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资源变迁与21世纪诗歌的形象重构
内容提要：追踪新诗话语资源在21世纪的变迁脉络，是重新认识新诗形象，为21世纪诗歌作“史学化”认知的有效途径。21世纪诗歌的主体形象建构受到中国传统“文学/文化”观念、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消费语境下的文化观念、新媒介和人工智能科技背景下的新理念等潜在话语资源的综合影响。尤其是，当下诗歌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传统和母语精神的侧重，以之确立了自身的发展路径，支撑了新诗传统的生成。同时，城市话语资源的内部整合，特别是生态观念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诗歌对城市未来空间的想象实现着同步更新。此外，新时代诗歌从崇尚“及物”的介入式诗学中，找到“微叙事”这一普泛路径，拓展出一条深化“词与物”内在联系的进阶之道。21世纪诗歌的形象重构虽存有限度，但它已确立了自身的新质，昭示出未来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
关键词：21世纪诗歌 话语资源 传统文化 城市话语 微叙事
言及21世纪诗歌，在承认其接续前代诗歌话语资源和艺术观念的前提下，评论者们往往会凝视其时间之“新”与文本之“变”，试图为它勾勒形象轮廓，进而得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结论。例如，诸多批评家均指认21世纪诗歌逐渐远离了凌空蹈虚的神性化书写，以及过度贴合日常的情思模态，它正处于抒情个体与时代现实的多元交流语境，为新的美学生成积蓄着力量。沿着这一形象认知，辨析21世纪诗歌的发展趋势，学界的视线多聚焦于处在动态变化中的“生长性”因素，倾向于将诗坛的不断整合与重组视为常态。然而，对于诗歌中已经积聚的稳定势能或宏观走向，则多受制于时间距离尚未充分“拉开”的论调，导致未能生成具体而深入的史学判断。
事实上，21世纪已然走到四分之一的历史节点，从1990年代迈入新千年的震惊与新鲜感，乃至由此生发的对未来新世纪文学的期待，已呈明显的“降温”态势。一些论者立足新诗常态化的一面，潜心发掘蛰伏其间的组构规律，表现出为新诗在21世纪主导走向把脉、重构新诗形象的理论自觉。在这一过程中，考量新诗生成所依赖的话语资源，尤其是它在21世纪时间系统内部的变迁，是重新认识新诗形象，为21世纪诗歌进行“史学化”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纵览目前涉及“新诗形象”的研究成果，关联精神形象、语体形象、意象形象等不同幅面，一般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透视作为写作者与抒情者的诗人主体形象；二是研习新诗文本中作为意象谱系的经典形象；三是探究新诗在追求艺术结构与抒情结构平衡中沉淀而生的文学史形象。以上三个关联性要素筑造起“诗人—诗文—诗史”的立体结构，彼此相互依存，频繁渗透，共同参与了新诗的形象建构。且从宏观视角审视，第三个维度的支撑力度更为显豁。本文即立足于此，通过比较1990年代诗歌与21世纪诗歌，以及21世纪诗歌不同发展阶段话语资源变迁同新诗形象塑造的联系，尽力为21世纪诗歌的主体形象作出描述，并适度预测其发展走向。
一、传统文化话语资源的再度激活
除了显性的历史话语资源，21世纪诗歌的主体形象建构存有四个潜在的话语资源，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学/文化”观念、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消费语境下的文化观念、新媒介时代和人工智能科技背景下的新理念等。其中，新诗分别同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观念的联络起伏，塑造出百年新诗中一个个“阶段性”的形象面影，不同阶段之间的呈递性、联系性，也奠定了新诗的整体性格局。1980—1990年代，新诗的话语资源集中于西方诗学和消费语境，行至21世纪，传统文化和新媒介、新科技理念顺位前移，成为新诗形象建构的主体影响源，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态度，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在21世纪的未来走向。吴思敬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及“在传统与现代间行进的诗学”，论述的是1949年到新时期前的诗学样貌。就论题本身涵盖的信息来说，它实际上切中了百年新诗形象生成的两条主要路径：一是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诗思。新诗人的使命，则是游移在两者之间，避免落入“复古”与“西化”的窠臼，探索出专属于中国新诗的话语平衡。现代文学时期，新诗人需要克服的“影响之焦虑”，大都源自古典诗学的精神浸染，西方现代话语的汇入，督促中国新诗人广泛借鉴、吸纳现代诗学的形式技法，并引发自身产生了一系列的艺术新变。很多人据此得出印象，认为新诗存在一个在西方影响下扬弃古典写作范式的巨大转变，它逐渐脱离了母语环境的思维约束，对位世界文学的广阔文脉寻求变革之可能。
在摆脱传统影响的过程中，中国诗人依然无法全然拒绝来自“传统”的吸引。生长在两种话语资源之间，作家多采取斡旋中西诗学的态度，一方面借鉴西方诗学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忘将新诗同古典诗歌两相化合，使新诗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成熟性。与现代文学时期相比，留存在21世纪诗歌内部的“影响之焦虑”，已然发生了显在的位移，“焦虑”的核心由古典文学召唤演变为西方诗学影响。诗人们熟稔调用“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策略，向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两个话语资源同时开放，又在双向汲取营养的过程中，对古典诗学因子和传统文学要素作出侧重，目之为21世纪诗歌本土话语资源的中心内核。霍俊明曾批判的“那么多中国诗人的背后都站立着高大的西方大师们的雕塑，那些阴影仍在一些诗人欣欣然的仿写、重写和翻译体的写作中加深”1的现象，在21世纪诗歌特别是2020年以来的作品中日渐式微。大多数诗人跳脱出“走向世界诗歌”的焦虑，他们守持平和的心态，重新寻觅由文化传统激活的创作生长点，具体在三个向度上展开实践探索。
一是紧密加强同中华古典诗学传统的对话，自觉调用蕴藏于传统文化中的话语资源。写作者们普遍意识到，中国新诗在精神和技艺层面同西方现代诗歌的联系，远不如它们与古典传统的因缘更为密切。如古典诗学中的固形化象征体系、格律性和音乐性的形式美学、“入世情怀”与“出世奇思”暗合呼应的精神结构……都成为21世纪诗歌的话语资源。诗人们从现实生活穿越至古雅情境，凝心守望古典美学，实验以古典化诗维重塑凡俗事物，从而为当下诗歌确立了经验混融的美感。在一些秉持“回归传统”的诗人看来，“真正考验人的是对传统的辨认以及取舍和改造”2，为了给涌动的思维找寻合适的居所，一些在文学史长河中被赋予稳定特征的符号，自然流入了作家的观照视野。他们取法古人，潜心幽谷，寄情山水，并以今人的精神观念对接传统文脉。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杜甫书写”，即是其重要表现。像西渡的《杜甫》、森子的《杜甫故园》、臧棣的《狂歌日记——向杜甫致敬》、汤养宗的《在成都草堂，想对杜甫说的一些话》、黄灿然的《杜甫》等诗篇，都把杜甫的人格精神与杜诗的艺术风格作为结构要素，实现杜诗情感世界同现代人心灵世界的熔铸会通。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诗歌都被冠以“向杜甫致敬”的标题，如臧棣的组诗《狂歌日记——向杜甫致敬》，每首短诗均以“地点”加“年号纪年”的方式命名，对应了诗圣真实的流徙轨迹和人生际遇。《玄武禅寺，宝应元年》中，诗人写道：“有何生不逢时可言？既然每一个仰天里/就埋伏着一阵大笑，凉意随着/燕子而来，也算没有白白恨过/渺茫常常被孤独误用。//艺术的神妙是运气的一部分；/顾虎头就干得非常漂亮，/尽人力尽到痴迷，而我几乎能闻到/从那画中人的袖口飘出的体香。”3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中的一句“何年顾虎头，满壁画瀛洲”，被臧棣巧妙嫁接至当代情境。诗人追慕前人的思想品格，阐发个体对人生重大命题的思索，以当代之心重写古人境遇，实现了与先贤的诗意同行，并以现代汉语为杜诗的别造之孤诣、别生之新境赋予了新质活力。这种“携带现代眼光重新打量传统时所发现的‘古典诗歌传统’”旨在服务新诗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古典诗歌传统”4，也支撑了新诗自身传统的生成。
二是主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结构，调整体验世界、观察物象的角度，力求将“词与物”的对应关系推向澄明之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一些诗人潜心钻研传统文化中的观物方式，从古典的文化精神和认知结构入手，开辟赋予现实新意、为“词与物”缔结新式联络的通道。如叶延滨的《巴山夜雨时》5，作者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读出两重含义：一是“涨了巴山秋池的夜雨”，二是“相聚之愿景”，由此引申出他同朋友相聚的美好时光。古人对夜雨的细察与喟叹，激发了今人的感怀兴慕和对生活现场的再次审视，于情境对照中迸发出新鲜的美感。这类源于经典又不拘泥于经典的诗意生成方式，很容易唤醒蛰伏在国人文化记忆深处的审美经验。在以古典精神点化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有的诗人将古典文化传统中的“博物”“格物”等认知手段同当代人的思维融合，对古典诗歌中的自然、人生情境实现了现代重构。他们运用节制、简洁的诗语，采取静观物象的姿态，将现实物象与想象符码交织杂糅，令其相互碰触又彼此联动，在抵达广博的隐喻深度的同时，也使诗文氤氲着典雅细腻的古风气息，勾连了知识分子独立超然的人文理想。
所谓博物、格物，虽然切中了西方博物书写所推崇的科学性与精细性，但其旨归并非如此。作为文化的“格物”，意在以物寄情摹美、讽世抒愤、明志言理。“格物致实”认知观念在诗歌中的复活，正突破了“那种与自然、历史和时代关系割裂的局限于感性私我的写作，再现客观和宏观的历史及现实架构下的诗学伦理”6，将现实引渡至诗性情境，具有代表性的是臧棣、李元胜、津渡、胡弦等诗人。以胡弦为例，他坚信“物象是一种情感器官”7，人需要破除对物象的定见，发现物理之外的特性，才能创设出立体的心智结构。寻常可见的凡俗物象如秋风、烟缕、夕阳、顽石，经由他的点化之后，便具备了某种神秘的力量，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中自由流淌、穿梭，串联起历史的微末细节。组诗《古老的事物在风中起伏》《半坡人面网纹盆》等作品中，他又凭借格物获得的理趣，与古老的“器物”相逢，以之作为灵视的对象，从空无中看到无穷之“有”。诗人启示人们：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外表，却不能了解关于它的全部历史，而诗人的使命则是穿透词语的表象，向一个无法清晰示人的意义内核顽韧推进。为此，他并不追求让每一首诗都触发显豁的意义，甚至有意保持诗义的模糊。亦如他笔下的自然、秘境、古迹、小镇、古器等意象谱系一般，那些意象正在不断地创造着意义，也在随时取消着意义，意义未完成的状态，内蕴着无限的可能性与蓬勃的生命力。经由博物、格物完成的及物，重新形塑了新诗形象的意象、情感与语言构成，也彰显出“古风”文化认识与诗人的影响，契合了文化传统中名物铸史与博物观世的气象。
第三个向度是强化母语意识，以之督导诗歌的意义构成。格物的目标不仅是识物，更是要借助对物象的客观陈列，抵达广远宏阔的诗意境界。从广义上说，所格之“物”囊括的对象包括自然万物，还涵盖了潜藏于灵魂褶皱处的原初体验，以及与这种体验相关联的原始母语空间。21世纪诗人对本土话语资源的贴合，也可视为从历史连续性视野出发，对母语的重新唤醒与再次激活。母语孕育了诗歌诞生的语言环境，是诗人赖以生存的母体。面对母语，诗人感受到“我只是一个肉身，万物中的一种/如此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8（赵野《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每一个象形字都是我的靠山，秘诀，依据”9（汤养宗《象形的中国》）。他们自觉磨炼母语观念，或是像欧阳江河那样运用“词源考古学”抑或“拆字法”，把词语作为诗学主体；或是如古典诗人那般开启炼字术，去除汉语表述中过于琐碎、细密的词句，调动精简、朴素、日常的语言符号，尽力以语词结构彰显诗歌的意义结构，凭借语言的肌理映照文学的内核，为生活此在和意义彼在确立深度联系。今天，新诗已然摆脱了偏向西方的受动性生成与引发模式，它对文化传统和母语精神这一话语资源的侧重，使其真正走向了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意义探索。由传统性步入当代性，也是新诗形象重塑的方向所在。
二、城市话语资源的同步更新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城市文明发展为显在表现，文学现代化的演进同样与城市话语对文学影响的程度密切相关。城市文明不仅是新诗的生成背景及素材来源，它同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聚合离散，也基本贴合了新诗的发展轨迹。这既牵涉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导向，也关联着新诗艺术的嬗变规律。因此，城市与诗歌的关系变动，顺理成章地构成新诗发展的晴雨表。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无论庙堂还是民间，诗坛各类声音普遍由表达心灵之“思”汇集到言说事态之“情”，从抒情主导的玄想空间转场至叙述营造的凡俗现实。在以城市生活为主体的经验结构内部，确保各类诗语元素达到均衡状态，形成了19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诗人的核心写作策略。大部分诗人在实践“及物”诗学时，均把视角聚焦于对特定城市空间的深邃观照，以此建构个体历史意识与城市生存情境的联系。身处凡俗细碎的城市一隅，写作者惯于借助口语化叙述为之赋形，通过捕捉满溢现时性和瞬间感的体验，定格城市人对主体存在感的一次次顿悟。
进入21世纪，运用并改造口语，赋予诗语叙述性特质，依然是多数诗人在城市空间内探寻诗意的主要途径。他们对城市话语的运用，多从城乡关系话语、阶层话语、性别话语等维度展开，进而绘制出城市现代人、城乡边缘人、城市孤独者、城市异乡人等形象序列，形成对城市物质感、速度感、空间感的多层次认知。面对城市话语，亟须反应进而处理的，是都市速度感和消费文化裹挟下的物质体验，以及在商业伦理统摄下缔结的人际关系。从整体的物质形态或精神形态上观察，城市语境难以被把握和精确复制，诗人所能做的，便是串联起貌似脱节的一幕幕城市剧情，发现常人习焉不察的、属于边缘人抑或漫游者的生存细节，在碎裂的时代镜像前拼贴自我的映象。陷入消费时代和科技神话，城市人在物质的光辉面前集体失语，诗人唯有吸收、转化碎片式的城市经验，透过微小的事物窥视时代，建立起非秩序的心灵幻象，才有可能打断城市意符固定的表意锁链。此番庞大都市和渺小个体的“对抗式”认知，构成21世纪新诗城市书写的突出面向。如迟牧笔下的城市，它是“崭新的镜像之城，所有人/邂逅无数个自己，分裂的模糊”10（《马赛克城市》）；在陈崇正的视域中，商业文化对日常生活的辐射，已将人们的幸福感固化为庸俗的物质指标：“除了人世间竞争的规则/我们没有明白更多的道理/更未弄清幸福的根由/一直到死”11（《你我活在卑微的人世》）。“物化”世界操控了人的思想，限制了人类对存在本义的抵达。为此，写作者就要主动疏离主流城市经验，重建经验逻辑和感觉系统。他们或是拟现超现实的梦幻空间，与单向度的城市生活顽强对峙；或是将乡情与梦境遇合，期待在幻觉里重铸故乡，以梦幻抒情唤醒另一个自我。被梦幻化的现实和被诗化的自然，均寄寓着诗人的终极理想，指涉神性般的存在，而物化现实与自然之间，仿佛始终积聚着厚重的雾霾，隔绝了彼此沟通的可能，也彰显出现代人城市归属感的缺失。
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城市话语迎来了资源整合，尤其是，生态观念和科技知识的进步，使城市话语对未来空间的想象实现了同步更新。现实语境中“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目标，在诗歌中演化为“城乡复合型”的思维特质。在诗人的想象空间里，乡野田园之梦仍是无法割舍的理论背景，它拥有神秘而巨大的神性力量，象征着中国人精神的根系存在，也为诗人表达理想化的城市生活意绪、寻觅内心平衡树立了参照坐标。更多情况下，那些来自乡野自然空间的、被“超自然化”的意象不断连缀、重组，同个体的精神成长史形成互喻的诗性结构，指向一个向未来延伸的理想诗境。这一诗境既属于乡土、自然，也暗合着现实城市向生态城市、绿色城市发展的未来目标。如北乔的组诗《你好，北京》12中，诗人穿梭流连于京城的一个个地标，由“隐于山间的巨石”“把岸上的生活淘洗了一遍又一遍”的河水、“老树的新叶”“会将身影倾泻至树根”的树冠、“生于低处的野花”，串联起什刹海、地坛、琉璃厂、玉泉山和香山。众多澄澈的自然意象云集诗行，乡野空间和都市空间相互化合，为诗人笔下的北京赋予明净、疏朗的画面感和静穆、安和的氛围感，自然人文与物质人文相得益彰，导引“人世与万物步入澄明之境”。由此可见，“乡土/田园”不再是都市的对立物，它蕴含了作家对自然的企慕和对文化原乡的追忆，为城市人文品格涂抹了光泽与色彩，其本身便是都市文化心理不可或缺的组成因子。今天，一个人即使居住在乡村，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向，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的现实，使得“逃离”城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写作者们开始将城市和乡土视为“一体两面”的话语集合体，他们叙写“城市中的乡土”，以之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有益补充，延续、重塑了“乡土中国”在国人心中的文化印象，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想象语态，用生态美学“反哺”城市现实空间，从而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彰显出新型的城乡观念及绿色发展理念。
全球化语境对城市的直接影响，便是空间流动视野下城市空间的再次拓展及其功能的二次分化。记录都市人在消费空间、经济空间、科技空间内的活动轨迹和生存境遇，反映城市空间与人文结构变化，缔结“人—城市—世界”的动态联络线，构成诗人调用城市话语资源、开展城市书写的长效发力点。整体把握近几年新诗中的城市话语，除了“城市中的乡土”大面积复活，诗人们也意识到地方性要素之于新时代文学生成的意义，他们将城市解读为具有独立生命力和蓬勃精神力的个体，从厚重的历史中找寻现代城市文化的传统根基。写作者同城市话语的关系由抵触、对抗渐渐演变为融合、对话。如蒋在的《西坝河》一诗写到北京朝阳区的“西坝河”：“七百四十二年后/水体的归属/也就在这个地方了/它们串联成/整个北京的水系/源远流长/我把同样的乡愁/当成火把//万物生长/没有哪一条河流/比今天/更接近明天。”13水系的纵横连接，织就了古都的历史文脉，作为时间见证者的河流，带给抒情主体辽远的历史感和旺盛的生命感。在历史变迁与时间流逝面前，乡愁、城愁化入同一条河流，演化为主体的精神支柱，为之赋予浓浓暖意。可见，尽管很多诗人依然在机器时代咀嚼着各自的“都市怀乡症”，但纯粹以逃离、拒绝为指向的“回乡”情结已然式微，这正体现出新时代诗人情思的调整趋向。他们不再逡巡于具体清晰的物质焦点，而是希望让不同时空维度的城市物象参与发声，形成多声部的混合交响，最终将诗歌结构导引至复调多元的意义空间。
当前，世界语境内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均聚焦于城市科技创新力提升，与此相关，城市话语容纳了更多关涉工业城市、科技城市、智慧城市的内容。诗人们特别观照智慧城市、数字城市、感知城市、无线城市、低碳城市等相互交叉的区域发展概念，在跨媒介、跨学科、跨文化思维的影响下，纷纷尝试从崭新的科技远景中探秘城市发展的未来形象，实现了新诗城市书写的价值更新。王学芯的诗集《蓝光》便大胆焊接都市、工业、科技因子，触及互联网、物联网小镇、区块链、元宇宙、数字城市、云工厂等新鲜质素，以此建构起属于他的新时代城市工业诗与科技诗世界。从当代文学史观之，工业诗与科技诗的辉煌期，分别产生于“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新时期之初，两次辉煌的背后，仍可窥测到工业、科技乃至作为其产生母体的“城市”，大都还是停留在文学“题材”的层面，寄寓着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富强意识，而在话语系统和修辞路线的向度上，纵深度显然不够。与之对比，以王学芯为代表的新时代诗人不再拘泥于具体的一城一域，他们侧重从城市共有的新质符号入手，俯瞰其结构元素同城市人的功能性关联，感知人在经历科技体验时的新情绪。《元宇宙》一诗里，王学芯道出信息科技更新带给人的新奇体验，畅想主体遨游在信息宇宙中的生命“提速”感，绘制了幅面更宽的交流图景：“我们仿佛不在一座城市/仿佛在浩瀚天际的一朵云上 繁星的光芒之间/觉得触碰到的 或说出的景象/都是金色的效率和互动。”14《内部源》中，抒情者的身体轻盈地“进入锃亮的工业内部”15，同大数据构成的信息时空平滑链接，凸显了人类逢着新科技之后迸发出的全新感知力。在阅读新科技话语的同时，诗人将对“城的未来”与“人的未来”之构想统一在一个方向，即紧密围绕“人”在加速时代的正向获得感聚焦诗维。未来城市的发展目标是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在此般理念的统摄下，源自城市新科技话语的工业、科学想象勾连着写作者对“人之现代化”的企慕，这一写作向度既展现了新诗同城市话语的新一轮互动，也有效充实了新诗自身的形象内涵。
三、微叙事、时间感与诗性话语生成
从世纪之交步入21世纪，诗歌的叙事性成分始终充盈，切合了个人化写作中的“及物”指向。原生态的生活现场被移接至字里行间，为新诗的意义空间增添了一抹鲜活的日常气息，也实现了新诗初期所构想的“言文合一”的现代语态。不过，以抒情性安身立命的诗歌文体，承载了过于繁重的叙事功能之后，一方面其自身寄寓的情感指向性有可能被弱化，另一方面，叙事和戏剧化表达的日益强化，使得很多操作者过于看重现象的陈列与“段子”式的表演，甚至过度期求以叙事情境上的“反转”触发陌生化效果，引发所谓的“新奇”体验。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的诗歌中，此类现象较为多见。由此一来，词与物之间的意符转换通道过于透明，语义和寓意时常陷入分裂，而属于诗歌的神秘性以及它应起到的对现实语料的加工与转化之力，逐渐变得漫漶。好在绝大多数诗人都意识到这一问题，结合各自的写作路径进行了调整。一个明显的趋向是，他们尝试动态把控叙事介入的幅度，经由“微叙事”开启多维的意义空间，并借助经验的提纯和哲思的植入，使现实体验与丰富的异质经验实现关联。
将宏大的时代话语转化为具有日常生活表征的诗文本，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诗歌叙事性的突出表征，而微叙事所要完成的，则是让时代话语以事件“碎片”抑或“片段”方式进入诗歌之后，继续向主体的心灵时空内部沉降。凭借独特的感觉结构，作家能够从微小的叙事碎片和短促的场景内窥见一个广博的、寓言化的情境，由此激发他们重新指认世界的动能。作为叙事语态，“微叙事”更多被纳入新媒体话语的范畴加以讨论，已有学者从时空维度之微、媒体之微、话语结构之微三个维度为其赋值，指认当前学界更多是将微叙事“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应用于各种媒介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实践中”16。就诗歌来说，微叙事的出现对应了跨媒介话语对人类信息接受能力及审美趣味生成的新型塑造。与完整、复杂事态构成的“长叙事”文本相比，“微叙事”弱化了事件的线性时间要素，也淡化了戏剧性发展的过程，其拟现的多是微末、流动的场景细节，事态结构与体量规模都偏于“轻量”。这一模态在文本中的频繁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诗歌“以境生境”的功用，便于写作者从个人“体验”维度介入宏大现实和超验时空，探求叙事与抒情、经验和超验的共存之道。以“微叙事”为倾向，大致可以涵盖近十年来诗歌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体现出诗人与现实话语对话、交流后产生的思维新变，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质。
其一，微叙事的言说焦点集中体现在对亲情、乡情和历史经验的揭示，涉及人类共有的血脉意识、乡情观念与时间感悟。叙事之“微”，在于事态意象多由粗线条勾勒，未经详细渲染，它们基本都驻留在单一场景，指涉某一种行为状态。由不同叙事单元串联起的事态之间，也保持着相互呈现、渗透的态势，向一个意义中心收敛聚合。例如，自2018年起，张执浩便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父亲”“母亲”的诗，像《大雪进山》《为罗平油菜花而作》《祭父诗》《每家都有上山的人》等。父亲抽烟咳嗽、母亲归拢菜籽、父子在雪中行走、父亲挖掘老树兜、春困的人陷入失眠……诸多微叙事塑成的段落穿插、叠加，不仅隐含了诗人对父母的情感，也包容了游离在现实与原乡缝隙间的抒情者对故乡的守护，指向中国人固有的根性内核。再看沈苇的《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诗人写到故土的“池塘干涸/河道里鱼虾死绝/公路像一条巨蟒穿过稻田/印染厂、电瓶厂、化工厂/纷纷搬到了家门口”。短促的场景叙述，将主体的痛感经验提纯、沉淀，召唤出抒情的情感态度：“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但我总得赞美一点什么吧/那就赞美一下/家里仅剩的三棵树：/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个披头散发的幸存者/三个与我抱头痛哭的病人！”17粗暴扩张的城市化进程破坏了乡村的生态，令“我”与故乡仅存的“三棵树”都失去了家园，其间融含生态忧思，又有文化乡愁，触目惊心的画面与尖锐犀利的语词同构，渲染着离乡者的锥心疼痛。由微场景叙事引发的“赞美”之抒情姿态与“痛哭”之抒情内容的分裂，造就了强烈的情感张力。透过这些文本，可以看出诗人并非像当年“放逐抒情”一般扬弃叙事，而是有意加强了对叙事力道的控制，凝神于塑造所叙之物和拟抒之情之间的弹性关系。对他们而言，微叙事是抵达繁复意义之门的密钥，它成为诗人抒情策略的源头，是写作者获得现场存在意识的明证，也是其向生命外部或精神内部寻觅意义的逻辑起点。
其二，微叙事的出场，往往源自诗人的“目击成诗”。同21世纪初期“叙事性”显扬的作品相比，近期诗歌不再完全依靠叙述式语调结构一个“完整”的故事。质言之，讲清事态并通过它宣扬某种错位感、荒诞感和超现实感，已不再是写作者追求的唯一目标。诗人依然需要从日常生活话语中截取诗意，定格“目击而成”的经验，但这种经验理应成为可供勘探的切口，具备向深度意义空间和宽大叙事视野延展的可能。这番“目击成诗”的操作在霍俊明看来，即是让“无诗意甚至反诗性的事物进入诗歌”，促成“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形成了亮光与阴影之间的戏剧化呼应”，进而“增加诗歌之胃的消化能力和反刍能力”，使诗歌写作更具有包容力。18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这首诞生于21世纪初的诗歌曾引起广泛的讨论。文本虽取材自生活的俗常片段，诗人的叙述视野却没有止步于“呈现”本身，一只狗的命运，正隐喻了那些善良而弱小者的生存真相。如此一来，诗篇的叙述视野便从“杀狗的过程”游移至人类自身的命运，堪为“目击成诗”的典范文本。
新时代诗人选择平衡叙事与抒情的比重时，也多采取“目击成诗”的策略。如陈先发的诸多诗作均以微小的情境构筑事态语象群落，让读者窥见现实的具体面貌，并借助超拔的“造境”能力，持续透过事件表象，与自然万物对视，与生存本质对话，寻找联系现实与超验空间的意义焦点。看《寒江二帖》，诗人写道：
在过江甲板上/莫问他人名姓/邈远大风将刮走我们的身份/待至大雪封江/两岸茫茫，足以让人耳目一新//有一年冬至日/在无为县江堤的乱坟岗上/我第一次看见黑压压人群列着队/跪向江水大哭//那一刻我们正横穿江面/船上有一车车运往对岸城市/宰杀的各种禽畜/我知道凡有瞳孔/皆有均等的灵魂/它们听到的哭声是否也一模一样？/雪停了。无声时体内更为空旷/可埋进更多的人19
从当下时间（过江轮渡上的见闻）到经验时间（某年冬至日看见人群）乃至心理时间（“无声时体内更为空旷”），陈先发冷静地厘清、组织采撷自现实的直观经验，企慕看透混沌的尘世，于行走间发散物我哲思，将时代事件化为个体的心灵事件，引发出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物观体验方式。作为微叙事内容的“人群之哭祭”，为诗人提供了感觉结构的原始经验成分，他没有进入事态内部细究其理，而是立足超验性层面默察时间踪迹，聆听被宰杀禽畜的哭声。两种不同的哭声，一个在诗人记忆中响起，一个在超验想象内苏生，既对应了屈原《九章》的精神要旨，也彰显出诗人心怀万物的悲悯情怀。如其所言，“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尝的现实，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现实”，唯有如此，“一个匿于一隅的人，才有能力去担负时代的声音”。20类似诗观的文字，恰如其分地暗合了“微叙事”应该达到的目标，即在物象的碎片里，恰适地确立自我的界限，以微叙事引发的多层次时空体验为契机，进入建构个体心灵维度的“时间”之内，通连历史碎片和旧时记忆，以便让抒情主体的情思变得可观可感，更为直接地抵达他人乃至世界。当然，微叙事的话语成分既来自现实生活，也包含那些抽象的、具有纯粹能指意味的感觉化细节，这些细节往往会和诗人梦幻化的运思方式化生，拟现出一个个反时间理性的诗性空间。由微叙事出发，新时代诗歌从崇尚“及物”的介入式诗学中，拓展出一条深化“词与物”内在联系的进阶之道，它力求将介入性写作和超验性写作纳入均衡的话语结构，从而凸显出追求智性表达与难度写作的精神自觉。
结 语
综合审视21世纪新诗，尽管其形象重构在很多理论家看来仍然是有限度的，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自身的新质，获得了再度‘出发’的可能”21。特别是从话语资源变迁的维度观之，21世纪诗歌展现出想象视野与抒情空间同步扩容的态势。中华古典美学的内在驱动，启发诸多写作者意识到传统文化之于新时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他们自觉将古典诗歌和传统文化资源转换为当前诗歌文体的建构要素，立足母语维度回归本土文化现场。面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他们告别了二元对立的刻板认知，从中国文人固有的乡土情结与田园诗性体验、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想象和国家富强意识、日常性审美与地方性城市文明特质等多重观念联络点入手，一方面重点择取城乡话语中能够凸显当代意识和生命质感的元素，弘扬原创性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则通过广泛纳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科技发展、生态建设等新兴题材，呈现当下中国的立体景观，彰显缤纷时代的话语主题。从写作生态而观，21世纪诗歌呈现出日益开放的格局，很多诗人不再把诗歌单纯视为语言试验场抑或情感宣泄室，他们认同诗歌应充分写出人的疼痛感，以内在精神性的诉求为旨归。为此，写作者有意避免让意义驻留在事态表层，透过微小的事态和微叙事的呈现，他们蓄足加速度的势能，从日常物象之上轻逸飞升，将充盈的智性要素源源不断地汇入对现实的凝视，延展了新诗的意义空间。
总之，从写作向度和精神气质上为21世纪诗歌形象赋值，可以感受到“第二个十年”至今对“第一个十年”的某些超越。近期文本普遍表现出明朗、疏淡的超拔气息，情感表达越发平静、开阔，语感也趋向精短、纯粹。这并非说诗人放弃了对宏大时代现实与隐秘痛感经验的捕捉呈现，相较于既往创作，他们尽可能调低了抒情的音量，放慢了叙事的速度，凭借对生活细节的机敏闪进、对哲思空间的锐意打磨、对现实与想象元素的穿插比对，造就了一个具备相对稳定性的话语秩序。从文化空间上透视21世纪诗歌的形象，其精神主体向中国文化传统和域外文化语境双向敞开，兼具跨界性与开放性的特质。从文本结构上继续考量新诗形象，可见极端化的述奇叙事、实验氛围或是超验想象，已然被更为强劲的控制力和逻辑力所规约，逐步形成了现场叙事与深层思考并行、具体叙述情境同宽阔想象视野交织，时代辐射力和历史纵深感共存、生命质感与艺术美感同生的局面。此般形象重塑，拓展了诗歌本体观念的内涵，也奠定了未来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域外出访写作研究（1949—1966）”(项目编号：21BZW14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霍俊明：《从蓝房子到母语的蜗牛》，《陌生人的悬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2 西川：《传统在此时此刻》，《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3 臧棣：《狂歌日记——向杜甫致敬》，《诗刊》2022年第3期。
4 罗小凤：《“现代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论21世纪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
5 叶延滨：《巴山夜雨时》，《诗歌月刊》2021年第3期。
6 王书婷：《两个〈凤凰〉：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论欧阳江河与徐冰的“诗艺互文”文艺观》，《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7 胡弦：《写作是沉思的生活》，《阵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8 赵野：《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钟山》2013年第5期。
9 汤养宗：《象形的中国》，《福建文学》2021年第8期。
10 迟牧：《马赛克城市》，《广西文学》2021年第2期。
11 陈崇正：《你我活在卑微的人世》，《时光积木》，广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
12 北乔：《你好，北京》，《北京文学》2024年第12期。
13 蒋在：《西坝河》，《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诗刊》社编，南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264页。
14 王学芯：《元宇宙》，《蓝光》，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15 王学芯：《内部源》，《蓝光》，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16 史冬冬：《“当下主义”的微叙事：作为后现代转型的新媒体叙事研究》，《东南传播》2022年第8期。
17 沈苇：《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数一数沙吧》，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2页。
18 霍俊明：《拉扯出“房间里的大象”——读张执浩》，《万古烧》，张执浩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19 陈先发：《寒江二帖》，《九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6页。
20 陈先发：《灯穿影去》，《雨花》2025年第1期。
21 罗振亚：《21世纪新诗：重构形象的障碍》，《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