扎构成内在而隐秘的共振。回望使得历史不再是疏离的他者，而是与回望者们休戚相关的精神遗产，贾梦玮作为高灵魂延展度的写作者，深入历史的罅隙中，让古今共情成为可能，从而显影出共时的人生。
而《红颜》则向更远处回溯，借由中国历史中女性的命运悲歌叩问人权议题，超越了简单的性别叙事，直抵人权与专制抗争的根本。贾梦玮所构建的，是一种跨性别的认知共情、跨时空的灵魂互渗。他打破了自身作为现代男性写作者的视角边界，深潜至古代女性的内心世界，体察她们的悲欢离合，追缉导致女性命运悲剧的真凶。尤为珍贵的是，他并非将古代女性扁平化为父权压迫下的受害者，而是试图呈现她们作为“人”的复杂性，描摹其欲望、挣扎、韧性乃至微弱的抗争。这种共情入微使得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再是死的符号，而是在当下犹有余音的活生生的灵魂，历史也因此不再是静态凝固的图景。他将古代女性的命运悲剧，与当代的性别议题、社会公平问题进行隐性勾连，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
贯穿今生、近世与远古的回望，绝非感伤的怀旧或情感的沉溺，毋宁说是一种积极的寻找与救赎。散文三部曲共同对抗了时间对记忆施展的噬魂术，将那些被尘封的“历史的软成本”2打捞上岸，将微末记忆、个体情义和城市旧梦同样视为值得存盘的精神火种。这种回望，建立在其深厚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既是文学担当与思想自觉的彰显，亦是其越代之思的原动力与终极旨归。贾梦玮的文学史观不在记录原相，而是通过历史的切片勘探人性恒道，寻觅到时间洪流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的某种恒定的人性本质和情感原型。他的灵魂能够穿透时空，触测不同面目的人的温度，实现主客体的相互渗透和灵魂共振，正是基于对人性永在的深刻体认。对恒道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超越特定历史语境，达至普适的人性思索和审美感知。
二、人间肌理：生命纵深的多维探勘
散文三部曲虽然写作的时期不一、写作对象的年代不同，但都呈现了贾梦玮对回望与记忆的珍重。记忆与遗忘向来是文学写作的核心议题之一。瓦尔特·本雅明将回忆盛赞为人类生存的本质，“已被内在化的此在之一切力量”都来自回忆，没有回忆，即使此刻美得惊心动魄也是空洞的。3贾梦玮的散文即是对记忆的深邃观照，将回望提炼为探勘生命原乡、洞察人间肌理的要径，进而于时间褶皱中显影恒久的情感神髓。
贾梦玮的散文写作是一场关乎精神存续的文学实践。回望是他写作的核心能量场，他坚持借由文学为往日立档，打捞那些被时代洪流冲刷而去的“历史软成本”，深知历史的经验、人性的教训若陷入遗忘，人便会在困境中轮回往复。故其笔耕，实乃一场对抗遗忘的战斗。相较于宏大史观，个体凡俗生命之记忆常被无情黜落。朱天心的《古都》中发问：“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赖香吟《天亮之前的恋爱》中有一段对记忆触目惊心的悲叹，则回复了朱天心的疑问：“是的，不算数。然而，你不是唯一一个，我也不是。”4在主流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无数个体记忆被判定为“不算数”的耗材，而贾梦玮的写作，正是对这种历史权力逻辑的抵抗。
《往日情感》中收录了获得汪曾祺文学奖的《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一文。贾梦玮以地铁为微观社会场域，深入剖析现代都市生存的复杂肌理与个体生命的无常流变。其对地铁的体认彰显一种深刻的内在悖论。贾梦玮将地铁本体论升华为美学符码与存在论寓言，他敏锐地捕捉到地铁作为文艺原型意象的普遍性，使其超越物理属性，成为承载人类情感共振与都市现代性忧郁的容器。他通过对全球地铁文化与感官叙事的跨文本审视，将地铁具象化为“行走的部落”，于此深悟地上地下，都有人生的十字街头。贾梦玮对地铁的深度解构，实现了于微观中见宏大、于日常中寓哲思的深刻洞察，尽显其文学视野的卓越。一个散文家的工作就是诗化世界，为嶙峋骨架喂养充沛的血肉，从而使坟堆亦闪烁磷火。李泽厚在《世纪新梦》中曾指出：“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5。贾梦玮写地铁、酒具、布鞋、塔，诸多看似平凡日常的所见所闻，但他能够通过对私我经验的诗性提炼，实现从个体到普遍的升华。他以哲思的目光审视这些记忆，从中抽取出具有共性的人类情感模式与生命状态。这种提炼过程使其今生经验凝聚成独特的情感模型。贾梦玮所感佩者，往往是那些在历史洪流中坚守独立人格、担当文化使命、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的先行者。贾梦玮对他们的感佩，是其自身不系之舟般自由精神在历史坐标上的寻根与确证，亦是对人性恒道的捕捉。他与这些逝去的灵魂之间，形成了强大的魂魄相依与精神共振，以一种转世灵童般的越代感通来构建他个人的知识分子精神谱系。《卧龙岗的理想》中，贾梦玮刻意强调义的长线价值，通过诸葛亮祖孙三代的牺牲，证明真正推动文明进步的从来不是权谋机变，而是超越个体生命的精神信念。而他对范仲淹直抒胸臆的想念，则提示我们真正的精神成长，往往发生在人生的 “花洲”，那些看似失意的转折点，恰是重新定义生命价值的起点，花洲书院的春风穿越千年仍在吹拂，理想主义者的真正胜利在于精神的薪火相传。他还指出王鏊、柳亚子等人提供了辨别和重组传统的材料，让人免于沦为文化的浮萍。写作者必然生存于文化的累积绵延之中，或因循承弊囿旧自缚，或离根逐末断流图新。贾梦玮的散文接通了旧传统与新文明，对不同的世界同时投以眷注。那些魂归一隅的历史人物于彼岸等待来自新世纪的目光回望，对视联心之时，便建立了恒定的精神谱系，使贾梦玮这叶不系之舟虽自由，却不迷航，于情义真善之途，追索不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这一跨越时空的知识分子传统之中。
贾梦玮还敏锐地捕捉到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流变与内在困境。《知识分子的表情》中，他着重描摹知识分子从“眼神贼亮”到“表情麻木”的变化，犀利揭示了其精神从功利走向犬儒，乃至最终荒漠化的轨迹。其笔墨并未止于诊断，而是援引游士传统与青年学者的探讨，为这一精神症候提供了历史参照与微光。范仲淹“宁鸣而死”的宣言、德清夜谈的炸雷轰鸣，皆暗喻着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如同地底岩浆，虽遭现实岩层重压，却从未停止奔涌。文章最终落在对“表里一致”的呼吁，看似平实，却直击知识分子精神的枢纽。在一个装疯卖傻被视为智慧的时代，坚持“表情与灵魂一致”需要何等勇气？他打破了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模糊了历史写作与现实写作的界限，从而在微末处洞见普遍人道，于遥远处寻觅精神知己。
“历史是原初时间的一种贬值，一个缓慢的，无可阻挡的，以死亡为终结的倾颓过程。重生是对变化和灭亡的治疗法。过去在每个轮回的尽头等待。过去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6奥克塔维奥·帕斯捕捉了历史记忆的双重本质，那是线性时间中不可避免的物质磨损与精神遗忘，是一个价值持续倾颓的过程，同时，过去并非全然死寂的终点，它始终作为一个潜能性的、可被再度激活的时代在等待。这种倾颓与重生之间的张力，恰是《南都》所直面的命题，贾梦玮凭借其写作中开阔的公共视野与历史维度，对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刻的文学回应，为南京城的记忆施行了重生回魂式的疗法。这部二十年前的力作标记着其思想与情感在公共领域的远涉，他超越了传统历史叙事与地域书写之囿，将私人情感与思索融汇于对城市公共记忆的文化侦探之中。《南都》并非传统城市志或地方志的考证编纂，而是对城市文化史进行注入情思温度与哲学思辨的诗性勘探，他选择公馆建筑群、教堂等具象建筑物作为切入点，直面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承受的政治变迁、战争创伤和文化碰撞。他笔下的近世南京，是现代性进程中权力、信仰、文化、人性等多重力量的试验场。这种记忆重建，是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具象化反思，揭示了城市作为历史承载者的复杂性，它既是文明摇篮，也是劫难受害者，更是现代意识形态塑造者。而贾梦玮不仅是历史叙述者，也是记忆打捞者，力求复原被时间尘封的城市记忆与人间悲欢，其书写超越了情绪化的怀旧，而在考辨中追问现代文明的得失，实现了从私人情感向公共记忆的跨越。
《南都》清晰呈现了权力印记与空间变迁的深层互文。在《南京：两座洋楼的延续》《憩庐·美龄宫》等篇章中，公馆建筑群被视为特定历史时期权力运作的物质载体。楼宇兴衰，瓦砾沉默，构成了政权递嬗与时代精神变迁的物质化表征，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对历史空间的铭刻与侵蚀。这种铭录了时代指纹的书写使得记忆不再是抽象符号，而是触测得到人世浮沉与肉身温度的具象体验，个体生命图景构成了城市空间的骨架与血肉，贾梦玮让近世人物的传奇在建筑休眠后仍能呈堂证供，以虚空之态扎根于公共空间，从而使后世人仍可共在于历史现场。贾梦玮还热诚地探寻信仰韧性与文明之光如何在劫难中存续。在《南京的教堂》《战争与菩提》等篇章中，他通过宗教建筑在历史劫波中的存毁与变迁，见证信仰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力量，更揭示中西文化在金陵这片土地上的碰撞与融合。金陵机器局到佛像制造的转变，是文明在破坏之后以另一种形式自我修复、精神得以延续的深层隐喻。他构建了创伤记忆与文化韧性的辩证书写，使城市文化史研究从事实考辨易形为对人类精神潜洄式的探寻。
贾梦玮对公共空间与集体记忆的重构亦是着力点。在《文德桥：半个月亮和半个月亮》《金陵啊秦淮啊》等篇章里，他深入分析公共空间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意义。他独到地重估传统秦淮文化，突破其固有标签，肯定其市民生活艺术化的独特价值，凸显城市文化的多维性与复杂性。这种重估不仅是学术上的探辩，更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赋予那些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甚至污名化的城市文化如秦淮风月以新的尊严和价值。他通过去中心化视角，揭示公共空间作为记忆载体的多层次和非单一性。这是一种越代之思在公共场域的具体体现，他以现代眼光，审视并重构了历史的公共记忆。在《南都》的记忆书写中，贾梦玮对知识分子风骨的深情描绘，无疑是其笔下极具力量与温度的一笔。他聚焦南京大屠杀这一民族创痛，着力彰显极端环境下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个体良知，他避免将集体记忆局限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升华为对普遍人道主义精神的颂歌，构建出具有恒久性、超越性的公共情感。
《南都》通过对建筑的考辨与记忆的重估，最终显影出南京古都深层的精神褶皱。这些褶皱并非单线流淌的城市年表，而是漫长历史中文化与情感更迭沉积的灵魂纹理，较之南京城具象客观的地理表层，具有更宏阔灵动的生命景观。贾梦玮的笔触，正是拨开这些褶皱，揭示城市深处那些被遮蔽、被遗忘却持续影响当下的精神印记，还原城市以有着肉身温度的记忆、情感与生命，让每一处建筑都成为一处记忆场域，以散文笔法炼出集体记忆的显影剂。
贾梦玮的散文创作，因其人文底色和温度在文学场域中擘画出一条别具一格的思想弧线，而其独特的性别自觉，则构成了他对人间深度勘探的重要驱动。这条弧线起始于对历史深处普遍人权命题的宏阔批判，将历史女性的命运置于普遍“人”的境遇中考量，回溯并内化于对个体经验与当下性别规训的精微审视。
贾梦玮对普遍人性的悲悯与性别议题的超前洞察，在其早期力作《红颜》（原名《红颜挽歌》）中已展现出非凡的格局与穿透力。该作的核心旨归远非简单的女性史叙事所能涵盖，写作者超越了狭隘的性别立场，而是作为人权主义者将笔锋直指专制对人性的无情蚀刻与异化。在《此情脉脉——说宫怨》《红颜狰狞——说宫妒》等篇章里，他不仅描绘了宫廷女性的哀怨与争斗，更将其置于系统性压迫的宏大背景之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森严宫廷制度对女性生命与人性的深层戕害，进而抛出核心命题：“在专制权力面前，男女一样会失去人性。”这种洞察超越了表象的性别斗争，直接刺破权力对人类灵魂的根本性扭曲。他明确指出女性困境并非孤立个体现象，而是根植于制度性压迫与结构性不公，性别并非独立的生物学概念，而是与权力、社会结构、经济分配紧密相关的社会构建。贾梦玮亦不乏对万艳同悲之中主体微光的捕捉。《关于虞姬》中，他认为虞姬的悲壮抉择超越单纯爱情悲剧，而是一种主动的生命姿态与人性光辉，强调其个体意志的闪现，而非被动牺牲。对于《无字碑》《从兰儿到慈禧》中执掌最高权力的女性，他呈现其功过是非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标签，力求还原历史人物的多维面向，展现她们在权力旋涡中的挣扎与抉择。对于被历史工具化的女性，如《西施的归宿》《墓草青青》，贾梦玮也试图发掘其在被宏大叙事塑造下可能存在的个体考量，旨在将女性从男性掌握话语权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还原她们被遮蔽的生命本真。这种努力体现了共情与想象力的拓展，即超越经验局限，通过深刻共情力、慈悲心与想象力，进入异性生命世界，感受她们的喜怒哀乐，理解她们的困境与抗争，迥异于许多写作者在写作类似题材时表现出的把玩艳史的姿态。一个男性写作者是很容易在另一性别的书写中金蝉脱壳的，但贾梦玮放弃了置身事外，他通过对史料考据与民间故事挖掘，深情地还原了女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活图景乃至内心世界的自主构建。
《红颜》中对人性压迫的深刻洞察与批判锋芒，回溯至当下的个体经验仍然呈现了贾梦玮性别自觉的近身审视与智慧。最新的散文集《往日情感》中《男儿有泪》一篇撕开男子汉神话的温情面纱，直指性别规训对人性的暴力扭曲。“疼得大哭”与“强作坚强”的挣扎，是每个男性的精神“断奶”仪式，揭示了文化对天然情感的无形阉割。而女性哭泣与男性哭泣的反差待遇，更深层地揭示出性别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女性被允许柔弱以换取保护，男性则必须刚强以承担压迫，两者皆为性别刻板印象的牺牲品。贾梦玮由个体体验切入，解剖一个民族的情感畸形，批判文明对人性的深刻异化。这种对男性气质的自我解构与《红颜》中经常出现的性别代入反转不谋而合，展现了贾梦玮的性别自觉并不停留在识别性别不公的批判性自觉，而是一种超越性自觉，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性别易位思考，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下男女命运的结构性不平等，并揭示了权力、欲望面前人性的普遍共相。在《“祸水”之“水”》中，他大胆设想，若专制帝王皆为女性，男性围绕女皇争风吃醋，其媚功同样足以倾覆社稷，将传统污名化标签反转代入男性，彻底颠覆了性别偏见，有力昭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权力不受制约的专制本身。《红颜狰狞——说宫妒》里，贾梦玮深入阐述后宫因争夺利益而滋生的种种罪恶，继而提出思辨性的反问，若将此情境性别反转，男性处于类似被争夺的地位，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嫉妒和争斗？他以争夺海伦而爆发的特洛伊战争、庞涓挖孙膑膝盖骨等男性间因利益冲突的极端行为为例，精辟揭示了人性中的嫉妒和争斗欲并非女性独有，而是在特定权力与利益环境下，无论男女皆有之。《此情脉脉——说宫怨》中，贾梦玮深入剖析中国文人因自身命运与宫人相似而产生的宫怨情结，将士人争幸邀宠的官场困境与宫女的哀怨互文：若女性处于类似的政治地位，是否也会产生此种“怨”的心态？这种贯穿始终的性别代入与反转思考，不仅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更使得贾梦玮笔下的人性审视超越了表层的生理差异，直抵权力结构与制度压迫对人类共相的普遍性扭曲，其性别自觉展示出了他对构建新的性别关系和可能性的尝试，他能够谦逊地认知到作为男性无法完全体验女性的生命，于是诚挚地以共情理解他者，反转视角，而非简单的将他者同化，正因如此，贾梦玮笔下的性别体现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构建的复杂性，他不仅在回望中国古代女性的千红一窟，更是在参与一场跨越古今、性别平等的精神对话。
从《红颜》中的历史批判到《往日情感》中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深切反思，贾梦玮人文思想逐渐完整圆融，他的人本主义底色天然超越了“女权”或“男权”的标签，直指人的普遍性。《红颜》再版时删除了旧版《红颜挽歌》中的“挽歌”二字，亦是贾梦玮持续自我迭代与思想升维的体现。红颜本身即为具体的、可感知、有温度的个体生命，而不是抽象的命运悲剧载体，他笔下的女性原本就有着压迫之下的复杂生命力，而不仅仅是被书写、被同情的客体。这种为隐匿主体显影的实践，体现了贾梦玮强烈的伦理自觉和人文担当。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常常是沉默、缺席的，是乱世之祸水，盛世之陪衬，贾梦玮通过入微考辨与深情描摹，将这些无声的生命重新带回历史舞台，归还她们声音和尊严。
三、 价值形塑：知识分子范式与人文观照
贾梦玮的创作深植于对真诚的极致追求。他坚信，文学若无赤子之心为引，其根基必将动摇，灵气亦会消散，“没有了赤子之心，弥散了那个‘真元’，干什么都干不好，做文学尤其不行”7。这与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中对“诚”的重视形成共振：“其‘本’为‘诚’，以‘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 故‘不诚无物’。”8无诚则言无根基，物我割裂，散文亦如此。散文作为一种高度强调作者在场的文体，要求作者无法逃避，必须裸露灵魂，要将创作者的自我置于作品及其所承载的真理之下。
贾梦玮在《南都》和《往日情感》中所感佩的知识分子们葆有对正义的激情，对真理的渴求，对美的憧憬，正与其所追崇的赤子之心不谋而合。这种纯洁是生命品格的深层淬炼与升华，内蕴着对生命理想的终生追索以及不为现实功利所扭曲的道德原力。它赋予其思想以穿透力，使其得以澄澈之心观照世间万物，捕捉最本质的真理，并在深邃洞察中葆有清明，不为知识所蒙蔽，亦未为世事的复杂所消磨，始终执着于对真理和美的追索。这种纯粹性，构成了其知识分子批判最深层、最坚韧的道德动力与情感基底。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常使公共空间弥漫谎言、伪饰与犬儒。知识分子欲真正担当守望者之责，发出清醒而有力的声音，必先拒绝同流、抵御诱惑，这份力量正源自一颗不为既得利益所囿、不为权力话语所挟的赤子之心，它意味着对真理无条件的求索，对弱势者天然的悲悯，对不公现象本能的义愤。
贾梦玮擅长从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切入，将个体情感的悲悯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人性困境紧密勾连，从而将私密的赤子之心升华为对普遍人性的终极关怀。例如，他对“士不过是皇上的‘妾’”的论断，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士”阶层依附皇权的深刻洞察，更是一种对普遍权力关系中依附性人格的隐喻批判；对于宫女们被皇宫葬送一生，他直指“这是封建专制对人性最残酷的扼杀，是人类历史上的极罪之一”；评议皇后邓绥临朝称制的后半生，他犀利地指出专制权力无论掌握在谁的手中都将是一种恐怖的东西。胡梦华的《絮语散文》中说散文要使人对文便能“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9，正是贾梦玮的赤子之心赋予了散文一种不容置疑的道德势能，当他以赤子之心直陈时弊时，其论断自带一种正义的穿透力，文辞如璧，而其精神则铿然若金。在一个充斥着符号表演与犬儒主义的时代，赤子之心本身即是一种强韧的反抗性存在。
贾梦玮首部散文集付梓于1999年，恰逢学者散文在文坛勃兴，渐成潮头。他的散文正是在这一特定时代际遇中，对彼时文体探索作出了具象而深刻的回应。学者散文的兴起是对传统散文范式的破局，更是对人文精神式微之局面的深切反驳与疗救，不仅拓宽了人认知内外世界的边界，洞察了知识溯源的本初路径，更肩负起对抗文化工业娱乐化浪潮的使命，力挽知识本体于倾颓，重塑知识本体与生命经验的内在融摄。贾梦玮以其历史文化散文展现出一种深远的根性精神向度，将广博的阅读与深邃的思考熔于一炉，使其散文具备了深厚的根性。这种根性内蕴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情义的坚守，以及对知识分子品格与智性的敬畏，中国古典文化精神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崇高的价值根基，更使得其作品拥有了跨越时空、烛照人性的延展力。这种由超越时空藩篱的智与仁熔铸的根性，正是贾梦玮的独特辨识。
贾梦玮散文的深邃之处，正在于其智性思辨与仁者悲悯的内在张力的融洽。他对笔下人物，无论是生活中遇见的普通人，战火中的知识分子，深宫桎梏中的女性，皆怀有深厚的同情与体恤。此种悲悯，使作品逾越了纯粹的理性分析畛域，充盈着人性的光辉，如《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中反思屠杀与慈悲的轮回，以仁之悲悯涵纳智之锋芒，令批判润物无声，思辨达乎人道。《我在这儿呀！》一文，贾梦玮以其洞微之笔剥开张爱玲传奇表象，直指其作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他独具慧眼地指出，公众对奇女子的追捧，本质是一场精神剥削，当张爱玲被异化为猎奇符号，她的孤独、痛苦与对平凡生活的渴望被选择性遗忘，这种神化实则是对个体生命的暴力拆解。作者以张爱玲为镜，照见的不仅是一个才女的凋零，更是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遍困境：当真与善无法同构，当个体言说被奇观化或政治化所扭曲，我们终将陷入集体性的精神蒙昧，失去对真实人性的感知体认能力。真正的尊重，是允许每个人以“人”的姿态存在，而非沦为任何叙事的注脚。
这样的写作可以窥见贾梦玮对大文章传统的赓续。他秉持散文应“不是无关痛痒的，而对世道人心有自己的立场和说法”10的信念，使其作品逾越单纯的审美藩篱，更肩负起重要的社会与文化职责，成为富含思想含量与人文关怀的精神载体。此等担当，使他的散文融通古今，以文载道，亦以文传情。他的散文犹如一种炼金术般的转化，冰冷的史料与抽象的哲思，经其笔端被赋予生命的体温与情感的肌理；宏大的理念，则沉淀为具象可感的生命况味与个体悲欢，知识与生命、理性与情感、智慧与悲悯共冶一炉，情思合一。智与情构成相互激荡、彼此成就的生命力场。他的批判之所以有情，源于赤子之心的悲悯使其始终保有人文的温煦；他的悲悯之所以有智，则因知识分子的清醒使其能直抵悲剧的幽微根源。智性与悲悯互为根柢，共生澎湃，赋予其散文独特的深度与广度，使其在学者散文的智性脉络中，独树一帜地注入了深沉的生命体温与人文关怀。
结 语
波德莱尔曾为“书籍”这一理想造物，描摹过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形象“石头梦”：“‘梦’是因为它要求自由，因为未知、勇敢、冒险和幻想；‘石头’是因为它的性质，坚固、结实……是通过对语言、词汇、语法孜孜不倦的锤炼得来的。”11这一文学范式在贾梦玮的创作中，经由其人格与学养的同构，获得了颇有机缘的在地阐释。其文之“玮”，是为根基，超越磐石之坚，而臻美玉之质，其智性维度，体现于深厚的阅读与考辨，铸成其严谨沉雄的思想骨架；其伦理维度，规定于“赤子之心”的为人品格，奠定其悲悯真诚的价值底色。基于内在质素之坚，梦是其精神坐标系内展开的灵魂远征，并非无根的远游，而是有思想重力的主体性自由，即“不系之舟”在勘探历史与人性疆域时，所能抵达的智识深度与情感半径。贾梦玮的散文创作，超越了个体经验与时代藩篱的局限，在主体性精神场域中实现无限拓延，由此构建起贯通远古、近世、今生的复调性认知维度，其深层旨归乃在于对人间肌理与生命纵深的探勘。此般图景，正是其古今融通、情思共冶的独特理路所铸就，以现代意识激活历史幽情，于古典气韵中涵泳世俗日常，复于时空叠错处重塑记忆之绵延，不仅弥合了时间与文化的表层断裂，更深切揭示了人性恒道。其写作实践校准了既有关于作家与时代互动关系的认知，且拓宽了散文作为智性与情感共载之文体在知识生产与人文观照维度的边界，进而为当代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场域，提供了一份兼具深度思辨与广阔人文视野的珍贵范式。
注释：
1 参见[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4—77页。
2 参见贾梦玮《历史的情感成本——〈钟山〉的“个人史”叙事》，《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3 参见[德]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95页。
4 赖香吟：《天亮之前的恋爱》，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27页。
5 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6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陈东飚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8页。
7 贾梦玮：《一灯如豆，最晚熄灭的那是我的光；赤子之心，失去了干什么都干不好》，《青年报》2021年6月14日。
8 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元好问全集》（第3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9 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17卷第3期。
10 李舫：《“我的朋友贾梦玮”——贾梦玮其人其文》，《文艺报》2025年5月7日。
11 [比]菲利普·图森：《急迫与忍耐》，曾晓阳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