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状态”：论王德威的当代小说批评
内容提要：王德威的“例外状态”批评意识，以潜流的形态贯穿了他整体的当代小说研究。他挪用政治哲学领域的“例外状态”，不断逾越已有的批评范式，持续言说文学表征现实的无限潜能。王德威的“例外状态”批评维度容纳了超越现实主义的认知范式、作为“例外状态”的情感维度、文学介入现实的“例外”文类。这一批评路径是对王德威解构意识与“互文性”视野的延续，亦是对他“危机时刻”与“幽暗意识”思考的持续深化。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为参照，王德威的当代小说批评在文学写作的边缘上，探触到了作家以“可畏的想象力”方能看见与书写的事物，表呈了文学中众多能彰显本质的例外时刻。
关键词：王德威 文学批评 “例外状态” 可畏的想象力
作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王德威始终关注华语文学发展的现状与前沿，王德威的文学批评对诸多现当代作品做出了精准判断，对华语文学的当代面貌有着恰切的把握，建构起了华语文学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他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批评，不断逾越已有的文学批评范式与限制，为华语文学的认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王德威独特的海外文学研究背景影响着他并举东西的理论与批评视野，同时决定了他“例外状态”的文学批评意识。
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评论中，王德威照例引入了大量西方理论用于阐释不断自我更新的当代文学，这些批评文字延续了以往文学批评的风格，展现了他宏阔的文学视野与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挪用后被用以分析当代小说的政治哲学思想“例外状态”。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及的“例外状态”作为被挪用至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专注的是文学领域中作为“例外”作品的独特性，强调的是作者、读者与批评家在文学判断中的主体位置。经分析阐释，“例外状态”或许能与“众声喧哗”“抒情传统”等一同成为打开王德威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秘匙。
一、“例外状态”与文学中的“例外状态”
“例外状态”1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关键话题之一，最早由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中提出。一般来说，“例外状态”是与正常司法秩序相对而言的非正常状态，用于指当国家处于某种危机、紧急或戒严时，正常的司法和法律制度被悬置或中止的状态。面对“例外状态”，主权者采取中止或悬置法律等特殊手段，目的是消除当下司法系统不足以解决的危机，以尽快恢复正常司法秩序。用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话说：“例外状态之所以将规范从它的适用中分离，是为了让其适用成为可能。它在法中引入了一个无法地带，为的是使得现实可以被有效地规范。”2能够宣布国家进入“例外状态”的主体正是主权者，卡尔·施密特指出：“主权者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3在极端紧急状况之下，主权者可置身于法律秩序之外，行使法赋予的权力，并对法是否被悬置做出决定，这显示了主权者内在又外在于法秩序的特征。以政治司法领域的“例外状态”为基础，阿甘本将语言、社会制度与法律进行结构性类比，将“例外状态”引入到对其他文化领域的理解中，这对于将“例外状态”用于文学批评颇有启发。例如在语言活动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提出“规范有效却未对现实产生任何指涉”4。
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致力于挖掘文学中作为“例外状态”的作品，要比现实主义等常态批评更能说明文学内部的本质。王德威将阿甘本的“赤裸生命”（bare life，简称“裸命”）与“例外状态”作为彼此互证的两个概念，“裸命”用于指身处“例外状态”中的人。作为被包括在外的状态，“裸命”成为言说历史的潜在叙事，反证了秩序与权威者的存在。例外空间造就了主权者与“赤裸生命”两个互为正反面的极端，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话语体系中，“至高权力的背面，就是赤裸生命。在现代社会中，主权者通过决断‘例外状态’，而使生命随时可转变成为神圣生命（赤裸生命）”5。王德威注意到，双雪涛在他的“废人列传”中书写了由“例外状态”造就的“赤裸生命”——下岗酗酒的父亲、残疾人、孤儿、无赖、流浪诗人、神经分裂的青年、堕落的女儿等边缘人物。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走向解构，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与此前侧重宏大叙事的铁西书写有所不同，他笔下的“裸命”之人处于被弃置的状态，被排除在受保护的空间之外。王德威在双雪涛的废人群像书写中发现了关于“裸命”的隐微之面，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表现了作家对边缘群体的主动关注。以此为例，王德威“例外状态”的批评意识以一种潜流的形态贯穿了他整体的当代文学研究，值得仔细审视。
“例外状态”为王德威的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借镜。通过挪用施密特的理论，能发现王德威当代文学批评笔触所及的作品，大多能作为文学的“例外状态”来说明文学常态的本质。这些作品作为文学审美的边缘或极端存在，将常规的艺术法则悬置和中断，作家正是在这种悬置中开展其创作，显示出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性。王德威所选取的当代文学中的极端状态或过渡状态，要比通常被视为常态的现实或写实主义文学更能说明文学内部的逻辑。6他从当代文学中发展或超越现实主义的作品出发，用以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的当代文学批评正是在直面这种例外状态的过程中，在现实或写实主义文学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完成了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探索，也由此探触到了作家以“可畏的想象力”方能看见、书写的事物。
“例外状态”或非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种不合时宜。王德威在谈及“当代”一词的辩证意义时提及该词所包含的批判意识，“当代”不仅是指此刻、当下，或对历史阶段的命名，它的辩证意义在于“具有批判力的时间意识，而这样的时间意识恰恰来自作家面对历史大势或主流，种种的‘不合时宜’（untimely）”7。由此，“当代”与“例外状态”二者的内涵在“不合时宜”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当代”亦是反当代，其词义本身呈现了一种互相抵牾的辩证关系。
王德威的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能被视为文学批评常态的某种“例外状态”，此种例外表现出的文学法则中断的状态，更能揭示出文学的本来面目与批评者的主体性。正是由于王德威此种具有极强个人风格与敏锐度的文学批评，才能捕捉无数被忽视、被压抑的可能性，证明文学所固有的、潜在的本质。它们平常隐藏在一般的文学批评之下，正如主权者的决断权，平常只能隐藏在文学法则的常态运转中而无须出场，只有在“例外状态”下才会发挥其决断的作用，凸显其存在的价值。
二、“例外状态”批评的多重维度
“例外状态”作为一种独特意识，在王德威的批评实践中表呈出多元面向。一是“例外状态”的批评实践能够关注到现实主义认知范式不曾涉及、不能言说的层面，二是能将批评的目光转向被一般文学史观所遮蔽的文学中的情感维度，三是能转而重视过去被当作次文类看待的文学文类，为理解文学如何介入现实提供另一种可能。
“例外状态”首先是出于王德威对现实主义认知范式的反思与超越。从193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描摹人生，反映现实为目的”8的现实主义流派一直占据文学创作的焦点，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中，王德威对1930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不同面向。从2020年的英文专著《为什么小说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能觉察，王德威已在有意识地对现实主义认知范式进行反思，他自述：“透视法（transillumination）对现存的现实主义关于光亮和启蒙的范式提出了质疑，转而提出了‘黑暗之光’（the beam of darkness）的类型学，认为它能照亮不可见和不可想象的事物。”9“例外状态”的批评路径延续了王德威对不可见事物的探索意识。
贾平凹、阎连科等当代作家早期的作品常被冠以现实主义标签，王德威则从中探勘现实主义的“例外状态”。王德威认为以现实主义赞美《秦腔》其实并未读透、读懂贾平凹，同时他也揭示了阎连科1990年代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外寻找出路的尝试。王德威指出1980年代以来贾平凹对现实之外世界表现出浓厚兴趣，有关再生、预言等接近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开始出现，在贾平凹的宇宙符号系统中，现实与自然、超自然的互动是最自然不过的。王德威在阎连科以耙耧山区为背景的系列作品中，看到作家对现实主义突破的尝试，阎连科深知现实主义无法描摹现实的光怪陆离，因而发明了神实主义，勾连神话、梦境、异想和现实。在这些偏离常态的现实主义写作中，文学反映现实的法则被悬置与中断，超自然、神话、异想与无序作为“例外状态”被纳入到批评视野中。
其次，“例外状态”的意识能关注到被一般文学史观所遮蔽的情感维度。具体而言，抒情作为区别于启蒙、革命等大历史叙事的“例外状态”，也被用于王德威的当代文学批评。王德威小说批评文集的标题“可畏的想象力”（the fearful imagination）一词出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汉娜·阿伦特指出：“只有那些未经历过毫无人性的绝望恐怖的人，在面对实在的恐怖时，能毫无动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纯粹反应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10在分析蒋韵《行走的年代》时，王德威提到蒋韵着重处理了抒情与叙事间的张力，该小说的情绪喷薄而出，被王德威当作后文革世代“情的考古学”来阅读。
王德威在反思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不能忽视的重要命题——启蒙与革命时，提出了另一个在现代文论中常被忽视的文学观念——抒情。11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谈抒情时提及另一个概念“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12，受普实克影响，他认为“抒情和史诗不仅指的是规定文学文化的类型和风格，更意味着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规范社会认知范式的‘感觉结构’”13。作为感觉结构的抒情，来自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碰撞，它不仅是王德威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话语，亦是他当代小说研究中的重要语汇，王德威将抒情作为启蒙与革命的“例外状态”持续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潜流。
最后，王德威转而重视过去被当作次文类看待的文学文类，尤其是致力于勘探当代的科幻写作。从文类出发，科幻文学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了作为例外的其他可能。王德威回顾了百年来话语文学与科幻小说的关系，指出科幻小说在中国近现代的命运与际遇：晚清最后十年，科幻小说风行，想象撼动着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但随着五四写实主义的兴起，科幻销声匿迹；直到21世纪初，随着科技、网络的发展，科幻才又异军突起。“科幻的复兴印证了王德威在研究晚清科幻小说时提出的观点：晚清文学中蕴含着被压抑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必将卷土重来。”14可以说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科幻这一文类一直处在写实文学形态的遮蔽之下，这种遮蔽与中国在20世纪遭遇的现实危机不可分离。
王德威以“例外状态”的批评意识发现当代科幻作家开拓出了写实以外的不可能与不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找到了文学面对与适应社会变革与挑战的路径。王德威借宋明炜的话说，“科幻‘再现不可见之物’”15。宋明炜在《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中指出科幻小说的境遇与姿态，认为“科幻小说不仅是一个边缘化的文类，它还有一种对抗‘中心’或与‘中心’相争的姿态”16。科幻小说是作家自觉介入乌托邦的努力，这种介入本身就包含了对主流、常态文类的质疑、跨越与颠覆。王德威曾就晚清至二十一世纪的科幻文学作过专论，他认为“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带给我们对于乌托邦、恶托邦的想象空间。它不断地刺激、搅扰着我们：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经典或正典以内的文学，什么是次文类或正典以外的文学——不断地产生新的思考方式”17。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曾经被当作次文学的科幻文类重新被纳入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视域中，其专论中早已提及的伊格言、韩松、骆以军、董启章等当代作家的科幻作品，均成为王德威思考文学如何运用其“可畏的想象力”创造各种异托邦的典型。
在讨论韩松的科幻作品时，王德威指出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然失效，科幻作为一种“例外状态”能够有效地暴露现实问题，此时“异托邦不是‘例外状态’，而是常态存在。甚至异托邦就是乌托邦”18。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实验，尤其是科幻作家如刘慈欣、韩松都证明“小说不再证成而是动摇了现实主义的终极人本论述”19。科幻小说以乌托邦或恶托邦为题材，区别于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它们跨越写实的界限，以进入未知世界的方式探索不可见之物，想象另一种真实。
通过对当代小说“例外状态”多重维度的阐释，王德威的文学批评涵摄、容纳了超越现实主义的认知范式、作为“例外状态”的情感维度、文学介入现实的“例外”文类。王德威的当代文学批评证明了文学自身具备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再现和反映现实的叙事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当代作家写作中得以充分展现，显示出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之间也在形成有效互动，批评家以同样独到的眼力看见非常态，丰富着“例外状态”批评的多重维度。
三、王德威“例外状态”批评的思想脉络
梳理出王德威“例外状态”批评的多元面向后，仍要顾所来径，探问其思想脉络，由此“例外状态”才能彰显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与有效性。王德威选择以“例外状态”作为批评路径的缘由有下：一是“例外状态”本质上与其抒情思路一脉相承，是王德威解构意识在不同研究阶段的呈现与展演；二是“互文性”视野使王德威擅于挖掘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无名潜流，进而看到文学中的“例外状态”；三是“例外状态”是对王德威此前“危机时刻”和“幽暗意识”研究的持续思考与不断深化。审视“例外状态”的思想脉络有助于理解王德威总体的文学批评，对完善其思想的连续性裨益深远。
其一，回到抒情的理论脉络中来。现代抒情为无法归入宏大叙事的文类找到了可供安置的光谱，抒情本身即作为一种“例外状态”存在。受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后结构主义观念的影响，当过去的经典、大师和运动被解构之后，就产生了研究文学的新认知与新路径，“相当长时间以来，经由主流话语、精英叙事所建构出来的清晰的历史叙事，制约和形塑了我们对事实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认识，可是，后现代史学却告诉我们，各种非主流的、底层的、日常的历史细节，却一再挑战着权威历史的叙述”20。正如王德威以抒情现代性编写《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历史叙事中的感觉结构。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这些“非主流的、底层的、日常的历史细节”恰是以“例外状态”的形式存在于文学叙述中，解构意识始终蕴涵于王德威的批评思路中，某种意义上，抒情与“例外状态”只是批评家的解构意识在其不同研究阶段的展演。
王德威曾关注中国现代身处历史风暴中的抒情诗人冯至、穆旦等，得出“现代中国写作能够成其大者，除了感时忧国外，无不也是关注语言、用以思考、呈现内心和世界图景的好手”21。延续到当代文学中，在评价李渝的写作时，王德威再次提及沈从文“有情”的历史，“李渝的观点来自对中国抒情文学艺术传统的反思心得，也暗暗与西方现代甚至后现代主义产生对话”22。王德威认为李渝的写作多来自她本人的生命经验，主要为告别革命启蒙、追忆往事。王德威选择“例外状态”的批评路径与其抒情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某种意义上是在革命、启蒙等主流叙事话语之外寻找到的一种“例外状态”，进而实现对解构思想的另一种展演，增补批评界对文学现代性的认知。
其二，王德威的“互文性”视野使他擅于挖掘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无名潜流，进而看到文学中的“例外状态”，以补充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互文性”在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那里意为“对文本历史的开拓”。具体来说指的是“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24，关注文本的“互文性”是指将它放置在所产生的历史之中进行对话。“互文性”视野贯穿王德威的当代文学批评，使他擅于将当代文学作品放置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其新意与突破，此种做法正是“互文性”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挪用。“例外状态”作为一种打破文学常态的思维方式，与“互文性”视野构成互相指涉的呼应关系，它们都通过对文本历史的开拓来定位现有的观念，由此探勘文本的外延、边缘与极限。
通过将作品置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评论定，能使当代文学具有经得起推敲的历史性和更加稳定的当代性。王德威通过其“互文性”视野关注到不同作家如何超越传统的文学写作、突破既有的文学叙述模式，这使他更易于考掘文学中作为无名潜流的“例外状态”。王德威梳理了作为中国现代小说重要分支的教育成长小说的脉络，以定位董启章的《学习时代》在教育成长小说常态化的序列中有何新意。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也被王德威安置在更广义的东北工业叙事脉络中彰显其爆发力。在研究韩松笔下关于病、医、药的书写时，王德威回顾了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病、治病与文学，其关于“病”的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以晚清刘鹗《老残游记》为始，到鲁迅的弃医从文，再到各种作家如丁玲、巴金、余华、阎连科等笔下的沉疴重症。王德威将“互文性”作为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视野，这使得他能在一般的文学史脉络中挖掘特定作家写作的独特性与例外之处。
其三，“例外状态”是对王德威此前“危机时刻”和“幽暗意识”研究的持续思考与不断深化。“危机时刻”的批评意识延续在王德威与“例外状态”相关的文学阐述中。在《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一文中，王德威将钱锺书、奥尔巴赫和巴赫金进行对照性阅读，深入解析三位作家面对“危机时刻”如何从文学入手寻求因应之道，进而探索历史的、方法的、修辞的、立场的危机如何启发主体的文学批评事业。王德威指出：“我所谓的危机时刻，指的不仅是历史嬗变以及随之而起的文明动荡，也是文本以内种种方法、立场的冲突所形成的张力。”25按王德威的意思，“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不仅要以西学中用、以今论古等方式对文本置予高下褒贬，揭示其内在的紧张性，更要出入历史和文本内外，“让表面毋庸置疑的论述显得问题重重”26。写作主体揭示突变、进行解构的过程，也是转化危机意识的过程。“例外状态”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路径，试图彰显的正是写作主体面临种种内在或修辞危机时所选择的应对之道，因此，“例外状态”既延续了王德威应对诡谲多变的现代性面目的批评方式，又是他作为批评家探问写作者内在危机时刻的幽微之道。
小说以其“不可思议之力”创造了诸多关键时刻，“小说之为用，就是以最大的想象限度感受危机的状态”27。正如“可畏的想象力”所要诠释的含义，想象的叙述打开了新的世界，危机时刻已经内化为写作主体独一无二的生命风格。王德威认为台静农的《亡明讲史》以一种轻浮滑稽、闹剧般的叙述让历史不再作为沉重的典范存在，而成为非理性的混沌。这种写法源自抗战前夕作者的危机感，过去文学的范式已经无法清楚表达危机时刻的个人情感，台静农也产生了鲁迅曾有过的“呐喊”与“彷徨”。
“例外状态”的批评意识有助于王德威穿透常态的表象进入到文学的非常态之中，深化其前期对“幽暗意识”的研究。王德威“幽暗意识”的提法受张灏28启发，但他进一步指出“张先生以道德坎陷作为论述基点，我则以为‘幽暗意识’指向理性知识和道德判断之外的另类空间。那是文学的空间。用鲁迅的话来说，是由‘神思’和‘悬想’所形成的空间”29。幽暗物质投射的是无限不可见、不可测的物质能量，在文学领域中，“例外状态”延续了“幽暗意识”如何在不被照亮的境地中开拓出不可见的地带。正如王德威认为陈春成的写作见证了时代中幽暗意识的必要，面对主流，陈春成一辈作家“以虚构力量揭露理性不可思议的悖反，理想始料未及的虚妄，以及宇宙本然的隐秘混沌”30。文学在不同阶段总能依靠其探索幽暗的自觉意识，建立新的写作伦理与风格，由此才能为文学自身的气象带来异彩。“例外状态”及其文学批评演绎不仅有利于发现文学自身的变化与创新，同时接续并深化了王德威“危机时刻”与“幽暗意识”的批评立场，有利于拓宽他个人的研究边界。
总的来说，以抒情为表征的解构意识、“互文性”视野、“危机时刻”与“幽暗意识”均是激发王德威有意识地挪用“例外状态”进行文学批评与实践的缘由，亦是其不可忽视的思想脉络。王德威对文学中的隐微之面——抒情现代性的研究、主流文学史之外无名潜流的梳理、“危机时刻”与“幽暗意识”的关注，本身就是对文学中非常态的有意挖掘。
四、作为“常态”的“例外状态”
若将王德威的“例外状态”批评意识置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总体语境中，能进一步考察其在何种程度上补充了当下的文学批评论述。王德威关注的当代小说包涵了全球华人小说家的部分杰作，他以“例外状态”的批评意识，发现了这些更加边缘或前卫的写作，它们以非常态呈现常态的本质，在寓言意义上，“例外状态”本身也是对常态的一种例外演绎。
通过回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能够更有效地定位王德威的当代文学批评。1980年代，随着启蒙意识与精英意识的出现与普及，现实主义本质论的前提逐渐被否定和抛弃，此后文学开始去表现生活实践中除了本质以外更加多元的面向，由此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31这一阶段，作家与批评家的主体意识都十分活跃，他们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与现实，与启蒙思潮相呼应。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主流批评立场的转变，批评家不断挖掘文学作品中超越本质论的复杂面，“单向度”的文学批评模式开始瓦解。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进入、高校学术体制的完善和批评队伍的壮大，学院派批评崛起，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开始走向分化。文学批评逐渐转向内部研究与纯学术研究，并呈现一定的理论过量的问题。1990年代具有学院气与同质化特征的文学批评使得批评家们有意识地提出要建构具有当下意识和多元立场的第三种批评32，以打破文艺审美与现实、与文学现场的隔膜。
新世纪以来，批评家的立场因现代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制约等因素发生转变，“‘文学批评’同‘文学研究’逐渐分离，后者在学院制度中的专业化、建制化，在相当程度上聚焦于‘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范式”33。王尧教授反思了当下文学知识分子与时代、世界的紧张关系，认为“‘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可以视为文学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一个精准表述”34。学者李静勾勒了2014至2024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处的制度化语境，认为“这十年间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趋势是‘历史化’，以此祛除‘文学批评’带来的主观化、本质化以及过度认同所带来的影响”35，她提出文学批评应当不断突破学院派边界，尝试打开文本的复杂性。
2023年底在哈佛—岭大的文学对谈中，王德威与班宇、陈春成等作家共同探讨了当代文学的维度，一如王德威指出班宇的东北呈现在很多时候跳脱了现实主义，有了抒情和魔幻写实的面向，认为他“拒绝把东北变成唯一现实主义的本质的所在”36，这一判断正是基于王德威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当代作家的写作不断探问本质论之外的多元面与复杂面，文学批评也始终紧随创作。自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崛起，新世纪的文学批评被不断历史化、学院化，当下学院派批评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时，通常会将新的经验纳入已有的话语秩序中，或赋予新现象以新的阐释维度37。在面对新现象时，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能够从大量当代文学批评、评论的定论中突围出来，用饱含温度与情感的批判视野，不为时局所限地评价当代文学，体现出他作为文学史家的识见与甄别力，也在一定意义上补充了学院派批评。
恰如阿甘本所言：“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38既属于时代又不完全依附于时代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39。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只有批评者与时代保持必要而审慎的距离，才能具有敏锐的觉悟力，这种距离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例外状态”的显现。
以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为例，由“例外状态”出发，王德威试图去发现当代文学中突破民族与国族寓言的生命寓言，走向文学中更加隐秘的生命本质。民族寓言的提法来自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他曾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作为第三世界具有寓言性的文本进行分析40。作为“例外状态”的文学批评，恰好能对民族或国族寓言的阐释路径进行突围。
“例外状态”的批评意识意味着要在一个完整连续的国族、民族寓言阐释中发现转折、中断或悬置。王德威所述的当代小说家更多关注的是主流话语（神、权威、主义）之外的个体声音，如面对席卷的政治神学风潮，李锐的创作反而能够突破文学与政治寓言。他坚持纯粹的“圣人之道”，关注神圣与堕落、文明与野蛮、图腾与禁忌的辩证关系，其小说的复杂性决定了他拒绝被国族寓言的意识形态和创作教条所固化，而是要以反寓言性的方式对寓言进行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寓言本身的内涵，寓言“总是使作品的主题或寓意关涉到某种外在于艺术作品的、彼此独立、互不依赖的对象，从而产生出多重的，可以随意替换的含意”41。“例外状态”的批评意识解构了传统的国族寓言式批评，能够回归寓言本身彰显多意的本质，探问更符合当代文学的求变之道。
“例外状态”既是一种基于常态的例外演绎，又能抉发隐于常态背后的本质。当非常态的寓言批评成为被压抑的部分，被某种固化的批评方式所限，“例外状态”则有了实现其功用的价值和基础。它深入到意义的断裂与危机之处，将文学文本与现实、生命重新建立联系，看到过去被国族、民族寓言所压抑的生命面向。由此，批评家凭借自身的感性与审美力，在对边界、偶然的探照中，看到由人生经验所形成的文学的内核与精髓。王德威的“例外状态”文学批评极具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风格，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42。通过我们习焉不察的诸多文学作品，王德威的海外当代文学研究表呈了文学中众多能彰显本质的例外时刻，并潜在地补充了当下的文学批评。
“例外状态”延续了王德威过去的批评立场，它善于挖掘被列于连续性之外的写作伦理与风格，但也因此引发一些偏见。一方面，对“例外状态”的关注固然挖掘了一些过往不曾被观照的当代文学及其面向，但批评者会因过于重视阐释旁逸斜出的文学作品和现象，而易于将小众与经典、边缘与中心呈现为对立而非互动往来的状态。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所说：“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43文学批评对主流经典与潜力之作互动互证的关系或值得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例外状态”毕竟不如“抒情传统”，并非王德威专门建构的文学理论思想，因此其在适用性上仍有待推敲与考辨。作为理论工具的“例外状态”并非放之四海皆准，正如“幽暗意识”“众声喧哗”“抒情传统”等论述“仍然是被建构出来的一套论述，它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即（西方）现代性所呼吁的内向化、异质化进程；同时也必然体现王德威个人的审美倾向和意识形态”44。因此我们在理解、运用带有极强鲜明审美个性的理论话语时，更应当留意理论与文学彼此的裂隙与错位。
结 语
紧跟小说发展的前沿方向，探绎跨越边界的文学世界，不断开拓近代、现代与当代小说不同的批评向度一直是王德威的研究兴趣所在。季进教授将“超文化”作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指出“‘超文化’已经不只是研究的一个语境，也变成思想的一种状态。它鼓励我们不要把关键词研究限定在某些特别的领域、身份、经验之内，相反，应该以一种生成的姿态，去看待它如何连接其他问题或视域的可能”45。“例外状态”本身也是一种具有“超文化”特征的思想状态，从“例外状态”的视角出发，不仅能关联并持续更新王德威过去的批评论述话语，还能随之走出特定的领域、身份，建立连接其他问题与视域的思想经验，以在不断流动与变幻的时代之中，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文学通过其内部的“例外状态”来回应大时代下的沉默与言说，“例外状态”作为一种批评意识反过来也成为促进写作者自觉创作的内在动机。这种社会历史与写作主体间的讽喻关系，通过批评家的叙述而得到干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家、读者与批评家的主体性。王德威极具个人风格的“例外状态”批评意识更新了其当代文学研究光谱，影响并丰富着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了多元的理解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20&ZD287）、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知识图谱的生成：吴宓西学阅读中的知识选择与文化调适”（项目编号：KYCX25_352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这一术语在德国理论中一般被称为“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在法国或意大利理论中偏好使用紧急命令（decreti di urgenza）与戒严状态（stato di assedio），在盎格鲁-撒克逊理论中，盛行戒严法（martial law）与紧急权（emergency power）。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2 4 [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3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p5.
5 吴冠军：《译者导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意]吉奥乔·阿甘本著，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6 在文学领域，张旭东的《杂文的自觉》用“例外状态”理解鲁迅文学总体中的特殊现象——杂文，认为杂文要比鲁迅文学早期和晚期的“常态”更能说明他文学本体论内部的“政治的逻辑”，“杂文是那种想象中的‘纯文学’鲁迅的‘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这提供了文学领域对“例外状态”的挪用范式，对本文用“例外状态”分析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范式有所启发。相关论述可参见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7、295、443页。
7 15 18 19 22 27 29 30王德威：《可畏的想象力：当代小说31家》，麦田出版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13—14、286、339、494、70、142、493、493页。
8 王德威：《中文版序》，《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9 David Der-wei Wang, 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ltham,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viii.
10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2版），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52页。
11 17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2、280页，关于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的具体内涵与差异可参见本书中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一文。
12 王德威所用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一词来自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威廉斯的专著中该词被作为文化理论的关键词之一被提出。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13 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页。
14 黄德志、沈子瑜：《王德威中文书序中的文学观》，《华夏文化论坛》2024年第3期。
16 宋明炜：《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二十一世纪》2016年10月号。
20 季进：《无限弥散与增益的文学史空间》，《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1 王德威：《总结“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参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13页。
23 24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25 26 王德威：《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8 张灏对“幽暗意识”的具体界定：“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参见张灏《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张灏自选集》，任锋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31 关于文学中本质论的讨论，参见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32 37 参见张丛皞《重审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立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33 张旭东：《序：文学认识“统一场”理论及其实践刍议》，《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34 王尧：《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性”危机》，《文艺争鸣》2023年第10期。
35 李静：《学院体制与数字时代知识转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再定位（2014—202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8期。
36 王德威、李维怡、班宇、陈春成：《当代文学的维度：底层、底线、底蕴——哈佛—岭大学术研讨会文学对谈（上）》，《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
38 39 [意]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论友爱》，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40 参见[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版），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23—447页。
41 张旭东：《寓言批评——本雅明“辩证”批评理论的主题与形式》，《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42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3版），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第31页。
43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44 臧晴：《幽暗意识下的三重跨越——读王德威〈为什么小说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
45 季进：《写实·事件·超文化：关键词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4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