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著有《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世间的名字》《尽头》《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求剑：年纪·阅读·书写》等。

字词的起源并没那么重要，太盯住起源如炫耀的行径有时蛮烦人的，而且往往因此忽视了字词在漫长时间大河中的遭遇、使用和流变，这才是真正装填字词丰硕内容的过程。少小离家老大回，讲究起源一不小心就把字词给说幼稚了、说贫瘠了。

薪尽火传，这出于《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为着方便，后世人们用四个字来记它。

不因人举言、废言是人很好的德行，前者刚强不屈，后者温柔、众生平等：但因人举言这一项却屡屡是阅读者的机敏。有些看似平凡的话语，只是因为年湮岁久人们一直说它用它让它变得平凡，尤其，当阅读者察觉这出自庄子之口（或那个、那些个我们说是庄子的智者、散文大师），我们遂意识到这非比寻常，我们沉静下来愿意多想一下，磨剑般重新磨利它如新发于硎。

“硎”是磨刀石，新发于硎四字同样源于《庄子·养生主》，那个技艺精湛无匹的解牛故事，那把用了十九年依然光寒照人的刀。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远较容易的鲔鱼分解，叫卖的促销大戏。

我们阅读者谄媚庄子干什么？因人举言，在阅读这个干净得太多的世界里，这一话语的确被高举起来了，举到哪里？举到那位巨人肩上，我们因而看得更远，不是平日所看得到的眼前景观。

博尔赫斯晚年的《图文集》，旅行记，玛丽亚·儿玉摄影，他书写文字如系辞。在撒哈拉沙漠时，博尔赫斯这么说：“我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处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松手，让它撒落稍远处。我低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微不足道的事，并不巧妙的话语，但装填着博尔赫斯这样的人的一生经验，他还说得如此郑重，不想我们错过它。

所有的文字皆是符号，遂也皆只是隐喻，因此，文字并没固定“大小”，大叩大鸣小叩小鸣，它毋宁说更像容器，或我们干脆说它是福袋比较刺激，可放进种种对我们而言价值千差万别的东西。

薪尽火传，当然也是隐喻。“薪”，柴火也，或直说是麦秆子，不可或缺但倒也不是什么稀罕难得之物。庄子以人身为薪，意思是，更要紧的是火，要保护、要延续的是火，而不是人身──这段感想，放在《养生主》最后，相当重要的位置，是这番思索下来最终留于心里头的事。

确实不太一样，如今我们比较想延续的是人身、是柴薪吧，火传不传再说了。

1977年，美国持续的热议题目是黑白种族融合，这算是他们较有出息的时日。当时拍出一部掀动全美的迷你剧集，Roots（《根》，或译为《寻根》）。这原是小说，作者亚历克斯·哈利，以一个黑人家庭回溯，重走一趟非洲故土横渡大洋的此一残酷旅程。我最记得的是主人公出生时的仪式，父亲双手捧着他面向旭日面向苍云如献祭：“昆塔·肯特，看那唯一比你大的东西──”我不确知这真是当时的仪式祷词，抑或作家想出来的，因为感觉有点装，自大了些许。

人生出自我意识，从生物世界逐渐分离出来，合理地来猜想，这样始生的自我意识，应该畏怯的、孤单的成分居多，人自大不起来，肉眼可见，比他大的东西多了，一座山、一条河、一头兽，岂止是星空宇宙？人自大是很后来的事，随着人类世界的成功建构，不断获取种种非生物性的力量，人逐渐飘了，修改了记忆（或说，创造了记忆），甚至把自己的始祖形塑成天地万物的统治者、拥有者，天下第二，仅小于神，如《圣经·创世记》中的亚当。如今好一些了，我们开始一样一样反省，只是还稍慢了点，好像还是有点舍不得。

火又是什么？这里，我想先松松地说是“那些在人心与人心之间炽热传送的东西”。庄子以火为喻，喜欢仔细品味隐喻的博尔赫斯一定也会很喜欢这个，火之为物，火的形态，火与人的种种联系（包括其危险和难以接近），确实生动。火的发见暨其使用，是演化大事；而接下来的生活大事则是如何让它不熄灭，让它长驻人间，甚至让它可携带（在人发明打火机前的漫长历史里，地球各地人们各有精巧的工具和技术，如中国的火折子，不熄的微火）。如果我们还想起来，古希腊人相信火原是天上之物，普罗米修斯这位泰坦巨人以永生不赦的受苦代价盗取了它，人怎么可以不保护它延烧它呢？

火是演化大事，让人可以熟食云云也许更重要，但我想说的是，人用它照彻了夜的幽黯，人从此既昼行复夜行如猫头鹰，有了更为完整的世界模样，更为完整的时间模样。夜之辉煌，夜之飞翔，人的生命获取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深度。

很明显，这下人不只更小了，还进一步成为了可割可弃的柴薪，“看那唯一比你大的东西”更不是确切的说法了，而是，“看看那些远比你重要的东西”。它不在空间里，而是转入时间中；无法诉诸视觉，让人能伸手指头去指，而是生于思维，且带着判断和选择，得想办法把它说出来，让它进入到另一人心之中延烧，否则就失败了、消失了。这于是成为一个工作，一项任务，人必须参与才成立，而且是以如此谦卑的方式参与。

人深刻知道生命太短，但并未丧失勇气，因此这也“处理”了死亡，以非神话非宗教、日复一日工作不歇的动人方式面对死亡，突破了可惧的死亡，探入了此一无可逾越的边境之外的那个世界，本来不可能有一丝一毫“我”存在的世界。人可以开始一样一样去想那些原本生命限制的不允许的事，而不必取消自己某些珍稀的想法。

普希金如言志如洞悉的这句诗：“我不会一整个死去。”

多年前，我写《阅读的故事》时曾这么略嫌轻佻地讲过──人会死去这件事如此自然谁也没办法，却又如此荒唐难解。太多又聪慧又认真的人，我们会万分惋惜，他怎么可以就这样死了？连同他全部的认识，连同那样的思维成果。也许最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洞察及其解释，我们需要如此清澈的目光和持续建言。但那时候我要讲的是书籍，当人类成功地有了书籍，己能让这些人吐丝般一本书一本书写下来，我们就可以放心让他们去死了。

当然，书籍乃至于文字的发明仍是稍后的事，就跟打火机的发明一样，这里有一段时间差。所以理性如孔子诉诸梦境，招魂也似的想让他的导师周公还在，继续说着判断和谏言，这是孔子最神秘的、不得不如此诉诸神秘的思维部分；乃至于人深入冥府，如奥德赛去见了先知提瑞西阿斯，如但丁和维吉尔（已就是鬼魂了，地陪）的地狱篇章。

而书籍，它的前身其实就是人的身体（或说，书籍是人身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北美西南部从未发明出文字的纳瓦霍人说的，“我们记得所有人的所有事情”。

因此，也就无怪乎会生出“薪尽火传”这个想法了──当然，我晓得这原是庄子一个人的想法，我指的是其合理性和其必要性，即便庄子不说出它，人们仍会如此行。正正是因为（还）没有书籍这方便的东西，这里便清清楚楚出现了一个缺口，人意识到所有了不起的记忆和想象随人身俱灭，人得而复失，但人两手空空，有那种只能用自己身体去堵、去衔接之感。更确切地说，博尔赫斯唯恐我们忽略般地再三提醒，早先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是大演说者，博尔赫斯想指出来的是，他们已有文字和书籍，但他们并不信任文字和书籍。或许也是因为彼时文字书写仍疏阔、仍昂贵，文字只纲要地记叙，会漏掉太多东西。今天我们已可确认了，成熟而且便宜的文字书写远比语言（口语）稠密精细了，但较之人的思维及其体认感受，文字仍是断开的，还只能够是符号，永远无法直接、绵密、连续。所以，其实已经有文字和初级形态的书籍可利用了，但比方毕达哥拉斯就不用文字，苏格拉底只四下找人说话辩论，柏拉图尤其把话说得难听，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讲，文字和书籍是“死物”，相当于人身和肖像的差别，栩栩如生却没有生之气息，你问它什么从不能回答云云。耶稣也是用语言教导（其实不只是语言，而是整个身体），一生只在沙地上写过几个没人看到的文字。我们也想到孔子这个幅度、弧度之大无人可及的大传送者大教学者，他说自己“述而不作”，很接近柴薪化自己，没人像他这般珍视这些随死亡俱灭的美好东西，是吧？我们精确点辨认，《春秋》应该动了笔，如此戒慎恐惧，已怀疑达到僭越程度的国史修改作业（“后世罪我其春秋乎？”），应该是一桩精密到需要孤独的工作，语言的来回摇晃会吹熄那点微火。《易经》系辞究竟是写的还是讲的很不好说准，其他的则全数不是文字，孔子只当自己是亘古薪尽火传下来负责延烧自文武、周公到弟子这一段的一块柴薪。

但他把火烧到最旺了不是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文字如此华美但从不完美，我们这些静默阅读文字的人时时知道是这样，也时时感觉轻微的困扰。我们深知这不真的等同于我们视之为楷模的那个人，我们仍然相信，有学校、有书、有书店和大图书馆，如今还有互联网云云，然而师徒制仍是最好的，如此叠瓦形态的、曾经同时燃烧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也是日后最让人怀念如不可得的学习方式。

我如此怀念我已离开的老师朱西宁。

承接得如此杳远，装载着这么多，经历了这一场，人的时间意识必定变了，我相信，人再回到空间里连视觉图像也不一样了。人或许仍会（更会）慨叹生如春花生如朝露，上天给了我们太短的生命时间了；但同时，人也生出了诸如沧海桑田之类的反向感慨，一方岩石，一座山，一个王国，乃至于坚实的大地（要不要再包括日月星辰呢？），原来也有各自的流逝，各有其时间尽头，其暂时性和脆弱性让它们一一精致起来，也物伤其类地亲切起来──这似乎颇荒唐，存活六七十年的人去关怀、去忧心千年万年存在的东西。除了自伤自怜的隐喻，我相信，也是因为人有了更长的时间尺度，有了以为可以更耐时间冲刷的奇妙东西藏身。由此，人甚至生成了“不朽”这个奇异的念头（若时间有知，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它的嘲笑声音）；更夸张的是，不朽这个念头居然如此遍在，地球各地文明，好像人承传得够久够认真，参参差差地，都会想出这个长远到时间尽头之外、时间对它无可奈何的东西。

秀异的已故生物学者古尔德惋惜另一种演化论不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多好──这是法国人拉马克提出来的，他早于达尔文，说演化论这把火是他点燃的或许并不过分。古尔德指的是，拉马克以为人后天学得的东西可进入遗传，人并不从头、从零开始，这多好（人或多或少地，总会把自己的希望藏进理论里，科学工作者也不例外）。但古尔德机敏地看出来，说人类世界的独特演化方式却是偏拉马克式的，人通过非生物性的方式和配备，如火延烧，不再以百万年、亿年为时间单位，而是一世纪，一个decade（十年），如今几乎是每天了不是吗？睡醒来都是个全新的一天，人都晕车了。无怪很多人（包括大陆作家木心）误以为生物性演化已中止，其实生物演化怎么会中止呢？它只是被人类世界的独特演化覆盖住了，更难察觉了而已。

不朽这个“比永恒还多一天”的东西（比无限更多？我们只好把其化为某种机智的流光），我们应该马上可注意到，人们并不用它来说山河星辰这些自然物，也倒不至于真使用于人身。不朽意有所指，如中国人已烂熟的说立德、立言、立功，都说的是人成就的、纯属人类世界的某物。接下来，跟不朽几乎一样遍在的便是把人的灵魂和身体分开来（意即，这只属于人的某物归于灵魂而非身体），其最通俗的版本就是轮回，不诉诸众人协力，人只用一世又一世的自己的身体，以一己之力来无限传送。一种个人版的，有点想得太美的薪尽火传。

毕达哥拉斯，或计毕达哥拉斯这一学派或教团，便是轮回的主张者；所谓的“永劫回归”（一种无休无止的回返遂成循环），托尼采之福，如今已成一般性的装X用词了，某个文青咒语。

不朽，比方我们用来指称立德和立功，其形态偏向于纪念碑，但我自己信任的或说在意的，是立言式的这种河水奔流形态，时间大河，活的。纪念碑的耸立样子颇寂寞，总让我不禁想成如古埃及的金字塔成就的是那座狮身人面像，孤独地站大沙漠之中，周遭目光所及一无人烟，只招来观光客，人和它的关系不绝如缕只剩这样、剩最后这一面向（我在猜，它被拍了多少照片，几乎不再看只如存证），斯芬克斯也不再对人说出它的致命谜题，其答案恰恰好就是“人”──只因为，不朽终归不会是真的，其实也不重要（如威廉·詹姆斯说的，对他而言，不朽只是个“小问题”），如若人不再加进去，纪念碑就是一方岩石，它回归为雕塑之前的自然物，跟其他岩石不会有什么太两样的时间命运，风化，剥蚀，瓦解，撒哈拉沙漠都比它亘久是吧？我们所知比它更古远，也必定存在更久的东西不计其数，如某颗除了编号什么也没有的远方星球，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以为，说得最好、也只能说到这里的是“挣扎向永恒”（博尔赫斯，仍是他），在时间里，这不仅仅只是单调地流失，它屡屡被交到某个更聪明或更认真的人之手，它也可能会多出来，甚至在某个历史时刻如花绽放，像百丈禅师说的：“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也就是说，在走到尽头终归消逝之前，它远远长过一代一代的人寿，人活于其中，可托为终生之志，拔高自己，成为人在流变世界里一个坚实可信的“位置”。所以薪尽火传，绝大多数时候并非那种授命性的偏悲壮的任务，而是如蒙田说的，是人对后世之人的善意，人总想把自己此生最珍贵的东西设法交到某个恰当的人手中，连同藏孕其中的幸福，希望他能如自己这样幸福。我曾亲身经历此情此景，如梦相似：我的老师朱西宁一生召唤人进入小说进入文学，每见到任一个状似能写的年轻人便主动联系，牺牲不知多少自己的书写时间和心力为他们看稿改稿（但通常只改动几个标点符号和错字），再想办法推销到报社、杂志社安排发表，最终便是出版社出书。没错，从摇篮到坟墓。我也是其中一名，始于高中时刻十七岁时，只是我于小说是一块湿柴，点不了火，终究只成为一个爱读小说的人而已。

小说，并不缺我一个。

Magister dixit（大师说过）。所以我读到博尔赫斯这么描述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会异样地激动。多年来，能够让我这么激动的事物已并不多了──“毕达哥拉斯是不愿写作的，他希望在他死后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们的头脑里。……这并不等于说弟子们因大师说过而受到束缚；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们有自由在大师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思考。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他开创了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理论，但我们知道他的门徒都信奉这个理论。毕达哥拉斯的躯体死亡了，而弟子们，由于某种轮回的缘故（这是毕达哥拉斯所喜爱的），仍在他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思考再思考；每当别人指责他们说了新话时，他们便抬出这句话来辩解：Magister dixit（大师说过）。”

即便大师生前并没遭逢此情此景，没真的讲出这句话，但大师一定是这么想的，一定会这么说；大师薪尽火传，却竟然像仍活着，或我们说这就是不朽了。所以，不仅仅是已有的答案了，还包括未有的答案，该有的答案，呼之欲出的答案，藏在大师一样薪尽火传的思考方式、思考路径里，能继续思考，这如何担不起“不朽”这一词呢？“老师说过”，我自己这么做已很多年了，四十岁时，五十岁时，已可以领老人证时，某个困境，某个乱糟糟一团的问题，某种并不容易的判断和选择，或仅仅只是如定期整理和自省，我总不由自主地想，于此，老师会怎么想这么做？也会忽然想起来，原来他当时讲过的某句话、写成的某个短篇，原来是想着这个……我也以我如此珍贵的经历去猜想、去装填孔子和周公的联系，时间距离更远如回声，却居然如此亲切如私密地关联（能一再入梦几乎终其一生这不亲密吗？我们能一直梦见如魂萦的人有几个呢？），我相信我必定是对的。

格雷厄姆·格林说过，赫尔岑说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凯因斯说过……

仔细想，薪尽火传的这个“火”竟惊人地准确，我认为这一准确并非偶然。火不固定，火是光和热，火可大可小，甚至会瞬间熄掉令人一无所有。所以并非只是寥寥答案，答案毋宁说只是信物，是可靠的再思索的支点，是新的开端云云。继承于是呈现出某种紧张感，也持续对继承者有要求，人要用一生而非一刻。不是到场签字就归你所有，拥有号称1800枚印章的乾隆帝（应该就是人类历史第一）究竟成功继承了其中哪一样？书法之火不在他身上，绘画之火不在他身上，铸造之火不在他身上，甚至雕刻之火包括刻印章都不在他身上；他真正承继的是大清，总的来说是相当成功的一块帝王柴薪。有句还算广为人知的拉丁格言：“书写存留，话语飞走。”很有趣，彼时人们的体认及选择可能和我们相反，正如彼时人们对书籍的轻蔑。我们对书写的信任是因为书写固着，而他们对书写的怀疑也是因为书写固着。太固着的单一答案有排斥性，往往会消灭那些将成形、可成形、未成形的东西，挂一漏万，而这才是生意盎然的部分。世界流变不居如不断移动的飞鸟，昨是今非，所以书写的存留是笨拙的、追不上的，不像语言是轻盈的、可一起飞的，秋水共长天一色。人得用整个身体来承接它，而不是置身事外。

薪尽火传，这四字此番真正打动我的，是它的时间意识──不是单纯地拉长，而是以一种极平实、极合理、丝毫不乞援于任一种神秘思维的方式，帮我们突破了死亡。

如今，除魅殆尽，历史绕了一大圈，人的时间意识好似回到了最从前，始于生，终于死，很容易引发某种幽闭恐惧，人容易陷于忧郁。

来说梁文道告诉我的一个美丽故事，我以为非常美丽。

故事中人是日本朝日烧的当代家主，我唯一见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理想国出版社办宝珀小说奖的宣告活动。这一看就晓得是埋首在某个独特世界的人，不是怪癖那一种，而是和善到天真那一种——人已中年，心智却年轻，或许也是因为他烧陶的世界多是美好的东西，遂误以为世人也都如此美好。梁文道引见，我说我其实挺熟的，我指的不是人而是朝日烧家址所在，真的，我少说也走过十回，那是在宇治，日本抹茶圣地。抹茶般翠绿的宇治川水流是我所见过水量最丰沛的河，它的源头是已消逝成沼泽形态的古巨椋湖，河上架着古朱色的桥，意外地和水色极搭（自然的颜色相处起来毫无忌讳毫不别扭，包括红配绿、红配紫，京都五六月雨季，紫阳花开多好看）。河两岸是整理得非常好的“散策之道”，沿途雕像、诗行、标示一直提醒我们，这里就是《宇治十帖》，意即《源氏物语》后十回的收场地点。有趣的是，书中主人公薰君并没在此得着平静，而是被河水的汹汹声音吵得心神不宁。

走过宇治神社，来到著名的琴阪（即坡上曹洞宗总本山兴盛寺的参道，这是一座朴素、看来真是由寺中和尚自建、松垮简陋到令人心生敬意的寺庙），山边一条坡道便通往朝日烧家。我对陶的兴趣远高于瓷，每回路过总不自主多看两眼。家主听我这么说，情热地回应：“唐诺先生怎么不进来喝杯茶呢？”我知道他是诚挚的，但当时如真这么闯入，怕是会被乱棒打出吧。

日后，梁文道携摄影队伍去宇治记录他们制陶。那天，家主带他们上山，挖出来熟成的黏土打算烧一炉好陶。家主讲，这是他两百年前的先人埋下给子孙用的。他虔敬地取出，在原地同样埋入黏土，给两百年后的后人。

我很羡慕他所在的这样一个世界，跨过了死亡，却如此可信，如此理性，甚至秩序井然。

2022世界杯足球赛，日本不运落入死亡之组，却惊动世界地以两次2：1击破德意志和西班牙。不少人看过那个视频，是亚洲区预赛对战澳大利亚前夕的休息室谈话，队长老将吉田麻也应该是最后一届了，他只告诉年轻战友：“我上小学时日本首次打入世界杯，2002年看了世界杯（比赛），生出来自己想代表日本打世界杯的想法。我们也一定要给孩子们这样的梦想，这是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好好把前辈递交给我们的东西传下去吧。”

陶匠，和足球中后卫。

这样，也就驱散了不朽这一思维的道德麻烦了──塔西陀讲：“伟大的灵魂并不与肉体同亡。”歌德也同样，他相信某个特定的人不朽（比方他的好友维兰德），但不相信人人都不朽；也就是说，不朽被说成是某些伟大人物的特权，不及于我们这些也有死亡焦虑的普通人。中国古来也像是这样，我们敬拜某些死去的人物为神，让他不朽，甚至可以罔顾事实，比方关公这位超级大神，很明显出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非陈寿的《三国志》。

这种不朽，原本只用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是我们对某些伟大人物的怀念和景仰。只是来到今天这绝对平等的时代、谁怕谁的时代，已变得不合用了。但薪尽火传，人就只是柴薪，是必定会烧为灰烬烧为尘土的，若有不朽，就是那些炽热在人心和人心之间流动的东西，就是记忆。是以，人要参与不朽，是自主选择的，如一代奇人斯维登堡的奇异宗教思维，他以为人应该可以自主地选择进天堂或地狱。这个如此令人难以理解、难以相信但仿若有光的主张，薪尽火传，马上变得这样简单可行，人不必去做多余的事，不改换而且事实只是更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工作，更慎重地保护自己记忆（如此，我们也就回应了朱天心《古都》的悲伤询问，“难道你的记忆全都不算数？”），几乎人人能够了。

这也必定会让人变得勇敢多了，人勇敢多重要啊，极有意思地竟成为帮人处理死亡的一个方式。死亡大劫、大墙，过此一步人几乎无话能说无理可诉，也许，人最深的恐惧正是这样的无边虚无，什么都不成立，“想到死亡，一切都变得很好笑”。是以，所有的宗教都奋力在死亡的边境之外建国、建造新世界，以神话以描述以悲悯的想象，太想安慰我们众生了，以至于总是说得如此华美，华美得有点不像真的。我们或许并没指望它到如此地步，至少对某些数量的人来说，这甚至是他一生抵拒的，活着的时候并不追逐这样的享受，死后如何变性成为自己并不喜欢，并不想成为的模样？所以朱天心极心动于西班牙大导演布纽尔的此一想法。布纽尔对于死亡无欲无求，若说可以有何期盼，他说他只希望每过十年能从坟墓中醒来一天，读读当天报纸，看看街上行人，知道这个世界依然运行无恙，他就心满意足回去再睡下个十年。

我一直想人类世界始终少了一个宗教，很抱歉这么说，某种让聪明人可放心、甘心相信而非年老体衰屈服于死亡威吓的宗教。韦伯讲理性停止才进得了宗教，得着全部的应允和救助，这完完全全正确，但我难免赖皮地这么想，你们不都说理性也是神所造，所赋予的吗？我们以自己如此认真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理性的确美好，是gift（礼物），为何最终这是违禁品不可携带入境否则原机遣返？我总想到但丁《神曲》放逐于地狱第一层的古哲人、智者，也想到日后更多的哲人、智者（比方老是和宗教吵嘴的不屈不挠的格林）。上帝不想点办法让他天国的平均智商、平均知识水平提高点吗？

聪明人的宗教，这一空缺极明显。民间没事，民间浸泡于自然的、泛灵的崇拜，满天神佛，从摇篮到坟墓。但过早地除魅，这也许是孔子“害”的，他太早太彻底的理性思维，让中国的读书人有着相当的不可知论成分，人得单独直面死亡──用今天大陆年轻人的笑语来说是：“水平有待降低。”

日后佛家进入中国如此顺利，尤其如此吸引读书人，应该就是此一渴求──几大宗教体系，佛家绝对是最试图讲理的，幅度深度认真程度远胜中世纪基督信仰的经院神学。

《养生主》原文，在最终说出薪尽火传的结语之前，是一个老聃之死的故事。友人秦失来吊丧（倒有点像来表演的是吧），不仅不悲伤，反而倒过来责怪弟子众人的哀恸哭号。生命一场，秦失讲，该来时，你们老师他应时而生，该去了，他顺理而去，就只是这样。秦失补了最后一句，死亡，“古者谓是帝之悬解”，白话大致是，自古，人们说死亡是上天为人解除了倒悬的痛苦。

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讲的：“当活着和死去完全一样时，人就自由了。”──只是秦失说得更轻快更不大惊小怪，仿佛此事平常，不是这样才奇怪。

除了勇敢，还有自由。

自由，直接来自于时间的拉长，如布纽尔试图看见的，这个加长的、远远长出自己的生命。自己身体的时间及其世界是可信可见的，或直说是有效的。所谓有效，确确实实会回头改变人活着时候的生命内容、工作内容。已八十多岁的大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说他不会再进行任何大型的研究计划了，因为时间不够了，这言之成理也现实，老人的生命时间算法，是逆向流来的，不是由出生算起活了几岁，而是由死亡扑面而来——我还有几年？但岂知，他一路活下去成了个人瑞，足足101岁。我们这里笑着来问，如果访谈当时他知道自己还有足足二十年时光，他想法会改变吗？又，如果他的时间甚至不止二十年，而是更加长，他又会怎么安排怎么计划？昆德拉（也是进入老年时刻）曾如生闷气地指出来，人是“锁死”在自己七八十年长度的生命里。这其实是极锐利极漂亮的一番论述，昆德拉要我们别做白日梦，老实点取消那些幻想幻觉，包括那种所谓原可实现的另一种生命可能、另一个自己云云。只因为我们的生命样式，甚至人之为人的定义，正是由此一时间长度所决定。昆德拉否认地要我们设想，如果某个家伙奋力活到加一倍的一百六十岁，一样一样检查，那他的生命样式乃至于生命感受将完完全全不同，像是昆德拉自己最有感的，出国廿年卅年将不再如生命定谳，因为不再占有几乎全部的生命精华时光，而只是八分之一左右，毋宁说只是人生命中的一处迂回，一段有趣经历，种种悲苦、荒谬乃至于壮丽凄绝的感受将全消失，恋爱、性爱也无一不如此。活一百六十岁，昆德拉断言，那将是有别于我们人类的另外一种生物。

所以如果，如果时间完全装得下了，死亡截不断，所有的事都能继续做、所有的想象都不用取消、所有的希望都可以存留，这不就是自由吗？──尽管，有点诡计倾向地，延长的并非个体人寿，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这让我们跟一系列的先人和一系列的后人如做同一种梦般地紧密联系着。这样可能更好也说不定，人心里有温度，不孤单不害怕。

庄子也做过类似昆德拉的比对，他称之为大年小年。说楚国南方有大龟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又说上古更有一株大椿树，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另一边，则是永远不知有冬日结冰此事的夏虫，还有连晚上都活不到，活于永恒光照中的朝菌。

但我们或许会立刻反驳，已八十岁垂垂老矣的列维·斯特劳斯，就算知道自己尚有大把时间，那样年纪那种身体，他还能那样工作吗？的确如此。

我们同时也留心到，围绕着此一思维话题的，多是老年人的声音。这里面向的死亡非常真实，不是如太宰治《人间失格》里那种，而是迫切的、临头的、折磨的，伴随身体时时袭来的各处莫名疼痛，及其剥落、毁坏、腐朽，我们便知道此一自由更有其焦点，更富恩赐感，在飞翔之前，先是挣脱。

来看另一个死亡，苏格拉底，《斐多篇》（如今的华文译本出自时年八十八岁的杨绛）。那一天，苏格拉底的脚镣被取下，他坐在床上，说：“真奇怪，枷锁压在身上是一种痛苦。现在我感到轻松，因为我身上的枷锁已解除，愉快与痛苦并肩而行，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完全是事实，也自自然然就成了隐喻。由此，苏格拉底继续说，人没有了身体应该是好事，这样，灵魂就自由了，可以专注地思考云云。

有吉弘行在Ametal-k“独居艺人”的自拍短片《我这是在干什么？》里自言：“人什么都不做，肚子还是会饿，真是麻烦的生物。”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一临终谈话，除了灵魂这词或说此物，苏格拉底所说的全不神秘。我们身体的生物性构成，只有警报性的痛觉，并没有相对性的类似欢快感官，我们身体的最佳状态便是无事——不是快乐，而是无羁的自由。是以，年轻时日我们并不特别意识到身体尤其内脏的存在，以为不足惜，以至于会刻意地要自己痛苦要自己悲恸以得到深度（博尔赫斯，“年轻时我喜爱忧伤，而且通常我会得逞。”），还屡屡试过去拨弄拨弄无从有实感的死亡（爱情和死亡正是年轻作品的两大印记）；年老了，我们就知道身体处处是干扰，甚至长驻如囚室，人真的会想挣脱它，乃至于不惜一死。只是，自由和死亡得绑一起这很为难，我记得有书写者这么讲过：“这么强大的死亡渴望，居然会被这样脆弱如丝的生之意志所扯住，真是荒唐。”

果然，日后人们对苏格拉底的坦然之死赞叹不已几无杂音，质疑则集中于灵魂。没有身体，灵魂家在何处？灵魂如何继续思考？

所以，薪尽火传，在这里。

也就是说，人再把自己看小点，让灵魂成火，让灵魂更彻底不归我一人所有，事情似乎就很圆满了。而且，发现了没？压得更小的自我奇妙地变得珍贵起来，它变得“有用”。

天生我材必有用。

稍微极端点，我们说，人对待自己身体有这两种模式，一种是保养它，另一种是用它，我自己是第二种人。

我绝少去看病，除了牙齿的干扰，唯一一次像样的大病（胃出血）居然发生在北京，2013年《尽头》一书出版时，医药费拗不过（其实是没能力抵抗）由理想国出版社慷慨支付，真是（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猜我会是挨医生骂的人，我知道医生最爱骂人，已超出善意，成为SOP（标准化流程）了，所谓预防重于治疗，既颠扑不破又陈腔滥调的一则真理。没生病我找你干什么？当然，把这一身白衣的悬壶济世者只当修补工人，的确有点失敬。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保养预防愈来愈重要，其经济规模也愈来愈大，已让医疗成为当代神话了。死亡令人捉摸不定，但人设法堵住死亡的每一道可能途径。最终，这相当辛苦，也不断引发焦虑。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双鱼座人，容易自伤自怜，我们读他的小说（比方一身残破、“时间只够让他走到自己坟墓”的《迷宫中的将军》），也看到他对身体的毁坏老衰很敏感，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讲，他并不保养自己，说一旦开始，那“就跟上了一条奴隶船”一样。毕竟这符合所谓的“铁链原理”，亦即铁链的真正强度，不是所有铁链强度的总和或其平均数，而就只是最弱一环的承受力，断就断在那里。

我老师朱西宁，逝于肺癌，而他身体各处皆无恙，脑子、心血管、肝脏、肾脏乃至于膝关节踝关节软骨，每一检查数字无不干净漂亮。

死亡只选一条路。我偶尔也会想，是不是也该为死亡留一条路，它终归要来的，人不能永远不死。

这里，我尽量把话说到最简单，毫无争辩说服的企图，也讨厌造成误读。因为，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如何理解自己这一生，我以为，这最终属于自由主义者（如以赛亚·伯林）说的“自由的最后小房间”“绝对自由”的范畴，这甚至不必怎么理性。包括悲苦的小说家库斯勒（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的前共产党人英国作家），他相信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1953年他七十七岁时，和妻子辛西娅一同服药自尽，一起走。这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处理方式。如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里的政治犯雅各布，他随身携带一颗剧毒小药丸，他可以选择死亡的时机、地点和这一自主方式，仿佛以此逃脱，这让他变得无惧，甚至不再害怕遭逮捕后必然的酷刑。雅各布唯一狐疑的是他的医生朋友是否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给他的其实只是一颗维他命药丸什么的，他仿佛听到了斯克雷托医生的得意大笑声音。

我倾向于使用身体，不拿来用多可惜，在不分神的寻常照料和使用之间，达到某种模模糊糊的平衡，“堪用状态”。

薪尽火传，终究，我并没对人失望到底，我只是明智地缩小它也就更对准它而已（我把我的“读者”数量想得更少，甚至全然不想了）。我应该永远不会排除掉此一念想，也许我只是恰好活在、落入在某些思维某些价值信念的历史低谷时日而已，就像病逝于1953年的小说家林芙美子，东京并非一直断垣残壁，她多活个十年，便能看到景观完全不同的日本。如果知道这个，她写犹残破、千疮百孔的东京，会不会有什么微妙的不同呢？

我还是回头用博尔赫斯来结束，他总是能把最难说好的话说得最舒服，水波不兴，又似日影飞去──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在音乐和语言上。语言是创造出来的，语言向来是不朽的东西。我一直在使用西班牙语。有多少亡故的西班牙人活在我身上？我的意见也好，我的看法也好，都无所谓。……这种不朽没有理由是个人的，可以不必追究姓甚名谁，可以不留存在我们记忆之中。何必总是要推测我们下一辈子里别人还记不记得我们呢？……这一切都将留在我心里，虽然我不提它名字。也许最重要的倒是我们记得不很准确的东西，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下意识记住的东西。