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村庄的食物密码：周荣池《父恩》的饮食书写
内容提要：周荣池的长篇散文《父恩》以饮食书写为棱镜，折射出乡土的生存困境与文化韧性。本文通过村庄“苦咸的饥饿底色”“‘甘蔗就酒’的生存哲学”“碗盏间的承续与迭代”三个维度分析作品是如何展现真实的当代乡村，并阐述了相较于汪曾祺的诗意化乡土，周荣池以粗粝的“非虚构”笔触，通过食物记忆重构“父恩”的情感内核，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一种“深情的现实主义”书写范式。
关键词：《父恩》 周荣池 饮食书写 乡土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饮食”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勾连起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显现出“兼及社会、人生、文学、审美等”1的文学性特征，盖因“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吃的很精；不但会吃，而且善于谈吃”2。从古至今，从“七月亨葵及菽”（《豳风·七月》）到“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的鸭蛋》），文学的场域里，饮食从未缺席，《父恩》中同样如此。这部“为村庄立传”的长篇散文，是周荣池为自己父亲所写的一本书。全书借回望父亲的一生来写记忆中的村庄南角墩，真实地表现了父亲与村庄环境的相互斗争与依存，袒露了一座村庄、一位父亲及父辈一代苦涩而顽强生长的阵痛。作者直白、粗粝而深情地讲述了农民父亲充满张力的性情：粗豪中有温情，倔强而不失孝义、暴躁又易于乐观、慷慨气度不掩其促狭、古怪的劣质。在全部叙述中，饮食书写是村庄日常生活的重要面相，更是“窥探人日常生活之窗口”3，不仅支撑起“非虚构”文本的真实细节，更填补村庄里父辈情感无言表达的空隙，是观照《父恩》中父亲形象、村庄情貌乃至更大空间的独特窗口，也隐喻突飞猛进的城镇化现实过程中一代人悲情而执拗的坚守，以及这种孤独坚守背后父辈抚育后辈的恩情。
苦咸的饥饿底色
作品中饮食虽不是着重突出刻画的对象，却无处不在地映照着那个窘迫年代里父辈们的挣扎抵抗以及刻在他们灵魂深处的“饥饿”底色。
村庄上的人与饮食最紧密的联系在于一日三餐填饱肚子，在于生存。《父恩》中，“填饱肚子”绝对是一件要事，尤其是对于在田里讨生活的父辈们来说，食物是他们的底气，是他们敢于面对贫穷、死亡的勇气。《守圩》一章中，父亲干了一天农活，晚饭吃一顿用醋拌的肥白猪头肉配“粮食白”（一种低等白酒），就能生出无穷的气力，继续踏着月色独自“做生活”（农活劳动），臭咸菜搭凉粥的组合，他能吃掉一盆，好似要将吐出去的气力全都吃回来；同样，在觉得日子坚持不住了的时候，父亲就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仿佛肚中的饱腹感能够挑起精神上的重担。“生存”二字给这个村庄施加的重量，很大程度使“一日三餐”失去了鲜活色彩：熬青菜、熬南瓜、熬茄子、咸菜汤、咸萝卜、咸冬瓜……无论多新鲜的菜蔬，在日复一日的熬煮中，都变得平淡寡味而绝望，最终演化成一种附着于灵魂的饥饿——对肉食的渴望。食物确实承担着抚慰人们五脏六腑的功能，但《父恩》中这种“抚慰”的表现，不仅没有质量而且捉摸不定，用文中的话说就是“像漏了底的米缸”，不会干涸，也难以填满，只是为了生存，也刚好只够生存。这时，一旦有意外介入其中，这种“刚好”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很显然，村庄的生活固然乏味，但“意外”从不缺席，断流的风险随时威胁着“米缸”，像一把刀时时刻刻悬在父辈们的颈项。所以“我”的母亲不用竹升装米给乞丐，而是用“抓”——“抓紧了又松开漏几粒下来”，然后递出窘迫的善意；所以“我”姨娘的地主公公每次吃咸鸭蛋都要盖起来，这样一颗便可掏作几顿吃，能多应付几日；所以村庄里流行着“肉和粥不能一起吃”“杀鳖穷三年”的俗语，用来宽慰鲜有油水的肚腹，企图欺瞒饥肠辘辘的灵魂。
村庄上人的饥饿恐惧如影随形，当这种饥饿逐渐深入骨髓，便催生出了一种“恶”的饮食暴力，“表现出极端情境下的生存书写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表现出强烈的对建基于熟人社会的农业型人情伦理的考验”4。一方面，《父恩》中有部分关于“恶食”的书写，“恶食”可以包括古怪的饮食习惯抑或是诡异的饮食喜好，例如大队支书吃狗肉治胃病是要蹲在茅缸上吃的、大佬倌爱吃“劁猪的秽物”、他的弟弟黑鱼爱吃“不挑骚筋的腰花”等等，这类不寻常的食物和饮食癖好，隐喻着村庄在长期饥饿下带来的生理异化，虽然作者并没有过多着墨，但也一定程度上掀开了中国乡土村庄隐秘深处的一角。同时，这种“恶”的饮食暴力更为直接地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背影》一章中讲述了一位因为饿得无奈而去偷瓜子果腹的教书先生，行径暴露后被自己的学生吊上了房梁，所谓的尊师重道、宽仁良善在饥饿折磨下全都搅作阴影一团，恶行的实施似乎能够让那些干瘪的心灵得到些许腥涩的汁液，却转瞬即逝，越发饥渴。极端“物质性饥饿”带来的影响——即使在不特别困窘的时分，这种铭刻于灵魂的饥饿感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并通过施加于自身的暴力，来去除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于是，他们比赛吃饭，油水四溢的残羹冷炙被大口吞咽入腹，饱胀与油腻在肚中激烈对抗，书中也有极端的饮食暴力结果举例——“一个人吃了十只狮子头活活地腻死了。”5
“饥饿似乎是村庄永远真实的感受”6，也是父辈们人生中最顽固的底色，是极致的苦，极致的咸，是一种同根相认的无言暗号，能够开启村庄的那段艰难岁月。当社会意识形态不再全面压抑人的物质性追求，当个人经验获得了文学出场机会，这些“在身体上长期饱受饥饿折磨”“从贫穷的乡村走出”的作家，便将这些铭刻着巨大精神与肉体创痛的饥饿感带入文学叙述中。7显然，周荣池也是其中之一。他并没有用血腥争斗的镜头去讲述穷困给村庄留下的伤痕，仅仅是用朴素的几笔饮食书写，便将村庄挣扎于饥饿的父辈精准地呈现了出来，这种精准很大程度上当归因于由他曾经对于“饥饿”最为真实的理解。
“甘蔗就酒”的生存哲学
纵然饥饿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南角墩这座村庄的上空，但人们的生活依然在继续，倔强的村庄除了不得不擅长吃苦，还擅长苦中作乐——以“甘蔗就酒”的尖聪自得，将生活的苦涩酿作片刻甘甜。
乡村饮食因其与传统风俗紧密联系的特性，发挥着维系社群、人情交往的重要作用。例如《迁坟》一章中全家把祖坟迁过之后，父亲与兄弟几个难得在一桌席上喝了酒吃了肉，即便闹得不愉快也没有人离席，这是自古以来的孝义；《迟婚》一章中讲父亲晚婚，提到即便家中光景不好，还是在家中摆了几桌“薄酒”，这是人情社会的礼仪；有一年发大水致使粮食减产，除夕时分没有汤圆，奶奶就把茨菇用清水煮了来充当，这是对传统节序的坚守；有男孩出生的家庭会给邻里送红鸡蛋和糯米饭，家家户户便回以生鸡蛋和糯米，还用白糖给孩子甜嘴，这是对生命纯粹的祝愿……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过日子的仪式感也从未缺席。那些掩于冷酷的目的性与功利性之下的原始善意和情感需求，通过食物开始传递，维系着村庄中的人情关系，也流露出朴素人情社会中平等而亲密的乡土秩序的美好物质想象。8从村庄里长出来的父辈们凭一股犟气，固守着传统孝义、公序良俗，如书中写道“同一根藤上的瓜，连着一样的苦根”，越嚼越苦，却执拗地等待着一丝甘甜，折射出中国乡土特有的性格与生命力。如周荣池所说“悲情并不是悲观，悲情只是一种叙述的节奏和技巧，或者说贯穿小说始终的悲情形成的孤独感，是一种强大的生长力量。这种力量既是小说本身生长的动力，也是像南角墩这样的村庄内在的生长力”9。因此，在作者的笔下，村庄是悲情或是绝情，但从不悲观，这一点可以从《父恩》中的父亲形象中见出。
“我”的父亲诨名作“小牛”，也许正是这个名字赋予了父亲一身牛劲儿和牛脾气，而这种牛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怪古、促狭和倔强。他因为给村支书送狗肉办坏事，葬送了自己的好出路，也因为请先生们喝过一顿酒，使“我”有了与先生们同桌吃饭的资格；他曾靠蟹汛为自家挣得一栋房和一段好日子，也曾在养的几百只鸭子即将下蛋之时被人恶意毁于一旦……父亲就像野生的果树，“在村庄里无足轻重，人们对它没什么希望，更谈不上有什么失望。它自己有股蛮劲，偏要像模像样地生长，最后结出一树不如人意的果子”10，生活没什么起色，总是向下跌落，可即便如此，父亲种的甘蔗、桃子也让“我”的童年多了一丝甜蜜，而他自己也从未被打倒，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站起来，也许就在于他拥有一种“甘蔗就酒”的生存哲学——“总能想尽办法吃点儿好的。”11譬如，发大水了父亲便带着全家在船上吃柴油炖出来的鱼，工钱还没到手就先去买肉吃，伙同黎先生偷来一只鸡来满足口腹之欲，即便身无分文也能够替我办齐备一顿升学酒席凑够学费……父亲的肉身虽然早起被苦累的农活拖得疲惫而空虚，但“吃顿好的”这个念头始终支撑着他，磕磕绊绊走过曲折的一生。毋庸置疑，父亲是书中作者着笔最多的形象，这固然与作者本身回忆的就是自己的父亲有关，但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位父亲身上瞥见千千万万农村父亲身影，看见村庄里千千万万父辈们聊以自慰的苦中作乐。
除此之外，周荣池还擅以本土俚语来表情达意，尤其是与饮食相关的民间俚语，如在《食物的故乡》这部作品中就有了“正月螺，赛肥鹅”等俚语的使用，同样地，在《父恩》中也提到了众多乡村俚语，大致梳理可得，有几乎超过半数的内容与饮食息息相关，如“下河人不要刁，一块馒头搭块糕”说的是作者的父亲与母亲说亲的事，还有“鲜鱼烂虾煮一锅——不知好歹”说的是村支书请父亲去做守林人却被拒绝了的事，以及“青菜豆腐保平安”此类在艰苦年代自我宽慰式的表达，这种本土语言的运用，在周荣池的其他作品中早已有所体现，更加立体展现了南角墩村庄生活的实景图，呈现出充满生命力的鲜活情态。
碗盏间的承续与迭代
《父恩》中的饮食书写，谈得最多的莫过于喝酒。在南角墩，酒是权力的象征，是话语权的度量衡，是“男人们的命”。在碗盏轮转间，村庄完成了代与代的承续，在时代的注视下，发生着变化。
“食物及饮食习性不但可作为一特定族群表达或认可其独特性的文化标记，亦可用来传递该族群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结构或性别与权力关系等内涵。”12诚然，酒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乡土社会的等级秩序。“我”的二叔凭借着好酒量，谋得了生产队队长的职位，而“我”的父亲也凭借着好酒量，两手空空在南角墩站稳了脚跟。“一杯酒下肚声音就大了起来”13“喝了酒道理就全在他”14，这种莫名的底气，仿佛是神经被麻痹后产生的幻觉，却实实在在地让父辈们在面对苦厄与艰难时，无端生出源源不断的勇气来，可以让父亲一猛子扎向三荡河翻滚的暗流，堵住松动的闸门，短暂地逞一回英雄，也可以让父亲不顾衰老的身体，去和年轻的村支书抗议肉搏，强做出头鸟。当酒水被呈上酒桌，就开始挥发出一种迷幻的场域，能让私的变作公，能让公的化作私，全凭酒量辨是非、算豪雄，可以说，这是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的村庄里特有的评判标准，也是父系社会以来，显示权柄的重要符号。也正是如此，“我”的母亲很重视父亲喝酒这件事，总要摸出一两个菜让父亲下酒；同样地，村庄里的妇人们，总是一边骂道“恶水”一边自话：“不灌酒，怎么像个男人家样子呢？”或许在她们心底里，其实也是对这薄薄的酒水寄予了深切“厚望”的。
辛辣透明的酒液，如同一面镜子，照出父亲的性格。他的暴躁，让他在南角墩守了几十年的“兵权”，也顺着冰冷酒液流淌进“我”的脉搏。正如作者自己说的“父子之情多是暴躁粗糙甚至是对抗的，又是真实而深切的”，这种复杂的情感融注到碗盏中，最终酿成了“多年父子成兄弟”醇厚绵长，实现了和解。而当年轻的子侄们企图在寿宴上夺过父亲碗盏中的权柄时，父亲再次展现出他经年不衰的“好酒量”，好似要证明自己与黎先生“一只小公鸡喝了五斤白酒”绝非杜撰，好似要确认自己盛满了苦水的人生是否已经有船那么宽，灌尽落盏，只轻蔑留一句“你们喝酒不像样子”15。
然而，这样的豪情终究是随着年岁的增加、城镇的扩张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表现在器具上，“碗”变成了“杯”，不拘的宽口收束于矜持的小盏，豪情自然减了几分；其次是酒事开始多了与土地格格不入的“盘算”，晃荡的酒液不仅仅含着豪情，更关乎利益。“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人民吃什么样的饭”16，村庄的命运亦然。周荣池在小说《单厍》中就曾以酒席为缩影，展现了村庄内部的派系斗争，而《父恩》中虽没有详细铺陈，但我们依然能够在作者的饮食书写中，窥见酒事变化中隐含的村庄命运之变迁。大碗喝酒、酒花四溅的日子在城镇化的轰鸣声中一去不复返，年青一代以“不像样子”的饮酒方式，悄然接替父辈的权力，传统秩序不可抗拒地被更迭。父亲的碗盏变得静默起来，无言地传递着苍老的讯号。村庄不曾老去，但父辈们正在渐行渐远，过往的争吵、欢闹、绝望、希望都化作一杯陈酒，散发平静的醇香，沉淀深深的苦涩。
从“美”到“真”的乡土叙述
周荣池出生于高邮，《父恩》中所描绘的里下河、南角墩正是他的家乡。而谈到高邮，我们不禁联想到汪曾祺。两位作家同根同源，却在表达乡土饮食上有些差异。
汪曾祺绝大多数文学创作取材于家乡，耳熟能详的作品有《高邮的鸭蛋》《受戒》《大淖记事》。汪曾祺本人对“吃食”的偏爱，营造了其独特的饮食书写景观。汪曾祺笔下高邮饮食大多都不是名贵之物，或一碗茨菇汤，或一盘拌菠菜，最简单的食材在汪曾祺勾勒描绘下，展现出鲜、咸、香、甜，能使人品尝到美食本身和美食之外的妙趣。汪曾祺作为“最后一位士大夫”，其本身的经历和个性气质都深深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他将自己的故乡通过静置沉淀，滤去混浊留下澄净，以温暖淳美的笔触，呈现出一个滋润细腻的高邮水乡，高邮饮食和高邮人都温润地舒展在汪曾祺的书写里，给人以“美”的文学体验。例如，在《鸡鸭名家》中，开头一幕出现的是“父亲”认真拾掇鸭掌、鸭翅和鸭肫的场景：
用他那把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那儿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蕊黄色鱼子状的东西绽出来了。17
“一划”“一翻”“绽”“栗紫色”“钢蓝色”“蕊黄色”，这样的描写使得原本毫无美感的处理家禽的画面，变成一场精彩绝伦、赏心悦目的艺术演出，寻常的水乡生活在汪曾祺笔下充满了诗意与美感，具有“文人化”的特征。而在书写苦难时，汪曾祺也选择用温情的笔法来冲淡赤裸裸的沉痛，如小说《黄油烙饼》中重现的那段艰难岁月，为了让孙子能活，奶奶默默缩减自己的口粮，濒临死亡的时刻也没舍得用最后那瓶黄油，孙子萧胜吃着奶奶省下黄油做的烙饼，泪流满面。汪曾祺在这里写的不仅仅是一张“黄油烙饼”，还凸显了沉重世道下的温柔人心与生存考验前绽放的坚韧人性，如此，真正的现实苦难就自然而然被冲淡了。
而反观周荣池的饮食书写，则是从更为现实的视角，以不做雕饰的语言还原了村庄的饱满与干瘪，像一把冰冷的刃，平稳剖开“田园牧歌”的表皮，露出颤动流淌的血肉，表现的是一种纯粹的“真”，不论好坏，不论善恶，不论美丑，都被诚实地记录于笔端，村庄复杂的多面由此而显现。如在《作乐》一章中，父亲杀煮小公鸡的画面很是经典：
血滴在碗里，慢慢与水和油盐在晃动中融合。又有血溅在地上，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18
“滴”“晃动”“溅”夹杂着血色与混浊营造了一种昏暗的氛围，食物的香气与温度被抽离了，这场不能宣之于口的口腹盛宴，因为来处的不正当，而显现出隐秘的惶恐与压抑，而这正是村庄真正的饥饿表现。这样类似的场面文中还有许多，如肉食油腻的肥白、青菜被熬烂渗出枯黄色汁水、被抢来塞在床底下的鸭子等等，可以见得，周荣池写乡土，并没有回避村庄的弊病，没有回避村庄的“恶”，所有的狭隘与自私、固守与暴力都被一一呈于纸面，剥除假面，直击心灵。但与此同时，他也写温情，写父亲为受伤的母亲煨乳白的鸡汤，写父亲为难得返乡的儿子把猪头烹出一桌盛宴，人与人之间的相守相依也没有被掩盖，亦没有被放大，表达了村庄沉默而真实的爱意。尽管《父恩》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解构乡土浪漫，但其对父亲煨鸡汤的温情描写，仍与《食物的故乡》中“灶头烟火”的诗意片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呼应。这种“暴烈与温情”的辩证，一方面延续了周荣池对乡土复杂性的忠实记录，另一方面也暗示其创作中“抒情性”与“现实性”的共生。
周荣池并非仅仅将目光凝聚在暗处，也抬头注视着光亮，而这温情的一面，似乎与汪曾祺对故土的无限深情一脉同源，正如他在访谈中提到的：“我们的文化生活和写作，多少还是受到了汪曾祺先生的影响。至少说，受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场域的这种影响，也可以算是一种传承，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影响”19。因此，周荣池与汪曾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呈现出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他们或“美”或“真”的文字共同组成故乡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村庄标本”。
此外，在叙事视角上，汪曾祺以文人视角将高邮风物静置于“文化怀旧”的橱窗中，在小说《郝有才趣事》中“蒜都是很磁棒，很鼓立的，一头是一头”20，这种对细节的美学雕琢，将饮食从日常生存中抽离，升华为抒情传统的载体。汪曾祺这种“淡而有味”的食事美学，构建起了一种静态的怀乡范式，传递出知识分子对于逝去乡村的精神怀旧，却也淡化了食物背后的生存暴力，可以说，他的文人趣味在某种层面上消解了饮食的物质性。相较之下，周荣池的饮食书写则展现出强烈的“肉身在场性”，他以亲历者的视角，将身体经验转化为叙事媒介，《父恩》中的食物不再仅仅是供人远观的审美对象，更是生存工具以及暴力的载体，食物不仅是符号，还是村庄抵抗苦难的肉身实践。并且，周荣池的饮食书写还具有反映时代的特性，“柴油炖鱼”的不寻常组合，恰恰隐喻着现代的工业属性与村庄的自然属性之间的碰撞，体现出一种“纪实”的文学张力。
周荣池与汪曾祺的同源异质性，一方面体现了饮食美学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映射了乡土书写的代际转向。从“美”走向“真”，可以说，周荣池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文学高邮”。
结 语
“在一个讲究‘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的国度，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以及‘韵外之致’。”21周荣池以朴素的叙事，将饮食书写嵌入村庄日常肌理，使其成为解码乡土生存逻辑的核心符码。“不断生长的是文学也是乡村，一个写作者能做的只有找到并深情踞守自己的角落”22，无论是饥饿的印迹，是苦中作乐的生存方式，还是酒如其人的父辈们，都是生长于周荣池记忆中的南角墩，是他能够通过味道与之相认的故乡。高邮的南角墩只有一个，但却浓缩着许许多多故乡的影子，它们分布于中国各处，却有着相似的岁月、相似的饥饿、相似的父辈们，而作者抓住了这一点，并通过娓娓饮食叙事，写出了一种共同的故乡感。倘若要细细分析《父恩》中的饮食书写，或许我们还能够读出许多，周荣池笔下有橘子的酸、烈酒的辣、茨菇的苦、腌肉的咸，而其中的甘蔗、桃儿、西瓜看似是甜的，却总萦绕这些许苦味，也许唯有“苦”，才能让父辈们始终把握住那些看不见的岁月，才能守得住村庄。正如周荣池在作品最后所说“有这样的父亲，村庄的一切依旧会成立”，而有这些烙在唇齿间的滋味，通往故乡记忆的便不会丢失，即便岁月和时代的滚轮把村庄碾得面目全非，但千千万万个“南角墩”始终在各自顽固地生长，直至连成一片，成为我们永恒的精神原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对叙事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5&ZD06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1 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2 汪曾祺：《〈知味集〉征稿小启》，《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
3 许至：《以羹探政：论古代食物与政治关系》 ，《孔子研究》2017年第5期。
4 钟媛：《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代际流变与宗法叙事差异——以“饥饿书写”为切口》，《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6期。
5 6 10 11 13 14 15 18 周荣池：《父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94、193、133、189、9、98、107、153页。
7 刘传霞：《饥饿的政治文化诗学——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饥饿叙事》，《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
8 郭文轩、叶永胜：《复调与回声：从〈芙蓉镇〉看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饮食书写策略》,《美食研究》2024年第2期。
9 22 何晶、周荣池：《写作者要找到自己立锥的角落，并深情踞守》，《文学报》2022年7月28日。
12 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新竹）2008年版，第277页。
16 [法]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厨房里的哲学家》，敦一夫、付丽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7 汪曾祺：《鸡鸭名家》，《汪曾祺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页。
19 闻奕、周荣池：《现代化视域下的乡土散文书写》，中华网文化频道2024年6月18日，https://culture.china.com/reading/literature/11170682/20240618/46710163.html。
20 汪曾祺：《郝有才趣事》，《汪曾祺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