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鱼的孩子
西日嘎草原夏季的午后，天空中飞过一群鸟。它们缓缓扇动着翅膀，向村西飞去。村里的孩子们结伴追逐着鸟群奔跑，来到一条河边。这年雨水多，草原上的河流特别清澈，鸟群就落在河滩上。我们跑过去，鸟儿们扑棱棱飞起来，落到另一边。河滩平展展的，没有树木，也没有遮光的地方。我们看着清亮亮的河水，都想跳下去凉快凉快。但是这条河有好几处拐弯，水流湍急，河床两边的石头异常锋利，像是刚刚被水冲开似的。我们谁也不敢贸然下去，只挽起裤脚，在河边来回蹚水。
这时，一个个子高出我一头的男孩走过来，脸瘦瘦的，大眼睛，卷头发。他脱掉上衣，直接扎进水中。他就像半个身子漂在水上的鱼一样，随着急流被冲走，速度很快，我们沿着河岸跟着跑，看得心惊胆战。滑行到水流平缓的地方时，他一头潜进水底，老半天才露头，手臂高高举起，原来他抓着了一条玉米棒子大小的鱼。鱼儿在他手里扭动着，在我们的惊叹和欢呼声中，他把鱼放回水里，然后一个猛子游到岸边，从水中走出来，用手甩了一下脸上的水，走过去把衣服搭在肩上走了。我们都很疑惑，相互问，这个人是谁呀？可我们谁也不认识。
这年秋季，我从村北边小学转到村西中心小学读四年级。过了一个多星期，班主任老师领来一个新同学。我一眼认出，这不就是前几天在水里抓鱼的那个少年吗？老师告诉我们，他叫布仁夫。他被安排坐在了教室的最后排。
下课时我听同学们窃窃私语，说他家从别的村子刚过来，他已经留两次级了，比我们大好几岁，语文和数学单科从来没有考过二十分。他们边说边笑出了声。我悄悄回头观察他，他目光有些呆滞，也不说话，跟我那天看到的他很不一样。上课间操时，他站在最后一排，跟我们这群小孩子相比，就像一匹骆驼站在羊群里一样，他弓着腰弯着背，似乎是想把自己融进队伍。他不想惹人注意，可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同学们不时回头看他，他的头垂得更低了，眼睛盯着脚下的地面。
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叫几个同学上黑板前做题，其中就有布仁夫。布仁夫拿着粉笔，站到讲台上，头抵着黑板，一动不动。几个同学很快做完回座位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老师在一旁出声提醒他做题步骤，他手指动了动，还是什么也没写出来。老师无奈，让他回去时，我们发现，他刚才用头抵过的地方，湿了一片。
一天傍晚，我在商店买东西时遇到了布仁夫。商店老板把一个日记本、一瓶白酒和一小袋花生米推到柜台上，用食指敲着他的额头，说：“都多大了还算不明白？回去把那些书本直接装进脑子里吧，不然下次来还得算半天。”布仁夫走出商店时脸涨得通红，脚步飞快，没有看我。
十月末，西日嘎草原气温骤降，寒冬即将来临，不少同学冻感冒了。同学们都换上了棉服和棉鞋，布仁夫只在秋衣上套了一件亚麻布单衣，脚上还穿着夏季的黄胶鞋。班主任老师送给他一件棉马甲，他穿了一冬也没脱。教室中央的空地上支起一个铁炉，但拉煤的车子还没到来，教室冷得像冰窖。老师上一会儿课，就让我们站起来跺脚，搓手，甩动胳膊。
几天后，拉煤的车子来了。教室的平房后面堆成了一座煤山。每天早晨，两个值日生用竹筐往教室里抬煤块。后来布仁夫自己揽下了这个活儿。他拎着满满一筐煤，很有节奏地左右甩着胳膊往前走，又稳又快。因为这件事，我们对他多了几分亲近。
布仁夫很会生炉子。他把炉膛里的灰掏干净，在炉箅子上松散地放上干草，再压几根细木条。他从底下点燃干草，不一会儿，木条开始“噼啪”作响，他用炉钩子把炉盘勾起来，迅速往里面倒几块土豆大小的煤块。铁炉就这样顺畅地烧起来了。同样的流程和操作，其他同学却做不出这种效果。轮到半会不会的值日生，总弄得满教室跑烟。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女生，也不会生炉子。布仁夫又自告奋勇地揽下了这个活儿。他每天天不亮第一个来到教室里生炉子，等我们到校时，炉子已经烧得红彤彤的了。老师对着烧得正旺的火苗，高兴地说：“刚开始烧得好，一整天就能烧得好。”
教室暖和起来，我们上课的劲头也足了。唯有布仁夫，埋头看着课本，看起来特别认真，特别用功，却仍然连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一堂自习课上，我坐到他身边，给他讲题，他咬着嘴唇，脑袋耷拉着快要碰到桌面上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轮到我值日。我早早地来到教室打水、拎煤，等待布仁夫来生炉子，但同学都来了，还不见他的人影。我被烟呛得直咳嗽，总算勉强把炉子生起来了，但烧得温吞吞的，温度一时上不来。老师难过地说：“布仁夫同学以后不来上课了。”我望着角落里的空位，心里很不是滋味。
布仁夫的家在村北的山脚下。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跑去找布仁夫，他穿着他阿爸的羊皮袄，拎着水桶往槽子里倒水饮牛。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来上学了？他红了眼眶，没有说话。我们进屋，看到他额吉在炕上躺着，头上包着头巾，脸色蜡黄，不停地咳嗽喘气。布仁夫扶起他额吉，喂了一口水。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站了一会儿，默默地走了。那年冬天，我常常望着教室里的铁炉发呆，同学们也都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
我再次见到他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季了。我在山脚的土路上，跟着哥哥学骑自行车。布仁夫跟他阿爸一人骑着一匹黑马，赶着二十几头牛，往西北边的大草地方向走。他又长高了，穿着宽松的衣服，像个大人。他看了我一眼，脸上掠过复杂的表情。他举起手臂，向我挥了挥手里的软鞭，什么也没说。他的阿爸眯着眼睛，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到了夏季，我和几个伙伴经常爬到村前的毕勒古泰山上玩耍，我总能远远地看见布仁夫骑马牧牛的身影。在我心里，他完全是个大人了，事实上，他只有十三岁。
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家搬到了巴镇。高二那年暑假，我回西日嘎村的亲戚家找表哥玩。这天中午，我午睡的时候，被一阵有节奏的“嚓嚓”声吵醒。我走出房子，看到了布仁夫。他穿着黑色半袖、迷彩裤，站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搅拌水泥，邻居家正在盖房子。大太阳底下，布仁夫的手臂和脸晒得黧黑，满头大汗。他把铁锹立在胸前，冲着我说：“放假了吧？”我点了点头，回屋取了一瓶水，递给他。
热气仿佛闷住了一般，走两步就出汗。布仁夫拎着满满两铁皮桶的水泥浆，一晃胳膊，就把桶放到了脚手架上。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一边砌墙一边说：“还得是咱布仁夫，天生神力啊！”布仁夫挠几下过耳的卷发，继续搅拌水泥。太阳下，他的两扇肩胛骨随着铁锹上下起伏，像一对微微张开的翅膀。
表哥告诉我，布仁夫的额吉前年去世了，他跟着一个瓦匠师傅当小工，他力气大，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别人干一天活给一百块钱，却只给他八十块，有时候给五十块，他也不说啥。我说：“这不是欺负人吗？”表哥说：“布仁夫不把力气当成钱，他总说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干点活儿没啥。”表哥轻描淡写地说着，我拿着矿泉水瓶，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水却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这天傍晚，布仁夫干完活儿回去的时候，邻居家的几个雇工看着布仁夫离去的方向笑。络腮胡子说：“这傻子拿半个人的钱干两个人的活儿，就这脑子将来可咋娶媳妇啊？”旁边的雇工用铁锹拍一下络腮胡子的屁股，说：“你还是给你媳妇多挣点钱吧，省得跟人跑了。”他们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布仁夫。一晃十年过去了，我考研失利，摆过地摊，卖过保险，后来进了一家企业，每天对着电脑写材料。夏季的一天，临近中午，一团团热浪从敞开的窗户外面翻涌进来。我的眼睛酸涩发胀。我闭上眼睛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听到了几声沉闷的敲门声。声音很弱，带着犹豫。我走过去，打开半开着的门，一个瘦瘦的高个男人站在我面前。他穿着一件旧半袖，前襟上布满了点点泥污。他弓着背，黑黑的脸上有很多褶皱。我一时没看出他是谁，直到他用粗哑的声音说：“老同学，我是布仁夫。”我心里“咯噔”一下，是惊讶，也是疑惑。我把他请进办公室，让他坐在沙发上，他不坐；给他倒了一杯水，他也不喝。他站在我办公桌旁，眼含泪水，身体微微颤抖，磕磕巴巴地说：“老同学啊，你……你救救你的侄子呀！”
在布仁夫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得知，他去年结婚，妻子最近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现在正躺在玻璃罩子里，情况很危险，急需一笔治疗费用，布仁夫正到处借钱。他借了很多人，最后绕了一大圈又找到我。我摸遍口袋，只翻出二百块钱。我让他等我一下，我去隔壁办公室，向同事借了两千块钱。当我把钱交到他手里时，他紧紧抓着我的手哭了。他说：“我一定会还给你，一定会还给你……”
一直到了冬季，布仁夫没再找过我。我经常加班加点工作，休息时，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干。我不知道布仁夫有没有凑够给孩子治病的钱。
临近过年的一天，特别寒冷，我出去送一份材料，回来时怎么也打不上出租车了。尽管我穿着过膝的羽绒服，仍然冷得直打颤。凛冽的北风吹过来，我像风筝一样摇摆着往家走。当我路过一个巷子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布仁夫，他戴着一顶护耳防寒帽，穿着一件旧棉袄，使劲向我摆手。他从脚下拿起一块木牌，向我跑来。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力工”两个大字。
布仁夫脸冻得通红，上来就说：“老同学，借你的钱，再等等，我尽快还。”我说：“不急不急，孩子咋样了？”他说：“手术很成功，孩子总算保住啦。”我们还没聊上几句，有个人从路对面大声喊：“喂，有个掏旱厕的活儿，谁干啊？半天就能完活儿，五十块钱。”布仁夫赶紧回头，伸手喊：“我来我来，我能干！”他歉意地向我点点头，转身边跑边喊：“来了来了！”然后骑上电动三轮车就走了。我听到旁边有个人说：“真是大傻子，这破活儿不给一百都不能干。”
过年期间，几个小学同学张罗聚会，布仁夫没有来。一个同学说，这几天布仁夫在大坝边给人装煤卸煤呢，每天都是从早干到晚，正月份工钱高。过完年，我刚上班没几天，布仁夫来找我，把一袋风干肉放到我办公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千二百块钱。他拍着我的胳膊说：“对不起，老同学，拖了这么久才还给你。”我拿出五百块钱塞给他，说：“这是过年给侄子的。”他连连拒绝，把钱放在桌子上，慌忙转身就走了。
此后我到通辽市工作生活，再次见到布仁夫，已是又一个十年后的冬天。那天我到巴镇看望亲戚，下午跟几个小学同学吃饭聊天。我问起了布仁夫。他们说布仁夫干力工攒了点钱，买了一间车库，改造成住人的房子，现在他身体不如以前了，改行开出租车了。晚上，我从商店买了点水果和牛奶，去找布仁夫。
车库改装的房前停着一辆出租车，透过玻璃窗，我看到布仁夫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布仁夫看到外面有人，开门看了我一会儿，“哎呀”一声，说：“这不是老同学吗，快进来！”
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靠东墙做了榻榻米，上面有柜子，对面是灶台、冰箱和电视。布仁夫的妻子很胖，脸上一直堆着笑，动作慢悠悠的。布仁夫的儿子吃完饭就坐在榻榻米前的塑料凳上写作业，时不时地伸出小手算数学题。布仁夫摸着儿子的头，笑着说：“我儿子学习成绩可好了，不像我。”
布仁夫的妻子重新炒了两盘菜，我们围着炕桌坐下。布仁夫比以前胖了点，脸上的褶子也浅了。他自己不喝酒，却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喝点。他总是躬着背，揉搓自己的胸口。他的妻子说：“我家布仁夫呀，这些年啥苦活累活都干，把心脏窝坏了。”布仁夫憨笑着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他指着对面的楼房告诉我，再过两年，他就能在这个小区里买个像样的房子了，这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快要实现了。
我喝了好几杯白酒。回家的路上，路过大坝，在黑漆漆的夜里，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我眼前浮现出布仁夫小时候扎进水里，把一条鱼高高举起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