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狄马加诗歌的“共通体”意识及其生发缘由
内容提要：吉狄马加诗歌主张差异中的兼容性，他没有为族群共同体的失落而哀歌，而是向着外部世界敞开自我，以沟通、分享的姿态在同“他者”的对话中寻求人类生存境遇的共通性。吉狄马加诗歌致力于构建“独一多样存在”的共通体世界，强调人与神灵及自然万物之间的共生同构关系，认为万物应在超越彼此的有限性并守护独一性的前提下共生共在。要理解其共通体意识的生成逻辑，需从彝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多民族家园氛围的浸润，以及诗人自身的创作取向与跨文化经历这三重维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吉狄马加 共通体 共在 “独一多样” 生发缘由
“共同体”（community）是贯穿西方漫长哲学史的理论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将公民视为政治动物的“城邦”共同体，到霍布斯、洛克通过订立契约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契约共同体”，再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伦理共同体，直至海德格尔基于“此在”提出的“责任共同体”，“共同体”内涵历经不断地阐释与重建。然而，将本质化、同一化、主体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视为共同体的内核，认为它是某种话语和权力的产物，强调共同体生成的外部力量，却是其间一以贯之的共识。1980年代，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摒弃传统共同体对内在同一性的预设，解构共同体的“同”而强调“通”，建构了以“共与”为本质的共通体思想。在南希看来，真正的共同体不是通过融合，而是通过分离来分享，其运作逻辑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他异性；二是非生产性沟通，即共通体不创造任何实体，仅维持“与在”（being-with）的关系网络；三是有限性的共享：个体通过暴露自身的限度而非掩盖差异来实现联结。具体而言，“共通体”与“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共同体’强调‘同’，更多地突出了对同一性、整体性、内在性或总体性的强调。‘共通体’则强调‘通’，更多地突出了通达、通道、通过等含义，意味着沟通性、分享性、运动性等。”1共通体是独一性的分享和共同显现，每个个体都具有有限性，但有限性并不意味着独立、单一或原子式的，“而是意味着他／她始终处于与自身之外的他者共在的状态之中”2。在共通体语境中，没有人是他者，一切存在都是在承认独一性的基础上，以外展、沟通、分享和绽开为基础而面向外在性、差异性、他异性敞开，每一个存在者既超越了自身的独一性，又拒绝了同一化，总是与他者于共通中存在。
在吉狄马加诗歌研究界，有不少论者论及其诗歌的共同体意识及其价值。但事实上，比起“共同体”所内涵的对“同”的强调，“共通”更契合吉狄马加的诗学理念，因为他始终致力于追求差异中的共性及共性中的独一性，试图通过“自我”的“绽出”（ecstasy）和分享而抵达他者，实现与他者的共通，彰显出一种富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共通体”意识。在吉狄马加眼里，人与自身以外的任何他者之间都可相互沟通，每一个个体都是不断运动、外展的，并于运动过程中超越自身的封闭性而实现对他人差异性的理解。在此意义上，吉狄马加的诗歌理念与南希的共通体思想存在一种不谋而合的共鸣。基于此，以南希的理论为透镜，将为我们解读吉狄马加的诗歌打开别样的阐释空间，揭示其诗歌于差异中寻求共通、共通中尊重差异的“共通体”精神。
一、与他者共在的共通体
1985年，吉狄马加出版首部诗集《初恋的歌》，诗人通过将童年记忆与土地叙事相交织，创造了一个具有鲜明的彝族文化特征的诗歌世界。然而，诗人孙静轩敏锐地指出：吉狄马加并非族群的歌者，他的目光始终朝向人类共同的星空。孙静轩无疑揭示了吉狄马加创作眼光的前沿性：当同时期的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仍停留于政治抒情模式或展示地域奇观时，他开始尝试从族群性维度观照全球弱势族群，寻求彝族与世界其他少数族群在文化、历史和现代命运走向等方面的共通性。如，《古老的土地》中，吉狄马加站立于大凉山的土地上，却将南美草原上成群的印第安人收入眼底，在大凉山与埃塞俄比亚、非洲草原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结，构建起一个既扎根于大凉山，又向全人类敞开的“外展性空间”。南希说真正的共通体需要从自身的外展开始。无疑，吉狄马加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界，将族群与地域作为通往他者的起点而非本质化的身份标识，诗人通过主动揭示自身的存在界限去走向他者，从而建立一个在外展中与他者相互感知的情感共通体。
吉狄马加从自身的族群延伸到另一个族群，从一个国家延伸到别的国家，“向着一个 ‘交流’的扭结延伸、提出或展露”3。正如诗人自己所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含有人类性的”4。在吉狄马加看来，民族性的真正体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它不意味着隔绝、孤立，绝对封闭的内在主体性是不存在的，差异性里总是包含着兼容性与共通性，再微小的个体内部都能找到与人类整体的共通之处，所有人都置身于一个相互联结的共通体内。如，《玫瑰祖母》中，吉狄马加为一个族群的基因从“大地的子宫”永远死去而悲伤。但诗人并非简单地哀叹印第安文化的消逝，而是将彝族灵魂永生的生死观延伸至印第安文明，在两种文化的“有限性”处建立起文化处境的相通性。《那是我们的父辈》里，诗人将不同族群的“离散”经验进行并置，让多个独一体在界限处相互触碰和遇合，让世界上面临文化身份失落的群体在互照彼此命运的历程中找到情感的共振。《身份——致穆罕穆德·达尔维什》里，诗人以彝族文化身份作为跨文化沟通世界边缘族群的桥梁：
在这个有人失落身份的世界上/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仍然知道/我的民族那来自血液的历史/我仍然会唱/我的祖先传唱至今的歌谣/当然，有时我也充满着惊恐/那是因为我的母语正背离我的嘴唇/词根的葬礼如同一道火焰/是的，每当这样的时候/达尔维什，我亲爱的兄弟/我就会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我为失去家园的人们/祈求过公平和正义/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因为，那些失落了身份的漂泊者/他们为之守望的精神故乡/已经遭到了毁灭！5
族群共同体的本质是其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许多与其他人共同的事物，“即使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6。而将“他们”相互联结的是共同的记忆、历史、神话和领土，但现代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让共同体的稳定性变得不可靠，母语在背离、家园在沦落，现代性对传统的解构和颠覆使得群体间的共同性失去了根基。“共同体成员（现代个体）在经历孤独和离散的体验后，重新回归单子化或碎片化的生存状态，共同体面临着失落的危机。”7“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失落了身份的漂泊者”表明，维护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共同根基被现实悬搁和打断了。正如南希所看到的那样：“现代世界最大、最痛苦的见证——它或许聚集了这个时代按照人们不知道的某种法令和必然性而必须承担的所有其他见证（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历史之思的衰竭）——就是对共通体（/共同体communauté)分裂、错位或动荡的见证。”8对于从精神深处归依于族群共同体，又深爱着世界少数族群之古老文明的吉狄马加而言，其最痛苦的见证即是见证世界各地弱势群体文化错位和身份分裂的共通命运。
不过，吉狄马加并不执着于哀悼共同体的瓦解。相反，当诗人直面精神故乡的毁灭或族群身份的失落时，他已经意识到现代世界的共通体不是要回归根源，而是要与诸多他者或独一体在界限处彼此看见。尽管“我”与自身所属的族群共同体之间发生了某种断裂，但正是这种断裂催生了避免将自我异化和绝对化的关系逻辑：“存在本身被界定为关系——它是存在者之间或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关系。”9吉狄马加从族群共同体的中心向外部敞开去，向着族群以外的他人去靠近，他不是某个族群的诗人，而是“一个世界诗人，一个为全人类写作的诗人”10。正因为如此，在吉狄马加眼里，世间不存在已经完善的共同体，他不会因为族群共同体的失落而拒绝更广阔的世界。现代化对共同体向心力和群居生活形式的打断导致“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再能被民族或族群文化身份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所涵容。”11但这不意味着从原来所属的共同体内部脱离出来的个体就消散了。相反，某个独体与另外任一独体之间都可能发生关联，他们在向外部展开、运动和揭露自我的过程中同他者构成了一个由相异者、他者、陌生人、独一性组成的共通体。
在这个星球，我曾这样想/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人又是何等的渺小/……我的痛，没有颜色，没有国界/就如同我的泪/像大海的泪花一样清澈/我的痛，是黑种人的痛/更是白种人的痛/我的痛，像空气那样普通而平常/我的痛，没有什么特别/那是因为作为人，我们都是同类。12
“我”、黑种人、白种人属于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体系，我们有自身所属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黑种人与白种人以及“我”与黑种人都不是建立在同一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文化基因基础上的共同体。相反，“我”与他们之间是存在差异性的陌生独体。但在吉狄马加看来，“我们都是同类”。“我的存在绝不仅仅是我自己；它总是我自己和我的同类。”13诗人将极微小的个体与极宏大的人类进行联结，“我”向黑种人、白种人乃至所有人类揭示“我”的存在，并在自身外部遇见了他人向“我”展示的“我们”的共通，进而“我们”得以彼此沟通、传染和共契，所以“我”的“痛”不是个体的痛，而是由诸多他者的网络、交织和分享后所形成的共通之痛。
当然，吉狄马加主动与他者共在的共通体意识并不意味着要消解自身的族群性，而是将族群作为一个向所有人，尤其是同彝族一样的文化边缘者敞开的对话基点。吉狄马加总是能找到族群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共通，将自身的情感和身份处境呈露、展现和绽开，在敞开自我的状态下与他者共在，让自我被一个复数形式的共在关系所联结，彰显了一种共在“共/与”的共通体理念。正如罗振亚所说：吉狄马加的“个人情思抒发越来越能暗合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深层经验，在贴近个人同时实现了洞穿人类生存境遇、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超越。”14
二、“独一多样存在”的共通体
“人”不是吉狄马加共通体意识世界的全部，动物、植物乃至神灵同样是共通体内部不可缺席的成员。吉狄马加所崇尚的“生命共通体是由诸多紧密联系而协调的关系编织而成，它是‘我们’共存的方式，是‘我们’共通存在的世界”15。这个世界由“独一多样存在”构成，其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是独一的，独一性不是某种属性，而是存在本身，任何独一之物都是人类的与在之物。“存在只能是一个与另一个共同存在，在这种独异的复数共存（singularlyplural coexistence)的‘与’之中，并且作为‘与’而循环。”16即世界以一种复数的状态存在，且是复数的独一存在。吉狄马加诗歌里，万物都处于共通体的“与 ”之循环中，且其中的每个独一存在又都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如唐晓渡所言，吉狄马加诗歌的共同体意识“所指明的差异同时吁请着对话。它所守护的独特价值很可能正参与着多元共生的未来文明的构建”17。
吉狄马加诗歌“独一多样存在”的共通体意识展示了人与神灵的共契。“共”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特征，每一个独一体都可与另一个独一体分享自身的存在，但诸独一性并不因为彼此联结而同一化，联结不完成任何事物，它只是一个维持分享的结，共通体内部的成员彼此包容、相互蕴含，“而永不相互混同或相互超越”18。如，《故土的神灵》一诗就巧妙呈现了人与神灵既亲密又保持边界的共在状态：
不要打扰永恒的平静/在这里到处是神灵的气息/死了的先辈正从四面八方走来/他们惧怕一切不熟悉的阴影//把脚步放轻，还要放轻/尽管命运的目光已经爬满了绿叶/往往在这样异常沉寂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19
神灵“既是独特的、独一的，同时又是多样的、向着他者外展的”20。由于神灵和“我们”都是共通体内的沟通者和被沟通者，所以双方既可以通过“气息”与“声音”相互感知，又因各自具有不可侵犯的独一性而需要保持“永恒的平静”。耿占春认为吉狄马加诗歌世界里的“神灵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它是一个弥漫、分散、化身的存在。”21在吉狄马加看来，没有一种预先存在的主体，任何存在都不是固定的本质，不存在“先在的、现成的、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实体性自我”22。人类也不预先实存，任何独一性都是人类共生同构的伙伴。人不只与神灵共在，也与自然万物相通。吉狄马加说：“太阳、土地、河流、森林、原野、群山等等这些养育了人类原生文化的母体的赞颂，从来就是我诗歌的主题。因为这些对我们民族来说是赖以生存的一切，它们就像血肉一样构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23吉狄马加将一切存在视作人类生命的构成部分，人在世间的存在不是本质，人也不是主格，任何一个独一体都可以与人类并置而存，人与万物不是谁依赖谁的关系，而是彼此沟通和共契的、平等的共在关系。
创作初期，未经世事的纯真视角使得吉狄马加人与自然万物相通的共通体意识充满想象色彩与浪漫基调。尽管如此，汪树东还是看见了吉狄马加共通体意识的深沉和复杂：“当代生态诗歌中，几乎没有其他诗人能够像吉狄马加那样痴迷呈现各种动物的诗意身影，如雪豹、鹰、岩羊、鸽子、狗、牛等各种动物都曾出现在吉狄马加诗歌中，书写着野性世界的高贵与悲怆。”24如，《老去的斗牛》里人与牛都有无法向外传达的他异性，他们之间横亘着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的距离，但诗人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而将自己的情感展露给了牛，并分享了它的独一性，进而真切地感受到牛的生命气息与精神世界。同样，《太阳》里诗人与太阳亲密对话；《山羊》里，诗人看见山羊在怀念故土、山岗，它的心灵有“看不见的创伤”；《鹿回头》中鹿被猎人追杀到悬崖边，猎人准备开枪时，鹿猛然回头变成了漂亮姑娘，最终与猎人结为了夫妻；等等。这些充满灵性的诗篇里，蕴含着吉狄马加对主客二分认识论的反驳：人与非人类存在者的关系应是“共通而非同一，多元而非单一，分享而非封闭”25的“独一多样存在”的状态。诗人抵抗任何一种排他性、先在性、自我本位观念，“抵抗主体性的所有形式和暴力”26，控诉人类中心主义的对象化思维逻辑。
面对21世纪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吉狄马加的万物共通意识开始从审美化的共生想象转向对人类共通困境的紧迫回应。其建构共通体世界的理想，不再奠基于分享万物独一性的浪漫想象，而是扎根于濒危的现实情境，发出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起建立万物共通体世界的紧迫呼告。在众多蕴含生态共通体的思考诗篇中，要数《我，雪豹……》最引人入胜，在这首拒绝中心化、实体化而倡导他异性的长诗中，诗人进行着善待万物、敬畏天地、与万物共生共荣的诗性言说：
在这里古老的太阳，给了我们温暖/伸手就能触摸的，是低垂的月亮/同样是它们，用一种宽厚的仁慈/让我们学会了万物的语言，通灵的技艺/是的，我们渐渐地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亘古就有的自然法则/开始被人类一天天地改变/钢铁的声音，以及摩天大楼的倒影/在这个地球绿色的肺叶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我们还能看见/就在每一分钟的时空里/都有着动物和植物的灭绝在发生/我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对于我们自己/或许这已经就是最后的机会……27
太阳与月亮教会人“万物的语言”和“通灵的技艺”，人并不比它们高贵，它们不是人类生存的关联物，而是存在本身的结构，人与太阳、月亮等非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圆满的共通体。共通体既是单数的人类，也是复数的太阳、月亮、地球等万物，“我们”一起组成了完整的秩序，这是“亘古就有的自然法则”。人类一旦凌驾于自然之上就失去了同自然共在、共享和沟通的可能和相互外展的状态，大自然独体性的湮灭致使由独一多样性组成的共通体失衡，但人类并不因为掌控了共通体的其他成员而占据上位。相反，人类世界会因独一多样性的丧失而面临重重危机。
王昉指出，阅读吉狄马加的诗歌可以发现“万物虽然存在各种差别但在本质上却是‘同一’的，因此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是平等的关系，人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28。“同一”与“差别”的辩证里所蕴含的是共通体的核心理念——界限，诸多独一的存在沿着边界线外展自身而与他者共通，一旦“界限”被打破，共通体文明的多元性就将支离破碎。诗人在告诉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共在的前提条件。它决定了我们只有以共通为原则，在维护存在的独一性并尊重其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情感，才能构建一种既平等又非均等或同质的‘共通体’”29。
尽管当代诗坛对“万物共生”的书写并不鲜见，但吉狄马加诗歌的“独一多样的存在”意识却展现出很高的辨识度。它既超越了地域性的文化神秘主义，也避免了单向度的生态批判，而是以南希式独异复数共存的哲学思想为底色，将神灵、自然与人类置于平等对话的位置，让“与在”成为宇宙关系的本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21世纪，吉狄马加诗歌的共通体意识启示我们：真正的共通体智慧，应当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找那个让太阳、雪豹与人类都能以独一之姿共同栖居的“与”之空间，形成“我”与他人共同分有一个世界的和谐。
三、吉狄马加诗歌共通体意识的生发缘由
艺术家的创作主体性（如想象力、审美取向、思想境界等）固然决定着作品的品格与气质，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30“环境决定论”揭示了地域文化、时代精神与社会风俗等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的结构性影响。在当代诗歌普遍陷入私人化、琐碎化写作的语境下，为何吉狄马加的创作却呈现出鲜明的共通体意识？归结起来，吉狄马加诗歌共通体意识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彝族文化基因的深层滋养；二是对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家园格局的强烈认同；三是诗人自身诗学向度的选择。可见，要探讨吉狄马加诗歌共通体意识的生成机制，不仅要考察诗人的人生轨迹，“关注于个体作者的独立创造和天才禀赋，而且要以作者为中介，将其纳入创作主体的社会集团的关系网络中加以理解。”31
彝族传统文化是吉狄马加诗歌共通体意识的精神母体。正如杨清发所言：“千百年来形成的彝族文化无疑是吉狄马加创作的精神血液，他的艺术生命便植根于彝族文化与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上。”32吉狄马加也坦言：“整个大、小凉山生活着一百多万彝人。我的诗歌，来自那里的每一间瓦板屋，来自彝人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来自那里的每一支充满忧郁的歌谣，我的诗歌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33正是深植于血脉的族群文化认同，才让彝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在吉狄马加的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彝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彝族创世史诗系统构建了底蕴深厚、影响深远的共通体思想。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天地祖先歌》传递了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生的价值理念。而在《勒俄特依》的创世图景中，“雪族十二子”为同根同源的兄弟，其中有血的六种为蛙、蛇、猴、鹰、熊、人，无血的六种为草、宽叶树、针叶树、水筋草、铁灯草、藤蔓。《勒俄特依》告诉我们，人与动物、植物虽为同类，但依旧需要在空间和资源分配上明确“兄弟之间相互的边界或界限：石地界、草地界、木地界，兄弟之间既有血缘的亲近关系又有空间边界的明确标志”34。从中可以发现，彝族先民早已懂得既确认共通体的亲密性，又维护各成员的独异性与界限。又如，创世史诗《查姆》里，彝族、傈僳族、藏族、白族、傣族等民族为同一血脉的兄弟；《梅葛》的人类社会图谱里，彝族、汉族、藏族、哈尼族、傈僳族等族群为同支异流的亲兄弟。在彝族先民的认知里，不同族群间的本质差异不会影响彼此间亲密共通的关系，没有一个族群是固化的个体，它总是朝着自身之外的其他族群微偏运动，它们于个体本身外部构成了一个个共生共在的共通体。显然，彝族创世史诗文本构建了一个拒绝自我中心主义，强调万物共生、亲密、共通的生命伦理体系。创世史诗作为一个族群的百科全书，不仅奠定了一个族群成员的世界观、价值观，更构成了族群情感结构形成的基石。吉狄马加不止一次提到族群史诗对其创作的影响，他说彝族传统文化教会人渴望人类的友爱，渴望与自然有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真正交流，而不是树立一种敌对关系。创世史诗所蕴含的“共通体”理念无疑是吉狄马加友爱、平等的思想观念形成的重要源泉，他把彝族史诗里的宇宙观、多族群共在的交往伦理融入诗作里，从而形成了一种富有广博气度的共通体诗歌意识。
吉狄马加的共通体意识，还源于其多族群交融、互为依存的生活经验。在大凉山，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构成了一个“非融合的共契”（inoperative community）空间：汉族、彝族、藏族、回族、白族等多个族群在保持各自文化独异性的同时，通过交流交往的“与在（being-with）”关系形成一个独一多样组成的共通体。正如吉狄马加所言：“在多重文化语境下成长，让我拥有了一种参照体系，让我能够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生命、社会和人生。”35多元文化环境中生长的生命体验，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单一文化视角，形成了非同一性共通体的认知理念。因而当提到亲如母亲的汉族保姆，诗人不禁感慨：“我在她的身上和灵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了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就是这个女人，是她把我带大成人/并使我相信，人活在世上都是兄弟。”36可见，先在的地缘纽带和家庭结构让吉狄马加深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包容的关系。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历来强调的是包容而不是排斥”37。多元民族共在的家国格局本身就避免了封闭式结构和中心化独语体的发生，人们始终处于彼此对话和分享、包容多样性和尊重差异性的状态，每一个独一体在保持自身完整性的情况下与他人“和而不同”地发展。艾略特说：艺术家“不会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38，其艺术品格必定会受到本国的大文化环境的影响。吉狄马加对我国“各民族交错互嵌的居住格局、兼收并蓄的文化交融、取长补短的经济汇通、亲如手足的情感相依、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39格局有着清醒的感知和认识，并自觉接受着多元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化。这促动他向来以理解、友善的姿态去看待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万物的关系，形成了开放、包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在诗人进入多族群、多文化、多语言的过程中，其诗歌世界在不断拓展边界，形成向着“外部”分享、交流独一性、与他异性共存的共通体哲思。
当然，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是影响作品格局的所有缘由中不可忽视的一条。这也是处于同一历史环境、共享相似文化场域的艺术创作，为何最终会呈现出迥异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向度的原因。
首先，普希金、艾青、桑戈尔作为吉狄马加的精神导师，在其诗歌共通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播下了最初的思想种子。其中，普希金的诗歌带给吉狄马加的影响最深重。1977年，16岁的吉狄马加第一次接触普希金的诗歌，他说普希金的诗歌“表达了一种深沉的人类对未来的希望，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对我具有启蒙的意义，不折不扣地进入了我的心灵。因为普希金我爱上了诗，我想成为一个诗人”40。普希金诗歌启发吉狄马加形成了一种走出自我的内部去关注他人，在与他人的沟通和对话中自我延展、建立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情感关联的创作取向。这意味着吉狄马加从接触诗歌之初就选择了一种超越自我的、具有“他者”意识的、试图抵达人类性的创作目标。
其次，跨国度、跨种族、跨文化的人生经历不仅丰富和扩大了吉狄马加的创作空间，而且以位于本己之外的文化对话深化着其诗歌创作的共通体意识。作为一名“行动的诗人”，吉狄马加常接触不同的国际友人、出访不同的国家，感受着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自1990年代至今，吉狄马加活跃于国际诗歌与艺术活动。如，1997年参加第七届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2002 年赴韩国汉城热爱自然文学之家的演讲、2005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第四十二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2006年赴波兰参加第35届“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2007年加率第二批百名青年艺术家代表团访问法国、2009年到智利拜访巴勃罗聂鲁达的故乡……除受邀参加国际诗歌文化活动外，吉狄马加还多次主持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上致辞等。在诗歌的追梦路上，吉狄马加先后与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一千余名艺术家进行过互动、交流，还与许多外国友人成为了密切往来的朋友。在多种族、多文化的对话空间里，人们共在的前提不再是血缘、地缘，或共同的语言、信仰、性别、民族、国别，而是在承认并包容差异、尊重各自独一性的前提下形成了一个平等共处、共生共存的共通体。那些与异文化的每一次对话都是一场敞开自我的沟通场域，每一个作为独一性的参与者都带着自身的有限性来到在场，不同文化国度的人之间虽互为差异，却通过诗歌这一共同语言去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彼此共存。
综上，吉狄马加是一位具有鲜明的共通体意识的诗人，而族群文化传统、多民族共生共在的家国格局以及个人主体因素则构成了其共通体意识的生发缘由。吉狄马加不仅以共通体意识观照人类命运的共通性，同时也密切关注神灵世界和自然万物，以超越族群、地域和国家的眼界思索着人类共通的生存境遇。在吉狄马加看来，每一个存在者都可以在外展和分享自我的过程中取得与他者的内在同构性，每一个独一体都具有不可侵犯的独一性，人与人、人与万物都应彼此沟通、接纳、包容而尊重差异。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文明之间的交流往来日益密切。与此同时，文化权力的不对等滋生了霸权，文明间的差异不断引发具体冲突，而自然生态遭受人类践踏现象又时时发生，在遍布如此种种危机的人类社会语境下，吉狄马加诗歌蕴含的万物共在、共通而又保持各自独一性的共通体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2 25 29 王琦、[法]让-吕克·南希:《后理论时代的共同体构建——与斯特拉斯堡大学让-吕克·南希教授的学术对话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3 18 转引自王琦《从 “共同体的失落”到 “文学的共通体”——论南希的文学共同体思想》，《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秋之卷》。
4 23 36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383、125—126页。
5 12 19 27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87—188、47、277页。
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王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7 王琦：《从“共同体的失落”到“文学的共通体”——论南希的文学共同体思想》，《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秋之卷》。
8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9 Ignaas Devisch，Jean-Luc Nancy and the Ques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Bloomsbury， 2013，p.28.
10 [美]麦芒：《吉狄马加 ：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他者》，《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11 周启星：《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离散理论的演进、转向及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13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汪安民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14 罗振亚：《方向与高度——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
15 莫色木加：《从混沌到清晰：彝族创世史诗〈天地祖先歌〉的共通体思想》，《民族学刊》2022年第10期。
16 Jean-Luc Nancy，Being Singular Plural，trans. RobertD.Richardson and Anne E. O’Byrne，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0，pp.2-3.
17 唐晓渡：《身份认知和吉狄马加的诗》，《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
20 J. Hillis Miller，Communities in Fiction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5，p.16.
21 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22 王琦 、许海洋、 李杰：《从“共在”到 共 / 与——
让-吕克·南希对海德格尔共在思想的批判性解读》，《美学与艺术评论》2021年第2辑。
24 汪树东：《传统生态智慧与当代中国诗歌——以于坚、华海和吉狄马加为例》，《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
26 [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人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28 王昉：《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传递信仰——论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30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1 杨建刚：《发生学与结构主义的接合——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2 杨清发：《站在世界时间上的吉狄马加——评吉狄马加的诗集〈时间〉》，《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33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演讲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34 王菊：《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学刊》2022年第10期。
35 吉狄马加、刘兰慧：《吉狄马加：血液中流淌着诗歌的因子》，《大众日报》2024年1月14日。
37 吉狄马加、[美]西蒙·欧迪斯：《吉狄马加与西蒙欧迪斯对话》，《与群山一起聆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
38 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39 李长中：《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40 吉狄马加、王雪瑛：《个体的呼唤、民族的声音与人类的意义——关于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作者单位：达则果果 云南大学文学院 纳张元 大理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