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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巴金早期的小说大多涉及革命与情感的关系，通过小说他非常明确地探讨了革命的情感出发点、革命与情感的矛盾以及革命的情感主体等问题。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集中思考革命出发点是爱还是憎的问题，回应“五四”时期“爱的哲学”，批判抽象的爱对具体社会矛盾的回避，同时也反思憎恨论以暴易暴的封闭性。《新生》《死去的太阳》通过对工人运动中情感实践的书写，进一步探讨激情与行动、两性之爱与民众爱的关联，指出将革命作为个人情感失败的逃避之处，是无能于爱的实质。“爱情三部曲”展现革命青年如何结合情感与革命的可能，对他们而言，个人主体与革命主体不是二元而是一元的，揭示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主体是否具有爱的能力。

关键词：巴金 革命与情感 爱 憎恨 爱的能力

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渐渐走向深入，同时也面临困境，新文化人纷纷转向。在1920年代中期社会思潮和革命思潮的刺激下，不少新青年转向革命。如何转向革命，如何认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新青年有不同的设想和路径。郭沫若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俄国小说，完成了思想和情感上的转变。巴金则不同，无政府主义让他从一开始就对暴力革命产生兴趣。我们一般认为郭沫若是携带浪漫主义的激情步入革命的，但比较出人意料的是，郭沫若早期通过浪漫主义召唤新人和新民族国家，此后却经由政治经济学对浪漫情调有所克服1，反倒是巴金，虽然一开始比较激进，后来反而一再深入讨论革命的情感起源问题，追问革命的情感出发点是什么、如何以新的情感连接新群体等问题。

巴金的成名作是《家》，该作批判家族旧伦理，倡导通过自由恋爱建立新的群体关系，一度吸引了无数青年。而他对革命与情感关系的探索，实际上早于他对家族问题的思考，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集中思考了革命的情感起源和动力问题。1928年8月，身在法国的巴金，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因耽读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萌生创作长河小说的念头，计划写五部成系列的小说——《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灭亡》讲都会里革命青年的故事，《春梦》《一生》则分别讲他们父母的故事，《新生》《黎明》从题目也可看出是讲未来的图景。不过这个系列后来没有完成，部分篇什纳入《死去的太阳》和《家》中。2从这个写作过程可看出，他关于家族问题的思考是内含在革命的问题框架之中。

一、爱与憎：革命的情感出发点

巴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灭亡》探讨的核心问题非常明确：革命的立足点究竟是爱还是憎？小说讲述杜大心、李静淑的身世、思想、革命与爱情。他们都是受到新文化感召，离开原生家庭，在现代都会生活，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杜大心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李静淑显得温和而守成，她虽逃离了旧家庭，上的是新学，但仍依靠家庭资助，并且跟她哥哥李冷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杜大心的经历颇为曲折，初恋的另嫁给他留下了情感创伤，之后他前往上海读书，不久辍学加入革命，“把他底全精力用在宣传主义与煽动革命上面去了”3。从上新学到走向革命，正是“激流三部曲”中觉慧的人生轨迹。李静淑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新思想为她打开了新的天地，她“接受了新思想以来，好像得到了一个生命力。热诚、勇气、和希望充满了她底心中，她感到前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幸福在等着她，她要努力向它走去，她开始进入了梦的世界中了”4。李静淑的选择可能是《春》中李淑英的延续。所以，虽然《灭亡》创作时间早于《家》《春》《秋》，但在逻辑上，处理的却是“激流三部曲”之后的事，也就是新青年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之后，进一步走向革命的过程。

杜大心、李静淑都从情感的视野思考革命的起源问题，杜大心认为革命的根本出发点是对世界的憎恨，而李静淑认为是爱，态度截然相反。二元的设计一定程度上让小说显得有些理念化和简单化，但二者的激烈交战，正显现了作者内心的矛盾。

杜大心之所以从憎出发认识革命，除了个人的创伤经历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认知，他看到了大众所遭受的困苦，因而憎恨造成这个后果的制度，他把自己的英雄主义拟想为同一阶级反抗声音的代表或集合，“这不是一个人底声音，这是一万人底声音，百万人底声音，乃至一全个阶级底声音”5。他憎恨的对象，不只是旧制度，还有他所身处的社会，他要像撒旦一样彻底摧毁社会，这个无政府主义式的思想，模糊而抽象地要破坏一切，尚不知道要建立什么。李静淑跟他的态度不同，她从小生活在有爱的家庭，认为要从爱出发改造社会。随着杜、李的交往，革命的情感起源是爱还是憎，逐渐成为他们论争的焦点。

在李静淑看来，她跟杜大心一样憎恨罪恶，但她认为减少罪恶的方法是提倡爱，革命者更应该提倡爱，而不是宣扬暴力。杜大心则认为，正因为憎恨罪恶，所以不能掩饰它、放过它或忘掉它，“事实上大家正以为罪恶还不够，谁都蒙着眼睛，塞住耳朵，装出看不见一切、听不到一切的样子，一面又来犯罪恶。我在一阵愤怒中又说：‘既然大家还以为罪恶犯的太少了，不如就率性让撒旦来管治世界罢！’因为至少它是不戴一点假面具的……”6杜大心憎恨罪恶，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将社会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有很强的虚无主义色彩，是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投射。这在当时的文学中并不鲜见，左翼作家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恨世女郎”王曼英也抱持类似的思想，她在革命受挫之后，决定“与其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7。不同的是，曼英最后回到工人运动中，杜大心则走上了暗杀这条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之路。

从憎恨出发的革命，主张通过暴力打破旧的社会；从爱出发的革命，想通过提倡爱以减少罪恶。李静淑反对杜大心的憎，除了出发点不同以外，还在于，她认为爱可以减少牺牲，而憎则会增添流血。杜大心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如果提倡爱，是在掩盖社会矛盾：

“爱？小姐！谁曾看见过爱来？”杜大心讥笑似的说。“我们已被这样的话麻醉够了。如果爱是实在不虚的，那么世界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人们说爱说了若干年了！谁曾看见爱来？我不，我要叫人们相恨，惟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害，被杀。就因为有你们在拿爱字来粉饰世界，所以这世界还会继续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听那爱字。”最后的几句话是用愤激的语调说出来的。8

将《灭亡》放在1920年代后期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发现巴金小说关于爱与憎的讨论，回应了“五四”时期流行的“爱的哲学”思潮。“爱的哲学”主要是冰心的思想，她在《超人》《一悟》等作品中，提倡用超越性的母爱和宇宙爱来改造社会，正如阿英所概括的：“她出发于‘宇宙的爱’与‘母性的爱’的观点，去理解社会的一切，她觉得人间所以隔膜，社会所以造成种种的罪恶，是完全由于彼此的不相爱。”9冰心爱的哲学，在1920年代初期影响很大，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同时也招致不少批评，如成仿吾、王统照等都撰文分析其得与失10。19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兴起后，左翼作家对“爱的哲学”作了更为深入的批评，如阿英就指出冰心对“为什么人类彼此间隔膜而不相爱”这个问题，“没有深入一步去探讨”“她的相爱就足以救治人类社会的主张，其结果，不过是成为一个皮相的空论而已”11。茅盾的《冰心论》对冰心早期创作的分析，全面而鞭辟入里，他着意指出爱的哲学的生成，是因为冰心“把社会现象看得非常单纯”“她以为人事纷纭无非是两根线交织而成；这两根线便是‘爱’和‘憎’。她以为‘爱’或‘憎’二者之间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针。她这思想，完全是‘唯心论’的立场，可是产生了她这样单纯的社会观的，却不是‘心’，而是‘境’。因为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却看见了‘憎’。于是就发生了她的社会现象的‘二元论’”12冰心早期实际上创作的是“问题小说”，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有所触及，但最终把家庭的母爱、自然的爱等作为调和社会矛盾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

《灭亡》中的李静淑信奉的正是冰心“爱的哲学”。巴金曾受到冰心“爱的哲学”的影响，1928年他就从思想上对冰心爱与憎的哲学做了分析13，而在《灭亡》《家》等小说中，母爱也是新青年们的重要情感倚靠。不过，巴金对“爱的哲学”有所批评，《灭亡》通过杜大心对李静淑思想的分析，揭示了“爱的哲学”的最大盲点，即抽象的爱回避了具体的社会矛盾。

不过，《灭亡》对爱与憎矛盾的呈现，立场是模糊的，小说因此呈现出相互驳诘的复调性。李静淑对杜大心的批评也一针见血，在她看来，首先，从整体着眼，社会现实缺乏的是爱，而不是仇恨，当爱的力量已经弱于憎的力量时，更应该重点宣扬爱，“我们现在所能宣传的爱，所能做到的爱，和那为了憎恨相仇的缘故而流的血海相比较起来，已经差得太远，太远了。为什么我们也要抛了爱，跟着别人去寻仇相杀呢？”李冷也是类似的态度，“正是爱太少了，憎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用爱来消灭憎”14。其次，犯过错的人就一定要被消灭吗？部分加害者也可能是受害者。最后，以杀止杀、以暴制暴，反而落入了暴力的逻辑，缺乏革命方法上的生产性，反倒是爱，能真正阻断暴力的再生产：

难道别人犯了错过，我们不但不去纠正他们，反而也要仿效着他们再来犯一次吗？……别人犯了错过，我们应该怜悯他们，我们应该用我们底爱来圣化他们，洗涤他们底罪过。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能悔过自新。……这才是我们底伟大的工作。15

李静淑对杜大心憎恨—暴力逻辑的追问，是颇为深刻的。爱在憎面前，看起来缺乏力量，但从逻辑上来看，爱提供的新图景，有可能终结暴力再生产的链条。正如她进一步追问的，“如果杀能够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带来人类的幸福，那么人类怎么至今还会被囚在一个圈子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呢？”16爱也并非那么无力，李冷就认为，爱是由己及人的，“我希望自己得着和平，也希望别人得着和平；我愿意自己幸福，也愿意别人幸福；我爱自己，我爱生物，我爱人类”17。李静淑进一步指出，杜大心憎恨的是抽象的社会，如果具体到个人，他还能无差别地憎恨吗？跳出当时的语境来看，李静淑关于以暴制暴的批判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不同暴力背后的不同目的。

杜大心为什么不能爱呢？李静淑、李冷兄妹是从他的出身来看的，他们认为杜大心一生所遭受的憎恨多、关爱少，养成偏激的性格，因此建议他多爱，养成更宽大的心胸。杜大心固然是因为他早期的创伤经历而变得偏激，但他对社会的憎恨却有更深的来源。他并不是没有爱过，“是，我又爱过我底母亲，我底竹妹。然而我底母亲因为没有了人间的爱死去了，我底竹妹被人强迫着去做奴隶去了，纵然在今天我底爱之心还在燃烧，我想再爱一切，我愿再爱一切，我也不能够了”18。他并不是反对爱，而是不能爱，因为爱是需要条件的，他所处的社会，可以和平地提倡爱的社会条件恰恰是匮乏而贫瘠的：

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的。我发誓，我拿全个心灵来发誓说，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19

杜大心的憎要放在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杜大心所恨的，不是具体的个人，也不是个人所组成的人群，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产生这种关系的制度和社会。他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爱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条件的，那么，当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能保证，还能要求他去爱吗？相应地，当一个人的幸福和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的爱有什么意义呢？杜大心、李静淑在讨论爱与憎的时候，都把抽象的情感和概念，转化为具体社会结构和情境中的人际关系。

当李静淑和李冷反观自身的爱时，他们发现自己的爱反而是抽象的，而且是建立在不平等社会基础之上，“谁知道就在安静温和的空气之下，我们在做着青春的好梦的时候，还有人在他们底因饥寒不能熟睡的长夜里，拿充满了怨毒的声音在不停地诅咒我们”20。他们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能享受这样平静的生活，是基于优渥的家庭条件，源自士绅之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对贫苦百姓的掠夺，“在认清他们的爱的虚幻之后，他们决定要为自己的家庭赎罪”。但值得注意的是，李静淑并没有放弃爱，“依然相信革命的手段要用爱，而不是恨。‘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用爱来救，我绝不相信憎。不过以后我们要用行为来表现爱，而不单是言语了’”21。了解到自己的家庭之后，她背叛了自己的出身，但她并没有背叛自己爱的理念，她要做的，是从对爱的空谈走向行动，通过行动来实践爱。反而是杜大心的冒险以失败告终。

二、爱的革命势能

《灭亡》中，巴金通过杜大心与李静淑之间的论争，既对冰心式“爱的哲学”作了批判，也对杜大心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思想有所反思。不过，他并未做出选择，作品中的爱与恨始终是矛盾的，这是作者思想矛盾的体现，实际上，巴金多次强调他是一个矛盾体：“我在创作里不免犯了种种的过失和在生活里一样；有时候也许憎恨迷了我底眼睛像爱迷了我底眼睛那样，但我始终相信我底创作态度是很真实的，而且有时候因为过于真实便不免含了矛盾，爱与憎的矛盾。然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如我在小说《新生》里所说的，我要宝爱着这矛盾，我并不掩饰它。”22不过，在巴金小说中，矛盾的双方又不是二元的，爱与憎就像双生球一样相互旋绕，相互依存，是矛盾的统一体。不过问题在于二者如何统一，巴金在《新生》《死去的太阳》等小说中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

《灭亡》的续篇是《新生》，写李冷、李静淑兄妹的转变。小说写杜大心牺牲之后，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虽然对社会怀着憎恨，但出发点是爱，他是因为有爱又缺乏爱才如此偏激。他的这位朋友在小说中的形象是一位投机者，可见叙事者对如此简单地解释杜大心的内心矛盾并不认可。李冷、李静淑兄妹的反应则不同，他们是憎恨论的反对者，但在杜大心的影响下，他们原本爱的哲学受到挑战，但他们并不逃避，而是选择沿着杜大心的路继续挣扎。

实际上，在《灭亡》中李静淑爱上了杜大心，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爱拯救他。她也一度以为杜大心的恨是因为缺少爱，就想用自己的爱，让他从仇恨中走出来。杜大心也爱李静淑，并一度沉迷在她的爱中。对爱的沉迷，让他遗忘了民众之苦，对此他深感悔恨，于是选择弃绝爱情，走向极端的复仇之路。杜大心的人格在不断的成长之中，并不稳定。《新生》中，李静淑受到杜大心之死的影响，第二次走出家庭。她继承了杜大心的革命理想，却依然坚持“爱的哲学”，只是不再是追求抽象的爱，通过深入工人区、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将爱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李冷则不同，他受杜大心思想的影响，却认为他的路走不通，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因此陷入思想危机。他阅读杜大心的遗著，发现杜大心除了恨，也“追求人间的爱”，因爱被出卖，导致希望破灭，才陷入失望痛苦之中，即便如此，他在憎恨的外表下，“一直到死都还在追求人间的爱”。让李冷想不通的是，李静淑已经把爱给了他，他为何还要走向灭亡呢？他认为，杜大心是一个徘徊在爱与憎之间的人，“是一个爱得不彻底、憎得不彻底的人。他因为爱生，因为追求美满的生，所以才去死”23。也就是说，杜大心恰恰是因无法解决爱与憎的矛盾，才最终走向了死亡。李冷觉得杜大心爱或憎都不彻底，他要走得更远，他只对自己负责，将社会弃之脑后24。李冷在一种谵妄的状态下，时而憎恨，时而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时而质疑自己的信仰，时而又充满行动的渴望，跟杜大心一样，主体状态极不稳定。跟杜大心类似，也有一位果敢的革命女性——李静淑的同事文珠，与他相爱，想用爱把他“从空虚的个人主义里面救出来”，但并未成功，他依旧沉溺于抽象的爱恨矛盾中，犹豫不决。

后来，他们的朋友亦寒前往A地，在告别的信中写道，“我需要的是工作，实际的工作；我需要的是力量，可以摧毁一个社会的力量”25。这对李冷等人有一定的触动，在朋友们的促动下，李冷也前往A地。这个情节有一定的自传色彩，A地在《巴金全集》中注明为福建厦门。巴金1930年代曾作泉州、厦门之游，那里有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办学园，试验他们的理想，巴金的散文《庶务室的生活》就写友人们一道办乡村师范的情形26。小说对李冷在A地工作的情形写得比较简略，主题却很鲜明，正如章节标题所显示的，“在挣扎中发见自己的底力量”。小说以日记的形式，披露了李冷因组织工运被捕之后的遭遇和心理，面对死亡，他虽然坚信憎恨不灭，却重新肯定了生活的可爱。在狱中他坚持宣传自己的理念，在困境中反而重新获得信仰，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把“生命连系在人类底生命上面了”，是用自己的血浇灌人类的幸福，用自己的死使人类繁荣，“所以把个人底生命连系在群体底生命上面，则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那生命底连续广延。哪里还会有个人底灭亡？”27通过对个人生命与人类命运关联性的重新确认，他走上了不同于杜大心的道路。

小说《死去的太阳》通过叙述吴养清与王学礼参与工人运动时的不同选择和命运，进一步回应《灭亡》《新生》中的爱憎问题。五卅之后，吴养清只身从上海赶赴南京报信，随后留在南京参与组织工人运动。小说详细地描述了工人运动的过程，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吴养清和王学礼，他们如何与工人接触、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都是参与工人运动，王学礼与吴养清的选择不同。工人运动进入一定阶段后，因当局不愿意妥协导致罢工时间过长，工人面临资金短缺、生存困难等危机，吴养清从工人生存现状出发，意识到工人亟须的不是演说而是米饭，遂支持复工，王学礼则反对。后来，复工的意见占了上风，工人运动以失败结束。

工人罢工受挫之后，王学礼的憎恨愈加强烈，“他终日终夜所想的只是复仇，用一种狂暴的力量去毁坏敌人，不依赖别的人，专门用他们这般人底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一件大的事业给别的人看”28。王学礼的狂热，类似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笔下的人物形象，情感被本能支配，在极端憎恨的情绪下，质疑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有效性，试图通过无政府主义式的恐怖手段快速见效。于是他重回工人区，煽动工人仇恨。有工运经验的王学礼也不全是被激情支配，他汲取前一次罢工失败的教训，决定不再接受外界捐赠，而是要让工人自觉罢工。

当工人李阿根的儿子被饿死，王学礼被彻底激怒了，工人的仇恨也被煽动起来，“不仅王学礼底心情是如此，李阿根底心情也是如此，而且全体罢工工人底心情也是如此的。……只有一个欲望，一个被饥饿与虐待燃烧起来的欲望。他们已不复是从前的那般胆怯的任人压迫的人，他们变成了受伤以后渴欲复仇的猛兽了”29。在复仇的情绪下，工人们发起暴动，但这种没有计划的行动，带着很强的盲动色彩，不幸很快遭到了镇压，王学礼也被枪毙。

不同于王学礼的恨，吴养清选择了爱。在参加学生工作、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遇到了老乡程庆芬女士。二人在一起工作，很多想法也一致，于是逐渐相爱，但程庆芬已有婚约，二人的爱情因此受挫，程后来郁郁而逝。这是一个稍显情节剧的模式。不过，程庆芬临死却对爱的力量有新的发现：“如今我才明白世间还有一个东西，它底力量比死还更大。死虽然会带走我底身体，但我底爱，它是带不起走的。爱底力量要超过死。”30“邓南遮底书中的话是很不错的。一点钟的爱。……一点钟的爱也就可以永恒万古了。爱在一点钟的时间内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死便不能够分开我们。”31她认为爱具有超验的力量，能够超越生死，持续地发挥力量。《春天里的秋天》也有类似情节，与“我”相爱的女子，已有婚约，归家后病逝32。这篇小说通过记述女子的殇亡，控诉旧礼教，提倡自由恋爱。在《死去的太阳》中，爱显然更为重要，爱，不仅是程庆芬和吴养清追寻的目标，爱本身也几乎成了他们的信仰。爱的力量是吴养清的情感和精神支撑，罢工受挫之后他极度失落，是程的爱让他走出了低谷，重振生活的勇气：“在这种心情与这种环境之中吴养清便找了一条出路，他渐渐地把已失掉的勇气和希望收了回来，决定把过去的一切完全忘掉，单是怀着她所给他底爱，尽力做她所高兴他去做的事，做一个值得她底永恒的爱的人。”33

程庆芬与吴养清信仰的爱，不仅是两性之爱，也有对民众、对社会的爱，如在与工人的交往中，吴养清一开始抱持的是怜悯心理，随着参与的深入，逐渐发现了工人的可敬与可爱。在工人运动中，有几件事让他感到震惊。一是他演说之后，一位工人站在他面前，二人不必言说，也能相互理解：“他对于这个不认识的同胞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亲切的友情。那朴质的脸，那直率的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在他底眼里却变得非常伟大，非常可爱。……两个人彼此对望了一会，在互相的了解中，还有说什么话的必要呢？”34五卅运动中，知识分子深入工人，工人支持知识分子，双方形成了心灵和情感的默契。二是工人游行的路上，一位士兵塞了一个银圆到他手里，默默支持他们的爱国运动，“他知道这一个国土里还有许多的活力散在着，只要有人能起来振臂一呼，把这许多散在的活力像断丝一般地结合起来，一定会产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力量”35。士兵的支持，让他发现了普通民众身上蕴藏的无限力量。三是，在工人群体中他遇到两位热忱的女士，她们看起来是那么单薄，但她们又那么无私，这都让他感动，“望着那两个女人底背影，他第一次觉得那种简单的灵魂底伟大与美丽，这是他平日在他所出身的那一个阶级中所不曾找到的”36。吴养清对士兵、女工的想象，颇近于浪漫主义，不乏民粹主义色彩，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群众从抽象变得具体，而他对民众的态度，也从陌生、怜悯转向了爱。不过，王学礼依旧批评他不理解工人。吴养清与工人的相互认同，实际上还是要基于某些公共情感或思想，他对工人的爱，也是一种想象式的情感。因此，当他看到女工之后，联想到女工的命运，他的思想有所动摇。他逐渐认识到，要进一步突破自己的阶级限制，走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工作，了解工人的情感和思想，如此，他对工人的爱，才会从浪漫主义式的想象，转向深层的认同。这个由爱激发的情感和信念，由情感转向实践的过程，意味着爱不只是主观的情感投射，也是主体切入社会的能力，是一种势能，是革命的情感支点，为革命者提供深入民众的情感动力。

三、问题的关键：是否具有爱的能力

是否具有爱的能力，是巴金小说一再探讨的问题。

《灭亡》中，面对李静淑的爱，杜大心选择了逃避，他的理由是爱情妨碍革命，实质是缺乏爱的勇气与能力。巴金其他小说也不乏类似现象，《家》中的剑云是一个缺乏爱的勇气的人，“是的，没有一个女人会爱我的。我是一个卑不足道的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光明，那么多的爱，可是都不是为我而设的，我是一个被幸福遗弃了的人”37。觉慧也是如此，他允诺给鸣凤的前景，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办到。他自己也认识到他缺乏爱的勇气：“我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知道我和你们一样。”38他缺乏的不只是爱的勇气，也缺乏爱的能力。

巴金集中讨论爱的能力的小说，是爱情三部曲（四部曲）——《雾》《雨》《雷》《电》。

《雾》是爱情三部曲第一部，小说写周如水和张若兰在海滨度假时相遇、相爱，但周如水迟迟不敢表露心迹，他以家庭和良心为借口，逃避对张若兰的爱。他的朋友陈真向张若兰讲述了张如水的经历，原来他老家有发妻，是包办婚姻，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回去接受他父亲安排的职位，宁愿在外面漂泊。张若兰是一位敢爱敢恨的新女性，她并不认为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爱，她主动向周如水表达自己的爱情，但周如水再次退缩了。周如水后来回到老家，发现发妻已病殁，当他再度回来，张若兰已另嫁他人，这让他变得颓丧。爱的能力的缺乏，导致了爱情和人生的悲剧。周如水空有理论，缺乏行动能力，更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无能于爱。

同时期巴金的其他小说，从其他角度思考爱的能力问题。《爱底十字架》探讨爱的物质能力。主人公失业后，生活陷入困顿，妻子为了不拖累他，选择了自杀。后来，妻子的妹妹爱上了他，他觉得自己没有爱的能力，拒绝了，从此变得神经质39。这篇小说中，缺乏爱的能力，一方面是新青年找不到社会出路，无法创造满足爱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是缺乏爱的勇气，以至于爱成了重负。《生与死》中，李佩如认为“爱应该是丰富的生命底第一个条件”40，但他在爱人被敌人杀害之后，却陷入憎恨之中，最后郁郁而逝。他的朋友陈子渊抛下了悲伤，选择继续走他们的革命之路。《未寄的信》中，伍是一个缺乏热情的人，“我”作为伍的朋友，劝一位女子把对伍的爱发展出去，“去爱广大的人群”41。李佩如、伍等青年，与周如水一样，都是缺乏爱的能力的人。作者解决困境的方法，是让他们走向革命、走向民众，这也是李冷、吴养清的道路，这不仅回避了实际问题，还将革命作为逃避之地，革命因此也就承担着解决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双重任务。

《雨》《雷》《电》进一步讲述转向革命的青年，在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雨》主要讲述周如水的朋友陈真、吴仁民等人的经历。《雾》已有部分篇幅写陈真，与周如水不同，陈真有爱的能力，不过不是个人之爱，而是对群众的爱，他以群众的爱恨为爱恨。他批评周如水“没有勇气与现实的苦痛的生活对面”，所以拿归农思想来逃避，他则“要在苦痛的现实里生活下去”，要将自己的爱和恨，都放在工作上42。陈真虽然一度热心地撮合周若水和张若兰，实际上他对这些恋爱的事不屑一顾，他认为是“争闲气，闹意见”。他因为身体患病，自觉命不久矣，于是争分夺秒地工作、奋斗，哪怕结果不理想，“并不曾因此失掉他的勇气”，因为“他的心里充满着那样多的爱和恨，他的前面堆积了那样多的未做的工作”43，相较于死亡，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无事可做的寂寞，因此，即便奋斗得不到什么结果，他也绝不撒手。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位纯粹而执着的革命者，却丧生于一次偶然的车祸。

陈真死后，他的朋友们分化了。有的选择留学，之后成了革命理论的空谈家，有的选择嫁给了官吏，只有吴仁民追随陈真，认为革命者应该有激情，并将激情化为行动。吴仁民很快陷入了新的爱情，他爱上了熊智君。较之周如水的犹疑和软弱，吴仁民有爱的热情和勇气。不过，他要面对的是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虽然他自欺欺人地解释，恋爱是为了拯救熊智君，实际上他很快忘记了同伴，逐渐远离了革命。吴仁民的爱情经历，看起来像是一出拙劣的悲喜剧，在经历一系列的曲折情节后，他终于告别爱情，重回革命行列。这篇小说以及《灭亡》《死去的太阳》等，分享了同时期左翼小说革命加恋爱的模式44，且是革命加恋爱的早期模式，爱情与革命是冲突的，吴仁民的爱情阻碍了他的革命，而他也未能解决二者间的矛盾，小说最终以熊智君离去的方式，解决了吴仁民的两难。

《雷》和《电》以另一种形式回应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雷》写慧、敏、德、影四位青年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纠葛。慧与德分别代表着情爱与革命的两极，慧需要爱情，德视爱情为革命的障碍。慧是一位非常大胆的女性，她先诱惑了另一位男性敏，之后又爱上了德。德与吴仁民一样陷入选择的困境，最终，他为了救另一位同志牺牲了。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德的死与熊智君的死是一样的，是作者对两难问题的逃避。慧的角色很有意思，她类似茅盾《幻灭》中的孙舞阳，对革命的想象，不是禁欲主义式的职业，也不是冷冰冰的理论，而是充满热情的，包含着身体和情感的双重解放，所以慧大胆追求爱情，让其他带有厌女症倾向的革命男性感到畏惧。这个未完成的小说，人物略显概念化。不过，慧这个大胆的角色，不同于孙舞阳在革命受挫后的感伤，更像是一群革命青年中的鲇鱼，以感性的姿态搅动着理性的革命工作，她对革命理念与革命者主体结构形成无言的质询：革命如果不能处理感性层面的问题是否完整？革命者毕竟不是革命机器，社会解放也应该包含感性解放。

《电》对相关问题作了一个收束。吴仁民离开S地到F地，这里聚集着慧、佩珠、志元、雄、碧等十来个革命青年。不同于此前谈爱色变的革命者，他们对恋爱泰然处之，雄和碧是恋人，二人自然而然地合作，共同面对生活和革命的困难。慧有时刻为革命而死的决心，依然“不相信恋爱是和事业冲突的”45，因为德的牺牲，她不再诱惑别人，而是极力促成朋友们的恋情。他们共同劳动，一起做饭、养蜂、办学、革命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式的互助团体，生活充满了活力。从类型学的角度，《电》中的革命恋爱问题，已经由《雾》《雨》中的革命加恋爱模式，转入茅盾所说的革命乘恋爱模式了46。巴金一方面沿着左翼小说的模式，表现青年的革命与恋爱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走出这个模式，将革命、恋爱都放在生活中来共同锻造，指向对革命者理论、情感与实践能力的思考。

F地青年充满活力的互助生活，让吴仁民想起了陈真，并对陈真的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陈真为着理想，牺牲了一切，他永远是那样过度地工作着，让肺病摧毁了身子。”47在吴仁民看来，陈真清教徒式的革命精神让人敬佩，但不完善，革命者的生活和志业不应该分离，个人人格与革命人格也应该统一。他还为陈真曾给李佩珠贴上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标签，向佩珠道歉。但佩珠的回应很有意思，她反而承认陈真的批评没错，她“的确是小资产阶级女性”，不过，她希望以后“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总要尽我的力量给你们帮忙”。4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佩珠不再纠结于身份、革命等理论、标签的名与实，而是以热情的生活和勇毅的革命实践替代这类理论。

巴金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似乎更能合理地解决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问题，《灭亡》中的李静淑、《新生》中的文珠、《雷》中的慧以及《电》中的佩珠都是如此。佩珠是巴金小说中理想的革命女性形象，她不喜欢空谈革命理论，拒绝抽象的说教，也不回避生活上的愉悦，比如，当贤因革命不能去看他心心念念的雪时，佩珠却说，“太阳，那才可爱，当我沐浴在阳光里的时候，我真想把全个身子都溶化在那金光里面”49。在佩珠这里，生活的热情与革命的热情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体的，对生活的爱也是革命的能量。当同伴德华女士受挫时，她给予友爱，让同伴重新变得强健，“渐渐地，渐渐地，热情在她的身体内生长起来，她仿佛感觉到它的生长，她觉得它不停地涌着，涌着，她把它压抑不住。她的身子开始微微颤动了”50。德华在失落之际，佩珠给予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革命情感。情感通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经验，让德华重新鼓起生活勇气，并加入了革命组织。

佩珠正是仁民所说的，经过社会熔炉锻造过的革命青年。佩珠身上新的革命气质，吸引着仁民，“她的和谐的面部组织之中却存在着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是她从前所没有的。这力量把他抓住了”51。他此时对佩珠的爱慕，不是源于激情和冲动，而是对佩珠的革命经验和气质的认同。他重回革命后变得健实了，身体从孱弱变得结实，情感和精神从感伤变得坚韧，并意识到个人幸福并不必然与集体幸福冲突。在革命形势变得更严峻的时候，他跟佩珠走到了一起。同志们对他们的结合，也是“无限的善意”52，非常认同他们的选择，“每一个人都分了些爱，分了些同情给他们两个”53。革命与爱情终于找到了融合的可能，对于吴仁民、佩珠来说，此时的革命加恋爱内涵已经不同于早期的革命加恋爱，早期的革命是革命理论，现在的革命是革命实践，因此，革命加恋爱应该是革命实践加恋爱。这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的，要经过生活烘炉的锻造，才能养成健全的革命人，那些空谈理论或空有激情的人，那些害怕在日常生活中投注热情的人，并不是健全的革命者，革命主体首先应该是具有爱的能力的人。正如他另一篇小说《最后的审判》所说的，当封闭的写作只是内循环，丧失了创造性的时候，只有回到生活，自我才会得到扩展：“我要回到生活里去，好好地做一个人。我要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我要与我所爱的人共同受苦，共同挣扎。我要把自己底命运连系在他们底命运上面……”54生活的熔炉将自我与世界进行重新连接，锻造出有能力爱，也有能力被爱的新主体。

注释：

1 刘奎：《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社会转向研究》，《文艺研究》2021年第12期。

2 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3页。

3 4 5 6 8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巴金：《灭亡》，开明书店1929年版，第59、94、87、119—120、120—121、186、349—350、350、185、193—194、194、200、202页。

7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169页。

9 11 黄英：《谢冰心》，《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12页。另见阿英《谢冰心》，《阿英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10 剑三：《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12 茅盾：《冰心论》，《文学》第3卷第2号。

13 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冰心著作集》，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357页。

22 巴金：《〈光明〉序》，《光明》，新中国书局1942年版，第2页。

23 24 25 27 巴金：《新生》，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35—36、36—37、96、233—234页。

26 巴金：《庶务室的生活》，《生活》第8卷第42期、第43期。

28 29 30 31 33 34 35 36 巴金：《死去的太阳》，开明书店1931年版，第190—191、230、184—185、185、337、32—33、88、104页。

32 参见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开明书店1932年版。

37 38巴金：《家》，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425、433页。

39 巴金：《爱的十字架》，《创作》第1卷第4期。

40 巴金：《生与死》，《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

41 巴金：《未寄的信》，《文艺月刊》第2卷第9期。

42 巴金：《雾》，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1936年版，第184页。

43 巴金：《雨》，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6页。

44 学界早期关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研究，偏重左翼作家的创作，对巴金较为忽略，如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近年来已有关于巴金小说“革命加恋爱”模式的研究，如刘天艺《革命与恋爱题材在巴金小说文本中的展开——以〈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作品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6期。

45 47 48 49 50 51 52 53 巴金：《电》，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1935年版，第28、56、174、9、118—119、54、195、197页。

46 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第4卷第1期。

54 《最后的审判》，《文艺月刊》第2卷第8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