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徐则臣的域外书写提供了幻想式、猎奇式、反思式异域书写之外的域外体验与书写经验。在新作《域外故事集》中，徐则臣将域外语言的多样性纳入写作，将域外语言景观纳入新时代域外体验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徐则臣还擅长从语言的天然隔阂入手，连接故事情节发展，调节叙事节奏，增强文本的传奇色彩。在将语言作为写作内容、承接中国传奇叙事传统的载体之外，徐则臣进一步思考语言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属性，以“母语的乡愁”为着力点，深入各民族的情感世界。以汉语为出发点，徐则臣的《域外故事集》将语言的多重属性编织进文学创作中，为新时代域外书写提供了优秀样本，展现了新时代汉语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关键词：徐则臣 《域外故事集》 语言 乡愁 文明互鉴

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各民族国家文化交流的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广阔的世界视野。而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本土的重要性以及本土经验如何在世界中确立自身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徐则臣的文学创作与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有着一致性，从“花街”系列到“北京”系列小说，徐则臣的文学创作为我们展现了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历程。“到世界去”作为徐则臣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则展现了乡土青年向外寻找、到乡村以外更大的世界探寻的冲动与渴望。在徐则臣新作“域外故事”系列小说中，作家则是以更为开放的世界性文学视野书写出了当下人“在世界中”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状态，并借由新时代域外体验书写和当下人类共同面对的情感症候，在乡愁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基础上思考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其中，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载体和域外体验首先面对的问题，作家充分调动语言的多重维度，兼顾语言的“器”与“道”，从语言的异质性体验入手呈现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同时作家将“汉语”放置于世界视野之中，思考汉语的文化属性与情感价值。“语言的主体性，不只关涉语言的使用者，而且应该同时关涉语言创造出来的世界。”1在这一维度上，徐则臣《域外故事集》将现代汉语书写置于世界文学之中，关注当下人所处的物质世界经验与精神世界状态，作家语言的选择以及书写的维度，彰显了新时代汉语书写域外故事的有效路径。以汉语为起点，由语言架起连接世界之桥，书写全球范围内以中国人为视点的域外故事，正如《域外故事集》扉页所说，徐则臣的域外书写实现了“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

一、“披头散发”的外语与域外多元语言景观

徐则臣的新作《域外故事集》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重新书写着新时代中国人的域外体验。其中能够较为明显地体现这一特征的是作家对域外体验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器物、相貌、建筑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而是以日常化的视角细腻地再现域外的见闻与感触，以一种更为从容自如的心态书写中国人“在世界中”的故事。其中，语言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工具，还是作家书写域外生活的重要写作对象。借助不同语种之间的差异书写，既呈现了小说人物域外生活的真实性和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同时由语言的多元化入手，自然过渡到对翻译这一中介行为的书写，进一步展现语言屏障如何破解，思考以不同语种为代表的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可能。

“语言与‘生活’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生活’”2，在《域外故事集》的十部小说中，故事情节发生地的主要通用语言为英语，间或有西班牙语、德语、俄语等。作为小说主要讲述者的“我”虽然“的确可以凭借那点‘披头散发’的英语游遍整个世界，但如果语速过快、方言太重，或者干扰一多，我就只能傻眼了”3。因而语言的差异与不通、语音的独特成为《域外故事集》中“我”行旅体验首要面临的困难，在语言的异质性体验中，徐则臣为我们呈现了以语言为写作对象的域外日常生活。

《域外故事集》中多次写到语言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域外生活的不便，直接而又细腻地再现了域外生活首要面临的难题。如《去波恩》中车厢里“他们叽哩哇啦的德语我听不懂”4，只能猜测车厢外面发生了什么。《瓦尔帕莱索》中“我把刚抽出的一根烟递给一个穿棕色短靴的女人，她接过了，说了句啥我没听懂，也没理会，继续给另外两个女人发烟”5。《玛雅人面具》中“为了说明白，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我只能干瞪眼，在一边听鸟语，只看着我的朋友半分钟点一次头”6。《蒙面》中“我”与大学生导游之间的交流极为困难，“我的汉语他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中，除了极为日常的那几个词，其他的我也不灵，所以一路上咱俩主要是大眼瞪小眼，交流也基本是鸡同鸭讲；他说的我大部分没听懂，我说的他可能也没明白”7。“听不懂”“半懂”成为多篇小说中“我”与异国他乡人民交流的常态。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工具，在异地，因不同语种之间天然的障壁，极大影响了“我”的表达以及与他人的沟通，因此在语言不畅的对话场景中会更倾向于书写“我”的心理活动，以更为内观的方式描写了以“我”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域外行旅者的第一感受，极为真实地描写出在陌生语言环境中人的现实遭遇。其次，在无法准确理解异国语言语义的同时，对不同于本民族语言的独特语音关注与声音书写也构成作家域外体验的重要日常。在相对比较熟悉的英语使用者身上，“我”关注到这些人发音的不同特点，如《古斯特城堡》中老约翰“发音的确有点怪”“声音经过的时候必须变一下形才能出来”8，因为他的发音“怪”，才导致了上述“我”与他交流的困难；《去波恩》中火车上偶遇的德国老太太，和“我”用英语打了招呼，她的“英式发音十分优雅”9，这与她在车内看书等行为具有一致性；《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警察的英文发音“有浓烈的冰碴子和羊肉味”10；《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印度机场工作人员的英语发音则是“动感十足的弹舌”音；《边境》中隔着边境线一同跑步的小伙子用“弹舌严重的生涩英语”11与“我”交流；《蒙面》中文学节活动以“声音”为主题，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蒙面上台朗诵，更是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声音盛宴。

在语言无法承担交流沟通的作用时，必要的肢体动作以及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成为徐则臣域外日常生活书写的另一重场景。如《古斯特城堡》中“我”和房东老约翰的交流借助纸笔将关键词写下来的方式，帮助彼此互相理解；《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面对对面“弹舌十足”的英语，“我”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突然醒悟，“捻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12成为沟通的关键；《蒙面》中因为上述“我”和导游小伙子语言不通，一路上多以动作表达“我”的想法，如“小伙子就指着手表提醒我，该往回走了”“我指指上面，再走一段”“我对他做个等待的手势”13等等，全程几乎无对话地完成了整个精彩而又险象迭生的短暂旅程。在肢体语言之外，“翻译”成为实现不同语种之间交流的重要纽带。如《紫晶洞》中寻求华人翻译，帮助“我”深入理解乌拉圭当地的紫水晶矿。在《域外故事集》中，英语作为全球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常常承担沟通多种语言的“翻译”角色，《蒙面》中的诗朗诵，“我”使用母语朗诵，主办方提供英语翻译，而在对谈环节“我”则需要使用英语，由口译再将之翻译成西班牙语提供给现场的听众；《瓦尔帕莱索》里车子故障等待修车师傅的过程中，“我”偶遇的女性用西班牙语和我对话，“见我没回话，改用英语又问”14，至此二人之间的对话才得以展开；《玛雅人面具》中胡安为了方便“我”明白他的讲解，用英语来说；《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我”的机场遭遇被写进小说中，印度的作家朋友在看到后“觉得文中的中国作家很可能是我，便把文章从印地语翻译成英语，发给了我”15。《蒙面》中“我”听不懂导游的西班牙语，在遭遇危机的时刻，“我打着手势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小伙子则用“关键词英语”16的表达方式向“我”说明情况；《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咖啡店的老板选择用英语和来自中国的林慧聪交谈。以英语这一语种作为其他语种与汉语之间沟通的语言工具，一方面真实再现了世界范围内英语这一语言使用的广泛性，同时也对多篇小说中“我”“披头散发”的英语在域外行旅过程中的有限性做出潜在的回应。

除了英语，汉语作为世界通用的六种语言之一，在域外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华人群体，越来越多的使用其他语言的民族和人民关注到了汉语之美。《去波恩》中的瑞士女孩阿格尼丝不仅可以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交流，而且“儿化音很重”，在“我”与她用汉语交谈的过程中，同车厢的德国老太太用英语说“你们说话很好听”17；《蒙面》中安第斯大学汉学研究方向的罗贝托教授“汉语说得很好”，阅读“我”的小说也是先从中文本读起18。借助英语、汉语两大通用语言，小说中的“我”得以理解域外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惯，并经由作家的语言经验和汉语写作转化为文本，呈现新时代域外书写的新面貌。

除此之外，小说中涉及英语或其他语种的表意时，用汉语的语言思维和命名方式帮助读者理解。如《瓦尔帕莱索》中“我”与埃莱娜的对话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在写作中针对对方父母的称呼则用“令堂”“令尊”这一极具汉语语汇之美的词语来书写，其他还有“瓦尔帕莱索在西班牙语里，大致意思是‘去往天堂’，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苏州和杭州”，“烤鳕鱼和火腿，瓦尔帕莱索人把它叫‘船’”19，帮助读者了解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特征。《玛雅人面具》中墨西哥朋友对玛雅人的土语进行翻译，“大意是：我看见的在极高的高处，我想象的在很远的远方”，而“我给转了一下文，即：我所见者高万仞，我所思兮在天涯”20，用中国楚辞的抒情、叙事传统，将其他语种直译过来的句意进行诗性的表达，将两种不同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置于同一事件场景中，呈现出一幅幅“美美与共”的多元语言景观。

整体而言，作者作为整部故事集最大的“译者”，用汉语书写着新时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的新域外体验。和老舍《二马》书写中西文化差异给异国他乡的国人带来的刺激不同，徐则臣《域外故事集》以语言这一日常交流工具和生活场景为切入点，呈现了不同以往域外书写的新貌。“在一个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求同，也要求异。所谓的求异不是刻意跟别人区别开来，而是说我们应该正视自己‘是其所是’的那个质的规定性”21。在《域外故事集》的多语言景观中，作家既不是“中国中心主义”书写心态，以汉语为标准比较其他民族的语言，也不是近代“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汉语的特性，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视野，书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21世纪中国的世界意识最为深刻的阐释与表述，正在深入介入中国的思想话语和文学实践，也应该成为中国构建新的世界文学观的根本遵循”22。在这样的视野下，汉语与其他国家语言一道构成了世界多文明的风景，小说“我”并没有因为“披头散发”或“磕磕巴巴”的外语感到难为情，或是心理上对以英语为主导的强势语言感到落差，而是积极寻求其他辅助语言尽可能完成交流的需求。在汉语与多民族语言的多向流动中，将不同语种回归至语言最本质的属性——交流工具上来，以更为平等的心态对待各种语言的独异性，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

二、“变形的声音”与域外故事的传奇性

从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传统的源流来看，“传奇”作为“中国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创作的一种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相当于近现代的中、短篇小说”23，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24。“志人”“志怪”作为传奇叙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域外空间的异域性为小说“搜奇志异”提供了大量的创作资源。如果说此前徐则臣的创作是通过“江湖叙事”承继传奇性叙事手法25，那么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中并未“作意好奇”，而是在书写域外语言语音的多元化之外，借助语言语音的隔阂和错讹精心构建小说的传奇性，书写当下世界日常生活中的传奇。

首先是作家对传奇叙事中情节之奇与叙事之奇的承继与当代转化，运用“变形的声音”这一事实，推动情节发展。如《古斯特城堡》中写道房东老约翰的声音“有点怪”，“他把‘古斯特’的字母一个个拼出来”26，才让“我”得以准确获知城堡的名字。然而在之后的交谈中，老约翰对城堡的发音依然是“鬼城堡”，并且在回答“我”为什么遛狗要舍近求远的疑问时，再次提到古堡有“够斯特”（英文ghost）且“闹鬼”。在“我”近距离观察古堡之前，通过语音的变形以及由变形语音带来的语言暗示，小说不断加强城堡的神秘性和恐怖色彩。及至“我”真正近距离观察城堡内部，空无一人的城堡里灯光突然亮灭，“鬼堡”“闹鬼”等恐怖氛围达到顶峰，促使“我”去向教授朋友、警察局询问城堡的闹鬼传闻。多方查证无果，古老城堡的传奇色彩在“闹鬼”的传闻和悠久但又不明晰的历史记载中更加浓厚，“奇了怪了”的念头不只在小说中“我”的心里加重，更是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借助“古斯特”和“够斯特”发音的相似性和老约翰发音的变形，徐则臣将城堡历史悠久、空无一人和重重悬念一层层推进并解开。《玛雅人面具》在“面具”这一明线之外，“声音”的相似性也成为勾连两个下落成谜的人物的重要线索，在此之中徐则臣还通过两个人物形象的相似性将两种不同的文明并置。小说开篇就讲述了金字塔录像的“奇怪”之处：录像中因为野外的大风，胡安的声音被稀释，只有比当地人方言还要古老的玛雅人土语的“两句话极突兀地高亢出来”27，当我将录像发给父亲时，父亲从声音中听到熟悉感并要求“我”带着面具一起回来，在看完面具后，回忆“老二发火时，嘴里吼得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28。录像中人像的消失本就是小说中的一大疑点，而声音和面具雕刻手法的相似性加重了人物以及读者对二叔和胡安关系的联想。录像中人声的模糊又为胡安的真实存在打上问号，促使“我”不断查找他的下落，进而延伸出“我”和出版商寻找胡安的另一条故事线。

除了利用语音的变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串联叙事线索，徐则臣还在域外书写中结合语言间天然的隔阂调节叙事的节奏。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叙事手法中，语言成为“我”深入理解异邦他国的障壁，自然地打断了叙事的节奏和限度，同时为故事情节的曲折带来天然的传奇性和神秘色彩。如小说《蒙面》中仍然使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我”和老杜被枪劫持的过程十分惊险，因为语言障碍，延宕了情节发展的同时加剧了紧张的程度，如被枪挟持后整个过程中蒙面人所说的话，因语言不通，需经老杜的翻译才得以让“我”以及读者明白。等待翻译的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恐惧和危险，直到事情结束，老杜告诉“我”，“还证件时，蒙面人说的是：‘对不起，搞错了。撤！’”29“作家利用等待语言翻译的间隙实现了情节的延宕，加剧故事情节紧张的氛围。除此之外，徐则臣还通过语音的中断或汉语一字多音的特点，为故事的真相蒙上一层未解之谜，使小说呈现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如《边境》中在边境线两侧一同跑步的小伙子在出事前和“我”说的话，尽管小伙子一个劲地喊，但是“逐渐壮大地风声把他绝大多数的声音都吹走了”30，当“我”再次踏出房门在边境线跑步时却被军官告知小伙子溺水而亡，他那天说话的内容“我”不得而知，乃至他的姓名“我”也不清楚。《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尽管使用多个人物的叙事视角讲述，但是冰钓者的身份始终成谜，故事结尾，作为镇上屈指可数与冰钓老人有过交往的中国人，林慧聪“对冰钓老人个人隐私的了解，也就到这个含糊的姓为止”，即“陆先生，也可能是路先生或者鲁先生”，而这个“含糊的姓”主要由于“警察的英文发音有浓烈的冰碴子和羊肉味”31。汉语一字多音的属性加上外国人对此发音的变形，让冰钓老人的个人信息更加扑朔。这种开放式结局突破了传统小说“大团圆”式的结尾和封闭性结构，同时将读者关注的焦点从人物的死因转移到对生活的偶然性常态上来。无论是《边境》中一同跑步的小伙子还是《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有过交谈的冰钓老人，作家对二人的身份信息并没有过多介绍，人物的出场更多是在对话或自我回忆中。名字作为一个人身份和存在的重要标识，在小说中被淡化，突破了传统小说对人物姓名、来历的交代，也不同于悬疑小说中对人物离奇死亡原因抽丝剥茧的分析，小说中“悬而未决”的合理性一方面取决于作家创作的意图和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小说创作中对语音的变形或中断的巧妙设置。

徐则臣《域外故事集》中的传奇性强调情节的逻辑性和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与变幻性。固然，《域外故事集》中小说的传奇性主要是通过徐则臣对情节的锤炼，对不同文化碰撞的关注和其他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来呈现。但语言的天然隔阂和语音的变形等细节的注入，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性和传奇性，而且增强了这类“传奇”写作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民族化是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的标记、文学自立的标志。”32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域外故事集》的传奇性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中的“志人”“志怪”倾向，小说成功展现了用中国叙事经验书写新时代域外题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徐则臣所运用的传奇叙事并非李渔所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33，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书写之中，关注到域外生活的多样态，以及当下生活处于一种随时被外力打破日常逻辑的常态，并未以“寓言”作为域外故事书写的思想内蕴。

从语言这一视角着眼可以看到，徐则臣的域外小说中语言隔阂带来的误解、不解为域外故事的神秘色彩和传奇性提供了天然的助力，语言的变形与错讹成为小说情节传奇性重要的催化剂。结合异国他邦的社会历史文化，徐则臣不仅于当代域外书写中激活中国文学中的传奇传统，更通过对本土传奇叙事技巧的运用，用文学创作实践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故事相连。在《域外故事集》语言所促进的传奇性生成过程中，于现实之中发见生活的奇幻、错综复杂，讲述中国如何走向世界，世界如何走进中国的新域外故事。

三、“脱口而出”的母语与世界乡愁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4语言不仅是记录内容、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理解各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密码。以语言为媒，《域外故事集》中蕴藏着巨大的抒情则是徐则臣域外书写的独特气韵。“一个时代伟大的作品，应该用这个时代核心的语言，去表达这个时代核心的情绪和疑难。”35徐则臣以语言为思考对象，突破地域范围的限制，深入乡愁这一具有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思考着当下社会人类普遍的情感状况，彰显着《域外故事集》的世界性视野。

“语汇的身上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风土人情，以至人们的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36，乡愁作为中西方诗学的共同主题，在中西文学史中成为常写常新的母题。而“乡愁书写作为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抒情方式，在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型转变和华人世界的认同建构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抒情认同’的方式。”37首先是对方言口音的关注，上文论及《域外故事集》中语音变形如何增强小说的传奇性，对华人普通话中夹杂的方言发音即普通话变形的书写，展现出以语言为代表的地域身份认同。如《去波恩》中导游小周的天津话口音，《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餐馆老板的温州口音等，这些方言口音夹杂在普通话中，有时会不小心说出来，却成为在异国他乡最为亲切、地道的母语表达。不仅如此，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中花了大量的笔墨书写“母语”与乡愁的问题。

正如芭芭拉·卡森在《乡愁》一书中以语言为切入点思考的那样，“乡愁与其说是对故土的怀念，不如说是对母语的眷恋”。徐则臣域外小说中多次书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或倾听，或讲述“母语”的欲望。如《去波恩》中兼职导游的中国人小周，见到“我”之后滔滔不绝的讲述，“简直是亢奋地说着汉语普通话，某一刻舌头跑在了大脑前面，我就听到了舌头下坠的天津话。”38邀请“我”去他家住，因为“想在一起多说一会儿话”39，也就是说自己的母语，彻夜畅谈，小周“快把自己说空了”。尽管小周是一名导游，经常接待中国人，而且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女朋友，但是他仍然紧紧抓住和一个异国他乡的中国人聊天的机会尽情地说母语。除了直接描写人物对说母语的渴望，徐则臣还在小说中经由人物之口，思考母语与乡愁的关系问题，如《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的冯教授曾与“我”直接讨论有关“乡愁”的话题：

他说你知道一个人独居异国他乡,最大的乡愁是什么吗?我说，老干妈、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和大葱蘸酱。他说，短期是这些，待久了是语言。如果你不过来,我每个月都要去城里唯一一家中餐馆吃一顿饭。我的手艺能甩厨师两条街，但我得去，就为了听听老板和厨师说话，听他们那温州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听之让人落泪。我知道，老冯跟他的猫都是说中文的。40

老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诉“我”，在异国他乡待久了之后“最大的乡愁”是语言，对倾听母语、说母语的念头远远超过了地方食物。而老冯自杀后“我”对他自杀原因的猜想——“爱情的匮乏，亲情的缺位，异国他乡的孤寂，母语的乡愁”41中也注意到了“母语的乡愁”这一关键因素。此刻，“母语”作为缓解乡愁情感的良药，细致而又深刻地写出了域外华人的精神困境与需求。沿着“母语的乡愁”这一脉络，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的其他小说中做进一步的刻画与思考。《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林慧聪林到达明斯克一个月后感到了寂寞，“没有朋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42，他对冰钓老人的关注仅仅因为他也是中国人，可以让自己听到乡音。从咖啡店老板那得知冰钓老人是中国人后，林慧聪萌生了想要与之交流的想法，“可他是个中国人。在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想到可以听见久违的像豆子一颗颗蹦出来那样的汉语乡音，我瞬间就在咖啡中闻到了豆子香味”。而在林慧聪到来之前，冰钓老人的乡音只能对一只猫诉说，“画家到来之前，这个世界上，只有跟它我才会说自己的母语”43。在与冰钓老人简短对话后，林慧聪由于“一个多月没有当面听到汉语了”“觉得耳朵里舒服得如同飘了雪，以至于喉头突然有点紧，都结巴了”44。这种细腻的情感的波动，在域外小说书写中提供了深入客居异国华人内心的路径。随着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产生的时间长度不断被现代交通工具压缩，“到世界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同时，就国内的城市化速度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而言，人口流动加大，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甚而失去故乡，情感何处安放和身份认同成为当下人们急需要解决的精神需求。如何书写这种弥漫性的、普遍性的、全球性的情感？“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地描写了、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共同奥秘，揭示了超越种族和国界的普世价值”45，徐则臣的《域外故事集》从母语的角度，正面思考了这一重要的时代性、世界性命题。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表达乡愁的方式”46，与母语相伴而生的是对说话的人身份和地缘关系的确认。相较于国内方言区域的划分以及地方文学的命名，因为身处异国，语言环境的巨大差异弥合了汉语地域方言之间在情感上的“距离”。普通话、方言不再是区分人物地缘关系的重要依据，相反获得了空前的一致性，语言地方性的弥合随之而来的是“母语”范围的扩大。因而上文论述的“母语的乡愁”中，天津人导游小周和来自江苏的“我”说母语、老冯听中餐馆老板和厨师温州口音浓厚的普通话等，这些方言口音因现代汉语这一共同从属而具有了“母语”的情感价值。同样，“母语”范围的扩大带来了“老乡”群体地域范围的扩大。如《紫晶洞》中“我”与北大西语系毕业、定居南美的矿山翻译齐桑的见面，在“我”向他保证不购物，并且重提“我”对水晶是“好奇，文化意义上的，故乡意义上的”47之后，答应了“我”的请求。而齐桑确实是因为知道“我”和他曾经合作过的失踪老板都是东海人后才决定见面。《去波恩》中当“我”得知阿格尼丝的外婆是北京人后，“我”自称自己“算半个老乡”，得知李安雅的男朋友是南京人后，则回应是“我的江苏老乡”48，其他还有多篇小说中都涉及的“我”与在海外工作的华人教授、餐馆老板等的交往。不仅如此，徐则臣的世界性视野还体现在他打破了“故乡”地理空间的限制，从情感的普适性维度思考时代性问题——何处是吾乡？如《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印度作家恰马尔“去过两次北京，见到个北京来的，就生出他乡遇故知之感，逮着空就跟我聊”49；《去波恩》中“我”与瑞士女孩阿格尼丝（汉语名字李安雅）用普通话畅谈，李安雅外婆和母亲是中国人，外公是日本人，父亲是德国人后移居瑞士，李安雅也就成了瑞士人。但是在情感认同上，李安雅更倾向于北京是她的故乡，小时候在北京四合院里跟着外婆生活了八年，移居他国快二十年，李安雅“只喜欢北京，她觉得真正像家的地方”50。从情感的维度重审“故乡”的内涵与精神价值可以看到，“故乡”的范围得以扩大，“故乡”的情感属性也更为强烈。在“谁人故乡不沦陷”的广泛现实面前，重建故乡的文化属性和情感价值显得更为有必要。“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写作者肯定要立足本土，但视野、趣味以及探讨的问题，却是可以甚至必须‘到世界去’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能狭隘地理解；二者是朋友，不是敌人。”51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中有关“乡愁”的思考，突破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学的桎梏，以世界视野审视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对的情感问题。

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愁”一度成为文学创作中个体抒情的重要情感形式，而“乡愁”“故乡”的地理空间也从乡村扩展到更为普遍性的情感依附之地。面对“乡愁”这一具有普遍人类情感共通性的现实，选取何种方式呈现新时代境况下这一情感成为新的文学难题。徐则臣在域外系列短篇小说中以语言为本体，将弥漫的、可感而不可见的“乡愁”照出“原型”，将形而上的情感观念具象化、日常化，在全球范围内书写新时代乡愁。

“世界文学就是国际性的文学交往和文化接触；世界文学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普遍性在于它表现了普遍的人性，整体性则体现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上。”52从这一角度来说，徐则臣的《域外故事集》将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纳入写作，还原语言工具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文学、文化的丰富性，思考“乡愁”这一普遍性的时代情感问题。除了普适性，世界文学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内涵，和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想以异域的思想和文学来试验汉语的接受性，通过有意识地追求艰难、剧烈地摩擦，试验汉语再造、新生的能力”53不同，《域外故事集》中的小说，以“我”作为主要的叙事者，讲述了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需求，创造性运用中国本土传奇传统的写作方式，书写了新时代中国域外故事。“时而在文本中让不同的人群碰撞对话，时而以中国立场进行世界想象，时而又让外来者说出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真相”54，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在这一心态转变之下，徐则臣域外系列小说站在世界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立场，重新思考中国本土叙事以及现代汉语文学书写的多重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间口语艺术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3CZW06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以来江苏乡土小说方言口语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3ZWC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53 张新颖、[日]坂井洋史：《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形式》，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2 张卫中：《新时期小说语言探索的三个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3 6 20 27 28 徐则臣：《玛雅人面具》，《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71、77、71—72、71、83页。

4 9 17 38 48 50 徐则臣：《去波恩》，《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42、39、39—40、36、40、45、45页。

5 14 19 徐则臣：《瓦尔帕莱索》，《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55、61、55—56页。

7 13 16 18 29 徐则臣：《蒙面》，《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141、142、144、151、158页。

8 26 徐则臣：《古斯特城堡》，《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4、5页。

10 31 43 44 徐则臣：《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03、203、201、177页。

11 30 徐则臣：《边境》，《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30、236页。

12 15 49 徐则臣：《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121、130—131、119页。

21 高丹：《如何让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生长得更广阔》，《澎湃新闻》2023年5月22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175293。

22 张珂：《世界意识、文明自觉与21世纪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建构》，《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23 薛洪勣：《传奇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4 张文东：《“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端》，《求索》2007年第10期。

25 徐妍、孙巧巧：《徐则臣小说的江湖叙事》，《小说评论》2014年第1期。

32 白烨：《新时代文学总体性特征探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

33 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34 刘勰：《原道》，《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5 徐则臣：《找到个体与时代间的张力》，《解放日报》2018年1月13日。

36 张志公：《语汇重要，语汇难》，《张志公文集》(第5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29页。

37 卢建红：《乡愁与认同：现代中国作家的故乡书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5页。

39 40 41 42 徐则臣：《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36、100、112、170页。

45 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张清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6 [法]芭芭拉·卡森：《乡愁》，唐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47 徐则臣：《紫晶洞》，《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09页。

51 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52 歌德在《迪瓦尔的历史剧〈塔索〉》中对“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做进一步的解释，见贺骥《“世界文学”概念：维兰德首创》，《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54 张鹏禹：《徐则臣：在书房中看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6月21日。

[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